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是一個時期內的熱點問題，各路人士紛紛對本書做出了評論，我國的自由主義名人秦暉先生也是評論者之一。
秦暉先生在文章的開始部分定義了兩種社會主義。第一種社會主義是秦暉先生一直以來大張撻伐的蘇聯式社會主義。秦暉先生在這里提出了兩個標志，第一個是列寧對泰羅制的欣賞。但是且慢，秦暉先生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對列寧推崇泰羅制是頗為贊賞的，比如在秦暉夫婦合著的《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中的《熱話題與冷思考——關于社會經濟轉軌的國際比較的對話》一文中特別強調。秦暉先生不僅在這一個地方表達了他的贊賞，而且在談及中蘇改革前體制的比較的時候，秦暉先生也是用泰羅制作為蘇聯更接近“工業文明”的標志和象征。很明顯秦暉先生這里對泰羅制是持肯定態度的。但是到了本文中，列寧推崇泰羅制又變成了蘇聯推行“紅色血汗工廠”的罪證。同樣是秦暉先生，觀點完全相反，這不禁讓我們產生了疑惑。同樣一個泰羅制，一會兒是“工業文明”的表現，是值得贊揚的，是進步的象征;一會兒是“血汗工廠”的象征，是需要批判的對象。我覺得秦暉先生有必要講清楚這個問題。難道“泰羅制”是秦暉先生的旗幟兼長矛，根據秦暉先生的不同需要，或者成為 “優越性”的標志，或者成為“劣根性”的象征，從而讓秦暉先生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接著秦暉先生提及了布哈林的觀點，秦暉先生這里以所謂“市場經濟”中的“勞動自由”對比布哈林提出的勞動義務論，并認為后者是強制。首先，大家都知道，所謂“市場經濟”中的“勞動自由”也只是形式上的，并不是絕對意義上的。也就是說，所謂“市場經濟”中的勞動自由并不像秦暉先生認為的那樣，沒有強制。恰恰相反，第一，市場經濟的工廠里有各種各樣的強制——事實上秦暉先生自己承認的，泰羅制和“血汗工廠”正是市場經濟、而且還是憲政民主社會里的產物。第二，市場經濟本身也有結構性的強制。更具體地說，這種結構性強制就是以饑餓的威脅(或者被甩出主流社會的威脅，參見鮑曼的近著)來強制勞動者進行勞動。難道秦暉先生認為失業甚至長期、永久失業是值得追求的“自由”?事實上，秦暉先生所屬的自由主義近幾十年來對福利國家的攻擊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抱怨福利國家阻礙了這種結構性強制的作用。不僅理論上如此，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實踐也是削減福利，從而強化這種結構性強制的作用。其次，布哈林的觀點的涵義并不如秦暉先生認為的那樣“強硬”。布哈林的觀點無非是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應該勞動。同時，秦暉先生似乎把布哈林的“過渡時期”做了無限的擴展(參見Lars T. Lih 對布哈林觀點的分析)。
提到了這兩個問題之后，秦暉先生對蘇聯東歐社會的狀況就只字未提了，給人們的印象是蘇聯東歐直到劇變都是“紅色血汗工廠”為主導。當然，蘇聯東歐社會的確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筆者無意否認。但是，恰好在秦暉先生提出的這個問題上，前蘇聯各國，以及東歐各國在變成“市場經濟”之后與過去相比，是進步了呢?還是退步了呢?比如在秦暉先生筆下儼然“紅色血汗工廠化身”的東德，因為被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困擾引進了不少來自古巴、朝鮮、越南等的工人，恰恰是這些工人在東德劇變之后成了種族主義的攻擊對象(Paul Hockenos: Free to Hate，這一事實已經是對秦暉先生臆想的“寓言”的絕妙諷刺)。事實上，在前蘇聯和東歐各國，工人的狀況在劇變和解體之后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各國的社會分化是加劇了?還是減輕了?雖然秦暉先生夫婦對前蘇聯東歐各國劇變之后的研究并未涉及這個問題，但是其它國家的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比如筆者曾經提及的Rebecca Emigh與Ivan Szelenyi的研究，相關文獻很多，此處不一一列舉)已經表明了，在轉向市場經濟之后，這些國家工人的狀況恰恰是在惡化。那么市場經濟所謂的“非強制”體現在什么地方呢?
秦暉先生接著談到的是西方左派思想。秦暉先生在這里又一次描繪了一個并不存在的狀況。首先，秦暉先生筆下的“西方左派”并未涵蓋西方左派的全部。在通常所說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其人本主義派別之外，西方的其他左派人士和馬克思主義者，比如秦暉先生也知道的曼德爾(他的《晚期資本主義》1980年代國內就譯介了，相信秦暉先生不至于沒有看過)，美國《每月評論》的人士等等都對戰后初期的福利國家資本主義做了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分析。此外，哈貝馬斯、奧菲、奧康納等學者也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而不只是哲學批判(事實上哈貝馬斯和奧菲的著作國內多年之前已經譯介)。其次，到了1970年代初，西歐的學運已經進一步發展成為更大范圍內的，包括工人運動在內的社會運動。這些社會運動已經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提出了挑戰(在秦暉先生那個位面的世界，這個事實似乎不存在)。再次，秦暉先生提及的布迪厄，就專門寫過一篇文章批判新自由主義(事實上秦暉先生在自己之前的文章里也提到過，所以秦暉先生此處的遺忘實在令人感到奇怪)——事實上布迪厄也從未說過“符號暴力”是暴力的全部。不僅如此，自從新自由主義于1970年代取得政權以后，各國左翼人士從一開始就對新自由主義進行了相當多的分析和批判(除了眾所周知的皮諾切特之外還有撒切爾和里根等，此處不一一列舉了)。很奇怪秦暉先生對這些分析和批判幾乎一點都不了解——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秦暉先生是真的不了解嗎，這并不是沒有疑問的。
接下來就是秦暉先生鐘愛的社會民主黨了。不過在這里，秦暉先生犯了一個簡單的錯誤。秦暉先生認為瑞典之所以沒有實行國有化是因為包括勞動者在內的多數“公民”不同意。但是只要考察一下瑞典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事實并非如此。瑞典工會設立了一個基金，設想通過這個基金不斷收購私營企業的股份，從而最終實現公有制(Walter Korpi: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這個計劃因為瑞典資本家的反對而失敗了。在國內這個問題徐覺哉先生已經在《社會主義流派史》中做了簡要介紹，很難相信國內的其他學者對這個問題沒有進行過最少介紹。秦暉先生對這個問題真的是不了解嗎?另外，秦暉先生對福利國家之變遷的說法實在令人無法茍同。不錯，新自由主義并沒有取消所有的福利，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福利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改變(參見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當然在秦暉先生的世界里，只要實現了形式上的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大概就成了沒有權力關系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真空狀態。
到了這里，我們不難發現秦暉先生觀點的奧妙在哪里。因為秦暉先生已經用“公民”的身份把現實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壓迫等等一筆勾銷了。總之，在秦暉先生的“位面”里，資本主義社會是沒有強制的，至少是沒有直接的強制的。按照這種“邏輯”的話，那豈不是1973年的智利政變也可以稱為智利的“公民”行動?換言之，“公民”成了掩蓋資本主義中的剝削壓迫強制等等一切秦暉先生不喜歡的事物的萬能面具。而筆者在本文之前部分提及的西方左派人士的相關分析正是指出現實資本主義社會中在“公民”面具之下的剝削壓迫以及“結構性權力”等因素?？磥砬貢熛壬蛟S不是真的不了解相關的研究，而是對一切他不喜歡的事物都看不到罷了。正因為如此，在秦暉看來，一切都是可惡的“低人權”狀況導致的但是秦暉先生還是沒有解釋這個問題，為什么低人權能夠在他推崇的據說是沒有強制的市場經濟中取得如此成功?再說，智利即使在民主化之后，原有的“低人權”狀況(參見Paul Posner和Julia Paley的研究)并沒有根本改善，換言之，這種“低人權”難道不是秦暉先生向往的那種制度的組成部分嗎?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