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北美“新清史”的學術主張逐漸在國內引起較大反響。據(jù)稱，該學派與“舊清史”的一個重要區(qū)別，就是高度重視發(fā)掘滿語、蒙古語、藏語、察合臺語等“內陸亞洲”民族的語言文獻，并致力于從“內陸亞洲”視角重新認識清史的重要問題。因此，在具體的學術實踐中，出現(xiàn)了將傳統(tǒng)的清朝斷代史研究與西方學界帶有鮮明“阿爾泰學派”特色的內亞史研究相結合的學風特色。柯嬌燕是“新清史”的代表人物之一，從其專著《滿洲人》、《透鏡》來看，她確實是一位試圖將清史與內亞史緊密結合的新型滿族史和清史學人。然而，內亞史研究牽涉的史料語種繁多，各種記載之間又屢現(xiàn)差異，研究者稍有不慎，即可能提出看似新意迭出最后卻被證明錯誤的觀點。筆者在閱讀柯氏作品的部分內容后，即發(fā)現(xiàn)了某些史實誤判。
差之毫厘 謬以千里
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強調，治史者必須掌握“四把鑰匙”，即年代學、歷史地理、目錄學和職官制度。對于剖析“新清史”的失誤而言，這“四把鑰匙”從總體上看依然沒有過時。前三項均可直接適用于內亞史研究領域，鑒于內亞史研究需要處理多語種史料，元史前輩韓儒林先生提出的審音勘同之學，可作為剖析“新清史”的第四把鑰匙。下面筆者就通過分析柯氏著述中若干失誤之處，闡釋以上觀點。
我們來看柯嬌燕著《創(chuàng)制蒙古人》最后一節(jié)，這一節(jié)通過考察1756年發(fā)生于喀爾喀蒙古的具有反清性質的“撤驛之變”，來揭示蒙古王公擁清或反清的不同政治立場，以表明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復雜性。然而，在論述這一命題時，柯嬌燕卻將發(fā)動此次事變的主角青袞雜布的蒙古語名字，與定邊左副將軍(又稱烏里雅蘇臺將軍)成袞扎布的蒙古語名字弄混了。這一失誤直接導致她在通篇敘述中，將發(fā)動反清事變的人由青袞雜布變成了一直效忠清朝的成袞扎布。在接下來的敘述中，柯嬌燕又把成袞扎布錯換成了他的弟弟車布登扎布，而“撤驛之變”的真正主角青袞雜布的名字，在整篇敘述中一次也未出現(xiàn)。在結論中，柯嬌燕又一次將始終忠于清朝并先后擔任定邊左副將軍的成袞扎布和車布登扎布兄弟二人，錯誤地定性為在反清還是擁清的政治問題上立場截然相對的成吉思汗后裔。如此一來，相關人物之間本來非常清楚的關系，卻被柯嬌燕搞得十分混亂，以上錯誤敘述與她原本討論的相關命題也越行越遠。可見，柯嬌燕誤識蒙古人名所產(chǎn)生的嚴重后果，可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假如她在審音勘同上受過良好專業(yè)訓練，這類低級失誤完全可以避免。
柯嬌燕又在《創(chuàng)制蒙古人》中稱，清代的大量蒙古史著作大多根基于《蒙古秘史》，后者是在1662年首次由清政府予以刊印，類似論述也見于她此前出版的《透鏡》一書。她的這一論述恰恰又犯了一個年代上的巨大錯誤，將《蒙古秘史》在清朝的刊刻時間與另一部蒙古史籍《蒙古源流》的成書時間搞反了。有清一代，《蒙古秘史》在1908年以前從來就沒有被刊刻過，當時流傳的本子均承自明代的12卷刊本和抄入《永樂大典》的15卷本，前者后來僅留有殘頁，完整的本子僅為明刻的影抄本，故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留傳并不廣。直到1908年，派生自影抄本的觀古堂本由葉德輝刊行問世，該本的情況才公之于眾。后者則被不少清人抄錄或轉抄，留傳的范圍更廣一些，有的抄本甚至流散到國外。柯嬌燕所謂1662年刊印《蒙古秘史》，其實是另一部重要的蒙古史書《蒙古源流》的成書時間。不過，該書的正式刊刻，則是乾隆年間之事。這樣一來，柯嬌燕所謂清代蒙古史著作大多根基于《蒙古秘史》這一觀點，也就完全作廢。需要指出的是，她本來是欲通過強調這一點，來證實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所提出的命題也適用于帝制晚期的中國：即大量刊印反映民族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書籍，會為民族主義的傳播埋下種子。因此，她才無限拔高《蒙古秘史》在清代對蒙古人族性意識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影響。然而，由于整個命題的史實基石轟然倒塌，她所寄予厚望的理論體系也就僅剩一座空中樓閣。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年代學何等重要，不可輕忽。
地理位置張冠李戴
柯嬌燕的《創(chuàng)制蒙古人》在敘述西蒙古歷史時，從其分布在巴爾喀什湖地區(qū)的時代說起。西蒙古人的早期名稱為斡亦剌人，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他們生活于貝加爾湖西北方的昂可剌河(安哥拉河)和該湖西方的謙河(葉尼塞河)之間的廣闊區(qū)域。從地理上看，柯嬌燕所說的“巴爾喀什湖”，似為“貝加爾湖”之誤。她在《透鏡》一書中所附的兩幅反映清朝及其周邊區(qū)域的大比例尺地圖，可作為佐證。在前一幅地圖中，她將“巴爾喀什湖”錯誤地標注為“貝加爾湖”(Lake Baikal)，而把蒙古正北方的“貝加爾湖”誤標為“巴爾喀什湖”(the Lake Balkash)。在后一幅地圖上，“巴爾喀什湖”的所在地未標注任何字樣，“貝加爾湖”的位置卻依然張冠李戴地標示著“巴爾喀什湖”。
經(jīng)過上述對照，疑惑即可迎刃而解。柯嬌燕竟然把相隔上千公里的“貝加爾湖”和“巴爾喀什湖”的地理方位弄反了。即便對一位史學新手來說，如此硬傷都是不可原諒的，居然出現(xiàn)在榮膺古根海姆學術研究獎和列文森中國最佳著作獎的資深教授身上，并且此類失誤從1999年一直延續(xù)到2006年。這則例子已經(jīng)足以說明，掌握正確的歷史地理知識對內亞史研究是何等重要。
不熟悉學術源流
在“四把鑰匙”中，目錄學的范圍最廣，既包括基本典籍知識，又囊括學術源流史。柯嬌燕的《滿洲人》稱，皇太極1630—1633年將莽古爾泰和阿敏排擠出權力中樞，將此二人原先各自所領的兩旗與自己原先統(tǒng)領的一旗組成了上三旗。以后，柯嬌燕又在《透鏡》一書中，繼續(xù)稱上三旗成立于皇太極時期，源于莽古爾泰1633年去世后生前所領的鑲白旗落入皇太極手中，成為上三旗之一。這些敘述存在頗多錯誤，需要糾正。阿敏、莽古爾泰分別于1630年、1631年被革去大貝勒，給皇太極大權獨攬掃除了障礙，根本不用等到1633年。柯嬌燕又將莽古爾泰生前實際所領的正藍旗誤作鑲白旗，同時還把后者的逝世年份晚置了一年。
相比這些錯誤而言，柯嬌燕更大的謬誤在于，她不懂得上三旗實是正黃旗、鑲黃旗和正白旗。上三旗的形成經(jīng)歷了一個變遷的過程，起初緣于皇太極執(zhí)政時已握有正黃、鑲黃兩旗。順治八年，世祖又利用清算多爾袞的機會，一舉接手了后者生前所掌的正白、鑲白兩旗。以后雖然福臨將鑲白旗讓出以安宗室，但正白旗從此專歸皇權掌控，逐漸形成上三旗之制，最后被載入《八旗通志》中。柯嬌燕卻把上三旗的形成時間錯移到入關以前，并將之與皇太極褫奪兩大貝勒權力的政治事件聯(lián)系起來，以致把上三旗的名稱弄錯了，她本人卻渾然不知。這樣的“研究”實際上是越做越糊涂，不啻于制造學術混亂。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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