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今英語學界乃至世界范圍的研究場域中,討論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婦女解放必須面對幾種根深蒂固的研究范式,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兩種思維定論是:(1)社會主義革命具有父權本質;(2)性/別系統和女性主義實踐(運動和研究)都應該具有自治獨立地位。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國社會主義性別研究已出現了一些比較多元和相對成熟的成,但進一步揭示這幾種范式在歷史與政治上的根源并做出進一步的批評研究,還遠遠不夠。這些研究范式所得出的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性別的論述,不僅延長了冷戰意識形態,也嚴重妨礙了對社會主義遺產具有批判借鑒性的評估,影響了具有創意性的跨國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在全球的發展。同時,這些片面的結論也嚴重阻礙了對中國婦女和女性主義實踐在不同階段所面臨的真正歷史局限、悖論和問題的考察和研究。
在中國性別與女性主義研究領域里,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一批社會科學學術成果奠定了今天對中國社會主義與性別研究的主流論述。這些從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角度出發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的《中國的父權與社會主義革命》(1983)、菲莉斯·安德思(Phyllis Andors)的《未完成的中國婦女解放,1949-1980》(1983)、凱·安·約翰遜(Kay Ann Johnson)的《中國的女性、家庭與農民革命》(1983)以及瑪杰里·沃爾夫(Margery Wolf)的《延后的革命:中國當代女性》(1985)。當然,這些著作之間并非沒有差異,特別是在行文語調和作者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總體態度上。例如,有些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還是有意解決婦女問題的,不過社會主義中國的婦女解放一直被延誤了;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不過是在多種父權力量之間的一個協調,從來就沒有真正試圖解放婦女。但這些著作的共同點體現在它們近似統一的結論,而正是這樣相互影響并不斷重復的結論給學界和大眾讀者對中國社會主義和婦女解放的看法奠定了難以動搖的根基。這些著作的總體結論包括: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背離了“五四”女性主義運動的實質,使得性別革命缺乏“自治性”,在面對其他階級、民族等“緊迫”問題時總是在性別問題上讓步;中國共產黨很多時候不過是在利用婦女的勞動/勞力來為戰爭、生產和經濟發展服務;在面對不同地區的對婦女解放政策和實踐對抗或抵制的力量時,共產黨沒有能夠強有力地進行控制和反擊;農村的傳統父權習俗包括經濟生產合作形式以及婚嫁方式沒有被根除。總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還是父權革命,沒有能夠解放中國婦女。
尼爾·戴蒙德(Neil Diamant)在對中國1950年《婚姻法》的英文研究提出修正和批評時,揭示并分析了為什么在西方學界,這幾部20世紀80年代的著作會成為日后關于女性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日常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他舉出三種可能的原因:“這些書籍要解決的是女性主義理論所關注的問題,它們都是由聲望很好的出版社出版因而聲譽不錯,而且都是平裝版[容易銷售],而最重要的是,它們經常被指定為大學課程教材,用以探討‘中國女性’‘女性與發展’或‘性別在中國’——這在美國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市場。”“今天,很難找到一本關于1950年《婚姻法》的參考書(或一篇文章)是沒有引用上述研究作品的。”戴蒙德論述的這幾點都很重要,尤其是第一個點,因為這些學術著作帶有對(西方)女性主義及其理論在世界范圍內運用的探究色彩,它們的影響便超出了其各自特定的社會科學領域,也超出了中國學領域。例如,在第一篇研究中國當代女性電影的英語文章里,裴開瑞(Chris Berry)便引用了朱迪思·斯泰西的結論來探討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的學者們針對這些關于中國的“日常智慧”表示了種種關注。一部分學者質疑了這批研究著作中對中國婦女參與革命歷史的史籍以及對她們主體性的嚴重無視和忽視,另一部分學者試圖糾正被誤讀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內部構成并非一成不變的,其政策也并不是簡單劃一,中國共產黨在具體歷史環境中的種種措施,更不是在教條的鐵腕控制之下,不顧及國際、地域、歷史差別而制定的。盡管這些晚近的作品給性別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帶來了更多元的研究視角,但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影響用戴蒙德的話來說還是“保持著驚人的堅韌性”。更嚴重的是,這些影響甚廣的著作中關于性別和社會主義所得出的普遍性結論和所使用的理論框架甚少受到挑戰。筆者在下文中通過集中分析斯泰西的著作《中國的父權制與社會主義革命》,來闡明這些“日常智慧”產生和盛行的歷史、政治和理論基礎。
何漢理(Harry Harding)在研究美國大眾和知識分子對于有關社會主義中國的觀念和話語時,追溯了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發展脈絡,得出了下面的結論:“如果在70年代美國人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了勝利,那么80年代初最常見的判斷則是共產主義在中國失敗了——而且敗得相當慘。”何漢理這篇文章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將8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貶斥同美國80年代新興的新保守主義以及在美國知識分子中重新燃起的對資產階級價值觀的追尋(例如個人自由、隱私和正義)聯系起來。他指出,特別是在第二次冷戰時期或冷戰的第二個激化階段(1979-1985),美國再次見證了將西方價值觀普世化的趨勢,同時也產生了“用這些價值觀來打量中國”的范式。何漢理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極端印象,不管是理想化還是妖魔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內部政治的反映,而美國人在20世紀80年代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詆毀究其實是受新保守主義支持的冷戰思維的影響。何漢理這些看法可謂一針見血,為下文(重新)解讀斯泰西的著作提供了必要的語境。
斯泰西自己有關中國婦女解放的研究經歷了類似何漢理勾勒的線索,從極端樂觀的評價截然轉向徹底否定。《中國的父權制與社會主義革命》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女性主義學者對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婦女解放的幻滅和否定。斯泰西開篇便提出“為什么社會主義沒有解放中國婦女”這樣一個問題,明顯的是為一個已經有預設結論的問題尋找證據,而不是探討社會主義在中國性別轉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這位研究西方家庭變遷的社會學家從沒有接受過中國語言或歷史的訓練,但她認為西方學者研究歐洲家庭史特別是歐洲農村家庭變遷的成果和結論可以用來討論中國問題。在這本書中,她將自己的研究集中在中國現代的農民家庭上,特別是解放區和之后的社會主義中國的農民家庭。借用西方學者對歐洲農民經濟和家庭在早期現代工業化中的變遷的較有創意的新近研究成果——農民家庭為了保存某些傳統父權價值而有意識地順應家庭結構在現代工業化過程中的某些變革——來說明中國社會主義農民革命其主旨也是為了保存最根本的傳統父權價值。她聲稱,社會主義革命從來就沒有真正考慮過婦女解放,而是和傳統父權結構聯手,為共產主義者攫取權力。說得更明確一些,她認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在1949年之前,只不過是用“新民主父權制”替換了儒家父權制,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種“新民主父權制”又被“父權制的社會主義”所替換。斯泰西的單維度結論“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父權制革命”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語境中成為強勁話語,許多人稱譽這一結論為中國社會主義研究提供了“新穎”的視角。
今天看來,《中國的父權制與社會主義革命》遠遠沒有滿足學術研究所需的基本標準,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內的標準。然而,此處的關鍵不在于集中批評某一本著作的缺陷,而是揭示冷戰意識形態對于這批20世紀80年代的學術成果的產生與接受起到的無孔不入的作用,因為冷戰意識不僅可以讓這位非中國專家的有關中國的研究結論成為主流學術話語,還可以讓一些受過專業訓練的研究中國的專家拋開自己田野調查的結果以達到具有冷戰意義的結論7。換句話說,冷戰意識不僅成為研究社會主義和女性解放的重要政治框架,它還積極建構學術走向和結論。
另外一支對20世紀80年代關于婦女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日常智慧”起到重要影響的話語是西方自由/本質女性主義。西方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強調在資本主義體系內爭取女性個人、法律權利。在20世紀60-70年代,美國的左翼女性主義者(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影響)在左翼運動中開始同左翼男性產生分歧,尤其是后者對女性的歧視使得部分左翼女性主義者在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脫離左翼陣線,形成了本質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新陣營。本質女性主義開始還比較激進,她們批判左、右陣營中的父權思想。但由于其在理論上開始建立諸如父權文化和男性中心文化具有跨歷史性和普世性的假設,認為女性受壓迫是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起源,不會因為經濟基礎的改變而變化,以及性和性別體系(sex-gender system)具有獨立性等較為絕對的論點,她們逐漸開始放棄左翼運動的具體宗旨和政治理念包括消除階級壓迫和資本主義體制。
西方“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流派也正是在此時崛起,主要是對早先機械馬克思女性主義側重經濟和階級分析提出批評,要求將性別作為同階級同樣重要的范疇來看待,一方面強調父權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定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要求將“上層建筑”和文化層面中的男性統治表現納入批判和討論。西方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同時也對本質女性主義抽象的反歷史、反唯物主義的普世父權制提出質疑,重申具體歷史和經濟形態中不同父權體現的重要性以及揭示資本主義新型父權再生的關鍵。但是,由于英美兩國保守勢力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崛起,由于西方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二元論”(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左翼話語在資本主義系統中的進一步邊緣化,西方女性主義總體上開始轉向文化領域,并開始脫離社會運動。原本帶有左翼色彩的女性主義不再提倡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變革,因為在她們看來父權制超越具體政治經濟體系和歷史社會,具有獨立性質,所以她們轉向提高個體的性別文化意識,從而導致部分本質女性主義者向“文化女性主義”(Cultural Feminism)者發展,在社會和政治變化上開始轉向保守和無為。1975年以后,根據埃倫·威利斯(Ellen Willis,當時參與左翼女性主義轉型的活動家和學者)的觀點,西方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只強調在資本主義體系內爭取女性個人、法律權利的流派——開始同本質女性主義聯合并成為主導力量。美國左翼女性主義本質化(反歷史唯物主義)以后,逐漸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聯手,從而轉向維護資本主義系統的保守走向,這是部分像斯泰西這樣的女性主義學者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婦女運動立場轉變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斯泰西整本書的結構,充分體現了西方左翼女性主義從機械、狹隘和西方中心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演變成具有保守傾向的本質女性主義并開始做出維護資本主義體系的冷戰結論的過程。
冷戰話語和西方自由/本質女性主義的密切配合,是美國80年代關于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學術研究的根基,造成的影響延續至今。如果說冷戰意識形態根本否定社會主義能夠以任何方式解放中國婦女,那么西方自由/本質女性主義話語則強化了這種觀點,因為這個話語視點強調父權制具有超歷史、跨地域的普及性,認定世界上所有的女性主義都應該首先是個人主義的,應該獨立甚至對立于其他政治、社會、經濟問題與運動。斯泰西的書稿從頭到尾都自覺不自覺地把婦女的權益和中國共產黨發起的社會主義重要運動——無論是反帝戰爭、階級革命還是經濟改革——隔絕開來甚至對立起來,似乎中國婦女完全置身于現代中國歷史之外,她們的解放應該在一種“真空”中完成,否則就是被利用。上文提到的其他學者雖然不如斯泰西極端,但她們一樣強調女性主義運動的“自治”,還堅持強調將“女性平等”問題與其他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區分開來的必要性。
斯泰西的著作典型地代表了美國自由/本質女性主義在第二次冷戰浪潮中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婦女解放的研究走向。最重要的是,她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從根本上界定為農村家庭革命(同城市個人主義革命相對),是對20世紀初農村傳統父權制家庭危機的回應,目的是將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父權制權力重新分配給廣大的男性農民,即她所謂的“新的民主父權制”。這種定義不僅忽視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而且極大地縮小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范圍,也削弱了它的歷史和國際意義,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從更廣闊的政治、經濟、社會語境中剝離出來,并將女性主義實踐局限在個人主義權利和家庭革命。實際上,殖民現代性的全球語境對于界定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革命有重大意義。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早期的辛亥革命一樣,都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特征。中國的女性主義無論是國民黨提倡的自由女權主義還是共產黨提倡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都和反帝的民族主義革命分不開。此外,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其他大多數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又不一樣,它還是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運動。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實踐在其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也具有多維性質:它反對歷史上各種父權制,也反對階級壓迫,同時也是民族主義獨立運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斯泰西的研究視野和結論抹殺了非西方語境里現代革命的復雜性,因而也忽視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在(地緣)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里引起的激烈的結構性變化。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將父權等級制直接并僅僅等同于家庭的存在,斯泰西輕而易舉地制造出兩對相對立的價值換算(equations):家庭=父權制,而個人主義=女性主義。“當農民同從前一樣用家庭的而非個人主義的條條框框來計算他們的利益時,他們打的還是父權制的算盤,是按照性別和長幼秩序來保證不同的花費、機會和利益。”
斯泰西用西方資本主義大生產對農村家庭經濟的破壞和摧毀以及資本主義體系中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信條來衡量和判斷一個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半殖民地國家興起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女性主義實踐,不僅顯示了研究主體將西方個人主義、自由女性主義作為衡量世界女性主義實踐的普世原則的方法,同時也表現了作者對資本主義經濟大生產中所產生的更嚴酷的、在全球范圍內的性別分工和階級不平等、更強勢的新型父權制的形成的規避和默許。正如某些西方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所指出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大生產對封建家長制的摧毀并不說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摒棄了男性中心。新的性別壓迫,同階級壓迫一道,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必然。
更為關鍵的是,作者對資本主義體制中產生的“核心家庭”(中產和/或無產階級)中的女性地位缺乏歷史的評述,仿佛資本主義體制中的“父權制家庭”已經在女性主義意義上解體了。當然,斯泰西也只有用這種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以及普世本質的女性主義話語原則來檢測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的性別問題才能得出符合冷戰意識的結論,那就是,資本主義勝過社會主義。
更具體地說,斯泰西這種以家庭經濟和文化為中心的框架,以抽象的、跨歷史跨區域的父權制價值為支點的論述暴露出她對中國農村婦女現狀的盲然。第一,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中國農村勞動婦女受到的壓迫不能用家庭或性別的單一框架來理解。除了西方和日本的經濟/軍事帝國主義和各種戰爭帶來的動蕩,女性農民同男性農民一樣受著本土地主階層的剝削和壓迫,因而她們有著同男性農民相似的政治和經濟要求。因為階層、階級以及城鄉和地區的差異,中國婦女之間的差異極大,并不是一個有機的統一的整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系列運動中不少是直接針對男女底層勞動者的共同經濟利益的,特別強調女性解放中的經濟權益。例如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讓當時的貧苦農民家庭(包括農婦)得到了基本的經濟利益,并同時通過立法給予婦女土地擁有權,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舉措。從理論上講,斯泰西好像按照唯物主義思路,認定只要以農業家庭為中心的經濟體系還存在,父權制就仍然存在;但這種抽象的、狹隘的唯物主義完全背棄了歷史的復雜性,暴露了機械的、西方中心的女性主義立場。當時中國的歷史條件無法徹底改變以家庭為中心的農村經濟結構,因為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并非國家執政黨,它不可能在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買辦資本主義體系以及中國農村長期存在的封建等級經濟制度(并不僅僅是家庭的)中,在共產黨工農武裝為自身生存而進行的殊死搏斗中,在民族獨立和內戰的綿延戰火中,開展社會大生產和體制公有化并長期鞏固其成果。斯泰西完全無視歷史狀況和底層農婦的多種需求,不加分析地將1940年的土地改革定義為父權性質:“土地改革保證女性有平等的土地權,但以家庭為中心的經濟和主導的父權制價值觀有效地阻擋了絕大多數女性得到任何權益。
更嚴重的問題是,斯泰西完全避開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貫徹的新《婚姻法》中對家庭父權價值的種種挑戰。這種高度選擇性的、只以孤立的家庭為研究中心,并將農業家庭視為女性問題所有根源的方法,不僅顯示出其沒有能力將階級或社會等級結構納入她的研究框架中,更為重要的是,揭示了她對國際資本殖民主義的盲然或者潛意識的支持(因為她完全無視經濟和政治帝國主義對中國農村的影響,堅信只有資本主義才為“女性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提供土壤)。土改絕不只是像斯泰西所說的,把父權簡單地重新分配給男性老百姓,因為土改改變了在中國延續千年的父權階級等級結構的一個物質基礎,直接動搖了中國特定的父權經濟制(土地擁有權)的根本,而且土改運動本身還特別強調動員農婦在公共場合表達自身遭受的種種壓迫,發表自己的意見,對底層農婦參與公共事務和產生掌控自我命運的意識起著重要的作用。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新土地法賦予農婦平等的土地權,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如同其他研究中國的學者已經指出的,都具有劃時代意義,為農村婦女解放建立了至關重要的物質條件和制度支持。在當時的戰爭年代,當其他改革——例如生產方式的國有化和家庭經濟的解體——都不可能發生的時候,女性經濟權利在局部地區的制度化就顯得更加重要和難能可貴。連斯泰西最后也不得不承認:“婦女在法律上享有的新的土地權,雖然容易被剝奪,但連同婦女公開參與土地再分配一起,在物質基礎上增進了她們在新建立的民主父權秩序中的地位。”
她這個顯得有些“無奈”的表述深刻揭示了她在總體論述上的矛盾,也就是說她一方面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父權本質,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廣大農村婦女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有著空前未有的歷史改變。這種矛盾性暴露出預先設定的冷戰意識形態、自由/本質女性主義理論同斯泰西所提取的歷史素材之間的邏輯裂縫。
從學術著作的論述結構上看,《中國的父權制與社會主義革命》中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中國(1949年以前和以后)兩部分在方法和視點上相互存在著深刻矛盾,更顯示其設定的冷戰結論和自由/本質女性主義的立場。在談及1949年之前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斯泰西采用抽象機械的唯物主義的方法一再強調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像資本主義工業革命那樣)打破農村以家庭為單元的經濟生產模式,所以社會主義革命是父權性質的。可當討論到1949年以后50年代的中國農村時——那時的中國農村的確實行了社會主義大生產和經濟體制公有化,并從本質上改變了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單位——斯泰西卻筆鋒一轉,不再觸及這些在前半部著述中至關重要的家庭經濟模式,開始用本質文化女性主義的抽象觀點來檢測社會主義中國農村中不變/遺留的父權傳統習俗和家庭文化意識;用軍隊以男性為主(男人—女人對立觀)的例證說明新型公共父權的興起。這是一本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和女性解放的學術專著,可斯泰西竟然對1950年新《婚姻法》不著什么筆墨,更沒有對其歷史重大意義有任何分析。由于作者自身對社會主義文化體制的廣泛性和高強度意識形態宣傳的隔閡,斯泰西還斷然聲稱社會主義實踐在社會、文化層面上沒有深刻批判傳統父權,因而讓后者能成功地一次又一次在集體化、大躍進、文革等運動中抵抗“進步”力量,捍衛并保持了傳統父權的主要因素。
這種隨意或強行更變主體論爭邏輯和方法的行為也在深層次上說明了主流美國女性主義學者自身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困惑、分裂和轉向維護現存資本主義體系的保守傾向。更為嚴重的是,斯泰西這種脫離具體歷史的結論完全是預設性的,因而在對社會主義革命作任何具體分析之前就已經斷言了革命的失敗。斯泰西在其專著的結尾一章中再次強調,貧窮的農業社會首先不能幫助建立一個“自治自主的女性主義運動”,更不能使任何女性主義運動強大到在革命過程中起到“獨立自主的作用”。很明顯,不需任何實際研究,斯泰西本來就已經完全可以斷定中國這樣的貧窮農業社會沒有什么可能產生任何“獨立”的女性主義運動,因而很“自然”就會得出強化冷戰意識形態的預先設定的結論,那就是:“女性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比在社會主義社會能找到更適宜發展的土壤。”
以斯泰西為代表的20世紀80年代有關社會主義政治和性別研究的主流范式至今仍在發揮影響。有關中國女性與社會主義的研究還在繼續強調個人主義與“獨立自主”的實踐,強調性和性別系統的自治性(autonomy of a sex-gender system),繼續強化中國女性與中國政治和階級革命之間的“本能”的對抗關系。社會主義革命在婦女解放問題上仍然被視為是一個“自然”的失敗。這種頑固的“日常智慧”導致了學術界對社會主義中國女性文化的全然漠視。中國女性作家和導演在社會主義電影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被看成和中國男性一樣,是順應(conform)主流政治的,因而是非女性主義。
突破這些冷戰和自由/本質女性主義的研究范式不僅需要研究中國的學者們持續不斷的努力,也需要全球知識分子為促進國際政治和全球政治文化的變革做出不懈的工作。當今,新自由主義資本結構和政府管理在全世界的傳播,從不同的角度挑戰了女性主義和地區學的研究。女性主義學者在新的歷史狀況下需要重新審視歷史遺產,探討歷史和當前形勢共同帶來的跨國關系研究中的問題并提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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