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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悲劇:自由主義的困境

牛新春 · 2015-05-22 · 來源:現代國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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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自由主義的兩大內核,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不斷被神化。2007年金融危機宣布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破產。

  作者簡介:牛新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所所長、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美國外交、中美關系、中東政治、美臺關系、臺灣問題等

  內容提要:1989年冷戰結束時,美國學者福山宣布自由主義將是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點。此后自由主義不斷向極端化、普世化方向演化,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頻繁遭遇經濟危機、政治動蕩和軍事沖突。同時,世界范圍意識形態的創新、多樣化進程也因自由主義的強勢主導而裹足不前。而當自由主義變得千瘡百孔之時,卻缺乏可以替代的意識形態,這并非“歷史的終結”,而是歷史的悲劇。

  1980年前后,里根、撒切爾在美英推行新經濟政策,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取代凱恩斯主義的國際主導地位。1990年代初,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與共產主義的對決中“大獲全勝”。至此,“自由資本主義”(liberal capitalism)、“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合流,形成所謂“新自由主義時代”,在國際舞臺上一枝獨秀(本文將這三股意識形態統稱為“自由主義”)。當時,美國學者福山宣布,世界上“已經沒有真正的意識形態競爭者,自由民主制度將是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點”。①此后,作為自由主義的兩大內核,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不斷被神化。2007年金融危機宣布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破產。西方政府預防、處置金融危機乏力,第三世界民主轉型陷入困境,皆暴露了自由民主政治的嚴重缺陷。然而,面對千瘡百孔的自由主義,國際社會卻找不到具有明顯優勢的替代品,因為早在20年前,意識形態創新就已經停頓!

  自1970年代以來,市場在經濟中的作用被無限放大,形成所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西方國家普遍減少政府干預,提高私有化水平,推動貿易自由化,用市場替代政府部分職能,以提高效率、激發市場活力。

  在發達國家,美英受自由主義影響最大,歐洲國家則把社會民主制度與自由資本主義相嫁接,以緩解自由主義對社會公平的沖擊。美國自由資本主義政策是全面、系統性的,主要包括政府放松商業金融監管;交通、電力、能源等產業私有化;社會福利、教育、監獄等部分政府職能市場化;放棄謹慎貨幣政策;給企業和富人減稅;弱化對勞工市場的管理。特別在金融領域,歷屆政府都在刺激市場活力、放松市場管理;跨國資本可自由流動,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界限被取消,信用違約合同交易不受監管。美“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曾對當年舉國共襄“放松監管”的盛舉作了描述:“30年多來,金融部門推動,美聯儲鼓吹,國會和行政部門共同支持。”②在此背景下,金融業獲得長足發展,聯袂信息革命的刺激,經濟出現歷史上罕見的好形勢。美國經濟經歷了三個相對長的增長期:1982-1990年、1991-2000年、2001-2007年,期間只有兩個非常短暫的小衰退,因而足以與1947-1973年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媲美。然而,2007年金融危機打破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神話。美國消費、生產和金融資產大幅縮水。據“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保守估算,美國經濟損失在6萬億-14萬億美元之間,接近其全年GDP,相當于美國每個家庭承擔5萬-12萬美元。如果把金融危機的長期影響計算在內,損失至少翻一倍。③歐盟國家損失在6萬億-12萬億歐元之間,為歐盟GDP的50%-100%。④毫無疑問,這是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歐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無節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是危機的罪魁禍首。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在新自由主義占主導地位的30年中,發生過100次危機,最大的教訓就是:經濟不一定是高效、穩定、自我修復的。⑤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報告認為,最根本的錯誤思想是認為“市場具有自我修復功能,金融企業能夠自我管理”。⑥結果,市場并未自我修復,歐美政府都用納稅人的錢大規模救市。金融危機后,西方國家普遍加強金融管理,但是新自由主義涉及根本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價值觀,造成了系統性資本主義危機,如同1973年的高失業、高通脹是一場系統性危機一樣。

  在自由資本主義將歐美引向金融危機的時候,歐美的自由民主的表現也不盡如人意:事前被金融利益集團綁架,未能有效預防危機,事后陷入政治內耗,不能及時控制危機。最近兩年,美國政府已經兩次走向債務違約邊緣,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移民、基礎設施、教育投資、福利改革、醫保等問題,沒有一件得到有效處理。2014年奧巴馬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坦承:“我們的政治處在癱瘓狀態。”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曾指出,美國政治的核心是制度(institution)而非民主(democracy),⑦如公務員制度、聯邦制、法官制度、獨立中央銀行等。過去30年,在自由主義影響下,美國政府職能萎縮,制度弱化,制度創新幾近于無,所有難題都交付選舉政治決斷。選舉政治則向極端方向發展,權力制衡變成權力否決。2013年4月13日,槍支管理修正案在參議院以54∶46票被擱置。對此奧巴馬感嘆:“這是華盛頓蒙羞的一天,美國人民想知道:為什么90%的人支持的法案通不過?”⑧癱瘓的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美國政府在民眾中的威信從來沒有這么低。1976年美國民眾有76%相信政府能做好自己的事,1970年代該比重降至40%,2008年進一步降到30%,2010年低至19%。⑨只有19%的人信任政府,90%的人支持的事政府卻通不過,這對民選政府無疑是巨大的嘲諷!歐洲一些國家的選舉政治更是陷于癱瘓,意大利、希臘不得不放棄民選總理,直接任命技術官僚,以應對財政危機。福山把美國政治的表現概括為“民主衰退”,⑩扎卡里亞視之為“民主失靈”,(11)《經濟學家》說“民主在經歷困難時期”。(12)其實,民主失靈不是新鮮事,早在20年前日本民主就失靈了,只不過當時西方世界沉浸在“歷史終結”的自滿中,沒有認真對待罷了。

  自由國際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外交的基石,美既重視軍事力量的基礎性作用,也強調國際合作、多邊主義和盟國體系,并以此二者構成美國外交的雙引擎。(13)冷戰結束后,在單極世界的安全保障之下,在意識形態終結的鼓噪中,美國外交的自信心驟然膨脹,自由國際主義極端化。美國以強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后盾,以推廣自由民主為手段,試圖重塑國際秩序或特定國家的國內秩序,外交中的進攻性、意識形態分量顯著增加,對國際機制、多邊合作的興趣和意愿相應下降。歐盟則以后現代主義自居,向海外推銷其價值觀。

  冷戰結束以來,歐美國家發動過六場對外移植民主政治的戰爭,分別是海地(1994年)、波斯尼亞(1995年)、科索沃(1999年)、阿富汗(2001年)、伊拉克(2003年)和利比亞(2011年)戰爭。歐美盡管擁有絕對軍事優勢,仍然付出沉重的經濟、人員、聲譽、自信心代價。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美國先后有200萬人參戰,6000多人死亡,4萬人受傷,直接戰費開支1.5萬億美元。(14)更重要的是,這兩場戰爭給美國帶來自越南戰爭以來最嚴重的心理陰影,沉重打擊了國家士氣。在自由主義籠罩下,戰前美國政府天真地認為,只要推翻薩達姆政權,自由經濟和民主政府就會自然而然到來。(15)最終結果卻是,根據美國學術界經常引用的“政治參數”(polity index),這些“民主”國家的入門指數僅為6,六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有科索沃勉強跨過門檻,其指數分別為:海地5、波斯尼亞5、科索沃8、阿富汗2、伊拉克3、利比亞0。(16)其中三個國家目前仍然在內戰中掙扎。“民主化”戰略沒有產生民主國家,創造的卻是內戰、失敗國家和“伊斯蘭國”。

  在大戰略方面,歐美也奉行民主擴張戰略。在歐洲,歐美背棄冷戰結束時“北約不東擴”的承諾,經過1999年、2004年、2009年三輪東擴,吸納東歐12個國家,直逼俄羅斯大門,破壞歐洲戰略平衡,最終導致2014年烏克蘭危機,制造了冷戰結束以來東歐最緊張的國際局勢。(17)在中東,歐美搭“阿拉伯之春”順風車,支持敘利亞反政府武裝,宣布阿薩德政府喪失合法性,最大程度擠壓伊朗戰略空間。結果,敘利亞內戰孳生恐怖主義,催生“伊斯蘭國”。現在,美國又四處組建反恐聯盟,準備再度卷入中東戰爭。在亞洲,為了防范中國崛起,奧巴馬政府高調“重返亞太”,中美關系高度緊張,亞太安全受到挑戰。可見,擴張的自由國際主義政策使西方在中東、東歐和亞太同時陷入困境,不得不四處救火,這同20年前美國享受單極世界的“悠哉游哉”狀況相比,簡直是冰火兩重天。

  冷戰結束時,美國坐擁二戰以來最有利的國內外環境。國際上,蘇聯解體讓美國享有單極世界的優勢;國內,由美國率先掀起的信息革命方興未艾,其經濟領先地位持續加強。然而,意識形態的自滿讓美國經濟、政治和外交都趨于極端。市場和民主雙雙失靈,公眾對政府和市場的信心應聲下落。美國不僅迅速揮霍了最佳戰略機遇期,而且面臨全面危機:經濟上陷入金融危機,政治上遭遇民主危機,外交上受挫于干預危機。

  世界已經濃縮為地球村,當自由主義在歐美風生水起的時候,發展中國家難以置之度外。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廣大發展中國家正處在改革的苦悶徘徊期,自由主義興起恰好滿足了當時的思想理論渴求。更有甚者,由于理論水平的局限,以及對發達國家科學、發展水平的崇拜,自由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甚至速度更快、范圍更廣、程度更深,危害也更嚴重。

  自由主義是一套文化、理論和政策體系,有不少命題只能限于哲學、理論探討,不幸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把它們當作實踐準則。福山提出“歷史終結”,實際上是一個哲學命題,是對人類意識形態起源和人類終點的哲學探討。正如福山所言,早在1806年法普戰爭后康德就宣布歷史終結了,當時就認為人類意識形態最終會終結于自由民主體制。(18)但是,對于哪個國家、什么時候、用什么途徑走向民主體制,福山本人十分謹慎,反而特別強調國家的個性差別。(19)甚至,福山非常不看好發展中國家向自由民主體制轉型,認為“發展中國家將會在相當長時期內處于歷史的困境中”。(20)然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卻將自由民主當作一個現實政治經濟學命題,似乎近在咫尺。即使是自由主義體系中的政策部分,也都處在學理性探討階段,仍在不斷試錯之中。20世紀90年代初,“休克療法”盛行時,西方理論界主張將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以最快的速度整體移植到轉型中國家。2000年左右,在東亞金融危機、獨聯體轉型困難的現實面前,“華盛頓共識”變成“華盛頓困惑”(Washington confusion),學者們認識到之前理論有缺陷,市場不可能在真空中運行,而需要良好的政治、社會環境,于是又提出“良政”先行。2010年前后,西方學者又普遍認為,大規模移植政治制度鮮有成功案例,似乎還得重視具體國家的創造性。面對埃及、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等國的政治轉型,奧巴馬政府已經僅限于遠觀兼評論了。思想理論的不斷試錯和完善本是自然之態,可悲的是不少發展中國家竟然甘當政治試驗用的“小白鼠”。

  自由主義經濟強調最大程度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國內的強勢經濟利益集因此獲利最豐,國際上擁有競爭優勢的發達國家則坐享其成。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必須擁有強大的政府管理和財富再分配能力,才能有效防止經濟利益集團綁架國家機器,這是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政治前提。在國際上,只有在本國占有相對優勢的領域才能實施自由化政策。過去30年,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西方意識形態裹挾下,喪失自我思考、自我選擇能力,罔顧本國國情,熱情擁抱自由主義,在發展道路上掉進了陷阱。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擁抱沒有比“休克療法”國家、拉美國家更熱情,對自由民主的擁抱也沒有比“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國家更熱烈,而這些國家受害也最深。

  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后,那些新成立的國家不同程度地服用自由主義開出的“休克療法”藥方。直到今天,對“休克療法”的效果仍然存在巨大爭議,國家之間效果不同,短期、中期、長期效果不同,經濟、政治、社會效果不同。但是有一個基本共識是:不是所有國家都適合“休克療法”,中東歐國家和獨聯體國家的效果明顯不同。“休克療法”要求在短時期內撤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放開貿易、資本、貨幣政策。轉型10年后,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同獨聯體之間的差別明顯,這些歐洲國家1998年GDP恢復到1990年水平,2000年在此基礎上增長6%;獨聯體國家2000年GDP只有1990年的63%。1990-1999年,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中人口最多的波蘭GDP增長40%,而獨聯體中人口最多的俄羅斯GDP則縮水40%。(21)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綜合評價,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10年轉型比較成功,除羅馬尼亞外“人類發展指數”均有所提高,分別為:波蘭0.71-0.78、匈牙利0.70-0.77、阿爾巴尼亞0.6-0.65、保加利亞0.69-0.71、羅馬尼亞0.70-0.70。相比之下,獨聯體國家除亞美尼亞外,“人類發展指數”整體倒退,分別為:亞美尼亞0.63-0.64、吉爾吉斯斯坦0.60-0.58、摩爾多瓦0.64-0.59、哈薩克斯坦0.68-0.67、俄羅斯0.72-0.71、烏克蘭0.70-0.66、塔吉克斯坦0.61-0.52。在解釋中東歐國家和獨聯體國家的不同結果時,曾主導“休克療法”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年在報告中認為,各國國情、面臨的國際環境相異,都是影響政策效果的因素。中東歐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程度高,市場化改革的基礎條件好。這些國家與歐盟關系密切,歐盟給予貨幣、財政、技術支持,并提供了廣闊的市場。(22)對于照搬西方自由主義的獨聯體國家而言,1990-2000年無疑是失去的十年。同一時期,亞洲一些轉型中國家在政府主導和控制下,逐步分階段推動市場化,取得良好效果。根據“人類發展指數”,這些國家的發展速度最快、效果最好,發展指數分別為:中國0.50-0.59、越南0.47-0.56、韓國0.73-0.81、印尼0.52-0.60、馬來西亞0.64-0.71、新加坡0.74-0.80。(23)

  對于實施自由主義改革的拉美國家而言,失去的時光并非始自1990年,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了。1970年代初債務危機發生后,在國際金融機構的操縱下,拉美國家執行“結構調整政策”,造成收入差距擴大、失業率升高、物價上漲。例如,秘魯1990年實施“結構調整政策”,一夜之間取消政府補貼,汽油價格上漲3000%,水價上漲1300%,電價上漲5300%。(24)到1990年代,拉美除古巴之外都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本來已經脆弱的經濟突然向國際市場開放,非常單薄的社會福利和公共產品驟然縮水,自然會引發經濟、社會雙動蕩。人們習慣上把1980年代稱為拉美失去的10年,其實25年來拉美經濟都處在極端困難之中。1980-1999年人均收入只增長11%,是近一個世紀中最糟糕的20年,1999-2004年人均收入增長更只有1%,年均0.2%。(25)2000年前后,作為對新自由主義的強力反彈,拉美各國紛紛打左轉燈,帶有左翼社會思潮的政黨陸續上臺,包括委內瑞拉(1998年)、巴西(2003年)、阿根廷(2003年)、烏拉圭(2004年)、玻利維亞(2006年)、厄瓜多爾(2007年)、尼加拉瓜(2007年)、巴拉圭(2008年)。

  冷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或多或少都受自由民主思潮影響,但受害最深的莫過于為此而掀起革命的國家。20年來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包括: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參與“阿拉伯之春”的國家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也門。在這些國家中,吉爾吉斯斯坦、格魯吉亞比較幸運,發生革命后的10年內“人類發展指數”基本保持原樣,分別為:吉爾吉斯斯坦0.61-0.62、格魯吉亞0.71-0.74。此外,突尼斯仍然處在政治混亂中,埃及又退回軍事獨裁,黎巴嫩處在內戰邊緣。所有其他國家,烏克蘭、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也門都處在內戰中,國家完整能否保持都是一個大問題!當年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樹為榜樣的烏干達、坦桑尼亞、莫桑比克,按照西方路線圖追求政治轉型,現在仍然沒有一國邁入西方設定的民主門檻。根據“政治指數”評估,莫桑比克4、坦桑尼亞-1、烏干達-2,它們不是向民主轉型,而是與民主政治漸行漸遠。

  熱烈擁抱自由民主的國家,之所以落到今天“國將不國”的境況,其根源就在于落入了西方的民主神話。實際上,近代以來西方意識形態神化了民主政治的功能,把它推上了神壇。民主、自由、平等、民生、政治穩定、國家認同、民族融合、宗教信仰、經濟繁榮等都是人類核心價值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側重點不同,最緊迫的需求也不同。民主與專制的區別,遠沒有穩定與動蕩的區別重要。(26)2008年,美國政府向公民提供的服務人均17000美元,阿富汗只有19美元,這就是強政府與弱政府的區別,這些遠遠大于民主與否的區別。(27)美國基于自己的歷史經驗,將民主政治作為統馭一切的價值,認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是,民主政治的發展歷史卻不支持這種觀點。福山研究人類政治發展史后認為,政治發展包括三部分:國家建設、法制、民主監督,最基礎的是國家建設,包括國家認同、政府能力等。(28)顯然,國家建設不能依靠民主,而是必須優于民主、先于民主。“阿拉伯之春”國家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就是政治發展的優先次序擺錯了。在中東地區,很多人的種族認同、宗教認同、部落認同超越、對抗國家認同,對民族國家構成極大挑戰。國家認同、民族融合不可能通過選票完成,缺乏國家認同的地方也沒辦法搞民主選舉。事實證明,引進民主選舉沒有解決原本存在的民族矛盾、宗教沖突和階級斗爭,反而導致國家和政權崩潰。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經濟發展,但是歷史案例卻表明,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沒有可靠聯系。(29)相反,過去10年增長比較穩定的發展中國家,都是沒有按西方腳本實施民主改造、而是維持強大行政能力的國家,如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委內瑞拉、阿根廷等。經濟水平低的國家不需要多黨民主,而是需要具有決斷力的“仁慈權威”。唯此才能夠落實經濟發展與改革方案。(30)

  自由主義占據世界意識形態統治地位的30年,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意識形態革命,國際社會對公平、正義、發展、民主、政府職能的觀念改變了。2007年后這一主流意識形態沖頂回落的時候,卻沒有具有競爭力的替代產品,說明30年來國際意識形態領域創新乏力。

  市場沒有像自由主義宣稱的那樣,可以自我調節、共同致富。貧富差距導致結構性需求不足,資本的投機性催生經濟泡沫,這些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信息技術的推波助瀾下,速度更快、范圍更廣、程度更烈。2005年美國最富有的萬分之一家庭占全部家庭收入的5%,這是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貧富差距。(31)最富有的400人的資產,超過最底層1.5億人的資產之和!資本的投機性炒作史無前例,被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稱為“瘋狂”。(32)2010年全球貨幣交易額超過1000萬億美元,其中與物質生產直接有關的僅占1%,貨幣存量比經濟總量高16倍。2009年,全球外匯市場日均成交量4.2萬億美元,是商品和服務日交易量的90倍,金融衍生品場內交易日成交量10萬億美元,達到產品和服務日交易量的200多倍。(33)

  全球化使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更難調和。全球化、信息化使資本主義生產首次真正全球化了,但是國家管理仍然局限在主權國家內部。資本、商品、技術流動全球化了,但勞工標準、公民身份、社會福利并沒有全球化,美國人可以享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產品、低息貸款,享受發達國家社會福利、勞工標準,地球既平且陡。國家管理經濟的手段和資源在減少,大量的非政府機構、跨國公司同主權國家爭奪經濟管理權。新自由主義既不能應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固有矛盾,對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生產的新矛盾也束手無策,不得不讓位于新的經濟學理論。然而,左派經濟學家科茨卻哀嘆:全世界各地、左中右派都批判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已經死了,但是在現實中仍將占主導地位,因為左派提不出更好的、更可靠的思想。(34)在201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召開的經濟學家會議上,經濟學家們的共識是:“新自由主義已經破產,但沒有替代性思想可供選擇。”(35)193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時,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就已經出現了,直到1980年代初才取代凱恩斯主義的主導地位。然而,經濟學家們現在還看不到新自由主義的替代理論,這不能不說是過去30年理論創新的悲劇。

  20多年前福山曾信心十足地說,自由社會中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自由民主制度都能解決。(36)現在,福山的觀點變了,他認為美國“民主衰退”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并在相當長時期內無解。(37)歷史上,每次遇到大的政治危機,西方往往通過釋放更多的個人自由、擴大選舉權來解決,交替使用“選舉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和“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目前在歐美國家,人民群眾享有的個人自由、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從來沒有這么廣泛,理應熱情洋溢地當家做主人,而現實情況卻是,民眾對政治參與的熱情前所未有地低迷。英國1950年20%的人是政黨成員,今天只有1%。對49個民主國家的調查顯示,從1980年代到現在投票率下降10%。(38)政治參與熱情下滑,是因為選民認識到選舉不能影響政治。2009年,德國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認為選票能對政治形成重要影響的工人所占率是零。(39)美國在企業家內部的一項民調表明,61%的人認為政治人物投票時考慮利益集團的利益而非選民,31%的人認為可能是這樣。(40)當選票的含金量下降時,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卻急劇膨脹。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感嘆:“我們一點也不奇怪,擁有龐大財富和權力的金融機構能夠影響決策,我們想知道的是,政府到底還有多少獨立監管能力。”(41)傳統上,利益集團用金錢購買選票和影響力,金融集團卻通過自由主義思想改變著國家的意識形態。真正的權力來源于舉國上下對市場和金融的信仰,(42)金融業似乎不僅是私營企業,還是保證美國利益的公共部門。被金錢控制的民主政治,選民當然沒有興趣參加。美國“馬歇爾基金會”在題為“民主脫節”的報告中認為,政府脫離人民群眾是西方民主最大的挑戰。(43)沒有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民主政治結出累累惡果;脫離選民控制、監督的政治變成權貴之間的空中游戲,政治投機像資本投機一樣趨于瘋狂,體現出民主政治最黑暗的一面。根據統計,美國國會的兩極分裂狀態是100年來最嚴重的。(44)政黨、政治人物無限度地放縱選民心態中最惡的一部分,無視國家和人民的整體、長遠利益。美國選民想減稅又要福利,這樣的奇跡也讓政府實現了,途徑就是大量舉債過好日子。1980年美國政府債務占GDP42%,目前達到107%;家庭債務從1974年的6650億美元增長到現在的13萬億美元;(45)1978-2007年金融機構債務從3萬億美元暴增到36萬億美元,超過GDP兩倍。(46)盧梭早就指出,民主的內在缺陷是沒有人把公共利益當回事,(47)這大概就是美國政治的現狀。

  民主政治在美國歷史上曾數度遭遇重大挑戰。1934年哈佛大學校長在《外交》上撰文“當前的民主危機”、1975年亨廷頓參與撰寫“三邊委員會”報告“民主危機”、2013年扎卡里亞在《外交》發表“民主的新危機”,他們從不同層面認識、甚至抨擊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各種危機。美國能夠渡過前兩次危機,是因為有“羅斯福新政”和“里根革命”。今天美國卻依然沉浸在自由民主終結歷史的迷夢中,哪里有新思想支撐一場政治革命呢?美國一位專欄作家指出,美國政治的問題不是兩黨惡斗,而是兩黨都沒有解決問題的新思想。(48)

  思想意識形態貧乏也困擾著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改革,西方民主理論無法解釋、概括發展中國家千姿百態的政治形態,更無法為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指點迷津。近30年來,人類政治進程都要通過民主與專制二元對立的視角來審視,類似盲人摸象,難以抓住政治的本質特征。實際上,各國面臨的難題不一,解決難題的手段各異,民主并非解決一切難題的最佳手段。在“自由之家”2008年統計的193個國家中,有121個為民主國家,但是有90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沒有自由!“沒有自由的民主國家”是一個矛盾概念,這樣的民主意義何在呢?于是,這些用“民主與專制二元對立”概念無法解釋的國家被稱為“轉型中國家”。在121個民主國家中,轉型國家多達100個。(49)早在10年前,美國學者就指出“使用民主轉型理論解釋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變化,構成了一種危險的習慣,把過于簡單甚至錯誤的理論體系強加到復雜的現實政治身上”。(50)為了用“民主”這一概念解釋人類政治,民主的外延不斷擴大,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概念框架。根據熊彼特和亨廷頓定義,民主就是競爭性選舉,即“選舉民主”。(51)但是,現實生活中通過“選舉民主”執政的國家,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于是道爾又把自由、多元政治增加進來,發展為“自由民主”。(52)目前,民主幾乎無所不包,選舉、法制、個人自由、制度、、獨立中產階級、公民社會,一切政治進步都應當包括在“民主”概念中。據此,“民主”概念失去了確定性,成為一個不能證偽的理論體系,從而出現向神學方向發展的趨勢。凡是國家治理出問題的國家,都認為是民主不完備的國家。與此相適應,民主細分類居然多達550種,包括“準民主”(semi-democracy)、“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選舉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虛假民主”( democracy)、“騙子民主”(pseudo-democracy)、“弱民主”(weak democracy)、“部分民主”(partial democracy)、“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實質民主”(virtual democracy),等等。(53)民主成為一個神話,民主一定是對的、好的;凡是不好的、不對的,一定是不民主的。近來,歐美政治出問題后,有人就認為歐美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54)

  在中東,宗教、族群因素同政治密不可分,同西方民主理論也格格不入。凡是不顧這些基本條件,貿然引進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都陷入了困境。相反,伊朗、土耳其、以色列三個非阿拉伯國家創造性地把宗教與民主相結合,各自開辟了一條新道路。在東亞,多數國家歷史上一直是中央集權、行政主導、大政府小社會,這些國家在過去30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顯而易見,民主那一套理論無法解釋復雜的政治現實,因而必須跳出民主迷思,發揮創造性思維,發展超越民主的新理論,解釋紛繁復雜的政治現實。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不能在思想意識形態上完全依賴發達國家。1837年美國建國半個世紀后,愛默生在《美國學者》一書中稱,我們依賴他人的日子,我們充當他國學識之徒的漫長時期行將結束,我們將不再由外國豐收慶宴上的殘羹剩菜來喂養,這樣國家才會真正獨立。(55)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真正獨立,就必須有獨立的思想意識形態。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人類文明的兩大成果,其歷史進步意義不容置疑。但是,過猶不及。過去30年,這兩個價值觀被捧上了天。80年前,哈佛大學校長阿伯特·勞倫斯·洛厄爾就警告“沒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能包治百病”。(56)曾經幫助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的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2014年3月在清華大學指出,“國與國之間很難相互比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務,都有自己的困難和挑戰,都要學會解決自己的問題”。(57)顯然,他不再認為自由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了。自由主義本身不是悲劇,對自由主義的迷信卻是悲劇。像凱恩斯主義曾把西方從1930年代大蕭條中拯救出來一樣,自由主義也曾讓西方擺脫1970年代的滯脹。當時自由主義以喜劇開幕。然而,西方從此患上了自由主義依賴癥,自由主義不僅在美歐等西方國家向極端化方向發展,而且迅速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蔓延。最終,人們發現自由主義已經走到懸崖邊時,卻沒有可靠的替代道路,這是一個歷史悲劇,這場歷史悲劇可能、正在給全人類造成巨大的災難。

  注釋:

  ①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http://www.wesjones.com/eoh.htm.(上網時間:2014年9月13日)

  ②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January 2011,p.xviii,http://www.gpo.gov/fdsys/pkg/GPO-FCIC/pdf/GPO-FCIC.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20日)

  ③David Luttrell,Tyler Atkinson and Harvey Rosenblum,"Assessing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2007-2009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Economic Letter,Vol.8,No.7,September 2013,http://www.dallasfed.org/research/eclett/2013/el1307.cfm.(上網時間:2014年9月20日)

  ④European Commission,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Economic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 Agenda",May 15,2014,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finances/docs/general/20140515-erfra-working-document_en.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23日)

  ⑤David M.Kotz,"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A Systemic Crisis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9,p.206,http://www.uk.sagepub.com/cleggstrategy/Kotz%20D%20M.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18日)

  ⑥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January 2011,p.xviii,http://www.gpo.gov/fdsys/pkg/GPO-FCIC/pdf/GPO-FCIC.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20日)

  ⑦Robert D.Kaplan,"Elections Don't Matter,Institutions Do",Strat for Global Intelligence,January 15,2014,http://www.stratfor.com/weekly/elections-dont-matter-institutions-do#axzz3E701DdC3.(上網時間:2014年9月23日)

  ⑧Michael McAuliff,"Gun Bill Background Check Amendment Fails,Other Key Provisions Follow",The Huffington Post,April 17,2013,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4/17/background-checks-bill_n_3103341.html.(上網時間:2014年9月23日)

  ⑨Fareed Zakaria,"Can America Be Fixed? The New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13,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474/fareed-zakaria/can-america-be-fixed.(上網時間:2014年9月24日)

  ⑩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p.469.

  (11)Fareed Zakaria,"Can America Be Fixed? The New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13,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474/fareed-zakaria/can-america-be-fixed.(上網時間:2014年9月24日)

  (12)"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May 1,2014,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trouble-and-what-can-be-do.(上網時間:2014年9月22日)

  (13)Charles A.Kupchan and Peter L.Trubowitz,"Dead Center: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2(Fall 2007),pp.7-44.

  (14)Richard N.Haass,"The Irony of American Strategy:Putting the Middle East in Proper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May/June.2013,p.59.

  (15)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p.469.

  (16)Polity IV Project: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1800-2013,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x.htm.(上網時間:2014年9月25日)

  (17)John J.Mearsheimer,"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Foreign Affairs.October/November,2014.

  (18)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http://www.wesjones.com/eoh.htm.(上網時間:2014年9月18日)

  (19)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pp.1-10.

  (20)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http://www.wesjones.com/eoh.htm.(上網時間:2014年9月18日)

  (21)The World Bank,"Transition:The First Ten Years",2002,p.xiii,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CAEXT/Resource.(上網時間:2014年9月18日)

  (22)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The Evolution of Output in Transition Economics: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s,IMF Working Paper,May 1999,pp.52-54,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1999/wp9973.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21日)

  (23)Polity IV Project: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1800-2013,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x.htms/complete.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21日)

  (24)Hays-Mitchell,Maureen,"Resisting austerity:a gendered perspective on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in Peru",Gender and Development,10(3),2002,p.72.

  (25)Mark Weisbrot and David Rosnick,"Another Lost Decade? Latin America's Growth Failure Continues into the 21st Century",Center of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November 13,2003,http://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latin_america_2003_11.htm.(上網時間:2014年9月25日)

  (26)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pp.19-21,17-28.

  (27)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p.470.

  (28)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p.16.

  (29)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p.470.

  (30)Dambisa Moyo,Dead Aid: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Penguin,2010,p.42.

  (31)David M.Kotz,"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A Systemic Crisis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ume 41,No.3,Summer 2009,p.307,http://www.uk.sagepub.com/cleggstrategy/Kotz%20D%20M.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20日)

  (32)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January 2011,p.188,http://www.gpo.gov/fdsys/pkg/GPO-FCIC/pdf/GPO-FCIC.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24日)

  (33)宗寒:“從虛擬經濟看西方金融危機”,http://www.qstheory.cn/zxdk/2012/201208/201204/t20120412_150766.htm.(上網時間:2014年9月24日)

  (34)Neil Smith,"Neoliberalism is Dead,Dominant,Defeatable,Then What?",Human Geography,Volume 2,Number 2,2008,p.2,http://www.hugeog.com/index.php/component/content/article? id=116:neolibdead013.(上網時間:2014年9月25日)

  (35)Michael A.Peters,"The Crisis of Finance Capitalism and the Exhaustion of Neoliberalism",The Truth out,Op-ed,July 21,2013,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17536-the-crisis-of-finance-capitalism-and-the-exhaustion-of-neoliberalism.(上網時間:2014年9月23日)

  (36)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http://www.wesjones.com/eoh.htm.(上網時間:2014年9月20日)

  (37)Francis Fukuyama,"America in Decay: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14; 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38)"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May1,2014,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trouble-and-what-can-be-do.(上網時間:2014年9月22日)

  (39)E.J.Dionne Jr.,"Political Dysfunctions Spells Trouble for Democracies",The Washington Post,May 19,201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ej-dionne-political-dysfunctions-spells-trouble-for-democracies/2013/O5/19/757fedba-bt28-11e2-97d4-a479289a31f9_story.html.(上網時間:2014年9月20日)

  (40)Frank Vogl,"Urgently Needed:Reform of the Broken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http://www.huffiugtonpost.com/frank-vogl/urgently-needed-reform-of_b_3653781.html.(上網時間:2014年9月25日)

  (41)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January 2011,p.xviii,http://www.gpo.gov/fdsys/pkg/GPO-FCIC/pdf/GPO-FCIC.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23日)

  (42)Michael A.Peters,"The Crisis of Finance Capitalism and the Exhaustion of Neoliberalism",The Truth out,Op-ed,July 21,2013,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17536-the-crisis-of-finance-capitalism-and-the-exhanstion-of-neoliberalism.(上網時間:2014年9月18日)

  (43)The Transatlantic Academy,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2013,http://www.transatlanticacademy.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TA%2020123report_May13_complete_web.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25日)

  (44)Charles A.Kupchan and Peter L.Trubowitz,"Dead Center: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2(Fall 2007),p.27

  (45)Fareed Zakaria,"Can America Be Fixed? The New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13,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474/fareed-zakaria/can-america-be-fixed.(上網時間:2014年9月26日)

  (46)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January 2011,p.xvii,http://www.gpo.gov/fdsys/pkg/GPO-FCIC/pdf/GPO-FCIC.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20日)

  (47)Lawrence Lowell,"The Evolution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October 1938,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9846/a-lawrence-lowell/the-evolution-of-democracy.(上網時間:2014年9月26日)

  (48)Matt Miller,"The Great American Political Gridlock",The Washington Post,June 5,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matt-miller-the-great-american-political-gridlock/2013/06/05/01ff4e34-cdde-11e2-8f6b-67f40e176f03_story.html.(上網時間:2014年9月20日)

  (49)Hiton L.Root,Dynamics among Nations:The Evolution of Legitimacy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States,The MIT Press,Massachusetts,2013,p.144.

  (50)Thomas Carother,"The End of Transition Paradigm",http://camegieendowment.org/files/carothers_jod_2002.pdf.(上網時間:2014年9月20日)

  (51)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2nd ed,New York:Harper,1947,p.269; Samu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p.5-13.

  (52)Robert A.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3.

  (53)David Collier and Steven Levitsky,"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World Politics 49(April 1997),pp.430-51.

  (54)Mark Mazower,"Has Democracy Had Its Day?" Prospect,April 24,2013,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has-democracy-had-its-day#.UZkSbUoZTKcg.(上網時間:2014年9月20日)

  (55)陳安:《美國知識分子:影響美國社會發展的思想家》,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第3-5頁。

  (56)Lawrence Lowell,"The Evolution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October 1938,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9846/a-lawrence-lowell/the-evolution-of-democracy.(上網時間:2014年9月26日)

  (57)林毅夫:“中國學術界不能只引進”,金融日報中文網,2014年8月13日,http://www.ftchiness.com/story/001057679? full=y.(上網時間:2014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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