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人們談論較多的話題，當代“民主”有真”民主”和假“民主”兩種，即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與資本主義的資本“民主”。
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是以人民的意愿來決定民主的質量，而資本主義的“資本民主”是以金錢的數量來決定民主的質量。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階級社會以來)“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至今的一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的。”
“民主”是社會的產物，當然也是有其階級屬性，真正的“民主”是建立在廣大勞動人民利益基礎上的人民“民主”，虛假的“民主”是建立在少數資產階級利益基礎上用來欺騙人民的政治口號。
一、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質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社會主義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初心”。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文件中提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并且明確“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和“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這一天起，就是為廣大窮苦的勞動人民打天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廣大勞動人民群眾成了國家的主人翁。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土地問題是農民生活的首要問題。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解放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繼續在全國農村進行土地改革。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達《關于在各級人民政府內設土改委員會和組織各級農協直接領導土改運動的指示》，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和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作為指導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據。土地改革法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解放后在城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從1953年起，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果斷地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改造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把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第二步是把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據中央統戰部的調查，起草了《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9月，毛主席同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談，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道路。10月，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召開了會員代表大會，大會傳達了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指引下，到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營工業企業多數已經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在商業方面，則在國家掌握一切重要貨源的情況下，通過使私營商業執行經銷代銷業務的方式向國家資本主義商業轉變。1955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趨勢。1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會議，加強了對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領導。這時，農業合作化高潮的興起，最后地斷絕了資本主義和農村的聯系，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條件已經成熟。全行業公私合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是使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步驟。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接著，上海、天津、廣州、武漢、西安、重慶、沈陽等大城市以及50多個中等城市相繼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在1956年的第一季度末，全國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私營工業已達到99%，私營商業達到85%，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中，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發出一系列指示，對民族工商業者的選舉權、工作和生活作了充分保障，使民族工商業者在不太勉強的情況下接受社會主義，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同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還順利地開展和完成了對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勝利完成，為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創造了條件。
經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后的工商企業和農村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制度，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制度，工人、農民成了國家的主人，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勞動人民群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享有充分民主的權利。
二、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是侵略和掠奪。
無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還是舊中國在“五四運動”前后，中國的思想者們將西方的“民主”引入中國，并試圖把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移植到中國。搞君主立憲制、議會制、總統制等“民主”模式，都是維護資本統治的“民主”。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移植到中國后，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只會給中國帶來分裂、戰亂、落后和災難。
美國是當今世界被吹捧為資本主義“民主”的典范，美國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嗎?從美國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向世界推銷“民主”的事實證明，美國是借“民主”之名來搞政治斗爭，激化其他國家的社會矛盾，使這些國家動蕩、混亂。其目的就是干涉他國內政，維護美國霸權。當這些國家的人站出來要結束這種動蕩與混亂時，就會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扣上反“民主”的罪名。
美國紐約洲立大學教授、作家詹姆斯·科克羅夫特最近在《美國“民主”的五個真相》一文中，從五個方面揭露了美國“民主”的虛假面目：1、美國從來沒有“民主”;2、公眾的憤怒;3、種族主義、排外主義、性別主義和千禧一代;4、選舉反叛：候選人和媒體;5、“民主”的“民主”化、社會運動和未來。文章中說，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就是富人用來維護自身權利，控制勞動者和限制主流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異見者影響力的專制工具。美國教授、作家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揭露美國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用以喚醒世界人民認清美國資本主義虛假“民主”的真面目。文章中指出：就在這個世界上“最富有國家”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現象，民主和共和兩黨的主要人物都宣稱美國沒有“民主”，似乎大部分美國民眾也贊同。文章引用美國前總統卡特的話說，“美國沒有行之有效的民主。我們的選舉程序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程序之一，這是因為過度的金錢介入。”
美國的經濟集團控制了整個國家，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經濟集團的唯一目的就是聚斂財富，而資本主義的手段就是掠奪，掠奪，不斷的掠奪。
美國這個龐然大物成了他們掠奪世界財富的巨大戰車，既可以擋風遮雨，也可以擋子彈，還可以打著國家的旗號去做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和赤裸裸的武裝侵略，而美國的政府不過是資本家的傀儡，人民不過是邪教信徒般可以肆意驅使和犧牲的廉價低值易耗品。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只要有利益，資本家們可以毫不猶豫的犧牲美國和美國人民哪怕世界人民的利益，即使是同胞也不例外。
正如波拿馬，拿破侖說的：“金錢沒有祖國，金融家不知何為愛國和高尚，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獲利。”
列寧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掠奪，從清朝時期的1840年就開始了。現在國內的一些漢奸在互聯網上不斷地為美國人退還“庚子”賠款的“偉大舉動”歌功頌德，遺憾的是大多數中國人對這種先搶劫你，再用搶劫你的一部分錢給你弄個什么東西的舉動不感冒。
美國的這一舉動來自于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給各國首腦寫的信，信中明確指出，義和團運動已經證明了中國是一個不會屈服于外來勢力的民族，反抗不會停止，無論哪個國家都沒有足夠的兵力和精力來控制這個國家。
因此瓦德西建議采取以中國人代理來統治和掠奪中國的手段，于是美國人投資建造了清華大學，美其名曰——支持中國的教育事業，規定該大學每年必須向美國派遣多少多少留學生，其實質是在中國尋找和培養美國在中國的代理人。美國伊里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從國民黨執政開始中國政府親美的事實，證明美國的這一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中國軍閥混戰的時候，西方經濟集團充分利用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以軍火為貸款，要求各軍閥在取得勝利后必須以國家利益作為抵押換取軍火。當北伐戰爭開始后，他們又毫不猶豫的命令各國軍隊以“民主”的名義直接干涉北伐。1927年3月24日，為了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英美軍艦炮轟南京，制造了“3·24南京慘案”。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背叛革命，向帝國主義國家承諾：我的政府可以繼承北洋軍閥以來所有的外債，成了當時中國最大的漢奸賣國賊，滿足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民主”需求。這才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放棄他們支持的軍閥而全力支持蔣介石，而這筆外債有多少呢?折合國幣達744447593.98元，從1927年至1933年，蔣介石為了取得帝國主義“民主”的支持，進行“反共”內戰，制定“攘外必須先安內”的賣國政策，并清償帝國主義國家本息達二億四千九百余萬銀元。截止至1934年6月，已承認并歸入整理的達十億五千六百萬銀元。遇上這樣一個大漢奸，帝國主義在中國又有了新的“民主”朋友，西方的銀行資本家們終于眉開眼笑了。當然，債務是永遠還不清的，蔣介石的四大家族一面向帝國主義國家借債務，一面用中國的國家利益來償還，直到1949年借債額共達3068000000元，這些債務加上償還的利息，如果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趕走了帝國主義，相信腐敗的中國政府很難還清這筆債務，更何況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索取的“民主”越來越多，中國的債務也就會越欠越多，帝國主義在中國獲得的“民主”越多，中國人民則永遠別想翻身了……
三、社會主義人民“民主”與資本主義金錢“民主”的區別。
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經濟基礎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社會主義公有制保證了每個公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從根本上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使人們真正實現權利上的自由平等。
社會主義民主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的一種政治制度。社會主義“民主”是勞動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民主”。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是資本家當家作主。資本主義“民主”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政治制度，不管它采取何種形式，本質上都是資產階級用以保護和鞏固自己的財產所有權和政治統治地位的工具。在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掌握了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在這種制度下，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只能處于依附于資本、受制于資本的地位，而沒有任何擺脫這種地位的權利。資本主義“民主”是在資本壟斷下的金錢“民主”。
2、主體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國家是多數人享有的“人民民主”，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是“民主”的主體，所以叫“人民民主”。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主體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擁護社會主義、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他們占我國人口的95%以上，工人、農民和一般勞動人民都有機會被選舉進入國家政府掌握權力(如工人吳桂賢、農民陳永貴等人都被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級的領導)，幾千年來也只有在毛主席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中國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民主”。
資本主義民主是少數資產者的“民主”，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民主”的主體是資產者，也即有錢人。無產階級勞動者在資本主義國家是沒有任何“民主”和自由的權利。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歷史事實中，從來沒有任何工人、農民和一般勞動者被選舉進入國家權力機構擔任職務。
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是有錢人當家作主，少數有錢的資本家逐步地壟斷了國家的財富。以資本主義“民主”的方式，打著選舉的招牌，在金錢的作用下，選擇資本家的代理人掌管國家政權，為少數資本家利益服務。這樣，也只有資產階級的政客才能登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舞臺。
3、組織形式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社會主義“民主”是人民民主，組織形式是選舉和協商相結合的“民主”，選舉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是公民最重要的民主權利。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廣大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提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協商“民主”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一部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可以參政議政，為國家的建設，為人民的福祉出謀劃策。
社會主義民主的原則是：人民群眾享有各項民主自由的權利，并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努力提供越來越多的物質的、法律的、組織的條件和設施，以保障人民行使這些權利。
資本主義民主就是以選舉投票為中心的“民主”制度。西方國家的選舉“民主”與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有著緊密的聯系。商品經濟中的利益原則、平等原則、競爭原則、契約原則，反映到政治領域就是公民權利平等、公平競爭、自由選擇、定期選舉等。說白了，資本主義“民主”就是商品經濟中的“金錢民主”或者叫“利益民主”。
資本主義國家是建立在司法、行政、立法三權分立的基礎上的“民主”。無論是美國的總統制還是英國的內閣制，雖然有差異但本質是一致的，都是為少數剝削階級利益服務的。
資本主義的民主是無原則性的。資產階級所標榜的“民主”與“自由”，其本質上是把廣大勞動者排除在外，由金錢來決定，是少數資產者享有的“民主”，他們給予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是附加種種限制的，其前提必須是不危害資產階級的統治。
四、真正的人民“民主”。
無論是資本主義資本“民主”還是社會主義人民“民主”，開始都是時代進步的標志。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統治的革命斗爭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由于資產階級本質是“自私”的，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主席《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并且將必然取得勝利。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群眾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為實現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確立了正確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深刻地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人民“民主”可以激發人們的精神原動力，在物質條件貧困的年代，人民“民主”對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物質條件豐富的今天，人民“民主”依然是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手段。在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是世界“人民民主”高潮的頂峰。
曾幾何時，在中國神州大地上，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廣大勞動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哪怕是在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中國人民依然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齊心協力，團結一致，戰勝了來自大自然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國家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因為國家是由人民群眾自己當家作主，在這困難重重的三年自然災害中，沒有人逃荒，沒有人鬧事，更沒有人造反。
在“人民代表大會”中，超過一半的代表是工人和農民，最基層的勞動者可以當選中央領導，人們崇拜的不是糜爛的明星而是人民英雄和勞動模范，人們唾棄的不是“愛國賊”和助人為樂的“傻子”，而是賣國求榮、崇洋媚外的“漢奸”和自私自利的小人。“為國家爭光”、“五講四美三熱愛”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聽黨的話”、“為人民服務”是大家的義務。國家表彰的是能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人，懲治黨和政府內貪贓枉法的敗類。領導干部不會為了貪圖享受為自己的家屬子女發財暴富，更不是讓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困帶頭搞私有化的逐利者，而是勤儉“節約每一個銅板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盡忠、為民盡力的領跑人。
曾記否：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少數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蟲消滅了，勞動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自由。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威力下，鎮壓了反革命，懲治了腐敗官僚，祛除了邪惡，堅持了正義。干部下鄉參加勞動，知識分子到工廠、農村接受工人和貧下中農再教育。領導干部出門不用警車開道，書記下鄉住在農民家中和農民兄弟同吃同住。對不為人民服務具有官僚作風的干部，人民群眾可以直接提出批評。對于那些丟失黨性和人民性的腐敗官僚，人民群眾可以寫大字報進行批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人民群眾有“大嗚、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自由”，工人有“罷工”的權利，人民群眾有冤情可以越級上訪告狀。黨委、政府、“公檢法”等機關以及學校、工礦企業的大門口沒有保安站崗，只有一個傳達室的工人在值班傳遞郵件和分發報刊。那時的老百姓和縣市的領導經常見面，談笑風生，中央和省部級領導也經常下鄉了解人民群眾的疾苦，領導同志的姓名在老百姓口中如數家珍。不用商業廣告，干部愛民親民的事跡也能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廣泛傳頌。人人學雷鋒助人為樂，干部學焦裕祿為人民服務，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時代，所有黨、政機關、團體、組織、職業及社會公共場所，名稱均冠以“人民”二字，如人民政府、人民警察、人民醫院、人民公園、人民廣場……那時，人人平等，“同志”是最親切的稱呼，沒有官、民、貧、富等級差別，人民安居樂業，不會離鄉背井四處飄泊。幾千年以來，只有在毛澤東時代，社會上沒有妓女，沒有專業乞丐，沒有拐賣婦女兒童，沒有賣官買官，沒有留守兒童，沒有賭博經濟，沒有投機詐騙，沒有毒食品、毒藥品。人人有免費受教育的權利，并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正義得到扶持，邪惡受到打擊，黑社會組織無影無蹤。
在城市街頭，戴著紅袖章的退休老人義務為民服務，主動維護社會治安。在工礦車間，工人老大哥“以廠(礦)為家”，“以干為榮”，人人爭當先進生產者，勞動模范天天出現，好人好事層出不窮。在田間地頭，大家一起有說有笑，團結互助，氣氛濃濃。整個社會，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不用擔心上當被騙，不用擔心家中被盜，不用擔心丟失孩子，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不用擔心被警察抓捕。人人誠信，個個奮發，勤儉節約，勞動光榮，一人有難，大家來幫，這樣的社會才是人間真正美好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社會。
什么時候中國人民才能重新回到真正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社會中呢?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也許要更長的奮斗時間。
五、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場“災難”
2016年8月29日，新華社發表了一篇《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述評》文章，高度地概括了“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的光輝旗幟。”并提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參與，使廣大人民群眾反映意愿的制度更加健全、形式更加多樣、渠道更加通暢，始終確保把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從“十八大”以后的這幾年看來，中國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確實有所改觀。比如，上訪也不會被“抓”，超計劃生育也不會遭到強暴執法，強拆、強征、強罰款逐漸減少了，“立法”也開始不只單單為資產者的利益了，造謠誣蔑革命先烈和人民領袖也不象過去那樣猖獗了，攻擊中國共產黨，誣蔑社會主義和侮辱中華民族的人也多少有點收斂了……可是，“十八大”以前呢?“不爭論”是人民“民主”嗎?派警察維穩是人民“民主”嗎?抓“三無人員”是人民“民主”嗎?砍掉公有制經濟，瓜分國企，極力推行私有化，制造貧富兩極分化是人民“民主”嗎?……
新華社的文章中強調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全國有多少工人農民?而他們在人民代表大會中占的比例又是百分之零點零幾?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應該能夠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應該選舉由相同身份、思想進步、深得民心的人來做代表，而不能由官僚資本集團的人來包辦。而在政協委員中，文藝明星占的比例太多，難道是因為文藝明星掙的錢多就可以進入政協嗎?社會主義“民主”難道也和資本主義“民主”一樣是以金錢的數量來衡量的“民主”?
新華社的文章在評價人民生活水平時說，現在的“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到2013年的41908元，增加110倍;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從1978年的343元到2013年的26955元，增加78倍。”新華社是官方媒體，數據應該是可靠的。可能新華社的人只了解變化的數據，沒有了解到市場物價的差異。現在的GDP的主要數據指標是來自于房地產和股市等泡沫經濟的收入，如果這些泡沫經濟收入不計在內，現在的GDP是多少呢?如果要加上房地產的收入，用房價來計算，物價漲幅應該不止110倍吧?按1978年的物價計算，買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價最多不超過1000元，按GDP的110倍計算，應該是11萬元。不按北上廣深等高房價的城市房價計算，只按一般城市的房價，買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最少也要50萬元吧?現在的房價與1978年的房價相比較，按最低價的城市計算也是暴漲了500倍。如果GDP也按500倍計算，應該是190500元，與現在41908相對比，哪一個多?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從1978年到2013年增加了78倍，用人均收入增長倍數和物價增長幅度相對比，按新華社文章提供的數據來看，中國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提高了，而是大大地降低了。
從1949年到1978年這28年間，1949年中國的總人口是5·4億，國民總產值只有123億多美元，人均GDP只有23美元(約等于現在的人民幣153·59元)，人均國民收入只有16美元(約等于現在的人民幣106·85元)。1978年的總人口是9·6億，人均GDP是381元，人均國民收入是343元。到1978年，中國人口是1949年的約178%，人均GDP是1949年的248%，人均國民收入是1949年的321%，解放后的1949年與1978年(共29年)的物價基本上沒有上漲。從1978年到2013年(共35年)，中國總人口是13·6億人，是1978年的141·7%，人均GDP是1978年的110倍，家庭人均收入是1978年的78倍。從這些數據看似增長了許多，可是物價上漲與1978相比最高可達到500倍以上。人口增幅，前者29年是178%，后者35年是141·7%。物價是前者沒有變化，后者最高上漲500倍以上。這樣一對比，1949年到1978年的增幅遠遠高于1978年到2013年的的增幅。這種數據可以證明，“人民民主”的社會更能促進社會的發展，更能提升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外星人都知道，中國是個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的國家，中國的富豪最多一個月收入有達幾千萬元的，月消費也是幾百萬上千萬元。有的官僚資本家中存放的鈔票要用汽車來裝載，有的人買了直升飛機，有的人長期去境外旅游，有的家屬子女移居國外。單單一架直升飛機的消耗一個月是多少元?旅游購物應酬一個月要消費多少?而打工者(雇工)最少一個月的工資收入只有一千多元，有的甚至還不到一千元，收入差距超過一萬倍。
一年幾個億收入的人群大概不到中國人口的0·1%，可是中國有50%以上的人的月收入不到2000多元。按一家三口計算，老公上班，按每月工資2000元計算，老婆帶小孩，三個人一年的收入只有24000元，人均收入只有8000元。國家統計部門把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充實到低收入人群中成了“人均收入”，有的貧苦農村家庭收入一年甚至還不到一萬元。按照現在物價暴漲，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是降低了?我們不但要看到少數富豪的生活消費，更要關心大多數普通勞動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如果大多數勞動人民群眾的生活仍然處于貧困狀態，實現“小康”社會將永遠只是一個“夢”。
在毛澤東時代，一個人工作每月工資五十多元，老婆在家做家務，能養四至五個孩子，供他們上大學，生活過得非常幸福美滿甜蜜。現在一個人的月工資收入假設是50000元，老婆在家不上班，能養四至五個孩子，供他們上大學嗎?用人均收入來掩蓋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只有欺騙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和無知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沒有到基層了解過底層勞動人民的疾苦。這樣的數字在新華網媒體上公布，對于底層的老百姓來說是無法理解的。按照人均收入26955元，三個人一年就有8萬元的收入，怪不得有的公知在網上大聲呼叫讓農民工進城買房。這些人有沒有想過，底層農民工一個月一千多元的工資，還有被拖欠的危險，還要照顧留守在家的老婆孩子，這樣的收入能來城市買房嗎?
為什么中國會出現貧富兩極分化，是因為中國的人民“民主”政治遭到破壞，工人被迫下崗，工人農民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力，人民群眾監督政府反對腐敗等同于“犯罪”。只要有人提出不利于官僚資本利益集團的意見，他們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輕則治安拘留，重則全國追捕甚至暗殺。中國已經由人民群眾監督演變為媒體公知的市場炒作。在官僚資本獲利的同時，媒體公知們為了在官僚資本利益集團口中分得一杯殘羹剩湯，昧著良心進行資本炒作，為官僚資本做不良廣告，坑害人民群眾，這就是勞動貶值，人民“民主”喪失，資本主義“民主”泛濫成災的后果。
記得最近有條新聞報道說，在江蘇連云港，有一只寵物狗咬傷了人，人因為被狗咬傷而打死了狗，結果打狗的人被判坐牢，而咬傷人的“狗主”卻能得到法律的庇護。雖然中國憲法講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是人民“民主”，可是執行的卻是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法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或者說是執行封建社會的“天下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法律制度。誰有錢誰就有理。假設這個被咬傷而打死狗的人是政府領導，會判坐牢嗎?又假設打死狗的人是富豪，會坐牢嗎?一個有權，一個有錢，這兩類人被狗咬傷而打死狗一定不會坐牢的。如果社會這樣發展下去，社會上不止是有錢人的生命高于貧窮人的生命價值，連有錢人家的狗都比窮苦人的命要值錢。到時候，有錢人養虎、獅之類的寵物，出門傷了人，如果傷害的是窮人，怎么辦?按照現在執行的法律，寵物傷人是合法的，打死寵物是違法的。這樣的法律不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法律而是“有錢就是合法”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法律。過去30多年來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對中國社會的毒害和對中國人民的傷害是極其深惡的。如果支持“人不如狗”的資本主義“民主”價值觀，就會把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政治置于死地?
官僚資本利益集團為了讓少數人先富裕起來，一是大肆印鈔票，使勞動人民手中勞動得來的血汗錢大大地貶值;二是瓜分國企，強迫工人下崗，掠奪國家和個人財富;三是建立投機賭博機構，進行資本炒作。官僚資本利益集團為了少數人獲利，政府官員和銀行、投機商相互勾結，寬松放貸，有的甚至用零首付來抬高房價。哪個房地產商的背后沒有政治后臺?與其說房地產市場綁架了中國政府，還不如說房地產商勾結了政府官員。哪一個房地產項目沒有政府官員的支持能對老百姓的房屋進行強拆、強遷嗎?最近在東北連劉亞樓的舊居都強拆了，如果只是開發商的行為，會這么荒唐嗎?
所以說，有了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的“民主”自由，反過來說，有了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自由，就沒有資本主義剝削的“民主”和自由，所以官僚資本利益集團的人最害怕提毛澤東思想，甚至不敢提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思想主張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實現社會主義人民“民主”自由。
各種事實證明，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國來，必然會導致貧富兩極嚴重分化，人人勾心斗角，個個爾虞我詐，正義缺失，邪惡泛濫，撕裂中國社會。給中國政府帶來腐敗，讓中國共產黨失去民心，使中國民眾一盤散沙，讓中華民族墮入災難的深淵。
六、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民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國共產黨章程》在黨的建設必須堅決實現的四項基本要求中的第三項規定：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只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最后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人的光榮使命。不能把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作為個人升官發財的途徑，而是要把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為人民服務”的起點。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不忘共產黨的“初心”，繼承實事求是，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終生。
“民主”在黨內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則，在國家就是工人農民當家作主。
當黨和政府利益與人民群眾利益發生矛盾時，共產黨人首先想到的應該是人民群眾的利益，不能以黨和政府的利益為理由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黨和政府的利益必須等同于人民群眾的利益，也就是說黨和政府與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不符合人民群眾利益的事，黨和政府堅決不干，這才是共產黨的“初心”，也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不同的本質。如果黨和政府的利益符合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少數甚至多數人民群眾還不了解或者不清楚黨和政府的行為是符合大多數人民利益時，黨政機關干部必須采用說服教育的方式，教育人民群眾要服從大多數人民群眾的的利益，以贏得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決不能用官僚主義的作風強迫命令，粗暴行動。
那些為了個人或者少數人的利益讓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困，熱衷于搞私有化的官僚，他們的既得利益是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是相違背的。解散人民公社，改國營企業為國有企業再到瓜分國企，強迫工人下崗，為了資本利益強拆群眾房屋，強制計劃生育的政策都不是《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規定的共產黨的行為。這些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損害人民利益的行為不是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所允許的。因為這樣的行為不是黨章中規定的“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共產黨作風，而是“權為資本所用、情為資本所系、利為資本所謀”的資本主義“黨閥”作風。
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法制應該遵照黨章要求，按照憲法規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的原則下進行的。那些天天高呼“法治”的精英，為什么一提到“人民民主專政”就啞火?因為他們主張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與法治”，堅持的是資產階級專政。
要真正做到黨章中規定的“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就必須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精神。只有堅持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才能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才能保證黨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才能在任何時候都把黨和人民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
社會主義“民主”是以人民的公共利益為標準，叫“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以社會利益為導向，以人民為主體，以“為人民服務”為載體的民主。“人民民主”是以人民群眾的意愿來決定“民主”的質量，按照法律，每一個人都享有相同的“民主”權利，是真“民主”。
資本主義是以資本利益為標準，叫“資本民主”，也叫金錢民主、市場民主。資本民主是以經濟利益為導向，以金錢為主體，以市場為載體的民主，“資本民主”是用金錢的數量來決定“民主”的質量。以金錢為主體的“民主”是建立在資本利益的基礎之上不顧人民利益的假“民主”。
既然資本主義民主是假“民主”，為什么當今世界到處宣揚著這種假的“民主”。這個問題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民主”是社會的產物，當然也是有其階級屬性。二戰以后，尤其是前蘇聯解體后，美國的政治霸權和軍事霸權影響了整個世界，與此同時，美國在政治霸權和軍事霸權的基礎上也建立了話語霸權。在話語霸權的作用下，世界各國的意識形態起了一定的變化，資本主義政治這頭“鹿”也就被指著變成了“民主”這匹馬，成了納粹黨宣傳部部長戈倍爾所說的“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是真理”的現實。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有了“人民民主”這個真“民主”，就沒有資本主義“金錢民主”假“民主”的地位;同樣，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有了“金錢民主”這個假“民主”，就沒有人民民主這個真“民主”的地位。
真假“民主”最簡單的區分辦法是看“民主”的主體是誰，民主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的“民主”就是真“民主”，否則就是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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