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是治世真經么

　　近些年來，“新自由主義”受到國內一些人追捧。這些人宣稱政府對經濟干涉過多，主張中國也應實行新自由主義。中國的經濟管理的確存在一些不足并需要改革，但是，這是中國必須走新自由主義道路的理由嗎?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和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真有這些人所宣稱的那樣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真理”嗎?

　　一、新自由主義的產生與本質

　　讓我們看看新自由主義是怎么產生的，也就容易看清它的真面目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產能嚴重過剩、信用過度膨脹、通貨膨脹嚴重、政府財政赤字急劇增加等“四大病態”，社會出現滯脹，資本積累的利潤率下降。面對這種狀況，壟斷資產階級決定變一種玩法，不再采用原來的資本積累模式和統治結構，用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全球化這“四化”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來取代凱恩斯主義，使資本邏輯壓倒政治邏輯和民主邏輯，將私先于公、經濟利益先于公民利益進行絕對化，新自由主義由此成為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和新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基石。

　　為此，新自由主義的本質，無外乎是盡量為更高利潤的資本積累提供方便，把窮人的財富轉移到富人手中，把發展中國家的財富轉移到發達國家的特權階級手中。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進行的資本積累，主要采取三種途徑：

　　第一，推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強迫其他國家徹底地私有化。這種浪潮席卷之處，即便是壟斷行業和公益事業領域都被轉為私有，這樣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經過幾十年奮斗才取得的公共財產，又回到私人領域，進而倒騰到特權階級手中。緊接下來，資源價格被提升到國際壟斷價格，勞動力卻根據本國的行情定價，這些國家于是失業加重、物價飛漲，社會出現嚴重的不平等甚至階層撕裂。

　　第二，放棄實物生產的剝削方式，轉而實行“資本增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控制世界經濟管理機構，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為其構建自由各國進出并確保其套利套匯收益的平臺，以便策劃大規模的資產貶值和財富轉移來掠奪財富。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壟斷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慣用手法，就是運用手中的雄厚資本，通過借貸或者投資等手段參與進來，然后推高這些國家的經濟，直接攫取“投資紅利”，當這些國家的價值財富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又蓄意改變經濟環境，致使這些國家的經濟下滑，造成價格暴跌，他們又實施抄底牟取暴利。

　　第三，通過軍事手段，武力剝奪他國資源。近十年來，美國通過搶占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科索沃等國的石油資源和地緣戰略要地，在這些國家扶植親美勢力，攫取大量好處。

　　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資本為攫取超額利潤所進行的剝削方式“創新”，比以往的資本積累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

　　二、新自由主義給拉美、歐洲、美國等帶來深重災難

　　我們再從實踐來看，新自由主義給拉美、歐洲包括美國帶來了什么后果。

　　20世紀80年代，不少拉美國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亟需進行國內經濟改革。1989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研討會，旨在為拉美國家經濟改革提供方案和對策。曾擔任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約翰•威廉姆森提出10項主張，比如，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這就是聞名于世的“華盛頓共識”。這些新自由主義的主張，自然得到世界銀行的支持。

　　接下來的十來年里，拉美不少國家全盤接受了這些政策，新自由主義浪潮席卷拉美，這些國家政府的責任和角色不斷弱化。不過，奇跡沒有發生，新自由主義所宣稱的“市場能夠解決所有經濟問題”注定只是神話。這些國家不但沒有走出發展泥潭，反而越陷越深：貧富懸殊加劇，經濟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社會矛盾更加突出。由于倡導資本自由流動，對國際投機資本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國家先后遭到金融危機重創，多年的發展成果毀于一旦。美洲開發銀行的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拉美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只有1.5%，超過40%的民眾生活在貧困當中。

　　以阿根廷為例，20世紀80年代末，阿根廷經濟陷入滯脹。與當時其他拉美國家一樣，阿根廷選擇了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雖然經濟活力得到一定激發，但由于缺乏有效監管，致使金融泡沫不斷積累并在2001年破裂，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當時，阿根廷的債務總額在1400億至1500億美元左右，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0%。雖然這一比例超過了30%的國際警戒線，但和最近幾年同樣面臨債務危機的歐洲國家相比，這一規模并非不可救藥。也遠比現在美國的100%少得多。當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為提供救援貸款提出非常苛刻的條件，使得阿根廷政府難以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拒絕發放一筆12.6億美元的援助貸款，成為直接引發阿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阿根廷經濟學家羅森多•弗拉后來指出，如果當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像救援歐洲一樣救援阿根廷，阿的金融危機也許能夠避免。如今十多年過去了，阿根廷始終沒有徹底走出債務危機的陰影。

　　痛定思痛，拉美各國紛紛主動調整發展模式。1998年12月，被譽為拉美強硬的反美旗手、激進左翼的政治領袖查韋斯當選委內瑞拉總統，拉開了舉世矚目的“沒有美國的拉美一體化進程”的“向左轉”大幕。此后，一度有十幾個拉美國家出現中左或左翼政黨掌權。大部分左翼執政黨在充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大力強化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執政的右翼政黨，也基本放棄了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轉而強調政府的社會責任。

　　在隨后的十來年里，拉美國家經過摸索、嘗試，對本地區的發展形成多項共識，使得擁有不同政治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拉美國家能夠超越分歧，這就是“拉美共識”。

　　“拉美共識”的主要主張有：一是反對新自由主義，集體維護和鞏固符合拉美實際的政治制度。二是強調經濟的自主性，力主與美國保持距離，重視發展多元的貿易關系。三是積極探索推動沒有美國參與的地區一體化進程。四是推動社會公正，大力改善民生。通過社會變革縮小貧富差距，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在這方面，查韋斯尤為突出，他推出的“使命”社會計劃，聚焦于為弱勢群體提供教育、食品和醫療等服務。

　　這些改革舉措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2003年到2012年，委內瑞拉的貧困率從62.1%降低到33.6%，失業率大幅減少。整個拉美地區也普遍取得了較快發展，經濟增長率大大超過發達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長水平。

　　拉美集體“向左轉”并實施“一體化”進程，宣告了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破產。意大利學者托尼•內格里感嘆：“拉美第一次看上去不像美國的后院了。”厄瓜多爾西蒙•玻利瓦爾大學的研究員沃爾特•米格諾洛認為，拉美本世紀頭十年總體上取得成功的主要經驗，就是“一體化”和“去西方化”，逐步擺脫西方國家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束縛，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

　　再來看看新自由主義給美國自己和歐洲各國帶來了什么。

　　大家應該還印象深刻：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除美國銀行業遭受重創以外，從歐洲到亞洲的多家國際銀行因廣泛參與美國的次貸市場而蒙受損失。面對危機，這些國家大規模收縮相關業務，導致全球的流動性枯竭，迫使歐洲、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央行紛紛救市，頻繁向金融系統注入巨額資金。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金融危機后，迅速向歐洲蔓延，又引發了歐洲股市大幅度震蕩，大量資金從新興經濟體撤離，一些自身經濟結構比較脆弱、對外資依賴程度較高的國家，股票市場的下跌更為慘烈。美國、日本、歐盟及新興經濟體國家的GDP連續下降，工業產值下滑，失業率大幅上升，形成世界性的重要影響。

　　歐洲，由此進入惡夢，很多國家都未能幸免。危機步步驚心，矛盾層層升級。從冰島、愛爾蘭的銀行希局到希臘倒債風險爆發，接著有葡萄牙、西班牙國債市場受到波及，歐洲15個國家的債務信用評級全被列入“負面”名單。這些年來，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的民眾示威洶涌，挪威發生死傷慘重的槍擊爆炸案，比利時、英國的罷工聲勢浩大，英國、德國的暴力騷亂泛濫，尤其是英國，爆發了幾十年來所未見的大規模街頭騷亂。作為世界公認的富裕地區，曾被標榜為樣板的“歐洲模式”，落得這般田地。很多人認為，歐債危機至今仍屬于“尚難看到盡頭的黑洞”。

　　即便是美國，也因這次金融危機而陷入深刻的制度危機。比如，美國的信用評級，近百年來首次遭遇下調。不過，美國那些大財團卻坐享其成。次貸危機爆發后，四大投資銀行關門了事，出售“次貸”的收益，早就進了金融寡頭的腰包。對于危機造成如此重大的損失，無人受到法律制裁，政府反而用納稅人的錢去填窟窿。在民眾看來，金錢的力量已經操縱和扭曲了政治過程和政策制定，發生規模驚人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就不難理解了。

　　對于這場波及全世界的嚴重危機，不少人思考后指出，這是國際金融壟斷集團在掠奪性金融體制下，進行大規模金融欺詐的必然惡果，新自由主義才是其背后的罪魁禍首。

　　三、新自由主義適合世界各國嗎

　　面對世界金融危機，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直言：“我們需要進行更深刻的分析，為什么如今的資本主義體系不再適應現在的世界?”

　　危機過后，新自由主義思潮下的“金融立國”理念，在很多人心中開始坍塌。很多人開始明白，脫離實體經濟的美國式金融體系，不僅不可能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特定條件下反而會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甚至成為引發金融海嘯的定時炸彈。絕對的經濟自由化存在很大的缺陷，對經濟活動進行適度的國家干預，是完全必要的。

　　在美國，這樣的變化正在發生。比如，美國在危機后出臺了《多德—弗蘭克法案》，以加強金融監管。人們認為，這有助于金融體系和經濟的穩定。奧巴馬效仿羅斯福重提 “新國家主義”，主張聯邦政府干預自由市場，保護勞工權利、保護自然資源等，顯露出進一步加強政府力量和對新自由主義理念的背離傾向。

　　近年來，拉美在排斥新自由主義、推進地區一體化進程方面取得新進展。比如，成立了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這個新組織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所有33個國家，但將美國和加拿大排除在外。烏拉圭總統穆希卡說，該共同體的成立是“拉美地區的第二次獨立”。

　　在歐洲，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萬能”論正得到糾偏。近年來，歐盟著力推進經濟機制體制改革，強化以《穩定與增長公約》為基石的財政紀律;加大宏觀經濟監控力度，深化和擴大成員國經濟政策的統籌協調;鞏固和完善危機管理的長效機制，增強對市場的調控能力。

　　對于“中國模式”(西方也稱“北京共識”)，近年越來越得到世界關注。2012年11月30日，世界銀行與中國財政部簽署文件，合作成立“世界銀行-中國發展實踐知識中心”。專家認為，這表明世界銀行把研究和推廣中國經驗提升到新的高度，不僅標志著中國與世行關系的變化，也表明中國正在改寫西方主導的發展理論。對此，我們完全應該對自己所走道路增強信心。

　　其實，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經濟制度，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固定模式。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有政府、民眾、市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始終會是一種動態的調整關系。正如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研究員陸瑞安最近所說，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當中，可能需要注重法治和利益制衡，盡可能平衡政府、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協調“有形”和“無形”之手，并沒有完美的范式。

　　來源：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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