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訊 徐東)12月26日上午，由北京大學現代科學與哲學研究中心、李志敏書法藝術研究會主辦，烏有之鄉網等單位協辦的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2周年座談會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報告廳隆重舉行。著名愛國學者、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生導師鞏獻田教授擔任本次大會的主持人。來自首都各界深切懷念主席且兼憂心祖國前途命運的近200名愛國人士熱情參加了本次大會，與會嘉賓包括毛澤東同志的叔侄毛堅平、中共吉林省委原副書記林炎志、北京大學副校長梁柱教授、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總顧問丁冰、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原副會長曹長盛、北京大學現代科學與哲學研究中心主任趙光武、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原理部主任余斌、北京市趙曉魯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趙小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程美東、黑龍江廣播電視大學教授范正美、原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文茂、獨立新聞評論員郭松民、北京大學中文系孔慶東、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王立華大校等人。會議開始前，全體起立，合唱《東方紅》，繼而莊嚴肅立，表示對主席的崇高敬意和深情緬懷。

談談毛澤東同志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偉大貢獻

——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22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丁冰

　　2015年11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會上作的關于如何“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重要講話中，言簡意賅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光輝經濟思想。說他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和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獨創性的觀點”，“都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造性發展”。今天我即擬按此精神簡要具體地談談偉大領袖毛主席對經濟學，特別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實踐成就的偉大貢獻，借以紀念他老人家誕辰122周年。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毛澤東通過對作為帝國主義掠奪對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社會經濟的深刻分析，以及對我國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行成功的實踐和有益的探索，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史，在繼列寧之后，又向前推進到了新的毛澤東思想階段。在這個階段，毛澤東首先在他《新民主主義論》等經典著作中，創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并在此經濟綱領的指引下，使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在經濟領域取得節節勝利，如在城市，通過沒收官僚買辦資本初步建立起一批現代化的國營企業;在農村順利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偉大歷史任務。

　　我國舊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與19世紀上半葉的德國正處于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過程中的情況有些類似，即無產階級都面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據此，馬克思說：“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直接的序幕”，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要不斷進行革命的理論。1952年冬，毛澤東在這不斷革命論的指導下，創造性地提出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和相應的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僅僅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就在全國范圍內，除港澳臺和西藏外，基本上都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隨著這種嶄新制度的建立，便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快速發展，大大提前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68%，年均增長10.89%。[2]

　　隨后，毛澤東在我國已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形勢下，及時先后發表《論十大關系》(1956年)、《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1958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1959—1960年)，以及1958年11月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等等。他通過這些著作、談話，在努力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論點，為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準確地提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3] 即認為既不是像斯大林同志說的只研究生產關系;也不是像國內某些學者那樣，把生產力或法律、政權等上層建筑也當作研究對象;同時更不是脫離生產力和上層建筑孤立地去研究生產關系，而是在與此二者相聯系中去研究生產關系。很顯然，毛澤東這樣理解和表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最符合馬克思原意的。

　　第二、最先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毛澤東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4] 由此說明社會主義社會無比優越于舊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第三、十分重視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發展要按比例實現綜合平衡。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兩大部類要按比例發展是任何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要求，但只有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才能自覺有計劃地去適應按比例實現綜合平衡的發展。毛澤東的新貢獻則在于，他用辯證觀點去看待綜合平衡與不平衡的關系。他說：“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5]還說：“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也沒有，這是不可能設想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6] 但盡管如此，社會主義經濟既然能自覺主動去實現綜合平衡，滿足按比例發展的要求，就能從總體上避免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從而使宏觀經濟能維持持續穩定增長。這乃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快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四、在產業結構上，毛澤東從我國國情出發，明確提出應實行以工業為主導、農業為基礎的方針，要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毛澤東在中央1959年 廬山會議上討論總結過去經濟工作經驗時說：“過去安排國民經濟計劃是重、輕、農，現在是否提農、輕、重，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7]這就進一步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關于兩部類生產要按比例發展的思想。

　　第五、強調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必須重視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積極作用。在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上，此前，這是一個禁區。斯大林在晚年雖然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需有商品存在，但只限于消費品和不同所有制之間及企業與個人之間交換的產品，全民所有制內部調撥的產品和生產資料則不是商品。價值規律在這后一領域只具有核算意義，而不起調節作用。毛澤東則認為商品流通不僅限于不同所有制之間，還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關。他說：“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產主義者要考慮的。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于消失。”[8]他還針對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些人大刮“共產風”，急于想廢除商品生產交換，以免滋生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潮，強調指出：“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9]有商品生產存在，價值規律就必然要發揮作用。毛澤東說：“這個法則(指價值規律—引者注)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0]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注意到對價值規律的消極作用應予限制。他說：“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11]這樣，毛澤東便把商品和價值規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上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第六、提出管理也是生產關系的著名論點。前面已指出，毛澤東是把生產關系視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他認為“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這三個方面。”[12]因此，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13]他還認為，在所有制性質不變的相對穩定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生產關系，卻不能不是不斷變化的。”[14]因此，領導者就必須注意不斷調整改善管理制度和方法，使企業所有人員真正形成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達到這一目的。毛澤東在總結群眾和企業管理經驗中，創造性地提出“對企業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相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15]過去早已成型的、行之有效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乃是充分體現毛澤東這一光輝經濟思想的典范。它的最大特點和優勢則在于它能使企業廣大職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企業當家作主的主人，因而能充分發揮主人翁感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生產效率。不難理解，在國有企業里，這種企業管理的辦法不知要比那用職工持股來刺激積極性的辦法要合理、有效多少倍。

　　上述毛澤東同志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所提出的獨到性重要理論觀點，不僅創造性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而且由于它如實地揭示和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完全貼近廣大勞動群眾的心思和利益，因而能充分調動各族人民特別是廣大勞動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使我國解放后，在短短的20多年里，就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落后國家，變成一個基本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先進社會主義大國。從經濟總量來看，統計數據顯示：在1952—1978的26年間按不變價格計算，GDP從679億元增長到3624億元，[16]即增長434%，年均增長 6.65% ，大大超過西方各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即使在經濟受到一定干擾的“文革”時期，廣大勞動群眾憑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固有優勢和在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正確方針的指引下，經濟建設也取得了巨大成績。漫說農業獲得連年持續增產豐收的成果，即使在城市工業科技戰線上，除了有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產品問世外，僅通過三線建設和從西方引進一批先進技術投產，就新增了一大批以攀枝花鋼廠為代表的現代化大型企業。就經濟總量增速來說，在“文革”的1966—1976年間，GDP年均增速也達到了6.39%[17]的遠高于同期西方國家的年均水平。財政上更出現了一個難得的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結余的良好局面。而且那時物價穩定，工資月月按時照發?？梢姡姓f那時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總之，我國在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依靠黨的領導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盡管有曲折，但成就卻依然極其可觀，因而也為新的歷史時期的改革開放事業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理論基礎、制度基礎和提供了寶貴經驗。這些都是我們不容忽視和感到欣慰的。

　　2015年12月26日

　　[1]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出版，第1476頁。

　　[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14頁數據推算。

　　[3]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1頁。

　　[4]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14頁。

　　[5]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19—120頁。

　　[6][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0頁。

　　[7] 見《陳云文選》第3卷注釋119條，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第397頁。

　　[8]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40頁。

　　[9]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39頁。

　　[10]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頁。

　　[11]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35頁。

　　[12]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5頁。

　　[13]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5頁。

　　[14]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5頁。

　　[15]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5頁。

　　[16]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66頁

　　[17] 轉引自丁冰著：《中國經濟熱點問題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第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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