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國內頗為時興，不僅有人把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主義視為“馬克思主義正統嫡傳”，社會民主黨也被描繪成“從勝利走向勝利”。那么，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呢?讓我們來考察一下歷史吧。
我們應該首先回顧一下一戰之前的社會民主黨們。一戰之前，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蓬勃發展，但是這個時候的社會民主黨內部已經出現了不少問題。例如，官僚傾向的發展(米歇爾斯的《寡頭鐵律》就是對這一狀況的描述)，以及一戰來臨的時候各國社會民主黨右翼的集體下水，等等。當然，國內某些人贊揚的社會民主黨并不是這個時期的社會民主黨，是1917年以來的社會民主黨，也就是和列寧與第三國際分道揚鑣之后的社會民主黨。
一戰結束了，但是歐洲并沒有因此而平靜下來。國內對這個時期的社會民主黨的贊揚主要是說“具有民主傳統的西歐工人”如何如何不革命。但是只要我們考察一下實際情況就會發現，并非如此。一次大戰結束之后，歐洲的工人階級首先掀起的不是別的，正是革命。無論是在法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還是意大利北部，工人都采取了革命行動。這具體表現為工人委員會(或者工兵代表委員會)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以及占領工廠等行動。德國工人還發動了若干次起義。大家都知道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盧卡奇、葛蘭西和科爾施的理論就是從上述行動中來的。不僅西歐如此，東歐亦然。匈牙利的蘇維埃被國際干涉鎮壓之后，在被認定為“民族主義”的波蘭，克拉科夫工人在1923年也發動了起義(見多伊徹的回憶)。羅馬尼亞的貴族們則在革命的威脅下多少搞了些土改(參見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的相關部分)。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在Year One of Russian Revolution中詳細記載了這個革命浪潮。總之，當時歐洲各國的工人們都在自發地或自覺地進行革命。這一點是勞合·喬治(Lloyd George)這樣的人都要承認的(參見John Rees: In Defence of October)，維也納的“中產階級”也覺得決戰已經來臨。
在德國，革命是由普魯士德國的軍官和士兵們組成的“自由軍團”(Freikorp)——動用他們后來還在卡普政變中短暫被其推翻的，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諾斯克——以及社會民主黨的總統艾伯特指揮下的國防軍壓制的。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則通過軟性手段壓制了奧地利的運動。不過，社會民主黨維持資本主義秩序的努力并沒有得到右翼的贊許。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奧地利，右翼從一戰結束的那一刻一開始就在磨刀霍霍，準備恢復他們的昔日榮光。盡管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維也納的確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舉辦一些福利事業和公共事業，和社會民主黨伙伴們舉辦了三次工人奧運會(最后一次是在“人民陣線”時期和第三國際的組織合作舉辦的)，但是奧地利的右翼，無論是天主教會，還是準軍事組織“家園衛兵”(Heimwehr)都保持完好，并且不受阻礙地自由行動，例如1931年該組織就發動了一次未遂政變，并在日常活動中大肆鼓吹包括反猶主義在內的主張。“紅色維也納”和“黑色維也納”的共存究竟不能持久，1934年奧地利右翼發動了政變，奧托·鮑威爾的所謂“防御性暴力”理論也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消極抵抗中證明了自己的作用。同樣，面對德國右翼的磨刀霍霍，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繼續在議會中投票;面對希特勒，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在希特勒上臺前夕寫了一篇認為納粹正在衰落的文章，威爾斯發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議會演說。除此之外，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沒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希特勒和其它法西斯終于隨著二戰的結束而灰飛煙滅。社會民主黨在西歐各國也重新回到了政治舞臺。這一次他們終于進入了各個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權力的最核心，他們和各個保守主義政黨(西歐除英法之外主要是戰前的天主教政黨)一起通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搞“合作主義”(Corporatism)的改良主義。這個政策在戰后的確興盛了大約20年的時間，這個“黃金時代”也是社會民主黨的粉絲們至今津津樂道的話題。這個黃金時代的樣板和典范是瑞典。但是即使在瑞典，社會民主黨也是依靠資本家的投資維持經濟增長，然后通過“合作”獲得一點物質上的好處。西歐其余國家的“合作”程度就更低了，尤其是英國(英國也成了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先聲)。不用說，和二戰前一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結構保持原封不動。
和社會民主黨及其粉絲們的愿望相反，這個“黃金時代”并沒有永恒存續下去(其中的具體機制哈貝馬斯、奧康納、奧菲等諸位學者已經有了透徹分析，此處不贅)。大家都知道，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又迎來了新一輪的社會運動，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很明顯，工人們并沒有如某些人宣稱的那樣，覺得福利國家就是他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在這一波社會運動的潮流中，一直以來在歐洲各個社會民主黨里也比較“右”，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英國工黨，也出現了左傾化和激進化的狀況(參見Stephen Haseler: The Tragedy of Labor)。英國的工會運動也再度被激活(相應地，英國共產黨等力量當時也在壯大)，激進化的工會與包括英國工黨在內的各個社會民主黨也發生了激烈沖突。
工運達到新高潮的同時，權力結構基本保持完好的資本主義也在這個“黃金時代”走出了二戰后的廢墟和蕭條，恢復了元氣(參見Howard and King: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新自由主義理論在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數十年的積累下也逐漸完成。各個右翼政黨也終于完成了向“群眾”(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政黨的轉變，并且以英國保守黨為先導一個接一個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于是以1973年的智利政變為標志，右翼的進攻開始了。世界到了又一個十字路口，各個社會民主黨也沿著他們前輩們的路線繼續轉向，第一個采取緊縮等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是英國工黨的威爾遜和卡拉漢，其它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們則在1980-1990年代分別緊跟，逐步拆毀自己建立起來的福利國家。
當然，就在其“黃金時代”，社會民主黨內部構成和社會基礎也發生了變化，工廠工人的數量和比例都在下降，而“白領”的比例在上升(見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于是，社會民主黨就像他們過去追隨凱恩斯主義的步伐那樣，“與時俱進”地追隨自由主義的最新“發展”。無論是瑞典、奧地利還是英國，各個社會民主黨尊重自由主義或者此時已經新自由主義化了的保守主義的經濟政策，并在自由主義的“緊縮”苦藥外面包上一層薄薄的糖衣——亦即所謂“第三條道路”。這條“共同的底線”的后果，就是《不安全的時代》。
回顧完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國內的大人先生們為什么要稱贊他們似乎也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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