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說明：
這是一篇最近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前兩部分使用專業語言較多，這只能懇請讀者諒解，因為應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闡釋經濟問題，不能不嚴格使用馬克思依據唯物史觀開創的科學范疇和原理，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揭露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主觀性、表面性（庸俗性）、片面性、虛偽性和欺騙性，正確闡明客觀經濟規律。本文第三部分之后就比較通俗易懂了。
近些年來，信奉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學者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研究經濟學不要意識形態化”。這是具有欺騙性的。本文為讀者提供了一個例證：照搬資產階級經濟學來策劃“改革”的那些“權威”智囊，他們的經濟思想和主張是滲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其主要表現就是公然違反我國憲法規定，搞私有化，妄圖化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澄清一種對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嚴重曲解
——所謂馬克思提出了“社會大工廠模式”辨析
何干強
內容提要：我們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自信，才能保證改革沿著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勝利前進。《重啟改革議程》第一作者為將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誣蔑為“社會大工廠模式”，多次引用馬克思的有關論述，并不符合馬克思的原義。馬克思十分清楚地揭示了社會再生產運動與企業再生產運動的共性和區別，不可能提出把那種把企業管理放大到全社會管理的“社會大工廠模式”。該書的深層用心是，否定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指導中國當下的經濟體制改革，這在改革指導思想上，造成了嚴重混亂。與此相關的重大理論是非，必須予以澄清。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社會大工廠模式” 改革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是后者的集中表現，并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我們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自信，才能發揮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基礎的維護和促進作用，保證改革沿著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勝利前進。如果在改革實踐中動搖乃至拋棄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改革，勢必重蹈前蘇聯東歐改旗易幟的覆轍。前蘇東國家的被顛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執政者在“改革”喧囂聲中實行經濟學“西化”，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目前我國是存在經濟學“西化”傾向的。2013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論述經濟體制改革的專著《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以下簡稱《議程》），以隱晦的方式，根本否定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該書認為，馬克思對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的經濟管理，提出了一個“社會大工廠模式”（20），這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理論源頭；既然改革必須改掉計劃經濟體制，那么，作為這種體制思想來源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不能用以指導改革；要“重啟改革議程”，就只能用所謂“現代經濟學”（實質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作為指導思想。這種論證邏輯正在產生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改革的嚴重后果，影響面很大。許多宣傳媒體把《議程》第一作者捧為中國改革的“泰斗”式人物；該書出版不久，就獲得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某些報刊記者還對第一作者進行了專訪宣傳報道；尤其令人憂慮的是，一些政府智囊機構乃至管理部門，實際上已經按照《議程》照搬新自由主義所提出的改革主張在繼續推行私有化。在筆者看來，這種傾向反映了當前中國經濟領域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斗爭的嚴重性。
顯然，要么《議程》第一作者的邏輯是正確的，中國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就只能用現代西方經濟學來指導；要么《議程》第一作者的邏輯是根本錯誤的，改革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二者必居其一。筆者認為，正確的判斷只能是后者。《議程》第一作者的邏輯推理究竟錯在那里？錯就錯在，所謂馬克思提出了“社會大工廠模式”，這是一個偽命題。本文擬對此做出學術論證，希望引起人們高度重視。
一、所謂馬克思的“社會大工廠模式”似是而非
《議程》第一作者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多次引用馬克思經典著作有關論述，證明馬克思提出了“社會大工廠模式”，這導致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計劃經濟體制”。因此，我們很有必要從學術研究追求科學的基本要求,對其引用的馬克思論述，做一番辨析，以便弄清真相。為了使讀者能弄清《議程》第一作者有關引文的原義，有些引文段落我們會比這位作者引用得更完整些。讓我們對他引用的三段論述，做一番辨析：
1.馬克思關于社會整體與工廠內部結構都有分工的一段論述：“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和工廠的內部結構有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社會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們以現代工廠中的分工為典型，（以便隨后）把它運用于整個社會，那么我們就會看到，為了生產財富而組織得最完善的社會，毫無疑問只應當有一個起指揮作用的企業主按照預先制定的規則將工作分配給共同體的各個成員。可是，實際上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當現代工廠中的分工由企業主的權威詳細規定的時候，現代社會要進行勞動分配，除了自由競爭之外沒有別的規則、別的權威可言。”
這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第二章第二節“分工和機器”中的一段話。馬克思在這一節，主要批判普魯東弄不清分工(是經濟范疇，即生產中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和機器（是生產力的工具，這不屬于經濟范疇）的本質區別；把分工理解為永恒的、抽象的范疇，不懂得不同時代的分工具有由不同生產方式決定的不同歷史形式。
《議程》第一作者在引用這段話時，沒有引用“可是，實際上……沒有別的規則、別的權威可言”這后兩句話。這一段話，馬克思是針對普魯東把作為社會生產關系的“現代工廠”同機器混為一談、說分工“把權威原理帶入勞動領域”而言的。馬克思要表述的本意是，社會整體與單個工廠的結構雖然具有共性，都有分工，但是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社會分工的方式，同工廠內企業主憑借權威規定工廠內部分工的方式，有重大區別。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分工，只能靠市場自由競爭這種權威來形成；如果要把企業的分工形成方式運用到社會，那全社會就只應當有一個企業主按預先制定的規則進行對社會共同體的各個成員進行工作分配，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上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不難看出，《議程》第一作者對馬克思批判普魯東的論述，只引證了對于對自己觀點有利的部分，卻略去了和自己觀點相沖突的部分，這在學術上屬于斷章取義。
應當說，馬克思在這段話中，并沒有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社會分工形成方式。即使按照《議程》第一作者引用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的這段話，在“把它運用于整個社會”前面有“以便隨后”幾個字，也不能證明這“整個社會”說的是未來社會。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即使全社會只有一個指揮中心，馬克思也決不會把指揮者比喻為“一個企業主”。顯然，用這段話來證明馬克思提出了未來社會的“社會大工廠模式”是牽強附會的，是《議程》第一作者自己的一種推測。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完整地理解這段話，就應當承認，馬克思既指出了社會和工廠“有共同的特點”，但是也同時指出了它們在資本主義時代在分工形成方式上的重要差別，《議程》第一作者卻沒有引述馬克思這些有關差別的論述。實際上，在馬克思看來，即使到共產主義社會，社會整體的經濟運動和單個生產單位內部的經濟運動，雖然在統一的指揮和計劃管理上有共性之處，但是也是存在著重大差別的，社會整體的計劃經濟管理，絕不是單個企業內計劃管理的簡單放大。本文第二部分對此將做深入探討。
2.馬克思關于工場手工業分工的一段論述：“資產階級意識一方面把工場手工業分工，把工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種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絕對服從資本，歌頌為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勞動組織，同時又同樣高聲地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把這些說成是侵犯資本家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自決的‘獨創性’。工廠制度的熱心的辯護士們在斥責社會勞動的任何一種普遍組織時，只會說這種組織將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廠，這一點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在這段論述中，《議程》第一作者引用的只是最后一句話，即“工廠制度的熱心的辯護士們在斥責社會勞動的任何一種普遍組織時，只會說這種組織將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廠，這一點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以此作為馬克思提出了“社會大工廠模式”的重要依據。其實，馬克思在完整的一段話中要表達的原義是：資本主義專制主義的辯護士，一方面無視資本對工人的殘酷奴役，歌頌資本主義工廠內的分工制度和對雇傭工人的奴役式的分工管理制度，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勞動組織”；另一方面卻“高聲地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斥責社會勞動的任何一種普遍組織”，說這是對資本家權利的侵犯，這說明，辯護士們是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看待分工制度的，他們歌頌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制度，但是對于與工場手工業分工有共性的全社會的分工制度，卻高聲地責罵，這證明這些辯護士完全是資本家及其利益的代言人，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維護者。
在這段話中，盡管蘊含著馬克思肯定社會分工與工場手工業分工有共性的思想，但是馬克思絕沒有在這里表達，未來社會的分工管理，就是放大了的工廠內部的分工管理。在《議程》第一作者引用的這段話中，“說這種組織將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廠”，這完全不是馬克思說的話，而是工廠制度的熱心的辯護士們的話。《議程》第一作者以此來證明馬克思提出了所謂放大了的工廠管理的“社會大工廠模式”，這顯然是張冠李戴。
3.馬克思關于資本積累過程會產生資本集中趨勢的一段論述：“在一個生產部門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資本已溶合為一個單個資本時，集中便達到了極限。在一個社會里，只有當社會總資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資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資本家公司手中的時候，集中才算達到極限。”
《議程》第一作者早在1987年就引用這段話，并解讀為：“這就是說，整個資本主義生產趨向于集中合并成一個唯一的企業。當資本被剝奪，在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時，社會自然就成為一個社會范圍的魯濱遜或者社會規模的大工廠了”；《議程》這本書再次引用了這段話，并斷言，馬克思明確地提出了資本集中將導致整個社會形成“一座建立在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制基礎上的大工廠”（20）；“所以，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又可以叫做‘社會大工廠模式’。”（20）。他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模式具有“理想主義色彩”（23）。然而，《議程》第一作者的這種理解，并不符合馬克思原義。
首先，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絕沒有說資本集中是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唯一趨勢。《議程》第一作者只引用了強調“社會總資本合并在惟一的資本家公司手中”這段話。其實，在這段話的前面，馬克思首先論述了資本積累過程中存在“原資本上會分出枝杈”、“資本家家庭內部的分產”、“資本的分裂”、“許多單個資本的相互排斥”的分散趨勢；然后才說，“社會總資本這樣分散為許多單個資本，或它的各部分間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間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 可見，資本分裂、排斥與資本集中，這是資本積累過程中同時存在的、有著作用與和反作用關系的兩種趨勢。把資本集中理解為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唯一趨勢，把資本集中的極限理解為唯一的結果，這并不符合馬克思的原義。按照原義，至少要看到，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存在分散趨勢對集中趨勢的阻力。《議程》第一作者引用馬克思關于資本集中達到極限的論述，卻不引用馬克思關于資本分裂、排斥趨勢的論述；并說，馬克思沒有預見到“西方國家會采取反壟斷措施”阻止資本集中，沒有看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依然存在大批小企業。（22）這就使人們容易相信他的所謂馬克思的“預見”是“理想主義”或具有空想色彩的論證。其實，現代資本主義并沒有改變馬克思揭示的資本分散和資本集中兩種趨勢，只不過這兩種趨勢由歷史的具體因素決定，在不同時期其中一種趨勢強一些，另一種趨勢弱一些而已。全面地理解馬克思的論述，就應當認識到，資本集中和資本分散這兩種趨勢，前者會擴大和加深兩極分化，后者會增強私有制導致的無政府狀態，結果都會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個對抗性基本矛盾激化。所以，歷史發展的極大的現實可能性是，如果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政黨能堅持用唯物史觀指導行動，發揮主觀能動性，在資本集中到唯一資本家公司這種結果沒有出現之前，就能抓住有利的歷史機遇，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一旦建立，就必須利用這種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的共同利益，從根本上解決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對基本矛盾，這從管理體制上來說，就不能不對社會再生產進行有計劃的調節。從馬克思的理論邏輯來看，計劃調節是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必然途徑，完全不是主觀臆造的產物。2007年以來的至今尚未走出的世界金融經濟危機，證明了馬克思理論邏輯是真理，絕非“理想主義”。
第二，馬克思這段話闡述的資本集中“達到了極限”，是依據歷史辯證法做出的一種科學假設。聯系此段引述的上下文看，馬克思揭示出，資本主義積累過程產生的資本集中或資本吸引資本，這是一種客觀的經濟規律。現實中，資本主義競爭必然造成較大的資本戰勝較小的資本，而信用又會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馬克思假設集中達到極限，是為了強調這種客觀規律會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始終存在，從而有助于人們理解，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種固有的基本矛盾終將去向極端地尖銳化。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現實證明，資本集中這種規律的確存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尖銳化也客觀存在。而只要這種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以此為前提，假設集中達到極限，就不能說是一種空想，而是一種科學假設。這種科學假設，絕不意味著要無產階級在推翻資本主義的斗爭中，脫離具體實踐的環境和條件，去憑主觀建立全社會的“大公司”。須知馬克思作為唯物史觀的創立者，是絕不會要求人們把這種作為科學假設的抽象“極限”，當作具體實踐的“模式”的。可以說，即使馬克思說的資本集中趨勢“達到了極限”，那也不可能是《議程》第一作者所講的那種把企業管理放大到全社會的所謂“理想主義”的或空想的“社會大生產模式”，而只能是客觀趨勢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以下本文的第二部分可以知道，馬克思不可能把企業經濟管理與全社會的經濟管理混為一談。
研究上述馬克思原著的三段論述，可以明白，《議程》第一作者把它們作為馬克思提出了未來“社會大工廠模式”空想性預見的證據，其實都曲解了原著的原義，根本不足為憑。他把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源頭追溯到馬克思，制造了關于馬克思的理論冤案。馬克思的經濟思想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形成的科學思想，不是憑主觀揣摩就能曲解、否定得了的。
二、馬克思不可能提出所謂的“社會大工廠模式”
我們黨做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揚棄的是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因為這種管理體制確有把單個企業內部的集中管理方式放大到全社會的這種弊病。然而，這完全不能歸罪于馬克思。恰恰相加，要真正糾正這種弊病，必須遵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社會再生產一般規律，弄清社會再生產運動與企業（工廠）再生產運動的共性與區別。
從共性看，馬克思揭示出，在商品生產社會，社會總資本同單個產業資本一樣，在再生產過程中，都要分為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三個組成部分，依次經過購買、生產和銷售三個階段做循環周轉運動；這三個部分必須有一定的比例關系；全社會的勞動同工廠內部的勞動一樣，都存在一定的分工。這些與單個產業資本運動和單個工廠內部的計劃管理，都有共同之處。
馬克思還設想過全社會消滅了私有制和商品生產消亡之后的社會生產。他說，“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里，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范圍內重演”；“這個聯合體的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產品。這個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 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在社會范圍內重演，這意味著自由聯合體經濟的社會生產將像企業那樣，形成一個指揮中心，這與企業生產具有指揮中心也具有共性。
在社會生產和企業生產具有共性的意義上，人們為了與生產上必然存在自發性或無政府主義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作對比，把自由人聯合體經濟或共產主義經濟的社會生產比喻為一個“社會大工廠”，這是很自然的，也并沒有錯。列寧就說過，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全體公民都成了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 這里的“辛迪加”就是現代形式的大工廠。
然而，把這種關于自由聯合體經濟的社會生產和企業生產具有共性的論述，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了把單個企業內部的集中管理方式放大到全社會的“社會大工廠模式”，則是一種曲解。不能忽視，馬克思在肯定全社會與單個工廠存在有計劃的管理等共性的同時，還深刻地揭示了社會總資本運動和單個產業資本運動之間，從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社會再生產運動一般與企業再生產運動一般之間的重要區別：
1. 社會總資本與單個資本運動的實現條件不同。盡管社會總資本的運動，是由無數單個資本周轉運動的總和構成，但是，不能認為社會總資本運動就是單個產業資本運動的機械相加之和。馬克思指出，它們兩者實現再生產運動的條件是有原則差別的。這表現在：“單個資本——即社會資本中獨立執行職能、賦有自己生命的任何一個部分——的產品，可以有任何一種實物形式。唯一的條件是，這個產品必須實際具有一種使用形式，一種使用價值，使它有資格在商品世界成為可以流通的一環。”然而，“社會總資本的產品卻不是這樣。再生產的一切物質要素，都必須以它們的實物形式形成這個產品本身的各個部分。已經消耗的不變資本部分，只有當全部再現的不變資本部分以能夠實際作為不變資本執行職能的新生產資料的實物形式在產品中再現的時候，才能由總生產來進行補償。”這就是說，無數單個資本的產品要成為社會總產品價值構成的組成部分，就必須納入到兩大部類形成一定比例關系的產品價值構成之中。社會總產品中作為生產資料的產品價值，必須能夠補償已經消耗掉的社會再生產的不變資本，才能滿足社會總資本運動的客觀要求。因此，社會總資本運動與單個資本運動相比，有其特殊的條件要求，它必須回答，無數單個資本是在什么條件下結成互為前提、互相依賴的關系，從而有機地構成社會總資本運動的；它要求社會總產品的物質組成部分的構成（即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產品與第Ⅱ部類消費資料產品在使用價值形式上的結構），與社會總產品的產品價值的各組成部分相互對應，即∑（c+v+m）=∑c+ ∑(v+m) =Ⅰ(c+v+m)+Ⅱ(c+v+m)；兩大部類產品價值之間要符合一定的比例關系的基本要求，即在社會簡單再生產條件下：Ⅰ（ v + m）=Ⅱc；在社會擴大再生產條件下：Ⅰ（ v + m/z + m/x）= Ⅱ(c + m/y）,式中，m/x 、m/y 、m/z 分別表示資本家階級的個人消費、追加的不變資本價值、追加的可變資本價值， m/x + m/y +m/z = m。
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這種社會總產品的物質組成部分與價值組成部分的相對應的比例關系，是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要求，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消亡之后同樣存在。馬克思指出，“如果生產是社會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那末很明顯，為了進行再生產，第I部類的這些產品同樣會不斷地再作為生產資料在這個部類的各個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這些產品的生產部門，另一部分則轉入其他生產場所，因此，在這個部類的不同生產場所之間發生一種不斷往返的運動。” 顯然，作為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要求的不同部門、行業和企業之間產品之間的往返運動，在實現的條件上，同一個工廠或企業中的物資調配是有重大區別的。深刻揭示了這種區別的馬克思，怎么可能把未來社會宏觀經濟的管理等同于放大了企業管理的所謂“社會大工廠模式”呢?
2.社會總資本的運動不同于單個資本運動，它包括個人消費。社會總資本運動就其對產品的消費而言，既包括投入直接生產過程的生產消費，又同時包括人們對生活資料的個人消費；而單個資本運動是不包括個人消費的，因為個人消費，已超出了單個資本流通的范圍，無論是工人的個人消費，還是資本家的個人消費，都是在單個資本循環之外進行的。在單個資本循環之內，只有增殖剩余價值的生產消費。但是社會總資本的運動，則必須解決個人消費這樣的問題；全社會的生產消費品（生產資料）的生產與個人消費品（消費資料）的生產，這兩種生產相互之間，必須建立起相適應的相互關系，才能構成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
在社會總資本運動中生產消費與個人消費存在內在的聯系，這是馬克思揭示的社會再生產的一般規律；在沒有商品貨幣關系的條件下，這個規律也是存在的。馬克思既然強調，是否包括個人消費，這是社會再生產運動與單個企業運動的重要差別，又怎么會把未來社會宏觀經濟管理簡單地視為不包括個人消費的企業管理的放大，提出什么“社會大工廠模式”呢？
3.社會總資本的運動不同于單個資本運動，它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單個企業運動不包括個人消費，而社會再生產包括個人消費，這個原理在商品生產社會表現為：在企業運動中，不包括離開資本增值的、獨立的一般商品流通，而在社會總資本運動中則包括獨立的一般商品流通。這是因為，在單個企業運動中，企業生產者用貨幣（資本）購買勞動力商品（G—W(A)）和生產資料商品（G—W(Pm)），出售所生產的商品（資本）取得收入(W—G)，如果孤立地看這些環節，它們都是一般商品流通環節，但是只要聯系起來看，就可以知道，它們實質上屬于企業資本自行增值的資本流通過程的環節，屬于資本流通過程中一定階段的表現形式。然而，社會總資本運動卻與此不同，“就社會資本的總體來考察的循環，不僅包括資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社會資本運動中的一般的商品流通，是獨立于單個企業資本循環之外的，是企業管理者、勞動者（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用得到的貨幣收入，購買個人消費品，這些流通環節完全屬于簡單商品流通范疇；這種流通的目的是個人消費，而不是形成資本。正因為如此，所以馬克思深刻地指出，研究社會再生產運動，應當運用商品資本循環公式W¢—G(g)—W(w)…P…W¢，因為這個公式的“起點W¢= W+ w,即商品資本，既包含不變資本價值和可變資本價值，也包含剩余價值”，從而可以顯示出社會總資本的運動既包括生產消費，也包括個人消費；而研究單個產業資本運動，應當運用起點和終點只顯示資本價值的G—W…P…W¢—G¢循環和P…W¢—G¢—W…P循環公式，因為這兩個公式是不顯示個人消費的。試問，深刻揭示了社會總資本流通和企業資本流通重大區別的馬克思，難道會把宏觀經濟管理等同于放大了企業管理的“社會大工廠模式”嗎？
從《資本論》闡釋的有關社會再生產運動和企業再生產運動存在區別的原理來看，馬克思根本不可能像《議程》第一作者那樣，提出把企業管理放大到全社會的所謂“社會大工廠模式”。
以上馬克思關于社會再生產運動與企業再生產運動之間的共性和區別的論述告訴我們，由于兩者存在共性，所以，我們在改革中揚棄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行政式管理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絕不意味著要根本否定馬克思所說的有計劃地分配社會勞動時間的計劃經濟，否定對全社會生產統一指揮、計劃調控，這是違反社會化大生產規律要求的。而由于兩者存在區別，堅持馬克思關于自由人聯合體計劃經濟的基本原理，又絕不意味著應當像管理企業那樣來計劃管理全社會的宏觀經濟運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搞好宏觀計劃調控，這是需要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下，積極探索的嶄新的重大課題。
三、臆造者的邏輯思路和目的
《議程》第一作者把臆造的“社會大工廠模式”加到馬克思頭上，有著深層的用意。梳理一下《議程》在這個問題上的邏輯思路，就不難看出其目的所在。
《議程》給讀者以強烈印象的，是根本否定新中國前30年的偉大成就；這也是該書論述的邏輯起點。《議程》第一作者認為，1949年建立新中國，“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卻轉化成了雅各賓式的或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295）；“在1957—1976年的20年中，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幾乎沒有提高，城鄉居民生活基本上處于不足溫飽的狀態”（265～266）,“改革開放前的社會并不是一個平等的社會”（289）；到1976年，“經過近30年的發展，中國農村依舊一片破敗，農業凋敝，是毋庸諱言的事實”（81），農村經濟“滿目瘡痍”（86）；中國依然處于“苦難年代”（1），“民不聊生”（141），陷于“一種‘國將不國’的深重危機”（2）。這些以偏概全的歷史虛無主義論述，違背歷史事實，是不值一駁的。
基于上述邏輯起點，《議程》認為，上述的“事實”是“計劃經濟體制”所導致。這種體制是從1956年經過“一化三改造”，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形成公有制經濟基礎開始的。從此，“中國成為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40），“整個社會已經組織成為一個由政府統一管理的大公司（‘國家辛迪加’）”（183），形成了“毛澤東的‘全面專政’體制”（231）并由此推理，這樣的體制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于是《議程》得出，既然要否定計劃經濟，那就要否定公有制經濟及其相應的政治體制。
接下來，《議程》第一作者就追本溯源，論述新中國建立這樣的經濟基礎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原因。認為這種經濟體制“是從列寧的國家辛迪加（stetesyndigate,一些東歐經濟學家把它稱為Party-State Inc.，即‘黨—國大公司’）演變而來”（7）；“斯大林充分運用專政國家的強制力量”，“使列寧的‘國家辛迪加’由理論模式變成現實的制度”（25）。“斯大林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 = 占統治地位的國有制 + 計劃經濟’的公式統治社會主義國家超過半個世紀”（26）；由于新中國向蘇聯學習，所以建立起這種公有制基礎上計劃經濟體制的“命令經濟”。
《議程》的分析論述層層遞進。《議程》第一作者最后得出，列寧的“‘國家辛迪加’理論模式”，又來自馬克思“建立在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大工廠模式”（20）；這種模式具有“理想主義傾向”（25）；事實上，“馬克思關于整個社會將演變為一個‘社會大工廠’的預言也沒有實現”（22）；而且“馬克思沒有預見到，西方國家會采取反壟斷措施和社會進步政策”（22）。
經過上面的引述，《議程》的理論邏輯就清晰地展現出來。且不說有關言論抹黑新中國前30年，字里行間，包含著對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惡意貶低；只簡要地從改革指導思想的角度進行梳理，就可以明白他的基本理論邏輯，那就是：中國前30年的經濟實踐已經證明計劃經濟必須徹底否定；這種計劃經濟歸根結底來自所謂馬克思的“社會大工廠模式”，而這種模式是“理想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一言以蔽之，既然“計劃經濟體制”是改革的對象，那么，就不能再用提出“社會大工廠模式”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指導中國當下的經濟改革了。這樣一來，對于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改革，就起到了釜底抽薪的否定作用。無怪乎較長時間以來，理論界和政府經濟管理部門在改革的指導思想上，流行輕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搬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嚴重傾向，看來，《議程》第一作者這位“理論權威”起了重要作用。
這也就說明，澄清馬克思是否預言“社會大工廠模式”，這是一個事關能否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理論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理論界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所以很有必要深入探討。
四、必須澄清的理論是非
《議程》虛擬所謂馬克思的“社會大工廠模式”，在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尤其是改革指導思想上，造成了混亂，這將嚴重阻礙科學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與此相關的重大理論是非，必須予以澄清。
1. 不應混淆社會化生產規律要求的計劃經濟和應當揚棄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我們說，馬克思不可能提出把企業管理放大到全社會的“社會大工廠模式”，這絕不意味著，馬克思認為社會再生產就不需要統一計劃管理；也不意味著現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無須統一計劃管理。實際上，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關于統籌兼顧的根本方法，也就是統一計劃管理方法。當然，這種方法與單個企業的計劃管理有原則區別。《議程》說，“集中計劃經濟的實質，是一個全國規模的大公司”（182）。這就把計劃經濟完全等同于放大了的企業或公司管理了。我們知道，馬克思曾運用唯物史觀，針對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自發性弊病，對未來社會主義做出過對比性的設想，認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社會也必須知道，每一種消費品的生產需要多少勞動。它必須按照生產資料來安排生產計劃，這里特別是勞動力也要考慮在內。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后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毫無疑問，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然而，如果我們領會了馬克思關于社會再生產運動與企業再生產運動重要區別的論述，就絕不應當把馬克思的計劃經濟思想等同于《議程》臆造的“社會大工廠模式”。
其實，作為改革對象的僵化經濟體制，不應當是計劃經濟本身，否則就談不上自覺遵循社會化生產的客觀經濟規律。我們要改革的，應當稱之為計劃產品經濟體制，這種體制主要特征是排斥商品貨幣流通，放棄利用市場分工制度，不遵循價值規律，從產品經濟角度搞宏觀計劃管理，因而具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實質是一種對應于擴大了的自然經濟或產品經濟的體制。這種體制的形成有多重原因，與我們沒有認識到現實經濟仍然是商品經濟、把社會主義經濟與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對立起來有關，與自然經濟思想的影響有關，與教條主義對待原蘇聯經濟體制有關，與缺乏宏觀經濟管理經驗有關，也與我們在經濟管理中沒有貫徹好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和社會再生產理論有關。實事求是地說，在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時期，我國經濟絕非像《議程》描述的那么黑暗，我們取得的建設成就是偉大的，我們集中力量辦大事、“全國一盤棋”的成功經驗，與應用馬克思計劃經濟思想是分不開的，這證明計劃經濟本身是不能絕對否定的，要否定的是排斥市場供求關系的僵化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對這種體制的形成和失誤，我們應當尋找自己的主觀原因，不能把我們主觀原因造成的失誤，作為否定馬克思計劃經濟思想的理由。
2.必須阻止把改革的矛頭對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議程》第一作者明確地說，“國有經濟是計劃經濟的基礎”（94）；“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的高級形式，是社會主義所必須追求的目標”，這是“從蘇聯搬來的意識形態教條”（157）；認為國企存在，政府就會干預微觀經濟活動，成為腐敗的重要源頭（10）。還說，“財產制度是社會的一種基本制度。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全社會的財產都屬于國家所有。在這種公共占有的情況下，無須也無法對產權屬于任何人做出界定”（284）；而“市場交換的內容正是不同所有制之間的產權交換”（95），“市場關系意味著不同主體之間的產權交換關系，要建立市場經濟，就必須改革原來的產權關系，對產權做出明確的界定”（284）；“在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經濟并不具有民營經濟所具有的靈活性和競爭力，無法為社會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和服務”（160～161）。《議程》第一作者的思路不難理解，計劃經濟由公有制經濟產生，否定計劃經濟就要求社會財產的私有化；要轉向市場經濟，必須實行國企私有化改革；而肯定公有制經濟基礎，也就是要肯定計劃經濟體制，就是反對改革。由此可見，《議程》反對計劃經濟本身，反對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矛頭是對準對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的。
《議程》第一作者還表達了否定公有制經濟的急迫心情。近年來，由于許多地方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推行經濟私有化“改制”，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顯著縮小，這遭到人民群眾的強烈抵制。對于這種抵制，《議程》視為改革的停止，說“改革還有很多‘大關’沒有過”，“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政府和國有企業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支配作用。”（241）而“事實表明，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最活躍的部分，推動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更有意義的是，民營經濟有利于培育龐大的中等階級，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性力量，也是技術創新的源泉。”（165）可見《議程》第一作者呼吁要“重啟改革”，實質就是要繼續推行“民營化”即“私有化”改革。然而，改掉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支配地位，這不是公然違反中國憲法嗎？如果這樣的“改革”重啟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將存在嗎？對此必須揭露和堅決阻止！
3.絕不能用“西化”改革取代社會主義改革。《議程》否定所謂“社會大工廠模式”，是要否定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瓦解公有制經濟基礎，這是他要“破”的對象。那么他要“立”的東西是什么？這在《議程》中十分明確：“歐美模式則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所共有。反映這種經濟類型運動規律的現代經濟學認為，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而不是在市場上提供私用產品，過多的政府干預會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并且滋生腐敗”（243）；成熟的市場經濟“我把它叫做政治文明下的‘法制的市場經濟’”（244）；而“東亞模式”則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243），中國“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界定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都可以看到‘政府主導’思想的影響。”（244）“中國建立實行憲政、民主和法制的市場經濟，是一項十分為大而及其艱巨的任務。”（309）可見，《議程》第一作者是要用“西化”改革取代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
所謂“西化”改革，即在改革指導思想上，全盤搬用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在改革實踐上，則把目標模式選定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歐美模式”。《議程》第一作者特別推崇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的理論，他欣賞、宣揚弗里德曼的觀點，“僅僅利用市場和實現私有化是不夠的，更加重要的是公開的自由競爭”（131），這表明，他所主張的改革目標，并不完全等同于現實中的有宏觀經濟調控的歐美國家，而是排除國家干預，由所謂憲政、法治來維護資本家“平等競爭”的“現代”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顯然，在資本主義已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國家與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相融合階段的現代歷史條件下，要建立這樣的“平等”“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只能是“烏托邦”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而已。
《議程》第一作者夸大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管理失誤，把它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罪過，以莫須有的“社會大工廠模式”遮蔽馬克思的科學經濟思想；用這種虛幻的“靶子”，煽動人們拋棄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人們看清了這種目的，就不應當跌入他的理論陷阱。而應當針鋒相對，在改革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堅決否定《議程》宣揚的“西化”改革思想；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資本論》揭示科學經濟學基本原理指導改革。
2013.9.24初稿
2015.5.14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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