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民主與民粹如影相隨

　　民主話題經久不息。民主令很多人向往之、崇拜之，視其為光明未來、歷史進步。面對種種社會問題，民主成為庸醫、良醫共同開具的藥方，一民主就靈，一民主就行，民主成為至高無上的終極目標。在對民主熱烈崇拜的同時，有人卻對它的伴生物深惡痛絕，即所謂民粹。民主是好的，民粹是壞的;需要民主，但反對民粹。然而，何謂民主，何謂民粹，表述并不清晰，在具體操作中也有任意歸類、隨意劃分的現象。那么，民主與民粹究竟是什么關系?它們究竟是死對頭，還是血緣很近的親戚?民主這棵偉岸的良木，為何總是不能擺脫所謂民粹這個苦瓜?

　　一、民主古已有之

　　西方社會把民主當成他們的獨特發明，仿佛是西方人替人類發明了這一偉大的觀念、高尚的社會管理手段，其他一切非西方民族因為沒能發明“民主”、沒能發現“民主”這一人類文明的先進方式而注定是落后的，注定是要被西方文明領導的。雖然西方社會提倡民主是在啟蒙運動以后才漸入佳境，但是，為了證明自己一貫先進，西方文明把自己民主的源頭追溯到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因此，關于民主，有一個觀點是成立的：民主古已有之。

　　那么，古已有之的“民主”僅僅存在于西方社會嗎?事實上并不然。了解一點人類史就會發現，民主不僅存在于古希臘、古羅馬，同樣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古代民族中。美國學者摩爾根著有《古代社會》，英國學者弗雷澤著有《金枝》。這兩位西方學者在他們的著作中都介紹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非西方民族早已存在的民主，當然，人們可以稱之為原始民主，但是，沒有原始民主，現代民主難道是突然產生的?即便是古希臘的民主，與今天的民主也有很大的不同。

　　人類早期的原始民主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文字，很多與眾人有關的事情只能共同討論、辯論。這種現象直到獨裁專制的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陸時，依然存在于印第安氏族部落中。摩爾根說：“氏族制度本質上是一個民主制度。每一個氏族、每一個胞族、每一個部落，都是一個組織完備的自治團體，當幾個部落聯合成為一個民族時，其所產生的政府的組織原則也將同該民族的各個組成部分的活動原則相協調。”(摩爾根《古代社會》197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如此說來，當西班牙人在美洲與印第安人相遇，誰是民主，誰是專制?事實給了我們一個顛倒的答案。

　　原始民主的淡出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字的誕生。成文法的出現導致很多討論、辯論的結果被記錄在案，成為下一次遇到同樣問題的參照。這是社會資源的節約。如果沒有文字記錄，每遇到同樣的問題都需要再次辯論、討論，而且需要很多人參與，以便對討論結果有多個見證人。世界各地不同民族出現文字后，民主依然存在，只不過形式與原始民主不同而已。即便如此，也不存在西方民主在那個時候就比其他民族的民主更先進的結論。

　　民主在等級社會就已經存在，只不過等級社會中的民主只存在于高等級者之間，與低等級者無關。這一現象在古希臘就存在。即便在以后的英國乃至美國早期也同樣存在，即擁有民主權利的是少數高等級者，不管這種等級是以世襲貴族來劃分還是以財產來劃分。我們可以將這種民主稱為“精英民主”，它古已有之，誰也不比誰更先進。關鍵是，在等級制度下的就已經存在的“精英民主”，幾乎沒有發生過所謂“民粹”現象。西方社會之所以在啟蒙運動之后民主呼聲和實踐迅猛高漲，核心不在于民主形式的改變，而在于民主的范圍擴大。從世襲的高等級者，先擴大到非世襲的資本家，即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再擴大到成年男性，再擴大到女性，產生了今天常見的普選。人們今天所說的“民粹”，就是在等級制度消除后，民主范圍不斷擴大的過程中出現的。

　　二、民粹歷史不長

　　民粹的觀念和思潮的產生，一般認為首先發生于19世紀的俄羅斯，之所以如此，有著必然的原因。相對來說，在歐洲各國中俄羅斯等級制度消除得比較晚，當克倫威爾在英國發動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有一個不徹底的倒退，仍部分接納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訴求)，當法國大革命徹底打破等級制度時，俄羅斯依然延續著他們在歐洲范圍內最嚴苛的等級制度。由于俄羅斯的民主進程比其他歐洲國家來得晚，相對來說俄羅斯等級制度又最頑固，因此，廣大平民以及被解放的農奴開始被納入民主范圍時，底層民眾的民主與上層精英的民主融合性較差，形成鮮明的沖突和對立，某些人將上層精英民主與底層大眾民主加以區分，出現了民粹、民粹主義等描述。因此，民主與民粹的劃分，實際上就是在民主范圍擴大的過程中，原先享有民主權利的高等級者與后來享有民主權利的低等級者的分野。

　　這種現象并不只存在于俄羅斯，也不是俄羅斯所特有，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出現或存在，例如在拉丁美洲，因為對殖民主義這一典型的等級制度的反抗，底層民眾的民主需求也被稱為民粹主義。即便在美國，民粹主義同樣存在。漢密爾頓曾經把平民稱為“那些群獸”，原因就在于人數占優的平民或窮人民主派系，在民主訴求上與少數精英所主張的民主不一致。由此我們看到民粹出現后人們對它的不同態度。如果說漢密爾頓體現的是對民粹的痛恨與厭惡，那么，托爾斯泰等則體現出對民粹陶醉與擁抱。這兩種態度在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的描述中都得到體現。

　　事實上，民粹或民粹主義出現后，帶來對民主的一個深層問題的探討。由于等級制度的消失，平民社會的出現，從理論上說，民主權利擴大到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年人。然而，由于全體民眾之間存在各種不同的差異，民主究竟是簡單地由投票方式的多數原則決定，還是由少數精英人士代替大眾決定，一直就是紛爭不已的問題。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最初都是設定擁有民主權利的資格，事實上就是延續等級制度的民主特權方式，以精英民主排斥大眾民主的民粹。

　　在相反的方向上，盧梭主張類似古希臘抓鬮的民主，是民粹主義的張揚。為此，盧梭甚至認為民眾不應該受文化的影響，原始人最具有民主素質。原因就在于，如果要將民主權利范圍擴大到所有人，如果要讓一人一票真正體現民意，前提是每個人的均質化，即人與人之間沒有聰愚、貧富、強弱等各種差別。

　　這種思想最終導致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出現。將共產主義描述為專制，是很膚淺的認識。共產主義的本質是希望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最廣泛合理的民主，只不過由于人群之間總是產生先天與后天的不平等，共產主義要保證民主的真實有效性，就必須以外部強力的方式削峰填谷，消除各種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從結果上說，那些被“削峰”的人常常是精英，因而他們會指責其專制，但那些被“填谷”的人大多是底層民眾，他們會對共產主義抱有好感。共產主義不管因為什么原因在實踐中出現各種問題，從源頭的出發點上，我們應該承認，它追求的是真正屬于所有人、全體民眾、整個社會的民主。

　　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最初也體現了精英與大眾的分立傾向，只不過美國等西方國家采取了“代議制”，由精英代替不同社會群體來實行民主，才部分彌合了精英與大眾的對立，使得精英能夠一定程度上擺脫大眾民主的訴求，即擺脫所謂民粹。民粹主義也被稱為平民主義、大眾主義，希望由民眾直接決定政治事務。而美國的代議制民主從制度設計的初衷上就以精英掌握權利的間接民主壓制了民粹主義所主張的直接民主。但事實上，代議制民主雖然主要體現了社會上層精英的民主意愿，仍然未能徹底擺脫大眾的民粹，甚至不得不利用民粹。因此，從平民社會在理論上建立最廣泛的民主權利范圍起，民粹就與民主緊緊相伴。當有人說民眾的普遍素質不高不能搞民主時，實際上就是在指責民粹。當今西方社會號稱民眾的民主素質較高，依然隨處可見民粹精神。

　　三、理性民主與感性民粹

　　民主從理論上說就是由廣大民眾決定社會與國家管理，但在具體操作實踐中，這樣的理論往往難以貫徹。管理國家和社會需要豐富的知識和健全的理性，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兩點并非每個民眾都能做到。大多數民眾的知識不夠豐富，理性不夠健全，大多數民眾判斷事物是出于個人有限的知識和感性判斷。個人的疊加即便數量再大，出于短板原理，其結果也未必能達到國家政治管理所需要的有效高度。代議制民主的問題在于，一方面它需要由理性的精英代替大眾做出決定，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感性的大眾支持他們的決定，由此形成了理性民主與感性民粹的博弈。

　　一人一票的民主充分體現了民主與民粹的緊密關系。民眾投票選擇的是政治家，而非決定國家政治事務和政策，決定國家政治事務的法案或法令，一般不需要民眾投票。民眾在數年一次給政治家投票時，也不能決定投給自己真正喜歡的人，而只能投給被政黨決定的個別人，甚至只能二選一。在民眾被大大削減的民主權利中，即便二選一的投票選擇，也未必是理性的選擇，更多可能是感性的選擇。

　　胡安·多明戈·貝隆于西歷1946年至1955年、1973年至1974年出任阿根廷總統。他是軍人，參與過軍事政變，也被軍事政變推翻過。從他庇護德國納粹戰犯的行為上說，人們也不會將其稱為民主政治家。而且，在他當政時期，阿根廷政權獨裁、政府腐敗、經濟停滯，還發生大量民眾失蹤事件，被稱為阿根廷歷史上的一個黑暗時期。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軍人政治家依然能夠上臺，依然能夠在他執政之外獲得另一種溫暖而浪漫的懷念，關鍵在于他的第二任妻子，即著名的貝隆夫人，艾薇塔。好萊塢甚至拍攝了一部《貝隆夫人》的電影，由著名歌星麥當娜扮演貝隆夫人，該片中《阿根廷別為我哭泣》一曲，由英國著名作曲家韋伯作曲，成為風靡世界的名曲。

　　艾薇塔出生平民，是一個私生子，早年當過歌手，在與貝隆結婚前，私生活并不檢點。嫁給貝隆后，艾薇塔的美貌與平民身份立即讓很多民眾喜歡上她，人們愛屋及烏地投票給貝隆，貝隆當上了阿根廷總統，艾薇塔也被稱為“國母”。貝隆連續兩屆贏得選舉，與艾薇塔高調的親民形象有很大的關系，她的名望甚至超過她的丈夫。西歷1949年，艾薇塔被確認患有癌癥，全阿根廷人民的同情心幾乎都毫無保留地傾注到她身上。西歷1951年，阿根廷女性獲得選舉權，艾薇塔在病中將阿根廷第一張女性選票投給自己的丈夫，使他再次贏得選舉。第二年，年僅33歲的艾薇塔去世，阿根廷舉國哀悼。

　　然而，艾薇塔對于阿根廷民主政治的影響恰恰就是鮮明的民粹主義。人們因為喜歡她而投票給她的丈夫，似乎已經不在乎她丈夫的國家政策和政治主張。在她去世后，阿根廷廣大普通民眾才意識到，他們實際上什么也沒得到，那首舉世聞名的《阿根廷別為我哭泣》在此之后成為“阿根廷永遠為她哭泣”。艾薇塔兩次輕松幫助他丈夫獲得選舉勝利，其本質就是調動選民的感性，以崇拜明星的方式，非理性地決定自己的選票走向，真正民主所需要的理性幾乎不再起作用。這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民粹，她的丈夫胡安·多明戈·貝隆也因此被稱為“民粹政治家”。然而，這種利用民粹的方式，在西方各國的此后的民主選舉中大行其道、花樣百出、比比皆是。

　　漢密爾頓當年面對大眾的民主訴求還能公開痛罵“那些群獸”，原因是那時候大眾還沒有選票。等到普選制形成，假設漢密爾頓再世，即便他內心里依然鄙視大眾的民粹，但為了獲得選票，他很可能也不得不把自己對大眾的厭惡掩藏起來，表面上迎合大眾。這種對大眾民主或者說民粹的兩面派手段在當今西方民主制度中屢見不鮮。

　　從理性民主的角度說，一個政治家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與他的政策未必有必然的關聯，但是，西方民主競選中夫妻齊上陣，連年幼的孩子也一起上陣，已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這一現象的本質就是塑造政治家外部形象，吸引選民的感性認識。即便政治家可能因為對家庭不忠導致民眾棄他而去，但民眾的取舍仍是憑個人感受而做出決定，與這位政治家的政治能力沒有關聯。奧巴馬參選時，顯露自己赤裸上身的肌肉就是迎合民粹的表現。竭力逢迎女性選民、年輕選民，參選的政治家日益年輕化、明星化、俊男靚女化，本質上都是像娛樂明星一樣刺激選民的非理性崇拜，而非引發大眾選民對國家政治事務的理性思考。如同明星崇拜和偶像崇拜，這一非理性的傾向在女性和年輕人哪里比較容易誘發。

　　西方民主從最初設置各種民主權利的門檻，到現在普遍流行的普選制，有一條規則眾所皆知，即18歲以上公民才擁有民主權利。事實上，這條規則的目的就是為了排斥非理性的民粹。假設普選制的投票資格下降到10歲甚至剛出生的嬰兒，競選一定會加入哄騙少年兒童的種種手段，那將使選舉變得滑稽而無意義。然而，18歲以上的公民參與選舉就能避免民粹的影響嗎?從商業角度說，廣告的訴諸對象并沒有18歲的界限，即便是成年人，面對廣告的狂轟濫炸，在消費行為中失去理性而被引誘的現象也比比皆是，當今西方民主政治在這個問題上也如出一轍。

　　大眾媒體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制造明星崇拜、制造商品廣告的原理幾乎沒有差別。明星與廣告注重外部形象超過內在本質，政治選舉同樣;明星與廣告刺激非理性的欲望，政治選舉也同樣;明星與廣告常常使用曖昧的性暗示、性幻想，政治選舉也一樣。奧巴馬的選舉口號“yes，wecan”與標準的商業廣告語一般無二。政治家的競選班子幾乎就是由廣告專家和商業營銷大師組成，一旦競選結束，這個班子可以毫無阻礙地向商業營銷無縫過渡，民主選舉成為一場多媒體組合的真人秀……廣告心理學、推銷心理學在競選中對于民眾非理性情感的捕捉，遠遠超出政治所需要的理性。

　　四、民主政治民粹化

　　西方民主制度進入普選制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民粹主義已經開始出現，但對現實政治的影響比較有限，西方民主制度對于民粹主義比較直率地表現出排斥和抵制。實行普選制后，西方民主制度對于民粹的態度變得微妙。阿根廷貝隆夫人的出現使得西方民主對于民粹主義有了新的認識。此后，西方民主與民粹主義的關系日漸成熟，美國總統肯尼迪是一個標志，其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成為肯尼迪吸引民眾支持的手段之一。肯尼迪以后，人們已經很難想象羅斯福那樣的政治家能夠贏得選舉，因為他坐輪椅的形象很可能不符合民粹主義的口味。漢密爾頓時期對于民粹直率的排斥，現在已經變成巧妙的利用。

　　對于民粹主義的利用甚至延伸到英國王室，它曾經借助戴安娜王妃調動起來的民粹主義熱情，挽救了英國王室被廢除或邊緣化的趨勢。如今，英國王室對民粹主義的利用已經延伸到嬰兒。8個月大的小王子喬治成為各大報紙的頭條，民眾對此津津樂道，媒體不厭其煩地挖掘小王子的細節，連尿片都不放過。由此我們也能看到民粹主義的復雜。就民粹主義本身來說，它并非必然導致理性的民主。民粹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也完全可能使它與專制極權結合在一起。歐洲歷史上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和猖獗，與民粹主義有著緊密關聯。但對于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家來說，民粹主義非理性的強大威力使他們對其欲罷不能。公開利用、迎合民粹主義與暗中排斥民粹主義，成為西方民主制度中一場無休止的貓捉老鼠游戲。然而，在民粹之上的政治走鋼絲能避免民粹的危害嗎?

　　美國民眾對于中東政治、美俄關系有多少了解?他們當初對于阿富汗、伊拉克又有多少了解呢?小布什總統“流氓國家”這一個定義，便引導了民眾的思考方向，被激發的民粹熱情使得美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如今，事實已經證明發動戰爭的理由是一個謊言。我們可以因此而批評美國政治家，但是，導致這一結果的諸多因素中，非理性的美國民粹主義難道沒有發生重要的作用嗎?美國經濟因為伊拉克戰爭而背負沉重的包袱，導致美國近年來的衰落，美國民眾的生活也因此受到重大影響。但是，有多少美國民眾反思過自己當初被政治家刺激引誘而支持那場戰爭的決定?一個政治家在獲得選舉勝利時，支持率可能高達60、70%，但在其執政過程中，支持率降到10%以下不足為奇。民意調查的這一跌宕起伏的背后有多少是真正的理性，有多少是被煽動的非理性?民粹主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方民主制度與民粹主義的博弈也未必是政治家和制度本身能夠有效控制的。

　　西方民主制度帶來的福利社會被視為一種進步，事實上，很多真正的思想家、政治家已經看到福利社會難以為繼，削減社會福利的政策近年來在西方社會不斷出現，但屢屢遭到阻礙。而這一現象的源頭就是政治家競選時的福利許諾。民眾對于國際政治難以有清醒的判斷，美國某些參選的政治家對于國際政治的無知令人瞠目結舌。在國際政治問題上民眾的共識主要靠被利益和意識形態操縱的媒體引導，而在國內政治中，西方民主最容易達成共識的便是提高福利。政治家隨意許諾提高福利，民眾便歡飲鼓舞把選票投給他，這背后有多少理性的思考，實在令人懷疑。在我看來，福利許諾與拉票的關系更主要的就是民粹主義在發生作用。民眾只從個人利益出發，誰給我錢多，我就支持誰;政治家一邊向大眾許諾提高福利，一邊又向少數資本家許諾減少稅收，試圖兩頭討好。而大眾居然相信給富人減稅與提高大眾福利能成正比關系，居然不認為兩者是矛盾對立的，便以他們民粹的熱情支持這種政治家，結果國家政府不得不陷入巨額債務，民眾對此即便有危機的感受，也不知道源頭在哪里。

　　這一現象實際上就是西方民主制度民粹化導致的必然結果。西方民主制度日益陷入困境，與普選制后民粹主義的高漲有著必然關聯。西方民主制度的制度缺陷導致它必然要借助民粹主義來獲得選票，但是，西方社會平民化的不徹底性、兩極分化的嚴重，又使得它對真正的大眾民主訴求產生抗拒。對于民粹，迎合、利用與抗拒、排斥共存，這已成為西方民主制度難解的怪圈。

　　五、民主與民粹密不可分

　　法國大革命以后，被法律認可的世襲等級制度難以延續;普選制后，社會大眾名義上擁有了民主權利。但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依然是一個隱形的等級社會，少數精英掌握著社會主要資源和決策權。從理論上說，少數精英的價值觀如果同大眾一致，在信任的基礎上，代議制的確是一個解決方案。然而，由于西方社會以獲得財富、個人主義為價值觀核心，這一價值觀表面上能使精英和大眾共同接受，但在本質上是有矛盾的。這一矛盾體現在社會財富的分配方面，精英多了，大眾就少了。過去，西方國家可以通過對外擴張、向外掠奪來緩和這一矛盾，如今，依靠外部做大蛋糕的方法成效日益降低，由此，國內民主中，精英與大眾，即所謂民主與民粹的矛盾再次凸顯。

　　將民主與民粹對立起來，實際上意味著實行普選制后西方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從詞義上說，我并不認為民主是正確、高尚的，民粹是錯誤、低級的。在民主權利范圍擴大到18歲以上全體公民時，民主與民粹已經密不可分，區分已經沒有意義。當人們說民主有局限性、民主是雙刃劍、民主有欺騙性等判斷時，實際上已經將民粹包含在了民主概念中。他們不可分割。西方民主制度在需要獲得民意支持時，大量刺激和調動民粹;在制定政策時，往往又把反對者視為民粹。這種現象的背后就是少數精英只強調自己的民主權利，忽視大眾的民主權利，卻又要利用大眾的非理性來支持自己。

　　烏克蘭當年是通過“公投”脫離前蘇聯的，無條件地強調“公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實際上就是民粹。當克里米亞照搬烏克蘭曾經做過事情，也以“公投”的方式脫離烏克蘭，一些打著民主旗號的人便強烈反對。如果說局部地區的民眾以“公投”的方式決定自己的政治選擇不完全符合民主，那么，西方的民主理論又何必再三強調“公投”的最高正當性呢?西方民主國家不愿接受克里米亞以及烏克蘭東南部地區“公投”的結果，那么，當初他們又為何接受前南地區、科索沃一模一樣的“公投”結果呢?埃及的穆巴拉克不受歡迎，被以“穆兄會”為主的民主力量推翻下臺。“穆兄會”通過民主選舉上臺后，某些人更不歡迎，便用武力再次推翻。在這些事例的背后，是民主與民粹的共生與混亂。

　　需要利用大眾民主的時候，美其名曰民主;需要防范大眾民主的時候，便惡其名曰民粹。實際上，兩者是被少數人操縱的同一件東西。在西方普選制民主制度中，民主與民粹如影相隨，須臾不可分離。而主導話語權的精英們，將同一事物根據自己的需要變換著“民主”、“民粹”的稱呼，本質上就是精英從心底里認為：“我需要的民主才是民主，我不需要的民主便是民粹”，精英只想自己占有民主的專利。因此，他們經常打著“以民主反對專制”的旗號，實際上干著“以民主反對民主”或者“以民粹反對民粹”的實質。西方民主制度難以處理好少數人與多數人的關系，試圖分割民主與民粹，常常是自相矛盾的。

　　隨意解釋民主與民粹，在中國有其自身的特點。當今中國的社會精英，以西化為主要特征和追求，因此，他們口中的民主，基本等于符合西方標準的一切。凡不符合西方標準，即便是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的意愿，也被他們稱為民粹。由于他們已經事先定義了“民主好、民粹壞”，因此，當今中國的精英通過他們掌握的話語權，擔任起“民主法官”的角色，而且是個缺乏公正、喪失正義的法官。當他們需要刺激民眾非理性情緒時，不惜造假、撒謊、隱瞞、夸大，用“殺人者，父親”、“受害者，母親”、“殺人犯也是生命”、“永遠站在雞蛋一邊”等等徹底情緒化的口號，煽動民眾的非理性。其中還包括用真真假假的美女、才女形象來推銷他們的政治主張。但是，廣大中國民眾的普遍認知未必都像他們希望的那樣徹底西化，因此，一旦民眾的普遍意愿與他們的西化主張不吻合，例如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熱情，他們便將其稱之為“民粹”的“愛國賊”，而對于像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同樣高漲的愛國主義，他們便不再使用這個貶義詞。言外之意無非是：民主只能愛美國，不能愛中國。

　　當今中國部分精英人士“揚民主、抑民粹”的做法，無非是用他們的話語權力對于各種社會訴求做出裁決，而裁決的標準在于是否符合他們這些少數人的愿望。因此，與之進行辯論，試圖將民主、民粹的概念區分清楚，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西方話語方式，不可能將其劃分清楚，這是西方民主理論和民主制度的先天不足所導致的。西方為了標榜自己的歷史正確和現實正確，把籠統的民主概念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是終結歷史的地位。西方民主理論一方面把大眾民主當成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另一方面又要維護精英的社會地位，民主被賦予不可能完成的歷史使命。這種虛妄的理論和實踐，充滿了不切實際的理想化，成為民主空想和民主烏托邦。少數精英盜用大眾民主成為常態，而真正的大眾民主興起后，精英又將其稱為“烏合之眾”的民粹，如影相隨的民粹成為西方民主揮之不去的陰影。

　　造成西方民主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價值觀。資本主義社會強調人性惡，以自私為基本人性，個人主義大行其道，人人為己變得天經地義。因而在廣泛民主時代，即便是代議制，同樣是集中起來的、放大的“為自己”。個人主義的“為自己”就可以視為民粹，西方民主理論認為，各種“為自己”互相碰撞就能達到妥協、平衡和利益分享，也就是良好的民主。事實上，眾多“為自己”的疊加能否自然、必然形成“為大家”的民主，是值得懷疑的。因為社會成員中先天、后天的差別，使得“為自己”的能力差別很大，如果能力強的人再組成集團和利益共同體，人人“為自己”便不可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和諧，底層大眾的“為自己”就必然會與上層精英的“為自己”產生矛盾，這就是所謂民粹與民主的矛盾。

　　于是我們看到，指責別人是“民粹”的聲音，總是出自少數精英之口;底層民眾受了精英的蠱惑，以為自己的要求就是民主，底層民眾何時會認為自己是被貶低的“民粹”?他們聽信了少數精英慷慨激昂的高論，以為自己可以同精英一樣享受民主。事實上，精英的“為自己”又何嘗不是民粹?西方民主的本質無非是精英的民粹排斥大眾的民粹，然后，精英把自己的民粹包裹了一層美麗外衣，美其名曰：民主。底層民眾最多看一眼、摸一把那層美麗外衣，不可能穿到自己身上。

　　我認為，從中國傳統“天下為公”發展出來的“為人民服務”最具備成為真正民主的可能。這種觀點一方面認可廣大民眾“為自己”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認可和提倡社會群體中有一部分人可以把“為他人”當成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他們克制自私，以奉獻為榮，不以利益為最高獎勵，所謂“先憂后樂”，就是他們與民眾的關系。他們形成的精英集團奉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由此，底層民眾的“為自己”經由這些精英的協調，才能真正成為“為大家”，才能形成真正的民主。在這個互動關系中，底層民眾有些“為自己”的愿望被滿足，有些會影響他人的“為自己”的愿望被消解。此外，奉行“為大家”、“為人民服務”的精英也不是天然的存在，而是通過良好的教育，從“為自己”的人群自發生長出來的，他們了解各種“為自己”的利弊，愿意把探索“為大家”的合理方式當成自己的使命，換句話說，他們化解了西方民主制度中底層民粹與上層民粹的沖突，“為自己”與“為大家”能夠形成和諧的關系，真正的民主得以形成。

　　“為人民服務”所形成的真正民主，由于兼顧了“為他人”、“為大家”，在尊重“為自己”的同時，可以抑制“為自己”這種民粹對于整體的不利影響。而西方民主制度因為過于強調“為自己”，因而無法化解“為自己”這種民粹的負面影響。西方社會以自私為基礎，以“為自己服務”為原則，卻宣稱可以通過選票選出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團，無疑是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悖論。因此，中國“為人民服務”的真民主，關鍵在于要抑制人人自私的社會價值觀，將“為自己”與“為他人”融合在一起，擺正個人與他人、與集體的關系，讓每個人都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人都是在與他人的關系中生存和發展，這種與他人的必然關系毋庸置疑地同時包含了“為自己”和“為他人”兩個方面，忽視或強調任何一個單方面都是不對的。所以，“為人民服務”需要很高的智慧和和技巧，遠遠不是選票能夠取代的。當今中國某些精英人士痛斥“民粹”的做法，無非是套在西方民主的窠臼中，貶斥“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維護精英的利益，抑制民眾的利益。他們指責民眾是民粹，事實上，他們同樣是“為自己”的民粹，毫無高尚可言。

　　20140421

　　20140608

　　注：本文刊于《經濟導刊》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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