《資本論》中國化與中國化《資本論》研究述評

《資本論》中國化與中國化《資本論》研究述評

——基于相關文獻的理論演進路線及比較視角

《社會科學動態》2017年第3期第5-17頁

    摘 要：對《資本論》研究的“研究”，不應僅僅作為“敘述”，而應同時作為“研究方法”范疇處置；它的思想來源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理論高度相應是馬克思在其中確立的工作典范。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意義的“文獻綜述”，基本做法是“史”“論”結合，并以史見論。中國化，是《資本論》研究中抽象出來的、并逐漸穩定化的一個民族工作范疇，是“以中國人的資格”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形式，是特殊方法論經濟范疇。顯然，它以“辯證法范疇”形態升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工作內涵。通過對《資本論》研究的三部代表性著作的勘察與比較（《中國經濟原論》、《鮮活的資本論》、《保衛<資本論>》述略），可以察知：中國化意蘊之經濟范疇是抽象與具體（規定）之統一，這些性質集中體現在《資本論》“體”、“學”、“用”的辯證環節中。具體而言，《中國經濟原論》開創了廣義政治經濟學架構的中國化路徑研究，《鮮活的資本論》是對此路徑的“一種修正”，《保衛<資本論>》則是“總體研究”的回歸。上述批判路徑的“綜述”，凸顯了大寫邏輯之“主觀批判”，活化了有關中國化“深層構境”之講述。

    關鍵詞：《資本論》；中國化；歷史；闡釋學；發生學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實踐創新研究”（15YJA790073）。

    作者：許光偉（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研究領域：《資本論》方法論和中國經濟學。

一、總論：《資本論》的“體”、“學”、“用”建構

    《資本論》到中國來映入人們眼簾的恐怕首先是“學”與“用”二字。我們看《保衛<資本論>》怎樣說：“時值五四運動浪潮興起之際。標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在中國的譯介和流行。其初譯者陳溥賢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報》副刊上連載至11月（初名《馬氏<資本論>釋義》）。較早的譯者還有戴季陶（1919至1920年）、胡漢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陳溥賢譯本（《馬克思經濟學說》）商務印書館，1920年出版；戴季陶、胡漢民譯本（《資本論解說》）上海民智書局，1927年出版；汪馥泉譯本（《馬克思底經濟學說》）神州國光社，1930年出版。”[1]以《資本論解說》為例，戴季陶強調：“馬克斯的資本論，不是很容易了解的書，更不是讀一兩篇小論文便隨便講馬克斯主義是如何如何。”[2]王亞南后來進而強調：“大家都普遍感到《資本論》難學，這不僅在我們中國是如此，外國也一樣。”[3]這些言論是對馬克思的評說的回應：“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這已經由對這一方法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證明。”[4]《資本論》的“學”與“用”大體上說的是“理論”、“方法”（方法論和邏輯）、“應用”三者的關系，而又把重點放在了“用”的層面，以“運用”總攬。這里面需要強調一點：體是用的前提。《資本論》之“體”是學說之體和歷史之體的合一。中國早期研究普遍側重在對“學說之體”的把握，由此產生這個前提下“學”與“用”的直接涵義：“第一，學習《資本論》需要有豐富的廣泛的經濟知識、歷史基礎知識以及文學和哲學知識。我們都很清楚，《資本論》所引用的經濟材料、經濟史材料是非常豐富的，它不只是一部經濟學的書、經濟史的書、經濟思想史的書，并且還是一部哲學的書、歷史的書，列寧就曾說它是一部活的辯證法……（因此）《資本論》作為一部政治經濟學論著來學習，所需要的關于經濟理論與史實的準備知識，那是非常明白的……所有上面這些例解，說明較廣泛的文化的、歷史的、知識的要求構成了我們學習《資本論》的第一個困難。”但歷史之體的問題始終是存在的：“第二個困難，就是理論聯系實際上所感到的困難。理論聯系實際有兩層意思：一是理論研究要結合到我們當前的政治任務，這是屬于方向性的問題；一是所研究的理論必須回到理論所由抽象出來的現實情況中去，才能有較正確的理解，這是屬于方法論的問題。”[5]這意味著，學說之體的研究必須深入到歷史之體中，乃至實現二者的合二為一，達到“體用結合”意蘊的中國運用。這就有了新近體識：“《資本論》三卷的內容博大精深、卷帙浩繁，非專業者難以盡讀其內容。”但是，“《資本論》作為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一，經受了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芒”（習近平語），“是經典的經典”。[6]

    從另外的方面看，研究高點始終是內置問題。是以邏輯還是以歷史工作本位為制高點，向來是一個爭論。前者貫徹的是闡釋學原則，以邏輯為理解制高點，對理解進行“理解”；后者貫徹的是發生學原則，以歷史工作本位為制高點對理解進行“還原”，進而釋放“理解”，回歸行動。就前者而論，容易形成“純建構”或“建構至上”（理論建構主義）路徑，即邏輯本體論架構下的“邏輯起點——體系構筑”。其優點是凸顯了批判基礎上的“理論建構”，不足之處則在于“邏輯本體論”的預設性，而削弱了理論的實踐性和批判性，無論其強調“歷史第一位相應邏輯第二位”（通常在研究過程環節），或反過來的“邏輯第一位相應歷史第二位”（通常在敘述過程環節）都不能掩蓋這一事實：對研究方法本身的唯物主義內涵的估計不足。例如研究《資本論》方法的見田石介把它說成是“分析的方法加辯證法方法”，甚至說：“分析的方法是辯證法方法的基礎”，把這看作“是見田石介在方法論研究上的偉大成就”。[7]這是由于堅持把敘述的方法當成“狹義的‘方法’”，產生這樣的觀點：“從唯物主義角度出發，可以看到，社會科學的方法同自然科學的方法一樣，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要尊重已知對象的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并且要把它單純化，進行分析，去發現（找出）它內部的構成要素、本質、法則。通過這些特征來實現對已知對象的把握。總之，抽象、分析以及綜合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必不可少的基礎。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點上的根本觀點。”[8]顯然，這是對方法論上的唯物主義的誤解。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說法——所謂“唯物主義反映論”——是：“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所以，“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這是針對方法論的唯物主義性質而言的。對辯證法來說，馬克思則只是強調：“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

    對方法論唯物主義內涵的忽略或甚至是刻意歪曲的做法，導致了理解上的更大的困難。“第三個困難，和前面兩個困難比較起來，這個困難應當說是較大的，但也許是我們大家還沒意識到的。”那是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出的經濟理論，是和我們一般人的常識相反的，是和我們日常思維方法格格不入的，或者有的是沒有進入我們思想意識領域中的；而他得出來的那些經濟理論所用的思想方法，也是我們所不很習慣或很不習慣的。”[10]所以，歸結在“用”的層面上，說到底是“關于馬克思怎樣在《資本論》中運用唯物史觀這個問題”，而在“體”的層面上，說到底是歷史工作本位和“同時也是我們在思想上的‘興無滅資’過程”。[11]總起來看，文本解讀，續寫，中國化意蘊的重寫、構建，是《資本論》中國研究的幾部曲，它匯聚了眾多的研究線索，但中心線索是從《資本論》的“中國化”（研究發掘）到“中國化的《資本論》”（探索）。[12]研究內容的不斷推移和轉換，促成“研究主體”的內涵的不斷豐富起來，產生了“個人＋社會”的研究主體互動、聚合模式，單純的專家型研究主體被揚棄，真正意義的行動主體——社會歷史代言人類型的研究者——正在更多地崛起。這種研究總體看是以“用”彰“體”。其體現《資本論》文本內涵的主觀邏輯和客觀邏輯的時代歷史的統一。從而，“越出文本”不再構成對于《資本論》的工作僭越，并且某種程度上正是當下的工作啟航，因為從本質上講，“《資本論》揭示的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規律，不是封閉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事件的規律，而是全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正是世界范圍的資本邏輯在中國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表現，最后集中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這是《資本論》在世界歷史舞臺上最偉大的續篇，是用當代中國活生生的實踐寫成的新時代的鮮活的《資本論》。”[13]

二、《中國經濟原論》：世界史與民族工作本位的確立

    關于《資本論》研究的道路，和方法論爭論相匹配，一個突出的分歧是：沿著“科學的方向性”（單維度）前進，抑或是向“歷史的深處”進軍。毫無疑問，見田石介是“把《資本論》作為‘科學的一個活樣板’進行了考察，從不同側面論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采用的方法。”而得出了這樣的總結論：“《<資本論>的方法》這本書所說的‘方法’，直接來講，是指敘述的方法，也就是說，《資本論》系統地闡述和論證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方法……首先就是這種敘述的方法。”[14]結論是匪夷所思的。但是，錯誤的深刻之處正是在于他對“唯物史觀”的工作背離。這種以“科學的方法”掌控“歷史的方法”（見田稱之為“歷史的、發生的演進方法”、“演進的道路”或“發生學方法”）的工作路徑致使其發現所謂的“邏輯＝歷史說”的謬誤性，而強調了“邏輯”的優先性。這種工作促成其尋求“本真意義的辯證法”，到頭來則是發現：“在辯證法方法中真正起作用的，自始至終都是分析，辯證法方法的有效性在于分析的有效性。”[15]“以分析的方法為基礎的馬克思的辯證法方法，意味著發生學的展開過程的每一步都基于分析的方法。不僅如此，它尤其意味著構成發生學方法基礎的資本概念和商品概念，純粹是從給定事實出發遵循分析方法而獲得的。”其全部結論的依據看上去就是這么一段話：“馬克思是把眼前的發達資本主義作為給定的既成的事物接受的”，導致：“發生學的展開，此后才憑借這些概念為基礎而進行”，而“商品的各種現象，資本的各種現象，都是作為必然性的東西才得到說明”，“這就是《資本論》的方法”。[16]

    見田的思想被作為“非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來歡呼，認為其重要貢獻是“否定了邏輯與歷史相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認識到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物有機體’，甚至把馬克思的《資本論》看成‘解剖學’”。[17]見田的思想缺陷僅僅被認為是：“不但流于就方法談方法的套路，而且不能明確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各自的地位，因此，難以擺脫‘二元論’的質疑”，以至于，“他本人也只能感嘆其見解‘很難被一般人所理解’。”而相比之下，“施韋廖夫的重大貢獻，就在于把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上升到了‘科學的’理論高度來認識。他認為，對于特定客觀對象及其內在機理的理論認識來說，《資本論》中的方法是科學思維中‘唯一正確的方法’，理論自然科學的進展與馬克思所揭示的理論展開的規律是相符合的。”以至于，“‘發生－結構方法’是《資本論》中發展理論內容時所運用的一種基本方法。”[18]這種比較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方法上的特征”，“可以用‘走向深層’來刻畫”；“它的思維特征是：在承認可見的客觀現象的現實性的同時，進一步以社會實踐為基礎，透過可見的現象，走向不直接可見的深層，其目標是尋找能夠產生出形形色色的現象世界的深層世界——那才是現象背后的本質世界，它決定著可觀察的現象世界。正因方法論上的如此巨大差別，所以對于同一研究對象，馬克思主義必然會得到與近代科學思維迥然不同的理論。”[19]

    盡管不同，在方法論上存有異質性，走向物質世界的“深層”（自然科學之特質規定）和走向人類歷史的“深層”（社會科學之特質規定）仍然是相互呼應的。《資本論》確立方法論的研究制高點在于尋找統一歷史之行動。這種工作方法從根本上講，就是避免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見邏輯不見歷史”和與之相適應的“見物不見人”，尋求行動（理論）架構下的具體經濟行為理論。[20]因此與之不同，王亞南在對待《資本論》的研究態度上決不止步于“抽象概念”，并不局限于馬克思業已發現的“邏輯”，而致力于走向“歷史深層”，透過商品生產基本范疇打通民族歷史和世界歷史，發掘和把握“關于中國社會發展史上的若干關鍵性的問題”：“一、中國傳統的封建制度，即有別于西歐各國領主型的那種地主型的封建制度……它沒有沿著應當發展的方面前進，而逐漸形成依屬于帝國主義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第二，“像我們這種具有極大流動性的封建體制，對于帝國主義在中國開商埠、辦工廠、經營金融交通事業、爭取廉價原料和勞動力，推銷制品，是能夠不大動手術，就可以很好地配合上來的。”“三、如其說，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們的傳統的封建生產關系，頗有興趣，它們對于我們建立在那種經濟基礎上的專制官僚政治形態，就應更有好感……（最后）補充這樣一點，中國農民的革命性，也許多少可以從中國地主經濟型的封建體制中，去找到一點根源。”[21]如此，《中國經濟原論》強調：“商品是一個歷史的經濟形態”，“商品是由生產物發展過來的”、“當生產物轉化成了商品，貼上了商品的簽標，它就與生產物是處于對立的地位”，而“多年以來，中國社會正經驗著同一的、但卻復雜得多的事態。”[22]從行動的民族特性看，“要之，在中國社會史演變過程上，土地當作商品買賣的歷史，是比勞動力當作商品買賣的歷史要古舊得多的。鴉片戰爭以后，土地自由買賣的傳統拘束和法定規制，已更大大減輕作用了；同時，勞動力以商品姿態出現的事實，亦從脫去封建的行業束縛的消極方面和開拓有效市場的積極方面，得到了支持。舶來商品、大炮及各種現代意識，在從物質精神兩方面促成中國舊社會的分解。于是在工業上、在農業上，就廣泛地存在著雇傭勞動。土地自由買賣以外的社會條件被產生出來，勞動力就以商品的姿態而出現了。”以近代中國勞動力商品出現的事例為史實根據，導致王亞南能夠得出具體性結論：“商品要成為資本主義的商品，并不是以它的如何頻繁、如何大規模地出現于市場來決定，而是以它的如何條件下出現在市場來決定；換言之，資本主義的商品，是在資本關系下生產出來的商品，所謂資本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者為一階級，使用生產資料者為另一階級的關系。”[23]

    根據王亞南的界說，《資本論》與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是相一致的。“王亞南對如何評價《資本論》的歷史作用提了三點，第一點就是它的研究方法。”[24]全面的比較的發展的研究方法，是王亞南制訂的針對中國近現代社會的基本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他強調：“上述的三種研究方法，是需要聯合采用的”，因為，“不管所研究社會經濟形態如何復雜、如何具有引人入迷或發生錯覺的表象，只要透過表象去看它的內部的聯系，抓住它的本質，就有可能掌握它的來龍去脈或發展規律。”[25]《中國經濟原論》中，王亞南系統研究了中國商品經濟形態、中國貨幣經濟形態、中國資本經濟形態、中國利息與利潤形態、中國工資形態、中國地租經濟形態及中國經濟恐慌形態，結論就是：“一種對封建專制官僚統治者意志獨立的、無可抗拒的、物理的辯證的發展，正在敦促它們向著‘自我否定’的前途邁進。”[26]

    按照列寧的指示，“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27]關于《資本論》的方法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王亞南指示給我們的是如下論述：“應當說，被當作《資本論》的基本方法的辯證方法，當被應用來考察和處理《資本論》的對象或資本主義的現實關系時，必須依照辯證法的要求”，“第一卷講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講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講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似乎并沒有完全應用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這也許正是歷史的方法必須與邏輯的方法結合起來運用的實例”，于是，“就是他在答復資產階級學者批評他的方法論，而直截了當地、明確地提出他的方法是辯證方法的第二版跋中，他也并未排斥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不過把后者看為是從屬于辯證方法的一種方法罷了。”[28]真實的判斷是：《資本論》首要作為“史書”看待，“資本論》作為‘史書’，立足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彰顯‘事的科學’規定性。”[29]因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工作階段就努力地使‘邏輯’提升為‘歷史的規定’，以期書寫‘信史’，那么可以斷定，《資本論》首先在于書寫歷史，其次使‘歷史’落實為‘邏輯’，完成語言和認識生產。第四卷無疑是處于工作完成的階段，是接續生產、流通、生活交往的‘認識行動’，即邏輯的‘落實’。”[30]科學實證主義路徑的《資本論》方法研究卻試圖把見田石介的上述思想予以“發展”“完善”，使之徹底科學主義化、實證主義化。見田提出：作為“邏輯起點”的商品，是資本主義積累時期的商品規定。對它的一種修訂說法是：“這里研究的是資本主義本身。”但是，“分析的主體，既是簡單的小生產者，同時又是一般的‘資本家幼蟲’。馬克思分析它們，并非將這兩種性質不同的身份混為一談，也不是將前者當成后者的前身。”[31]更加離譜的發揮則是：“《資本論》開篇的普遍化的簡單商品生產的情景，就是馬克思用‘抽象力’設定的表現資本主義生產乃至一切商品生產的一般規定的特有的‘實在’形式，它類似于科學實驗的理想狀態”，這是對歷史分析的全排除，使得“‘一般’的揭示和表現都必須始終圍繞特定的成熟而典型的客觀對象，必須用‘實在’的條件來說明。”[32]于是可以認為，“把‘特定的’客觀對象看作一個生命機體，只有通過科學的研究、科學的解剖，才有可能把握這種客觀對象由內在機理到外在表象的各種規定的有機統一”，并且，“由于它的科學性就在于它以類似科學實驗的實證研究為基礎，我們這里把它稱為‘科學實證主義方法’。”[33]

    在這里，中華史書和西學科學似乎是“對峙的規定”，于是所謂的“馬克思的獨特思維”被凸顯出來，好像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刻意自覺發動的“一場思維方式的革命”。但是，王亞南則認為，“開頭所講的商品，還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面的商品，不是當作‘資本的生產物的商品’，而是當作‘資本所由發生的前提的商品’……出發點，是資本發生的前提……其所以要從非資本的生產物的商品即簡單商品開始，那除了表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形態本身自始就是資本家的生產，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有必要從歷史上探究其社會根源以外，還因為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從來就把小生產者的商品生產與資本家的商品生產混做一團。”因此，“從小生產者的簡單商品分析開始，恰好就是要針對著這個錯誤看法，進行批判，一步一步地把商品——貨幣——資本拜物教的塵霧，一一加以澄清。”[34]即鳥瞰《資本論》首章的工作邏輯乃是“商品的存在批判——商品的本質批判——商品的概念批判——商品的精神現象學批判”，“方法論和唯物主義對象的高度統一，使辯證法成為實踐批判規定和革命的規定；它統一歷史、存在和知識，也就最終廢止了資產階級虛假本體論（形形色色的還打著唯物主義旗號的存在論）及與之相契合的知識形態。”[35]

    王亞南對“科學抽象法”的應用是審慎的，又牢牢與辯證法關聯，因而沒有局限《資本論》的文字敘述，統一了《資本論》的歷史發生分析和系統結構分析，杜絕“抽象的反映論”，從方法論上把唯物主義貫徹到辯證法的高度去理解和運用。為此，他系統地談到，“《資本論》的總的方法或基本方法，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方法，也不是其他什么邏輯方法，而是辯證方法。按照辯證方法的總的要求，就是要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或其辯證的發展關系揭示出來。要服從這個總的要求，就得對其整個辯證發展關系的不同方面、不同對象，運用這樣那樣的邏輯方法，或者是把某一種邏輯方法作為重點，例如說《資本論》頭兩卷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分析，在第三卷中，則是綜合占首位。”在這一點上，王亞南坦認：“我同吳傳啟同志的看法不一樣，也許這里存在著我們真正的分歧，因為他把由抽象上升到具體邏輯的方法，看為是《資本論》的基本方法，所以企圖把每一卷每一篇每一章都說成是應用那個邏輯方法的結果，并且認為不是那樣，就不能構成《資本論》的完整體系，或者會破壞那個體系。”[36]方法論爭論往往是理論構建主張表述不同的縮影。王亞南《資本論》研究道路的“理論期望”是中國經濟學，這決定其歷史研究路徑的科學觀和邏輯方法的具體運用的主張。世界史研究并非是“西學東來”，而是民族歷史和世界史規定的統一，說到底，就是系統把握國史、天下史、世界歷史三者的具體統一關系。以至于，我們能夠采用這樣的說法：缺少中華歷史的世界史是殘缺的規定，而加入“中華歷史規定”，則世界史是另一意義的歷史規定。以否認“中華奴隸制社會”為例，王亞南的史學精神得以顯露無遺：“在尚未讀到恩格斯關于奴隸制有兩種類型時，作者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原始社會，從而否定東方至少中國有奴隸制的存在；但是，在否定的同時，卻看到奴隸制因素的存在；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因素中的一種，卻是恩格斯所說的家庭奴隸制。讀了恩格斯的有關說明后，作者就明確認為有兩種奴隸制：勞動奴隸制和家庭奴隸制。”要之，是認識到：“由于中國的奴隸制的未發達形態本身所具有的特點，就限制了它向古典形態發展，而這又影響到周代初期封建制及其后來的向地主形態的轉化，并由此形成了中國社會的停滯癥結。”[37]

    以上恐怕是《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得以寫作的深層原因。“本書最有科學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地方，就在于以歷史和經濟分析為基礎，對官僚政治這一官僚主義發展最成熟的形態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對立關系作了慧眼獨具的剖析，從而為探索官僚主義的根本克服辦法提供了啟示。”[38]這種路徑，顯然是中國分析史意蘊的。不滿意“當作舶來品輸入的政治經濟學”，王亞南強調：“我們是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他聲明：“中國人從事這種研考的出發點和要求是與歐美大部分經濟學者乃至日本經濟學者不同的，他們依據各自社會實況與要求，所得出的結論，或者所矯造的結論，不但不能應用到我們的現實經濟上，甚且是妨礙我們理解世界經濟乃至中國經濟之特質的障礙。”[39]如上指出，王亞南更多基于“廣義體系”提出中國經濟學研究與體系構建問題。“狹義的經濟學是如上面所說，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貨幣經濟為研究對象；而所謂廣義經濟學，則是以包括資本制社會在內的一切社會的經濟形態為研究對象。”[40]這是由于：“1928年當王亞南立志翻譯并應用《資本論》來研究中國經濟時，他所面對的中國社會經濟現實是以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占絕對優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如果以商品貨幣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學來指導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顯然是格格不人，就是以《資本論》為指導，也有個靈活運用的問題，因為《資本論》也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因此，王亞南認為‘中國經濟學’的第二重涵義就是要緊密聯系中國實際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也就是‘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努力創建一種專為中國人攻讀的政治經濟學’，‘特別有利于中國人民閱讀，特別會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別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經濟理論教程’，‘其例解，其引證，盡可能把中國經濟實況作為材料’。”[41]以至于，他強調：“要之，依據馬克思主義，依據唯物辯證法所論究的經濟理論，政治經濟學，因為它是把每一個特定時代的經濟形態，當作整個社會史序列中的一個階段、一個推移中的過程來理解，所以即使它的任務或目標是限定在分析某一個特定時期的經濟形態，也不能不具有涉及一切時代的廣義的性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其所以必然是廣義政治經濟學的道理。”[42]

    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提出使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看似疑難的理論問題得以迎刃而解，并使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科的內在關聯的關系被牢不可破地建立起來，乃至于使我們認識到：“廣義政治經濟學盡管隨時都得把握這種社會經濟變動（指生產和再生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作用運動——筆者注）的總關節，但它的基本任務，卻需要深入到全面的經濟史實中，去把那些作用在它里面的諸種法則和原理清理出來、發掘出來。”[43]因此，提出“中國經濟學”，隨即又指示它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本質，指明它的實踐道路，這是王亞南于經濟理論研究方面的最突出貢獻。

三、《鮮活的資本論》：闡釋學的“發生”與發生學的“闡釋”辨析

    王亞南的研究突出了世界史理解上的“民族意蘊”，突出了中國歷史本位的《資本論》的研究上的“體”、“用”結合。這些史的路徑在以后接續的研究者中，鮮有再現。因為大多數的后續研究者大抵是忘記了：“當作一門史學或科學來研究的政治經濟學說史，如其關于其選述，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基本原則或歷史方法論，將其貫穿著、規制著，如像一般的流俗的經濟學史或經濟思想史教本，僅在時間的順序上或派別國別的分野上，作著形式的編列，那將變成毫無生命、毫無生氣的思想史料的堆積。”[44]“圍繞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認識之所以被馬克思整體安排成關于‘剩余價值一般’的一個批判性的構造”，蓋因客觀批判由主觀批判啟動，這就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偉大誕生，使“資產階級知識”得以改造，這或可稱為“《資本論》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問題”。[45]

    《鮮活的資本論》提供的研究路徑是哲思式的。“哲學”的引入，又使“新理解”得以成行，因而，這是一部哲學與科學并重的資本邏輯批判的作品。論述由“曲解”開始。起點是：“形而上學世界觀對《資本論》的誤讀”因為，“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在祛除對‘神權’的崇拜中誕生，在對‘物權’的崇拜中成長……于是以一種世俗的崇拜取代了對天國的崇拜——這就是《資本論》所揭示的‘拜物教’：對商品、貨幣和資本的‘拜物教’，當今社會又出現了股市與房市的‘虛擬資本拜物教’。”“可以說，拜物教是形而上學世界觀的社會基礎，而形而上學世界觀則是拜物教的關于‘物’本身的邏輯化與理性化的產物。”往深處看，“‘市場拜物教’正好與形而上學世界觀相呼應：二者都只看到表層的結果與現象，而看不到產生這些結果與現象的深層本質與來源。”因此，“《資本論》揭示了這種拜物教的真諦，指出這種‘物的魔力’說到底來源于人的社會勞動，來源于人們在社會勞動中所生產的社會關系力量，它們負載于物上，從而使這些‘物’具有了‘神奇魔力’。人的社會勞動及其生產的社會關系，才是掩藏在‘物’的背后的真正決定社會歷史發展的深層力量。”[46]

    基于對上述《資本論》“真諦”的認識，《鮮活的資本論》進行了理論邏輯建構：“用現實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來理解人類面臨的物質世界，必然產生出勞動二重性的思想：勞動不僅生產物質產品及其使用價值，而且生產以物質產品為載體和媒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于是，作為勞動的產物的社會物質，也就必然具有雙層結構：一是表層的自然物質結構，它包括由各種生產要素所組成的社會生產力系統、物質產品系統，它在經濟學中體現為商品（包括消費品與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這種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體系構成社會的表層結構。二是凝結于、或負載在這些物質產品（使用價值）身上的社會關系力量，它構成了社會的深層結構。這二者的統一形成了物化的社會關系，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物質。”與之相反，“西方經濟學的根本缺陷在于：在形而上學世界觀與拜物教的社會意識引導下，不知道社會物質的雙重結構，只看到表層的物質結構，而看不到物質所負載的深層的社會關系結構。”[47]唯物史觀中“社會物質”概念的解讀，即“提出以勞動二重性為靈魂的社會物質的二重性的見解”，支持了其理論創新：“對勞動價值論的新解釋——以勞動價值為紐帶的社會關系結構與市場權力結構”。[48]

    我們可以對《鮮活的資本論》的上述理論邏輯建構思想進行認識還原，即它揭露了資產階級理論家想說而未明確說出的話：“（1）動用虛假本體論解釋技術，即資產階級物象二重性，擬制自然－社會的發生關系；（2）確立物象的解釋學目標——資本物象理論，從而，三位一體公式的出籠為資產階級理論家最終尋找到‘合意的社會工藝學’。”[49]核心就是這么兩條。于是，所謂的“社會物質的二重性”，指示的是列寧所說：“凡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商品交換商品）的地方，馬克思都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50]但資產階級學者的真實認識是：“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質自身的物象工作關系，從而在不涉及整體的情況下，方便了把物質的方法同時說成是社會的方法，把物質的規定同時說成是社會的規定。”可見對資產階級經濟學而言，是“物象二重性”而不是“物質二重性”，作為其理論根基。“可見，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內涵是尋求物質內容和物質形式層面上的‘物質’與‘社會’意義的對接。實踐之路是物化→物象化（在規定上，物象化是物化的繼續）；前者是將物質內容處理成‘實體’，后者則將社會內容處理成‘形式’。產生一種工作效果：物化對物的生產予以肯定，物象化為之擬像，促成拜物教認識。”[51]這充分說明了：“物象二重性（非批判）是勞動二重性（批判）的對立面的規定。”[52]就是說：“資產階級的物象二重性由此是有關于空間抽象的存在（規定）。但不同于實體和形式的物理對偶結構，它是空間實體和社會物象形式的虛假對偶，是物理形式在社會存在中對社會物象的偽飾。這樣，它制造了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的擬真對應。”[53]

    《鮮活的資本論》的問題是：資產階級的物象二重性能否被正面塑造為“社會物質的二重性”？如果那樣的話，“所謂‘社會物質的二重性’，指的是任何社會物質既具有其自然性（是自然物質的具體形態），同時又具有社會性，即其負載著社會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的紐帶。”而這就意味著，“《資本論》正是建立在這樣的歷史觀基礎上。不理解社會物質的二重性，就無法理解商品的二重性，從而無法理解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更無法理解資本的本質。社會二重性的觀念猶如一根紅線貫穿在整個《資本論》理論體系中，這是我們理解《資本論》的一把鑰匙。”[54]回答這個問題，是弄清楚《資本論》中究竟具有怎樣的二重性學說？！以及二重性學說的邏輯實質是什么！！就前一個問題而言，我們需要體認：“《資本論》中二重性學說是實踐化構造，并非倉促理論構造，也絕不會是什么二重性知識（理論）體系。其辯證法的內涵在于把握‘一定生產’生成的規定，提升對象為研究對象，確立歷史的實踐邏輯和開放的批判結構。”如資本可否有“二重性”的問題，只能如此說：“資本具有二重的社會性質：貨幣和商品，或者說，作為資本的貨幣和作為資本（品）的商品。前者更改了‘作為貨幣的貨幣’社會內涵，后者更改了‘作為商品的商品’存在形式。”要之，是需要我們認識到，“首先，勞動二重性不是‘與生俱來的’二重性規定，‘二重性’不能作為獨立化邏輯定義以‘定位’勞動、商品和資本；其次，商品不具有原生態二重性含義，乃是外在表現，‘資本二重性’則是二重性規定衍生物——二重社會存在。”[55]

    就后一個問題而言，是需要我們明確：“馬克思主義視域內的二重性分析是建構社會生產關系發生學的學說原理，因而就內涵邏輯和實踐范式來說，勞動二重性與研究對象具有結構上的內在契合性。”[56]它的工作實質是“統一歷史存在和社會存在”，“統一化研究對象和理論范疇用語”，“例如生產方式（歷史形成起來的社會生產）與勞動一般、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社會再生產）與價值（形式），使理論分析具有明確的可操作性。”[57]因此，“它決不謀求認識屬性的簡單的相互隔開。勞動二重性實踐之路是否決物象自足性，還原對象的歷史規定，否決社會物象關系的資產階級擬制，進一步還原研究對象的理論規定。”[58]歸根結底，二重性學說的邏輯實質就在于揭示發生學的“闡釋”，杜絕解釋學。由此看來，《鮮活的資本論》深層次的問題是：未能深刻地認識到“物象二重性說到底是試圖對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性質加以認識掩蓋（直接或間接地），構造物的存在和物的精神現象工作統一，便于從中引出物象的純關系的經濟學對象規定”。“資產階級經濟學把有關于空間的認識（兩重因素）混同和歪曲為‘存在二重性’”，目的是“極力調和工藝學對象與政治經濟學對象的本質差別”，因此，勞動二重性之實踐化的進程“并不旨在重建知識論”，“相反，旨在建立起真正具有歷史實踐蘊涵的工作批判。”[59]

    就《鮮活的資本論》的理論建構主張而言，其仍然未能逃脫對“人的二重性”和“物的二重性”的抽象詢問，從而仍然深陷于“物的科學”的反思與批判境地。其理論建構的理想寄放于歷史闡釋學，以哲學生成論路徑深層追循闡釋語境的“科學發生”。以歷史史實為“闡釋”，與對“現實的歷史”進行批判仍有很大距離。主要表現在：（1）方法論的與解釋學的糾纏不清；（2）邏輯的技術主義路線；（3）對批判與建構的時常的界線模糊；（4）對本體論的誤讀誤用；（5）社會歷史的自然科學理解傾向性：致使“改變世界的經濟學”存在著折回“解釋世界的經濟學”之可能。一個突出的工作混淆就是勞動二重性和“社會物質的二重性”的一語二用：“這種具有二重性的社會物質，必然使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不再是隨心所欲的關系，而是服從某種客觀規律的、具有其客觀邏輯的社會關系。于是人們的社會關系按照這種客觀邏輯進行歷史發展，并且由此生成了人類歷史發展規律。”[60]資產階級社會特有的物化邏輯一旦和人類勞動邏輯劃上等號，就容易產生這樣的“系統控制論”觀：“物質生產過程本質上是將人的生命與社會關系物質化的過程。文化符號系統將人與人組織成集體以進行這種物質生產活動，而上層建筑（意識形態與政治法律體系）則通過所有權進入物質生產系統，人類社會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生成。這些系統之間相互關系的規律構成了唯物史觀的基本規律。”[61]

    闡釋學的目的是使歷史發生的規定工作服從于“分析”，乃至使歷史分析工作服從于“邏輯”。這是由作者賦以《資本論》嚴格意義的“哲學基因”所致，如：“關于人的生命、人的社會生命的價值觀念，它是勞動價值論的倫理基礎與社會規律的基礎”；“物化勞動和社會物質的二重性，它是貫穿整個《資本論》的思想紅線”。[62]由于一味拘泥于本質－現象的邏輯路線的解釋，致使唯物史觀的“發生規定”，僅僅成為“邏輯的生長”，如以“市場力量本體論”詮釋“勞動價值”，直至提出資本權力之“市場權力的放大器”說。以“抽象生成論”為地基，更容易混同生產力的“技術權力”和生產關系的“社會權力”。例如這樣的話語就似是而非：“勞動價值作為物化的死勞動，通過其使用價值載體而產生出社會關系力量，驅動人們勞動從而驅動社會生產力系統的運行……而勞動價值轉化為資本之后，這種權力轉化為‘資本權力’，它通過生產要素的物質載體而實現。”似乎，這就是“資本的二重性”生成之道，因為其斷定：“資本的這種二重性源于勞動的二重性和商品的二重性，是勞動二重性在資本結構中的表現。正是資本的二重性，使作為社會關系的資本取得物質化形態，從而具有物質力量，從而在現實經濟活動中表現為資本權力。”[63]

    這種科學邏輯的演繹有可能取消商品生產關系的批判規定。一方面，勞動力和勞動的混同使用，有可能導致“人的活勞動”（社會生成規定）從生產關系境域中的消失；另一方面，《資本論》的資本權力理論是具體特定的，即“如果說《資本論》描繪了資本權力的巨型理論，它的具體定格當在《資本的流通過程》。”“這個過程體現出運動對構造的影響，可以說‘權力’是在一邊運動、一邊構造的情勢下得以構型成功的。”所以，它的支撐點應當是這一論述：“資本主義生產的兩個最重要本質是工廠制度和擴大再生產。”[64]《鮮活的資本論》顯然沒有注意到上述關系對“權力”的影響和限制。其市場力量“本體論說”，忙于闡述，忽略了發生批判：有關于資本動力論（含擴張悖論）－現象學的討論完全架構于預設的“資本概念”，使之對“資本現象學”的批判流于形式，并可能以對“知識”的生產替換掉對“實質邏輯”的批判。再如，其對“社會勞動的自然力”的來源與發生機制的剖析完全依賴于一種技術分析路徑，而又最終歸結于“人的社會存在的二重性”命題。這些是和社會客觀批判的機理相格格不入的。

四、《保衛<資本論>》：發生學路徑的批判與建構

    王亞南《資本論》研究的開創性貢獻是倡導發生學的“闡釋”與“批判”，由此引導“理論建構”。《鮮活的資本論》在克服理論不足的同時，同樣具有由“發生的闡釋”進到“發生的批判”的內在努力。如作者在第二版中宣稱：“從內在本質到表層現象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來討論：一是市場力量本體論，它研究的是市場權力到底是由什么東西形成的，這就是勞動價值論；二是資本本質論，它研究的是現代市場的主導力量——資本在自我擴張過程中所產生的資本邏輯，這是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行發展的本質規律；三是資本現象學，它研究的是資本在擴張過程中形成的各種形態和其表現出來的各種現象。”[65]其間可以看到“本體論批判”的方法論特色以及蘊涵“發生的批判”之工作努力性。而新增加的突出強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特別是經濟新常態條件下中國經濟發展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是《資本論》的偉大續篇和最新創新成果。”[66]以及“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是《資本論》的偉大發展”，“《資本論》是我們時代的真理……（意味著）在實踐中不斷發展，不斷獲得新的現實的生命，展示出新的表現形態。”[67]

    歷史－科學－哲學－歷史，史的結構的當代“創生”是邏輯的回歷史和回中國的雙重結果，它的原生結構仍然是《資本論》的四卷體，即“嚴格意義看，《資本論》是‘12部史’：轉化史I、轉化史II、資本生產史；運動史I、運動史II、資本流通史；生活史I、生活史II、資本積累史；范疇史I、范疇史II、資本批判史。”[68]“歷史”到“邏輯”再回到“歷史”，工作航程就是世界歷史（規定）和民族歷史規定性的高度統一、結合，由此生出“歷史發生學－系統發生學－現象發生學－認識發生學”的批判邏輯，產生出理論行動結構。這是辯證法的中國工作語境，目的是創設中國歷史－中國思維－中國語言架構與路徑下的《資本論》研究新境界。如此，知事即史的科學（中華科學）得以從中升華出來，專業史的規定和總史的規定得以統一，最終能夠建立破除“現實的歷史”存在論之批判規定。這就使歷史真正“鮮活”了，乃至重新“復活”了！！概言之，以“中國人資格”研究《資本論》是要求做到如下幾點：

    第一，立足文本，以史貫通，力求精到的“闡釋”與“批判”。文本詮釋學的問題在于從敘述結構中形成對“研究”的排斥，乃至通過對“研究方法”的剔除，追求相對純凈的“敘述方法”體系。這種路徑和歷史分析是內在沖突的。如前文對“邏輯起點”的討論。而有關于《資本論》體系的爭執，同樣是說明了純文本研究的局限性。例如這樣的爭論：“如果說，《資本論》起點貫徹邏輯與歷史統一的原則比較好理解，那么在終篇的貫徹卻似乎有點令人費解，畢竟馬克思考察的資本運動在當時還方興未艾，遠未達到終點。但是，只要聯系馬克思的研究對象，就可發現理論的終點仍然客觀地反映和體現了對象的歷史性……在終篇，還包含著對這種典型對象進一步發展及其歷史趨勢的反映……只要認真研讀過《資本論》終篇，這些論述是不應該不感興趣的，從而其歷史性與邏輯性的統一應該是有深刻印象的。但是，《商榷》不僅完全避開，而且連《資本論》歷史性反映也當成邏輯性安排：從‘馬克思獨特的思維方法來看，邏輯與歷史雖然是相符的，但更多是形式上辯證轉換的一致，就實質而言，是不能等同的’……《商榷》還斷定《資本論》只是邏輯的，不是歷史的，它甚至否認起點處馬克思所進行的‘最簡單的商品形式’分析，將它歪曲為‘普遍化的商品生產及其交換關系’，直接批評馬克思研究的是‘在現實和歷史中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的東西。”[69]等等。《保衛<資本論>》解決的辦法是強調了社會客觀批判對于“主觀批判”的工作領銜與主導，由此生出方法論和思想史統一形態——社會主觀批判（規定）。這樣即能明白“《資本論》是作為大寫字母的邏輯進行工作構型的”，并通過思想和歷史的互動，摹寫出“《資本論》的‘實際發生史’”。[70]

    第二，立足唯物史觀意蘊的時代續寫，譜寫時代理論新篇。“國內外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根本不懂得《資本論》是具有怎樣一種性質的偉大著作，他們嚷叫《資本論》過時了，而事實告訴他們的卻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正還在感到《資本論》的麻煩。”[71]《保衛<資本論>》突出的貢獻是：“第一，嚴格區分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第二，從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上界分‘物’和‘事’，相應嚴格區分‘物的科學’和‘事的科學’；第三，實現工作邏輯上的‘回家·回歷史·回中國’意義的歷史過程研究以及辯證敘事和批判敘述的統一。”通過唯物史觀成為“活的文本”規定，“該著追求研究工作的實踐化和敘事風格的中華化。”[72]這些研究元素與風格是建立“社會客觀批判”研究體系的必備要件和基礎，它的目的是使《資本論》的邏輯在“艱深”之余，能夠越來越為普通的讀者所清晰地理解、掌握，產生行動的力量。可見，“續寫”終歸是時代導向的，是學術繼承發展意蘊的“主體保衛行動”。

    第三，立足創造性轉化，謀劃原創意義的方法論與理論創新。所謂《資本論》“過時論”，自然是別有用心的政治觀點，是對《資本論》研究努力實施規避者的叫囂之詞！但同時也從反面指明了《資本論》的生存危機的百年時代境遇。《保衛<資本論>》區分社會主觀批判與社會客觀批判、以“經濟形態社會理論”謀篇布局，要義是“中國經濟學建構”。行動支持力量是“中國辯證法”的鍛造和《資本論》研究的推進，乃至是《資本論》本身的不斷創造性轉化和不斷“時代的活化”。這項工作是眾人拾柴的結果，是研究主體規定不斷升華的社會過程，由此謀求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域內的唯物史觀范疇的再研究以及與之適應的《資本論》史書工作意蘊的深入發掘與研究。就前者而論，研究的一個要點是把握住“由發生學工作邏輯出發，《資本論》界說的研究對象應區分成‘歷史的研究對象’和‘邏輯的研究對象’”，因為“這一處理完成了對歷史和邏輯統一關系的內在性把握，活化了馬克思的‘科學思維’”，“發生的、同時也是批判的”，以至于，“經由研究對象的實踐規定，歷史科學的統一性從而得以凸顯。”[73]就后者而論，應當深入研究“中華所有制”問題，從歷史和邏輯兩方面對“中華所有制話語”實施創新，達到以歷史高度把握與解剖“中華所有制結構”（集中體現為“三對歷史范疇”：產品所有制－商品所有制、家有制－國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新認知。[74]

    第四，立足中國工作本位，以繼承促原創、以原創促堅持和創新、以創新求發展和提高。中國經濟學建構的著力點是“體”“用”并舉，而又需要把研究工作重點適時放置在對“體”的尋求之上。《資本論》之體、《道德經》之體合成為中國經濟理論研究之“工作本位”（《道德經》是文本版的《易經》，是中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初次的系統總結）。[75]在歷史探究方面合并敘述“農業史的經典著作——《道德經》”和“工業史的經典著作——《資本論》”，目的是尋求《道德經》和《資本論》結構巧合的內在緣由，從方法論角度顯露中國經濟學的“思維和語言”。例如說，道和德的規定的相互推動和彼此間的有機交融性，促成：“《資本論》在成書結構上分成四個層次：歷史發生學（道，歷史生產→再生產過程）；系統發生學（德，再生產→流通過程）；現象發生學（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過程）；認識發生學（道和德的認識形式，生活→認識過程）。”[76]而從“實踐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規定出發，以“中華本質”（道和德）觀察資本行動，則產生完整的認知結構：“生產行動→流通行動→交往行動→自覺地認識批判行動”。[77]歸根結底，我們需要認識到，“從《道德經》到《資本論》是術語的傳承和革命，是思想領域發生的一次次重大變革”，其“延續了歷史的生生不息”。[78]

    第五，立足中國運用，確立政治經濟學工作邏輯與工作方法的統一。中國運用是立足歷史實際的社會實踐運用。學科工作領域必須置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當中，如上指出，一是辯證法和中國歷史人文方法的工作貫通性，以發生學作為工作內置（規定），二是強調《資本論》是“史書”，以史書的廣泛性內涵求工作方法，求作品的通俗性、實用性，三是強調百科全書的建構主張，求事的科學的工作完備性。這其實是邏輯發展的必然，因為通過以“史書”貫通，“12部史”進一步被處置為工作連貫的系列發生學，實踐態了，這樣就達成對邏輯科學與世界歷史之新理解。結局就是：“社會存在的生成規定的‘運動化’、‘批判化’，極大地拒絕了對于公式主義、形式化思想的尋求。這種工作走出進而必定激發了蘊藏在‘現實的歷史’中揚棄發展之內源力量。”[79]

五、總結：中國化的深層境界

    讓我們從《資本論》的“學”與“用”的再談說起。“學”與“用”一旦失掉“體”，就失掉了工作靈魂。“《資本論》的‘靈魂’，是它貫穿在每個文字中的價值情懷——這就是‘以人民為中心’”；“而《資本論》的思想精髓，則是徹底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上述二者的內在融合，是‘心’與‘腦’的完美結合，它使《資本論》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之作、唯物史觀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科學方法論的光輝示范。”[80]因此，“必須像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的，把它拿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研究《資本論》的方法，就要針對著這個目的，看怎樣學習它，才有助于結合中國”，“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學習《資本論》，必須更多注意學習它的方法論。”[81]中國人如何進行《資本論》研究，其一是弄明白資格問題，所謂“中國人資格”即是在中國方法層面貫徹唯物主義（規定）；其二是搞清楚何謂“中國化”的問題。從狹義的經濟學體系看，《資本論》的中國化程度必然是相對的，且嚴格局限在“用”的層次上。針對這種意義，反對意見同時指出：《資本論》的中國化無可能性，因此，進一步需要區分《資本論》原理的中國化與《資本論》的中國化，原理的中國化是可能的。其不可能的原因不外是《資本論》架構不適合于解釋中國社會，例如說在中國是沒有典型奴隸制的社會，并且，馬克思在說明所有制問題時，采用的只是西歐的社會階段發展形態史觀，這與中國歷史上的事實不符。

    王亞南是從廣義政治經濟學角度看待“中國化”的，實際是《資本論》之本土化導向的研究。就《中國經濟原論》實質性而言，試圖研究的是“中華資本論”，以“中國資本形態”為例，其討論的是“勞動力的買賣，勞動力變為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前提條件；中國社會不但早有勞動力買賣的事實存在，且有過剩的勞動力存在，為什么總不易實現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中國歷來的商業資本，對過去歐洲的商業，具有怎樣的特質？”“在一個生產比較不發達的社會，它的貨幣資本，為什么有最大一部分在商人手中？”“中國社會的商業資本，不肯支援并轉化為產業資本，卻反而侵蝕產業資本，其關鍵究在商業，抑其在他方面？”“中國民族的產業資本不發達，為什么外人在中國的產業也不很發達？”以及“高利貸資本與銀行，乃至銀行資本與金融資本，究有什么本質不同的地方？”等等問題。[82]

    王亞南內在關聯了《資本論》原理、《資本論》原理的中國化以及“中國化的《資本論》”，——最后一者可看成從“中國原理”出發的資本論學說，致使從總體上能夠將其界定為“《資本論》的中國化”。它所要詢問和解決的問題是：（1）《資本論》的“如何來到中國”？（2）《資本論》為什么要中國化？（3）《資本論》為什么必然能夠中國化？（4）《資本論》如何中國化？以及（5）“中國化的《資本論》”時代的發展新形態。“工作是開放向度的。這是一項與中國經濟學之建構直接關聯的宏大的系統性“研究計劃”。以致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目標定位就是‘開放性研究’。”在開放的路徑上，《鮮活的資本論》、《保衛<資本論>》的理論演進路線是互補的，但目標仍然不同，前者本質上仍然屬于“《資本論》原理的中國化”范疇，后者某種程度上則越出了這種束縛，將分析視角更多放置于“廣義－狹義－總體”運動的高度和回歸線路上，因而直接地引出了“中國原理”問題，突出了“中國化的《資本論》”范疇之存在必要性。因為，它鮮明地提出，“有理由認為：《道德經》就是中國話語和行動之辯證法文本。發生學和辯證法的用語相通，使得我們可以于實質層面重新考量問題，從內容出發，而不是直接從形式規定性出發。由此堅持整全歷史域內的發生學邏輯認識觀。按照此認識觀，猶如《資本論》堪稱工業史的‘經典著作’，《道德經》應被界定是寫就農業史‘經典’（包括思想和工作邏輯經典）之著作。所以對中國人而言，應強調這樣來理解《資本論》：它是一部科學作品意義的史書。包括十二部史：轉化史I → 轉化史II → 資本主義生產史 → 運動史I → 運動史II → 資本主義流通史 → 生活史I → 生活史II → 資本主義積累史 → 范疇史I → 范疇史II → 資本主義認識史。一言以蔽之，它應當就是一塊整鋼意義的‘史書’。”《保衛<資本論>》的上述觀點可謂更加明確、具體，對《資本論》研究而言，“這可謂是‘綱舉目張’的一個簡潔闡述。”“而這樣一來，‘《資本論》的中國化’被進一步推進為關于‘中國化的《資本論》’的探求。”顯然，這是中華事的科學的體現與要求，“要之，這種邏輯化處理是中國人特有的，但是，秉持了馬克思‘書寫歷史’的固有習慣，可謂善讀、善用、善于中華創造性轉化。”[83]

    中國化，顯然是歷史范疇，其理論構境定格在《資本論》的現當代研究域中。《資本論》研究，“現代化”了近代中國經濟理論，而在當代境域中，哲學、科學、諸種新學科的“新思維”、“新語言”的熔爐，則使“中國化”成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的基本范疇。它凸顯了“中國原理”的存在性。猶如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和中華文明基因是歷史涵義的“中國特色”的底色，中國方法是中國道路的固有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今人正在走而前人未曾系統走過的一條道路。但我們相信，只要辯證處理中國現代化道路中的“兩個歷史階段”的合歷史規律性的發展關系，堅持馬克思主義工作內涵的“中國方法”，不斷豐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新境界的理論內涵邏輯，則中國道路一定更加自信！

載于《社會科學動態》2017年第3期第5-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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