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文化運動不是以打倒孔家店為主調的話，那新文化運動是沒有意義的，也沒有必要開這個會。嚴格地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不能并列起來。甲午以后每一年變化都非常大，從1915年新青年剛開始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間有很多可能性。1915年完全是帝制崩潰的一個反應，所以要做一些區分。新文化運動毫無疑問，根本的意義就是打倒孔家店，否則新文化運動那份雜志沒有必要討論，這是我個人看法。
我提出通三統，并不是說三通可以化為一統。這三統的張力非常大，但這這個張力可以成為比較健康的張力，也可以成為一個消耗性的張力，這要看整個社會的氛圍。
無論是霍布斯鮑姆的“短二十世紀”還是阿銳基的“漫長的二十世紀”，這兩種提法都非常西方中心主義。從中國的角度來講，中國的二十世紀，我認為是從1895年開始，從甲午中日戰爭開始。一是甲午根本改變了整個東亞局勢，二是甲午導致整個中國驚慌失措，過度反應。其實大清沒到非要推翻的時候。康有為的基本主張，就是帝制是不能推翻的，所以必須保皇，只有在整個君主制不推翻的前提下，中國才有和列強有充分打交道的可能性。在這一點上，康有為的認識比任何人都深刻，而且從未動搖。梁啟超就差多了，對于重大政治問題，最核心的政治問題，梁啟超是二流的。
甲午戰爭以后，事實上是有一個可能性的。整整二十年時間，列強在東亞的軍事侵略都存在，所以說，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外部壓力沒有增大。如果康有為的改良操作得法的話，實際上是有可能成功的。從一個更長的歷史來看，我認為中國的二十世紀起點是1895年，而且還沒有結束。我們今后的思考要有一個更大的空間。蘇聯雖然存在了六七十年，如果再過五百年，可能就沒有那么重要了。無論學的是蘇俄也好，英美也好，所有這些對中國來說，都是個手段，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回歸中國。假如從這個角度來看，從1895年為二十世紀的起點來看，可能我們對歷史的描述和想象都會不一樣。1895年之后，整個士大夫對于中國傳統文明徹底失去信心了。鴉片戰爭對于中國倒是沒有那么大的傷害，對于士大夫來說，是個很局部的問題。但是甲午以后變動太大了，主心骨沒有了。
我們現在看西方左派60年代的歷史，強調偶然性，否定必然性。西方左派越批判資本主義，越變成資本主義的蜉蝣，基本上是在文化上為資本主義開道。文化的資本化基本上是西方左派完成的。我們要擺脫掉這種歷史必然性。大家都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人類不能接受的地步，為什么會這樣?實際上是我們不斷向資本主義作為歷史必然性的一個投降和妥協。我剛才提出大清的問題，就是說是有這種可能性，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性。如果帝制不被推翻，中國仍然在一個比較有序的狀態，并不是說沒有另外一種歷史可能性。蘇聯的意義就在于以社會主義來抵制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曾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為什么會走向完全失敗的道路?馬克思最大的問題就是把這個東西完全變成歷史必然性。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文化主體，是不是有一個足夠的力量來抵制、消解或者說緩和西方左派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仍然要有更強的文化自信心。否則就是資本主義把全世界都毀滅掉以后，人類文明再重新開始。我認為，至少在理論上要擺脫這樣一個歷史必然性。
我們今天這個會是紀念新文化運動一百年，我們也意識到中國已經進入不斷重新思考一百年的問題。再過幾年，是五四運動的一百年，再過幾年會是中國建黨一百年。所以會有一個問題，怎么樣來思考一百年?我個人認為要加上一個一百年，你要想想今后的一百年，也即如何看待以前的一百年，需要我們想想，一百年后的中國怎么樣，也要想想，起碼要想想一百年后我們自己期望中國怎么樣。要有這樣一個角度，我們才能比較好的、而不是就事論事地去談從前的一百年。
不以宗教來奠定人類社會的文明，而且人口這么多，疆域這么大，這會對世界文明有極大的貢獻。所以，文化、文明復興應該考慮中國最基本的文明，尤其是儒家核心價值觀念復興的角度。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次會議有兩個主題：一是中國現代，包括新中國的正當性問題;二是中國的過去，特別是傳統，包括儒家價值觀念的正當性問題。
這兩個正當性確實是有張力的，不能把這兩個正當性當成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關系。主張互不相容，對兩邊都是一個災難。首先，在目前的情況下，在中國的現代，包括共和國的正當性，仍然是最吃緊的。儒家不是一個宗教，它要依附于一個政治的和文化的共同體。如果這個共同體被顛覆，那儒家價值的文明復興是沒有希望的。從歷史的角度講，一旦中國的帝制崩潰，毫無疑問中國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建國，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才有其他的可能性。建立一個自主的、獨立的、能夠對抗列強的一個新的國家，是所有人的焦點。誰能夠解決問題，誰得天下。需要強調的是，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真正自主獨立的國家是非常少的，中國是極少數自主獨立的共和國。這是今天儒家文明和中國價值復興的基礎。如果一個自主獨立的國家不存在，而是事事都要聽西方的、聽美國的，那么，傳統文明價值要復興是不可能的。
但另一方面，僅僅是國家的層面，遠遠不夠。真正的價值要是個人能夠安身立命，碰到巨大的災難，個人怎么面對?這個是人生非常關鍵的東西。
從這個角度也能看出，在一個基本的價值觀念上，我們仍然是困頓的。我認為在兩個方面是比較重要的，一是現代中國的正當性問題，但從一個更長遠、更深刻的角度，真正中國作為一個文明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要對自我的、最核心的價值有重新認識，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奠基的基石。當然，這是很長遠的一個工作。
二十世紀西方有兩件事，一是德國的戰敗。在當時整個歐洲文明里面，德國從浪漫主義開始，就強調德國在當時最落后的，都還沒有政治統一的一個民族。從荷爾德林開始，就是在強調德國是最有獨特性的。最大的沖突就是一個歷史文化民族和一個普世社會的沖突。德國的這些人，包括尼采、海德格爾、施特勞斯……都反對普世社會，只有一個沒有文明基礎的國家才會歡迎普世價值。尼采后來很失望，所以他后來轉到他成為“老的歐洲人”、“好的歐洲人”上，其實仍然在強調有一個歷史文化的實體，而不是一個抽象的、全人類的普世文化。俄羅斯也認為自己是獨特的，能夠有一套更深的價值，而不是單純的現代工業、科學革命這樣一個世界。無論德國還是俄羅斯，都徹底完蛋了，并沒有實現他們的抱負。這里面有他們自己文化和文明上的缺陷。尼采為什么后來對德國人那么失望?德國人的根本問題是新教問題，新教是全部的麻煩來源。
現在西方比較深刻的人都發現代西方的問題太嚴重了——完全的個人主義，只有權利本位，沒有任何義務價值。嚴格說來，除了法律以外，沒有道德的發展，非常危險。從長遠來說，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家，立足于現實，儒家是唯一一個不以宗教立基的這樣一個人類群體的構成，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這比較符合現代民族國家。尼采就批評，西方是虛偽的，明明上帝已經死了，應該走向一個非宗教的世俗社會。西方并沒有人真心相信上帝，上帝只是個虛托，所以他覺得西方人虛偽。我們不一定同意他，但問題是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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