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關鍵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綜合國力特別是生產力和科技創新力。 CFP
緣起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銀行在2006年《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新興經濟體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后，快速發展積累的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經濟長期徘徊停滯而無法進入高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在2010年達到4240美元，2014年接近8000美元，已處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過渡的階段。據此，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將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矛盾和挑戰，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為學界和社會上普遍關注的熱門話題。有鑒于此，有必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該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得出科學的認識。
第一，應當看到，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普遍的規律。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最新分類標準，2013年人均國民收入在1045至12746美元之間的國家都屬中等收入國家。(每年世界銀行都根據前一年的人均國民總收入來修訂世界經濟體的分類。由于物價上漲等因素，分類的標準也在不斷提高。)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高收入國家的數量在不斷增加。目前世界上高收入國家有75個(2013年人均國民收入高于或等于12746美元)，中等收入國家有105個，低收入國家有34個。而在1996年，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被定義為高收入國家(或地區)的數量為45個(1994年人均國民收入高于或等于8956美元)，2001年增至50個(1999年人均國民收入高于或等于9266美元)，2005年為55個(2003年人均國民收入高于或等于9386美元)。從近年來的情況看，被作為“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一些國家，如亞馬來西亞、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都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人均收入接近或超過了一萬美元，正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相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在一些發達國家，卻出現了失業率不斷攀升、經濟持續低迷、貧富分化加劇的所謂新常態，落入了所謂“高收入陷阱”。由此可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事實和一般規律。
第二，應當看到，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是復雜多樣的，也是具體歷史的，與所謂的中等收入其實并無直接的必然聯系，人均收入這一概念只具有統計學的意義，而不反映任何經濟規律。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比如，以現價美元計算，美國人均收入處于3000美元時，是19世紀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而中國則是在2008年。情況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語。在當今世界，處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有100多個，它們的發展階段、社會制度、經濟體制、資源稟賦和文化傳統千差萬別，面臨的問題各不相同，很難用一個空泛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加以解釋，否則就會抹殺了矛盾的特殊性，陷入形而上學的泥潭。
第三，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是一個具有廣袤土地、眾多人口、悠久傳統并處于發展和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正經歷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深度融合、同步發展，以及市場化、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制度改革幾重重大歷史變革的匯集交織，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復雜性、豐富性和特殊性世所罕見，所具有的歷史優勢、大國優勢和制度優勢，也非其他國家可以比肩。因此，把現階段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如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等相提并論，都列為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對象，雖然對我們有警示作用，但卻似貓虎相比，沒有意義，無助于我們正確廓清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
第四，透過現象看本質，因此，決定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關鍵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生產能力特別是科技創新力;決定國民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不是收入的平均水平，而是收入的合理分配。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所呈現出來的種種病癥，如經濟停滯、政治動蕩、就業困難、創新力缺乏、金融體系脆弱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力不發達，生產關系落后，國家能力孱弱，而與中等收入無關。工業革命之后，西方國家率先實現了現代化，在國際關系中獲得了統治地位。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而落后國家則變成了發達國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這樣就形成了發達與不發達或中心與外圍相分割相對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如列寧所說“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在這一體系中，除少數國家之外(如日本、韓國)，絕大多數國家長期鎖定于不發達狀態，未能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這種不發達問題的一種表現形式。
為什么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長期鎖定于不發達狀態而難以自拔呢?根源就在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本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天生是不平等的，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是資本對勞動的支配以及財富占有上的兩極分化;表現在國家之間，則是少數發達國家對大多數不發達國家的支配以及財富占有上的兩極分化，發達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以及戰略性資源控制等方面都處于支配地位，而不發達國家則處于被支配地位，從而形成對發達國家的“依附”。這一不平等體系演變的一般規律是，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強者恒強，弱者恒弱，這是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積累一般規律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具體表現。
從不發達國家國家的內部狀況來看，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對落后，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處于邊緣地位，使其經濟社會的發展面臨著特殊的困境。馬克思當年分析德國問題時曾經指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們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馬克思的這一論述不僅適用于19世紀初德國的情況，對于我們深刻認識“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也有重要啟示。“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是指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過程中，存在著大量舊社會的殘余，如自然經濟、城鄉分離、君主專制、政教合一、法制松弛等，阻礙了國家的現代化。“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則指隨著傳統社會的解體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勞資沖突、貧富分化、經濟危機等現代資本主義的弊病日益顯現。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和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雙重障礙的疊加，再加之于長期受發達國家的支配控制，喪失了自主發展能力，必然使經濟社會發展陷入長期停滯和動蕩不安的陷阱。
綜上所述，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現象，其實質是如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擺脫貧窮落后、被動挨打的宿命，提高國家的自主發展能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看，這并不是什么新鮮的問題，而是近代以來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題，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主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的探索、努力和奮斗，已經找到了一條實現現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確道路，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其根本之點在于，不斷堅持、完善和創新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的基本戰略，貫穿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激烈國際競爭的過程中贏得發展的主動權，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現階段，必須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步伐，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并在此基礎上建設開放而自主、完整而強大的科技體系、產業體系、貿易體系、金融體系、財政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歷史性跨越。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夠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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