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目前在被主流接受的女性主義中有一種深入人心的說法：自由市場給女性帶來了解放。我們相信一個個上的了廳堂、下的了廚房、寫的了代碼、進的了工廠的婦女們是這個男權社會的人生贏家，擁有著前所未有的自由。Facebook CEO暢銷全球的《向前一步》向我們道出了新自由主義時代婦女解放的路線圖，只要企業中的女領導越多，婦女的地位就會越高。然而事實真的如此么?南希·弗雷澤 ( Nancy Fraser) 作為美國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新書 《女性主義之幸: 從國家管理資本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危機》 對主流女性主義進行了猛烈批判，認為大量婦女成為雇傭勞動的同時伴隨著市場監管的放松、企業薪資水平和福利的下降、工作崗位的非正式化。這種看似解放婦女的進程實際上和新自由主義對全球勞工的嚴酷剝削是合謀的。面臨新自由主義的挑戰，將政治經濟納入女性主義話語,從社會主義與再分配的視角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轉型,正成為新時期女性主義不能回避且必須正視的方向與使命。
工作對婦女來說是解放還是壓迫？
工作,特別是白人職業女性的工作,是當代女性主義話語的中心。報紙上經常討論所謂的玻璃天花板和女老總的內心生活,建議在忙于辦公室工作與升職的同時,不要忽略家人。如果太長時間忽略家人,可能會讓你的孩子變成 “智能手機孤兒”。過去一年的文章樣本可能會就今天的婦女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即如何成為更好的職業工作者給出結論。
所有針對這些女性主義的方法,都基于一個假設,即給從事白領工作的男性和女性支付同樣的薪資,將解決世界上其他的不平等。Facebook 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 ( Sheryl Sandberg) 在她新近的工作宣言《向前一步: 女性、工作及領導意愿》 ( “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 中寫道: “更多女性領導的出現,將使得婦女得到更公平的待遇。”權力,如同減稅,一點的在實現。 如果女性在市場上獲得強大的立足點,她們將贏得幾代女性主義者所爭取的婦女解放。
然而,理想豐滿,現實骨感。雖然第二次浪潮時,女性主義者已經倡導工作薪水將使女性從男性統治中解放出來的觀點,但她們忽略了一個現實,即大多數婦女的工作是不穩定、收入微薄且壓迫性的。女性在商業市場中獲得認可更難,在家庭之外,女性被鼓勵扮演與其在傳統家庭中不同的角色, 這往往要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時間和情感。在《向前一步: 女性、工作及領導意愿》中,桑德伯格提醒職業女性應該對過度勞累和疲憊有所準備, “一天的時間總是不夠用會成為一種新常態”。當今的工作制度看上去與其說是一種“解放”倒不如說是和最初刺激女性主義者行動的壓迫形式如出一轍。
第三波女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結盟
女性主義與不斷變化的市場之間的緊張關系是南希·弗雷澤的新書 《女性主義之幸: 從國家管理資本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危機》所談論的中心內容。她追蹤了 20 世紀后 50 年女權運動發展的足跡,斷定在女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有一種 “危險的聯系”。這種關系應該被理解，以便女權運動可以重拾解放的承諾。
弗雷澤致力于批判理論的傳統,她的作品希望引起社會運動界對政治經濟學的大規模的激進思考。她希望為目前專注于文化和身份認同問題的左翼重新引入社會主義和再分配正義的理想。 她在 1995 年的論文 《從“再分配”到“承認”政治? 后社會主義時代的社會正義困局》 中呼吁社會理論家們重新整合左翼早期有關經濟結構調整和平等的理論。對于女性主義來說,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從身份政治轉向政治經濟學問題。
在 《女性主義之幸》中,弗雷澤標注了 20 世紀女權運動的軌跡。她認為,女性主義已經展開了 “三次行動”。從新左翼 ( 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想象并質疑福利國家的政治) 轉向尋求政治承認。在這里,女性主義者們倡導接受文化差異,但是拋棄了她們之前優先考慮男女之間和男女內部物質上平等的觀點。這種承認政治的后果是,第三波女性主義行動與與新自由主義形成了的詭異聯盟。弗雷澤寫道: “新自由主義的興趣從政治經濟斗爭轉移到文化主義的渠道。” 女性主義對福利國家的批判助長了對工作和經濟市場管制的放松。女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目標上也彼此契合。女性主義者譴責以男性為中心的國家與新自由主義拒絕國家調控是一致的; 國際上促進性別平等的努力被用來轉移對貧窮和全球化議題的關注。弗雷澤問道: 陷入這種聯盟中的女性主義者如何才能重拾運動的革命性承諾?
靈活就業是解放婦女么？
弗雷澤敘述的核心是一個有關家庭工資(family wage)的中世紀辯論：一個男人作為唯一的養家糊口者可以養得起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始于20世紀工人的理想工資水平。
女性主義者批評“家庭工資”的觀念,因為它假定勞動力是按性別劃分的: 男人賺錢,婦女就接手家務,沒有選擇或補償。這種安排旨在保護和穩定異性戀雙親核心家庭,但它削弱了女性的自由,加強了女性對男性的依賴。盡管許多婦女參加了工作,以彌補其丈夫賺錢不足的問題,但她們的地位往往不被重視,工資很低或者不能從事高工資的工作。婦女的工作同時被家庭和市場剝削。為進一步打破女性在家庭生活和工作平等中的局限性,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者積極推動勞動力市場障礙的消除,并擁抱這種“雇傭勞動”的理念。婦女占勞動人口的百分比從 1950 年的 33. 9% 躍升至 2010 年的 58. 6% 。
這種勞動力的女性化對于女性尋求與男性的平等具有積極意義,而對很多人來說, 工作意味著提供自主和自由。然而,弗雷澤也注意到,這種驅動力很容易使工作場所更加不安全,并致使工資降低。近年來，婦女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也是國際市場放松管制和降低勞動保護的時候。婦女的勞動被用來抵抗工人階級工資的不斷上升。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擴大低工資工作的關鍵,為增長最快的底薪就業領域提供了大量工人。
許多女性主義者明確提倡工作場所的靈活性。靈活的兼職工作或者合同工，將是那些希望保持傳統家庭角色的女性的完美解決方案。霍赫希爾德 (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 在 1989 年出版的 《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 這一關注職業女性新責任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中,把具有靈活性的工作作為女性主義理想的核心。“一個人道的社會將接受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大多數婦女在家庭外工作,勞動力市場要允許家長兼職工作、彈性工作,讓他們可以生育, 讓生病的孩子能得到很好的照顧。”被主流接受的女性主義認為，工作場所的改變使職業女性獲得巨大收益,使她們可以實現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雖然在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以前,工薪階層的婦女已經開始在家庭外工作,并且組織起來與她們的男性同行一道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但是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者還是會慶祝 “職業女性”這一道德外衣賦予女性的價值,而不去管它的缺陷。弗雷澤寫道:“由于賦予了女性主義的日常斗爭更多道德的意義,因而其浪漫吸引著女性在家庭和工作兩種社會角色中不斷變換。” 當代流行的女性主義鼓勵婦女在會議室或者在低級別的工作中不知疲倦地勤奮努力,以顯示其獨立性。但這種 “向前一步” 真的只是勞動力的解放嗎?
挑戰“家庭工資”只是贏得了一種妥協了的解放。在男性主導的家庭中,兩人工作賺取家庭收入的理想所帶來的現實卻是 “令人沮喪的工資水平,不斷降低的工作安全保障,不斷下降的生活水準,迅速上升的工作時間,日益加重的雙重打擊”。由第二次浪潮開啟的文化變遷,反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轉型的合法化。我們的社會正在走向女性主義所設想的公正社會的反面。
盡管弗雷澤的闡述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有點小小的懷舊色彩，但當被問及 2010 年的女權運動時,她說: “大概現在每個人都聲稱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這種社會運動到底應該做什么? 我是其中的一部分嗎?”
自由市場和保護主義之外的另一條出路？
為了團結女性主義者,恢復女性運動的激進承諾,弗雷澤發展了對目前經濟危機理解的一個新框架。她參照了匈牙利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 ( Karl Polany) 的工作,后 者 1944 年的 《大轉型》 一書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經濟和社會的崩潰。弗雷澤認為,“波蘭尼的分析對我們是有用的”,因為它 “超越狹窄局限的經濟思維”,同時考察了經濟運動和社會結構的解體。她指出:“他的思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公正和女性主義的初步社會愿景。”
波蘭尼分析的中心是區分嵌入式與非嵌入式市場。前者是一個歷史規范,通過慣例來控制和調節市場。與此相反,非嵌入式市場是一個虛構的理想,不可能實現。這種非嵌入式市場理想的發明在 19 世紀掀起了兩股力量的運動。一個是 “市場化”,推動更大的市場自由; 另一個是 “社會保障”,試圖維護社會的肌理。當市場化的力量超過了社會保障，它不僅造就了資本主義的危機,而且造成了社會危機。隨著社會的方方面面變得商品化,市場化的力量會危及人類維系社會紐帶的能力。
弗雷澤指出,波蘭尼沒有意識到,“社會保障”并不是絕對的好。相反,社會保障也可以保留不平等和加深等級結構。當把女性作為弱勢性別對待的時候,社會習俗和法律會庇護婦女。但禮儀規范和財務獨立也遏制了她們的流動性。正是認識到這種矛盾,弗雷澤在波蘭尼的 “雙重運動”上增加了第三種運動: 解放,一種非支配性的力量。她用這第三種運動提出了一種更為細致入微的社會分析,即將解放作為糾正市場和社會保障的方式。
弗雷澤的分析有助于解釋當前女性主義的束縛。弗雷澤認為,女性主義者沒有意識到,拒絕社會保護可能會使她們自己與市場化結盟。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 “往往會直觀地把握這三重運動的邏輯”,并且推動(而非解構)保護主義勢力的轉型。針對這些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做法,她相信如使照料工作穩定化、嘗試改革福利等行動。
弗雷澤將她的價值關懷傾注到一項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的解決方案中,即普遍照料模式。在弗雷澤的理想中,工作將遷就關懷。每個人都有更短的工作周和服務支持,例如,托兒服務將負擔育兒職責,家務勞動不會覆蓋婦女的日常生活。這種模式會通過解決負擔生計與照料家庭之間的對立來促進性別平等。根據弗雷澤的計劃,男女雙方都要盡這兩項義務。此外,通過減少花在這些活動中的時間,弗雷澤的模式也將增加非工作時間。在她的理想體系 中,“公民的生活將包括工作掙錢、照顧家庭、參加社區活動、參與政治和參加民間社會團體的活動,同時也會留下一些時間娛樂”。
這種模式在許多方面為那種應“全面擁有生活” 的勸誡提供了最清晰的答案。弗雷澤的建議提供了一種簡單直接的協調工作和家人關系的方式,即每個人都應該參與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通過減少勞動力的使用,人們可以放慢腳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工作中也可減少性別歧視。弗雷澤的模式是為了讓人們對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權和自主權,婦女有權不去工作,也需要擁有時間。時間是一個女性主義者需要關注的問題。
弗雷澤清楚地表明,她的目的是提出問題,而不是給當代的女性主義者提供路線圖。相反,她提供了一個指南,指出了女性主義會有一個從身份政治走向政治經濟的清算過程。出于這個原因,公道地說,她的許多建議不是指令性模式,但卻對女性主義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戰。弗雷澤在書中提問道: 我們該如何不再使工作優先于社會生活的充實,不再使個人成功超過集體正義,不再使男性地位超過女性?
弗雷澤的觀點具有重要價值。她呼吁將政治經濟重新納入當代女性主義話語,政策的變化也將賦予女性對自己時間的更多掌控權。為了實現思想解放和社會保障,我們需要超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所倡導的工作理想化,進入一個關乎性別正義的解放事業的更全面視野。弗雷澤指出: “我認為,到了女性主義者應該從大處著眼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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