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的革命人道主義--歐內斯特·切·格瓦拉的理想

　　格瓦拉的革命人道主義

　　——歐內斯特·切·格瓦拉的理想

　　米歇爾·洛維 Michael Löwy

　　日蝕 譯

　　(1997年10月)

　　國際新自由主義我們的時代勝利地游行走過，他們的論述與意識形態壟斷了這個時代的思想，為了對抗這種宣傳資本主義普遍統治的必然性的荒謬言論，我們比以往更加需要，一種全球通用的思想與工作的創新型模式。一種更加激進的理論與方法，來對抗現今所流行的那種對市場與金錢的崇拜心理。作為二十世紀左派領袖之一，歐內斯特·切·格瓦拉的精神遺產——博愛，國際主義，始終如一的堅定的革命精神——將繼續幫助我們迎接這樣的挑戰。

　　格瓦拉所引起的廣泛興趣并不出人意料，關于他的書，會議，論文，電影與討論的數目之多不能被簡單的解釋為是對他三十周年忌辰的紀念，誰會在斯大林死去30年后的1983年再懷念他呢?

　　時光流逝，世事也在變化，現代主義發展為后現代主義，個人獨裁被“嚴厲的民主”替代，凱恩斯主義被新自由主義所取代，柏林墻則變成了金錢墻。但是格瓦拉的思想卻仍像明亮的烽火，在漆黑而寒冷的世紀末閃耀著。

　　沃爾特·本雅明是一個猶太-日爾曼混血，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在1940年，他為了不落到蓋世太保的手中而自殺，在他所著的《關于歷史的定義》一書中，他對受壓迫者說：對于被虐殺的先輩的懷念是激勵大家進行革命的源泉。像何賽·馬蒂，埃米利阿諾·贊帕塔，奧古斯杜·圣蒂諾，費拉班多·馬蒂和卡米洛·特雷斯一樣，歐內斯特·切·格瓦拉就是這樣一個革命的殉道者，雖然倒下卻猶似手中持槍而挺立，在拉美土地中植下另一種未來的種子，他是人民希望的天穹中的一顆明星，是在絕望的灰燼下孕育的煤炭。

　　在所有最近幾年在拉美發生的革命進程中——從尼加拉瓜到薩瓦爾多，從危地馬拉到墨西哥——人們可以看到那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的“格瓦拉主義”的影響。格瓦拉的精神仍留存在于這些戰士們的心中，也留存在于他們關于斗爭方法，斗爭策略與斗爭性質的討論之中。他的信念就像種子一般，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植根于拉美左翼的政治文化之中，長出枝葉，結出果實。或者說像是被染紅的細線一般，從巴塔哥尼亞到里奧格蘭德，被編入夢，烏托邦主義與革命的纖維之中。

　　格瓦拉的思想的過時了嗎?現在是否可以不用革命就改變拉美社會的現狀呢?在拉美這塊土地上，獨裁政權已經統治了數世紀之久，霸占了國家資源，財富和武器，其目的只是壓迫和剝削。從墨西哥記者與作家約格·卡斯塔尼達發表他的新作《無武裝的烏托邦》(1993)開始，這樣的疑問在最近幾年被拉美幾個“真正的”左翼理論家提出。但在該書出版后不久，一場由EZLN的武裝烏托邦主義者所領導的人民起義就在墨西哥得知阿佩斯爆發了，而EZLN的領導人都承認自己是格瓦拉主義者。不過事實上，EZLN并不像其他傳統游擊隊那樣想奪取國家政權，而僅僅希望能通過促使國家內政的改革來變革墨西哥的社會與政治局面。其實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在1994年1月1日的武裝起義，EZLN可能就不像他現在這樣成為新自由主義在全拉美，甚至全世界顯著受害人了。

　　說也奇怪，在最近一期的新聞周刊中，約格·卡斯塔尼達自己也開始懷疑在拉美，人們是否可以僅通過民主方法就可以重新分配財富與力量，并且將以往的社會結構徹底改變。如果在本世紀末，約格·卡斯塔尼達說，這項任務始終像以往一樣望而生畏，我們就可以說：“格瓦拉最終得了一分。”[1]

　　格瓦拉不僅是一個戰斗英雄，他同時也是一位革命思想家，是一個他為之戰斗以致獻身的政治與民族運動的奠基者，賦予他思想與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理論及時徹底而出翠的革命人道主義， [2] 對于格瓦拉來說，真正的共產主義革命者是將人類的巨大問題當作他自己問題的人，是“不論何時何地，當一個人被殺死時都會感到難過而當自由之旗被擎起時都會感到歡樂”的人。它的國際主義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與信念，同時也是革命人道主義最純粹的表現。 [3]

　　格瓦拉經常引用馬蒂總結人的尊嚴的是知識所說的那句話，“所有正直的人”他說“當另一個人被扇耳光時都會感到疼痛。”且為了捍衛這種尊嚴所作的斗爭使其行為超出了他所掌控的力量。從圣克拉拉戰役到玻利維亞群山上最后的孤注一擲，無時無地不體現了這一點。也許他的精神來自唐吉坷德，他曾在西拉米斯塔拉山頂上將這本小說讀了又讀，又曾在開文學課堂為農民新兵講授過這本名著，而在給他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他也斬釘截鐵的承認唐吉坷德就是他的榜樣，這并沒有偏離馬克思主義，馬克思自己也說：“無產階級除需要面包外更需要尊嚴。”

　　格瓦拉的人道主義毫無疑問也是一種馬克思主義，但是是一種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與蘇聯政治小冊子上的信條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歐洲和拉美出現的“形式主義”與“反人道主義”學說根本不同。格瓦拉始終鐘愛馬克思在年輕時寫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是因為這本書堅定地說:“人是獨立的，但它的解放卻是社會的問題。”并且強調了人類意思與異化斗爭的重要性：“如果沒有這種包含了人類社會行為的意識，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憑借著驚人的敏感，且在資本論中也發現了人道主義的觀點：“人類智慧的不朽成就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們經常會忽視有人類共同利益所引起的人道主義人性，在一定程度來說，生產關系的結構及其必然結果——即階級斗爭——隱藏了是人造就了人類歷史這一事實。” [4]

　　作為與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根本對立的的敵人，切·格瓦拉夢想一個正義與自由的世界。在那個世界里，人們彼此相愛，切將在這個新世界生活的人們稱為“新人”或“二十一世紀的人”，他相信這些人在掙脫了異化的鎖鏈后，會真正的團結起來并分享共同的堅定的博愛精神。 [5] 而這個世界必定是社會主義世界。格瓦拉在《致三大陸人民的信》中的話就是明證，他說：“沒有其他選擇了，要么是一種社會主義革命，要么是一種社會主義革命的變種。”

　　盡管格瓦拉從來沒有闡述過關于民主在社會主義政體中的位置的完整理論(這也許是他的工作的最大不足)，他在集權主義與獨裁理論還沒于對本世紀的社會主義信念造成破壞之前就斬釘截鐵地抨擊了其理論。 [6] 而對于那些認為人民需要受“教育”的上層階級的觀點(這些觀點已被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中嚴厲的批判過了，馬克思說：“那么誰來教育人民的老師呢?”)，格瓦拉在1960年演說中說道“使人民得到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將革命介紹給他們，當他們還在受到專制政府的壓迫的時候，就不要認為憑借教育就可以替他們正的所有人民應得的權利;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讓他們去爭取自己的權利，而當人民在政府中有了自己的代表的時候，人民就會徹底掌握黨所教的，甚至更多，而過不了多久，他們也將變成老師，教導其他的人民。”用另一種方式說，就是解放人民的唯一一種教育方法即教他們通過自己的革命實踐來教育他們自己。或者像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在革命中，個人同環境一起變化。” [7]

　　盡管格瓦拉對于社會主義與民主的思想甚至到他死去之日都仍在變化，在他的演說與文章中已經逐漸出現了對斯大林的繼任者們與“實存社會主義”愈來愈明顯的批判傾向。在1965年2月的“阿爾及利亞講話”中，他將那些保留了對已掀起反帝斗爭的國家的不平等貿易關系，卻稱自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稱作“在摧毀與西方剝削國家心照不宣的協定”的國家。對于格瓦拉來說，“如果不將人類意識改變以帶來更接近人道的博愛的人性，社會主義就不能存在，在社會主義正在建立或已被建立的國家是這樣，在世界上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也是這樣。” [8]

　　在他寫于1965年3月的文章《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中，格瓦拉從人道與革命的立場出發評述了流行于東歐的社會主義模式，并批判了其認為可以僅靠經濟力量就可以擊敗資本主義的觀點。“如果在建設理想的社會主義時，仍僅靠從資本主義繼承來的那些用久了的東西——作為經濟的細胞的商品;利潤;作為動力的個人物質利益等等——我們將走進死胡同。在增強社會物質力量的同時還要建設共產主義，我們應創造一種新人。” [9]

　　蘇維埃體制更大的危險在于它容忍社會分化的發展并允許技術人員于官僚享有特權。這種行為的結果是：“管理者的報酬越來越多，不過通過民主德國最近的工作，以使這種現象得到了控制，管理者的作用取決于他的職位，而他的報酬則應取決于他的表現。” [10]

　　“美洲的社會主義”何塞·卡洛斯·馬力亞特圭說，“既不是復制品也不是模仿，而是開創性的創造。”而這即是格瓦拉在拒絕采用從“實存社會主義”國家進口模式時所作的。他尋找通向社會主義的新的路途，這條路更加徹底，更加公平，更加人道，也更加符合共產主義精神。

　　1967年10月8日，這個日期將永遠聳立在被壓迫的人類尋求解放的千年路途上。子彈可以殺死一個自由斗士，但卻殺不死他的理想，這理想將繼續留存，留存在繼續斗爭的一代又一代的心間，而那些殺死盧莎·盧森堡，里昂·托洛斯基，埃米利阿諾·贊帕塔與切·格瓦拉的卑鄙劊子手們無疑也發現了這一點，并感到十分悲哀。

　　在所謂“實存社會主義”失敗之后，新自由主義對于金錢無以復加的崇拜流傳到了頂峰，與切所夢想并為之戰斗的新世界形成鮮明對比。而對于那些拒絕認同認為資本主義剝削是永恒存在的偽黑格爾主義學說的人們，對于那些譴責資本主義的無恥罪行與將南方國家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的帝國主義新秩序的人，格瓦拉的革命人道主義為另一種未來打開了窗戶。

　　注釋：

　　[1] 約格·卡斯塔尼達，《沒有原因的起義》，1997年1月13日，《新聞周刊》

　　[2] 我在《切·格瓦拉的思想》(1971年，墨西哥)中曾分析過切得哲學思想。

　　[3] 切·格瓦拉，《1957-1967文集》，哈瓦那，《美洲之家》(1970)，第二卷，173，307頁。也見432頁：“古巴革命……是人道的革命。它展現了全世界受壓迫者的大團結。”或像羅伯圖·費南德用詩般簡練的語言說的：切“一點也不關心徹夜不眠的約會，他的事業是將他的全部知識獻給正義的天空，而正義要求他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用他的全部力量幫助窮人。”“切，人民的像” Contracorriente(哈瓦那，1996年12月)

　　[4] 《關于財政預算系統》，1964，《全集》第二卷，252頁。

　　[5] 盡管切按照傳統語言習慣使用了“男人”一詞指代全部人類，他不同意男權統治，在女權問題還沒有成為熱門話題的1963年3月，切就在演說中譴責了在古巴存在的對女性的歧視現象。“這意味著什么?僅僅意味著過去的重負仍壓在我們肩上，而這重負疚是婦女解放的未完成。”《全集》第一卷，108頁。也見于路易·維塔勒對這些觀點的解釋文章，在其書《拉美的激情》P64-68

　　[6] 費南多·馬提尼·赫爾迪亞寫道：“切得思想的未完成部分…也具有積極的一面。那微微的地思考者仍在這，指出問題，并提出供議的方案，以使他的同志們去思考，研究，并是理論結合實踐。當一個人真正相信他的觀點時，并不是要使這些觀點成為教條，或是投機者的素材，或是哲理短句的引用本。”《切，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7] 《切·格瓦拉全集》第二卷 87頁

　　[8] 《切·格瓦拉全集》第二卷 574頁

　　[9] 《切·格瓦拉全集》第二卷 371-372頁，也見法國記者簡·丹尼爾在1963年7月的采訪報告。“我對不符合共產主義原則的經濟社會主義一點興趣都沒有。我們的確也與貧困作斗爭，但更重要的斗爭對象是異化…如果共產主義忽視意識的作用，那么他將僅僅成為一個重行分配的系統，從而缺乏革命倫理。”

　　[10] 切·格瓦拉,《計劃與人》，《全集》第六卷，法文版，第90頁

　　西班牙文原文譯自《每月評論》1997年10月號，由歐內斯特·莫拉譯為英文。

　　米歇爾·洛維是位于巴黎的國家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社會學主任研究員，主要作品為《切·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每月評論出版社1972)和《關于世界的變化》(人文出版社，1992)

　　來源于：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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