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資本主義的社會保險和福利制度的實質

按：本文原發《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02期，文章雖舊，但依然清晰揭示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保險和福利制度的本質，中國經過30多年改革社會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文章對老牌資本主義的批判對于今天的中國卻很有參考價值。

　　一、“福利國家”的形成及其性質

　　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社會保險和福利措施有很久的歷史了。早在十六世紀末，英國就采取了救濟貧民的措施。這一部分支出，正如馬克思所說：“就是現在屬于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如果從一八三三年德國頒布的疾病保險法算起，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但是，無論是英國的濟貧制度，還是德國最初的社會保險，都不標志“福利國家”的形成，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保險福利制度是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到四十年代后期才形成的。所謂社會保險，就一般的意義上說，是以法律形式保證以勞動為生的人在暫時或永久喪失勞動能力時，能使本人及其家屬得到物質幫助的權利。它是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矛盾和階級矛盾發展的結果，是由于工人階級堅持階級斗爭，才使勞動人民在實現社會保障制度方面取得一些成果;另一方面，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經濟危機打擊下，數千萬工人失業，美國在一九三三年就有1500萬工人失業，約有六分之一的家庭靠領救濟金才能度日。

　　因此資產階級政府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加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依據經濟學家凱因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轉移支付”，在發生經濟危機的期間刺激個人消費，從國民收入中取出一些費用，用以改善居民的物質生活狀況，給勞動者一定的“實惠”，并以“福利國家”和“收入均等”相標榜，以此抵銷社會主義思想在工人中的傳播，以“購買”國內的政治安定，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同時，也是各國社會民主黨推行社會改良政策的主要內容。機會主義者宣稱：“工人在資本主義之下得到的福利越增長，他們就越安于并容忍資本主義制度，就越放棄一切不可靠的冒險企圖。”這就是“福利國家”產生的時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建立起一套由國家統一管理的社會保險和福利制度，此外還有私人企業舉辦的福利措施為補充。美國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福利費總額，一九五〇年為235億美元，占各級政府支出的37.4%，占國民生產總值的8.9%,到一九七六年為3300多億美元，約占各級政府支出的66%，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0%以上，20多年中增長了13倍。日本、西德、英國和意大利等國政府的社會保險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一九六〇年分別是4.7%、14.9%、10.3 %和12.0%，一九七一年分別增長為5.7%、18.4%、13.7%和20.6%。瑞典在世界上被稱為福利社會的“櫥窗,。一九七八年瑞典全部社會福利費用達870億克朗，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一九八一年財政預算赤字達136億美元，比這個國家的生產總值還高11%。戰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保險和福利制度的主要項目一般包括養老金制度、殘廢津貼、失業救濟、醫療補助、遺屬和低收入家庭補助等等。有的國家還包括中等教育免費制度。工傷事故保險和醫療保險也較為普遍。現今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廣泛使用比“社會保險”含義更為寬泛的“社會保障”概念了。實施社會保障比泛指的“福利”概念更為具體，它是一種“實惠”，凡符合政府規定的條件的人就能得到這種以貨幣額表現出來并成為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有的國家稱它為“社會工資”。

　　現代生產技術愈來愈要求勞動者具有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這一方面增加了工人階級家庭的教育費用負擔，同時也要求國家、企業、公共團體擔負發展公共教育的工作，如普及中等教育、廣泛開展職工的業余教育、職業教育、電視教育等。這就是說，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化，使支付勞動力價值的形式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戰前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對子女的教育費用支付在工人工資內，戰后則從工資內扣除一部分公共教育費和社會保障供給費，交由國家掌握再用于勞動力的再生產。

　　如果說“福利國家”多少給工人階級和社會低收入階層帶來了某些利益，這首先是近百年來工人階級堅持斗爭取到的一種權利，而不是出于資產階級政府某些人的好心。例如，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間，美國工人舉行過兩次各100萬人進軍華盛頓的反饑餓大游行，強烈要求政府提供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因此，以緩和階級矛盾，穩定資產階級統治為主要內容的失業救濟金制度和老年人保險制度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但是，也不能把“福利國家”的出現只歸因子工人斗爭的結果，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列寧是這樣論證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社會保險的客觀必然性的，他指出：由于工人工資非常之少，“因此，無產者根本不能從工資中拿出一些錢儲蓄，以備在傷殘、疾病、年老、殘廢喪失勞動能力時，以及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緊密聯系的失業時的需要。因此，在上述各種情況下對工人實行保險，完全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整個進程決定的改革。”可見，勞動力再生產的特性和無產階級貧困化使救濟和社會保險成為必要。列寧在一九一二年揭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保險本質的這段話，至今仍然沒有過時。二次大戰以后，各國保險福利事業的擴展，只是使勞動力價值“轉移支付”的形式起了一些變化而已。同時，我們還應當認清，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實行的這套福利措施，雖然若干項目有所擴大，保險福利待遇也有所提高，但是，它比戰前局部的社會保險有更大的欺騙性，已是右翼社會黨人和資產階級政府玩弄的一種騙局。因此，在不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只強調工人爭取改善福利待遇的斗爭，仍然是一種帶有局限性的經濟斗爭，它不可能改變工人雇傭勞動者的經濟地位。毫無疑問，資產階級搞“福利國家”并通過資產階級政府進行的社會保障形式的收入再分配，至多只是一種改良主義措施，只要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沒有改變，階級對立的基礎仍然存在，就不會出現“全民福利”和“收入均等”的國家。馬克思指出：“在工人自己所生產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產品中，會有較大的份額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并且積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這就是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再生產的特點和本質，馬克思雖然沒有生活在“福利國家”廣泛出現的時代，但他卻驚人地預見到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會有某種程度改善，而這種改善不會改變他們對資本的從屬關系。

　　“福利國家”的出現也與資產階級對一小部分工人貴族的收買不是一回事。列寧在六十多年以前曾揭露壟斷資產階級會從巨額“利潤中拿出一點點給工人貴族——熟練的工廠工人”。列寧的這一論斷今天仍然沒有過時，只不過在“福利國家,出現以后，作為“工人階級上層分子的那一部分工人，既以公民的資格從‘福利國家’那里得到自己的一份利益，又以工人階級中特殊人物的身份，從資產階級那里獲取受到特殊照顧的一份利益”。但是，由資產階級國家主持一部分收入的再分配，給公民以“恩賜”，這與單純的收買工人上層不同，在范圍上也比“官辦的濟貧事業,要廣泛得多，因為“福利國家,的受惠者不只限于少數工人貴族和熟練工人，而且， “福利國家”的費用不再只靠壟斷利潤，而是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方法，向工人階級征收大量的所得稅和各種社會保險費，使勞動力價值中有越來越大的部分轉到國家和企業手里。從這一方面說， “福利國家”又是資產階級玩弄的收入分配的一種工具，得到某種“實惠”的人民無非是服了一片“鎮靜劑”，以達到緩和階級矛盾的目的。這就是戰后出現的“福利國家”的本質，它是戰后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

　　資本主義福利制度的產生又與“福利國家”理論、福利經濟學的理論有著歷史的淵源關系。早的不說，現代庸俗經濟學家庇古、薩繆爾遜等人竭力為資本主義福利制度辯護的觀點，是頗為典型的。英國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庇古以研究社會經濟福利相標榜，他認為“福利”一詞是指個人獲得的效用或滿足。但只有可以直接用貨幣來計量的那部分福利才稱為“經濟福利”。他的一個主要命題是：凡能增加國民收入總量而不減少窮人的絕對份額，或增加窮人的絕對份額而不影響國民收入總量的，都意味著社會福利的增進。這一理論，為后來的“福利國家”論提供了理論依據。這種理論的欺騙性和辯護性昭然若揭，這就是說，只要壟斷資產階級的利潤成百倍、成千倍的增長，或者利用掌握福利分配的權力給資產者以大量的稅收補貼，只要用其中一個微量的數額施舍給窮人，就意味著整個“社會福利的增進”，連實現“收入均等”的遮羞布也不要了。美國福利經濟學家薩繆爾遜，為了美化資本主義的福利制度，他竟然把資產階級政府這種福利支出定義為“把購買力轉移給有困難的或合乎規定的人而又不讓他們提供勞務作為補償。”他們宣稱，社會保障計劃可以實行財力的轉移，以提高總的國家福利水平。這種資金一部分是由累進所得稅提供的，稱為“是從富人向窮人的轉移”。另一部分“主要是由工人和雇主的付款資助的，那就是在各自階級的內部進行財力轉移，即從幸運者向不幸者轉移”。但是，保險福利基金不管怎樣籌集和轉移，總是富人得到了一個更大的份額，即便是企業主為工人繳納的部分，也轉嫁到消費者頭上。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認為，“福利國家并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它只給“私有企業造成定貨單和就業機會”。“這個辦法導致的產品系為私人所生產，也為私人所消費。”(重點為原文作者所加)薩繆爾遜承認：“除非這些支出的資金來源是增發貨幣或是發行公債，否則，必須向群眾增收賦稅。”顯然，資本主義國家的稅收是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為維持其統治，對勞動人民的額外剝削，是資本主義國家預算的主要來源，是資產階級國家存在的經濟基礎，所以，公共福利開支被資產階級稱之為“負所得稅”。一語道出了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福利開支”的真實來源。

　　二、資本主義各國福利制度的欺騙性和局限性

　　盡管資產階級各國政府把福利計劃鼓吹得十分完善和統一，并且，在一定時期內也緩和了勞資間的矛盾，但它不能消除階級對抗，更不會改變資產階級福利事業的階級實質，因為它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從而既不能解決勞動人民的失業問題，也不可能實現什么“收入均等化”，更不會出現“全民福利”的國家。

　　戰后，資本主義各國福利制度的欺騙性和局限性可以從下列幾方面表現出來：

　　第一，社會保險和福利措施是工人工資的直接扣除。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保險和福利措施，工人階級享有的部分，實質上是資本家為獲得勞動力商品，所不得不支付的維持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價值的一部分，其中有一部分的資金來源是工人工資收入中籌措來的，這是勞動力價值的直接扣除(如由工人交納的保險費和保險稅)。例如美國的社會保險稅按職工工資收入的一定比例，由雇主和工人各交納二分之一，社會保險所征的工資稅占聯邦政府稅收的三分之一，稅額僅次于個人所得稅;日本的年金保險和就業保險的保險費，都由受雇者和資方或政府均攤;瑞典疾病保險基金的一半，由職工交納的疾病保險費構成，基本養老金的一部分由l8歲至65歲的公民所交養老金稅構成;失業補貼基金的一半由參加“失業保險基金會”的工人所交失業保險費構成，等等。美國還規定在一定收入額以上的收入部分不繳納社會保險稅，這種稅制有利于高收入者，而工人階級的大多數都必須繳納社會保險稅。例如，在一九八一年間，美國從年收入29700美元和50000美元的人中都同樣征收了1975.05美元的稅收(僅對收入的第一個29700美元征稅)。這樣，低收入者的稅率是6.65%，而高薪者的稅率只有3.95%。英國為開支社會保險和福利措施的費用，征收高額賦稅，一個單身漢的稅負約占個人收入的30%左右。瑞典年收入4萬克朗的中等收入者稅負占54%。同時，有些國家又規定紅利、利息、租金等非勞動收入一概不納稅。

　　第二，許多國家工人所得到的“福利”金的數額有限。美國失業津貼一般只有原工資的三分之一強。法國的失業救濟金較高，但只有因公司或企業倒閉而解雇的情況下或因生產不景氣而被裁減的人才能在失業的第一年得到原工資90%的失業津貼，其后比例降到70%;而那些工齡不長的失業者并不能得到同樣的救濟。例如，一九七八年法國150萬失業人員中，45%以上的人得不到任何補貼，15.7%的人只能得到450或500法朗，這只相當于政府規定的最低保證工資的20.4%到22.7%。有的國家還規定，失業者參加過罷工、病退或失業期間找零活干的人一律不能享受救濟金待遇。美國的退休金一般只有原工資的20-30%。據一九七七年《美國統計摘要》的材料，一九六〇年職工每月平均工資322.68美元，平均每月退休金為74美元，退休金相當于工資的23%;一九七〇年職工每月平均工資477.84美元，平均每月退休金為118美元，退休金相當于工資的24.6%;一九七五年職工每月平均工資655.56美元，平均每月退休金207美元，退休金占工資的31.5%。因此，許多人一旦退休離職，收入就降到官方規定的貧困線下。一九七六年，美國680萬貧困線以下的家志中，就有23%左右是領取退休金和餐費津貼的。日本30人以上企業職工的月平均工資，一九七四年為154967日元，一九七七年為215620日元，而養老金的每月平均數額，一九七四年公務員為53000日元，私營企業職工為58685日元：一九七七年國家公務員為87578曰元，私營企業職工為55589日元，一九七四年養老金只達月平均工資的34.2%和24.6%，一九七七年養老金為月平均工資的39.9%和25.3%。

　　第三，資產階級政府通過稅收得來的社會保險基金并沒有全部用于居民的社會保險開支。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英國、美國和日本的社會保險費收入占國民總產值的比重，分別為14.3%、l3%和8.1%，而這個年度的社會保險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則分別是13. 7%、11.6%和5.7%。據美國政府公布的材料，一九七〇年聯邦社會保險信拖基金結余總額已達535億美元，一九七六年該項結余總額是525億美元，結余的巨款用購買國家公債的形式彌補了相當一部分預算赤字，這一年的聯邦政府財政預算赤字為664億美元。養老金又是美國金融市場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它擁有資產5600億美元，每年增長率為10%，紐約股票交易所和美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中有10—35%是屬于養老金。擁有2000億美元的私人養老金，約有70%投于資本市場。日本私營企業職工年金保險(“厚生年金保險”)和政府舉辦的國民年金保險(包括自營者、小企業職工、非全時工人和家庭婦女參加的年金保險)的加入者占日本全部年金保險加入者90%以上，這兩種年金保險的保險費和利息均被壟斷資本用來作為擴大再生產的資金。日本一九七六年度財政投資貸款計劃中，私營企業職工年金保險的保險費累計數額為24900億日元，占23%。美國匱療費用昂貴是舉世局知的，但美國人民繳納的醫療保險費也沒有全部用之于民，僅一九七八年就盈利63億美元。

　　第四，并非所有的勞動者都得到讓會保險制度的保障。一九七〇年美國有1350萬職工(約占全國人口的6.3%)享受了社會保險，但仍有1100萬勞動者未受到社會保險，他們占貧困職工的40%左右。有20%的21歲至69歲的人未受到殘廢保險保障;大量的農業工人、家務工和臨時工沒有失業保險和工傷事故保險。到目前為止，在美國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險制度。由于各種限制，使許多社會保險投保者和貧困階甚領不到社會保險津貼和福利補助。許多國家退休者除了延長了年齡限制外，還規定了最低投保期限。在很長時間里，瑞典規定，不論男女，均須滿67歲，才有資格領取養老金。日本規定，只有連續工作20年以上才有領取退休金的資格，工作20年一下者，沒有退休費。日本私人企業職工退休后需等5年才能拿到養老金(在此期間只給一筆退休費——這與我國退職的含義不同)，多數人在55歲退休后還得繼續勞動，或者加入“職工能力再開發訓練”，這意味著退退休后還得在若干年里自謀適當的職業。

　　第五，資本主義的經、濟福利仍然從屬于按資本大小分配的資本主義原則。各國規定的許多福利條文對窮人的補貼則大肆宣揚，而對于有利于富人的福利分配則秘而不宣。事實上，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機構，除了將職工交納的讓會保險費當作資本來使用以外，資產階級政府還利用福利分配的權力，實行有利于富人的福利分配。例如，美國聯邦政府的公職人員，投保者一般只要在聯邦政府供職五年，年滿55歲就可退休并領取退休金，而參加“老殘保險”的一般職工，卻要繳納十年的社會保險稅和要達到65歲才能領取退休費。不僅如此，如果聯邦政府的公職人員退休后再去私人企業工作至65歲退休，則可以領取雙重退休金。一九七八年，在州和地方政府有1200多萬工作人員，其中20%的工作人員領取雙重的退休金。

　　這就是厚此薄彼的福利分配!日本的國民議員中，有的過去是部、局的副部長或副局長，這樣一些人可以領到撫恤金、即得到議員報酬以外的額外收入，麗議員已經有高額的薪俸：國會議員的月薪是65萬日元，并有辦公費和交通費65萬日元。英國得到各項福利受益最多的仍然是高收入者階層。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間，英國年收入達到5894英鎊的較高收入的家庭，每年從各項“社會服務”得到的好處是520英鎊，附加福利收入是169英鎊，而年收入只有1110英鎊的較低收入家庭，每年從“社會職務”得到好處只有161英鎊，附加福利收入只有13英鎊。如果把英國全國家庭按富裕程度分五組，各組平均每年得到“社會服務”的好處是;最富的20%的家庭——411英鎊，次富的20%家庭——287英鎊，中等的20%家庭——225英鎊，次貧的20%家庭——156英鎊，最窮的20%家庭——105英鎊。據美國《團結》月刊披露，按照里根的新稅法，一九八三年年收入在一兩萬美元之間的家庭將減稅約440美元，而年收入等于或多于8萬美元的家庭卻可減稅15000美元以上。按新稅制，年收入在1萬美元以下的人如果以一九八四年同一九八二年相比，應繳納的稅款不僅不會減少，反而要增加331美元，這是不折不扣的“劫貧濟富”的政策。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承認這種福利制度“損害了低收入者，而使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者得益”。上述的事實證明，資產階級玩弄的福利分配，只是愚弄勞動人民的一種騙局。

　　三、“福利國家”病使資本主義各國陷入困境

　　當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成為所謂“福利國家”的時候，事情終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壟斷資本借助國家干預推行福利政策，其目的是宣揚勞資調和，模糊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以便維持資產階級的剝削和統治。但是，事與愿違，龐大的福利開支終于變成壓在各國財政上的沉重包袱，它導致各國財政赤字累累，在業職工交納的社會保險費與所得稅猛增，失業和通貨膨脹加劇，生產效率下降，高福利與經濟增長的低效率發生矛盾。在經濟危機的侵襲下，沉重的社會福利開支，已經感到捉襟見肘。“福利國家”的日子更加難過，福利制度在不聲不響地拖垮一些國家的經濟。

　　首先是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加劇。英國號稱推行了“從搖藍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似乎是一個福利大國。然而，從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六年間，英國平均每年財政收入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重降到83.5%。一九七六年度財政收入為337.78億英鎊，財政支出403.121億英鎊，赤字達65.34億英鎊。僅社會津貼和國營的醫療服務費每年就要從英國政府的備用現金中抽出80億美元，占政府支出的40%。巨額的福利開支與英國的財力極不相稱。西德這個歐洲經濟大戶，也由于高額的福利經費，使國債越來越多。據專家們的計算，西德發放的失業救濟金、保健費、家庭津貼、養老金和其他福利開支的總額在一九八〇年達到創紀錄的450億馬克。僅社會保險的支出，一九八二年達350億馬克，其缺額部分，勞動局要求通過企業主和職工分別增付2%的失業保險費的辦法來彌補，但仍有20億馬克虧空。如果由聯邦政府來支付，則又要出現巨額的赤字，到一九八〇年底，西德國債已累計達5320億馬克，一九八三年還借貸450億馬克。當其它“福利國家”開始緊縮社會福利的時候，法國密特朗政府卻在擴大社會福利開支，致陡法國一九八三年度預算赤字達954億法朗，外債總額達3170億法朗。在七十年代，瑞典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約470億克朗，而私人和公共消費卻用去98%，用于積累和投資的只占2%所有投資實際上僅夠彌補機器設備損耗之用。瑞典的物價上漲率一九七七年為l2.8%，一九七八年為8%，超過了工資的增長。法國一九八二年上半年的通貨膨脹率仍在14%以上。許多國家的企業主由于也按工人人數交納了一定比例的社會保險費，他們則把這筆開支加到商品的價格中去，轉嫁給消費者。在危機到來時，巨額的失業補助金和福利救濟金的支出也驟然加大，又造成財政赤字和惡性通貨膨脹，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福利國家”的形成，是造成戰后資本主義危機周期縮短和造成“滯脹”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高福利與經濟增長的低效率發生矛盾。福利制度并沒有實現“收入均等”化，卻使資本-義社會底層的“貧困合法化”。使人們對生產的熱情減退了，因為，低收入者只要工作，納稅后的收入，不及一個按人口領取救濟金的家庭。因此，一些國家的福利經費的龐大與經濟發展比例失調，致使國民生產總值下降。瑞典福利計劃的費用每年曾以7%的速度增加，而每年的經濟增長卻不到2%。它的工業生產從一九七五年起連續三年下降，國民生產總值一九七七年下降了2.5%，為應付龐大的福利開支，北歐三國都有數百億美元的外債，挪威以190萬就業人口的稅收，去養活75萬領年金的人，這有經濟上是不負責任的，使職工的生產熱情受到損害。北歐三國創造了歐洲最高的曠工紀律，由于患病休息由政府發工資，醫療全部免費，造成泡病號和醫藥費浪費現象，使工作效率和勞動積極性降低。福利經濟學家薩繆爾遜也承認，“當一個讓會通過賦稅來把私人?肖費轉移到社會消費時，結果多半會影響積極性和效率。”這無異于“改變分割餡餅的方式可以改變餡餅的大小”。瑞典一位經濟學家說：“若干年來，我們一直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如今已經過了臨界點。我國的迅速增加的福利開支正在沖掉工業發展的成就。”

　　第三，當經濟危機來臨，又向窮人的福利開刀。眾所周知，一九八O年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正在不斷加深，生產下降，財政困難，失業人數劇增，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集團企圖以犧牲勞動者的利益來擺脫危機，現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又開始了一輪新的競賽，即猛砍福利預算。里根政府上臺以后，從窮人身上撤去了“社會安全網”，大減公益計劃的經費，一九八二年聯邦政府削減公益計劃的經費l13億美元，其中60%是為窮人而設立的。削減食品券以來使約有200萬原有的受益人不能再領受。英國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在上臺第一年，就猛砍失業和家庭補貼，削減了20億美元的開支，一九八〇年又再度削減48億美元的公共開支。但是，人們不會輕易地眼看著福利補貼的消失，一旦削減正式實施，又相繼發生動亂。各國的經濟衰退將對經濟福利也產生巨大的沖擊，福利制度也面臨進退維谷的困境。

　　四、兩種經濟福利制度本質不同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了新型的經濟福利制度。一九一七年列寧締造的蘇維埃國家頒布了第一個社會保險法令，距今有六十多年歷史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一部分消費基金以勞動保險和集體福利的形式進行分配。它是社會消費基金的重要組成部分，構成勞動者個人收入的補充來源。實行勞動保險和發展集體福利事業，對于保障職工在年老、疾病或喪失勞動能力時的基本生活，促進生產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從經濟上說，它是貫徹物質利益原則的重要方面，是按勞分配原則的重要補充。它體現了勞動者當家作主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因此，實施勞動保險和發展集體福利是社會主義國家必不可少的制度。馬克思把社會消費基金的三項支出概括為：第一，和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一般管理費用。第二，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設立的基金。

　　社會主義國家以各種社會消費基金的形式向勞動人民提供勞動保險和集體福利，是社會主義分配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現行的經濟福利制度在性質、來源和支出范圍上是根本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各種經濟福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彼此之間平等的、互助合作關系的體現。社會主義社會有勞動能力的職工領取工資，同時普遍享受集體福利待遇，在他(她)的勞動能力喪失以后，工資雖然停發，但勞動保險則自動生效，這就免于使家庭其他勞動成員因增加瞻養費而降低自己的收入。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社會保險制度相比，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保險的本質是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社會保險基金無非是用工作者整個勞動力一生的必要產品積累下來的貨幣資金來支付，許多國家的職工為此要從工資收入中扣除10年至20年的社會保險費。可見，它作為必要產品的一部分服從資本主義條件下必要產品的運動規律，社會主義條件下，各種社會消費基金的使用，主要是由國家或集體利用剩余產品來實現這種保險。我國的勞保條例明確規定，勞動保險基金不得在工人與職員的工資內扣除，并不得向工人與職員另行征收。在使用范圍方面也比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得多，首先是沒有享受福利待遇的種種苛刻的限制。例如，社會主義國家為企業職工舉辦的集體福利設施，如勞動保險，建立托兒所、療養院、俱樂部、衛生所，辦集體食堂、集體宿舍，改善環境衛生以及職工生活困難補助等等。目前，我國職工享受勞動保險待遇的已有一億人，占職工總數的95%。它促進了全體職工及其家屬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

　　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勞動保險和發展集體福利事業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它與按勞分配原則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企業職工勞動得好，企業盈利增多，企業基金也就隨之增多，職工的福利水平也就提高，這樣就能更好地調動全體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也有利于增強勞動者的集體觀念和團結互助的精神。第二，由于社會主義集體福利的享受不是以勞動的質量和數量為標準，這有利于全體勞動者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特別是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職工生活水平的提高，它有助于克服由于勞動能力及瞻養人口多少所造成的事實上不平等。而資本主義的經濟福利仍然是從屬于按資本大小分配的資本主義原則。例如，將職工交納的巨額的社會保險費當作資本來使用，實行有利于富人的收入所得稅。美國官僚機構利用對福利分配使用的權力給政府官吏領取優惠的雙重退休等等。因此可見，經濟福利并不是一種獨立的分配原則，它從屬于該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分配方式，它是一定生產關系的反映。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以不研究各種社會消費基金使用的經濟效益，以為經濟福利可以離開生產力水平和工資水平搞得越多越好，也不能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福利制度與社會主義經濟福利制度存在著本質的區別，我們批判了資本主義的“高福利”，就不開展對兩種經濟福利制度的比較研究。以上兩種傾向都不是科學的求實態度。比如說，過頭的經濟福利與生產效率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固然會發生這樣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同樣會發生這樣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從不同的福利制度的一些具體做法中得出有益的經驗教訓，并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回答。例如，研究各國經濟福利與財政收支的關系;勞動力再生產社會化與經濟福利的關系;各國工資收入與社會受益的比例關系;國外中等義務教育制的經驗;廣泛開展各種社會保險業務的社會意義;生活服務的社會化及對老人的社會照顧;社會主義國家勞保福利與貫徹按勞分配的關系;國家和集體在興辦福利事業中的作用等等，都有值得參考借鑒的意義。當然，我國在實現四化的進程中，首先應當借鑒社會主義國家實施保險福利的經驗，并做到以我為主，為我所用。

　　總之，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上，研究勞動收入與各種社會受益的比例關系，研究社會消費基金內部的比例關系，并開展對各種經濟福利制度的比較研究，從中得出有益的經驗教訓，可以提高社會消費基金使用的經濟效益，促進我國勞動保險和福利制度的改革，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他發揮了《管子.侈靡》的思想，認為奢比儉好，“吾未見奢之足貧天下也”“。他說儉最多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貧;而奢則可以做到“均天下而富之”(《蒹葭堂雜著摘抄》)。這是因為“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意謂富人的奢侈能為窮人增加就業的機會。這和北宋范仲淹知杭州時，用宴游和公私興造以賑荒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以崇儉為傳統美德的中國封建社會，能認識到奢侈在一定條件下的積極作用，這的確是頗有膽見，可惜的是識者寥寥。所以，對這一教條的批判，必須要有新的生產力和代表新的階級的思想家的出現。這就落在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身上了。“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象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恩全集》卷八一，二一頁)傳統的三大教條，雖然經過封建社會進步思想家的批判，那僅僅只是一個開始或者說是“前哨戰”，對于它的徹底批判和掃蕩，有待于近代的進步思想家，特別是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身上。這是因為三大教條有其深厚的經濟基礎和思想淵源一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孔孟之道、老莊哲學、宋明理學糅合而成的統治思想體系。所以，封建主義“三大教條”的頑強性及其極大影響，本不是經過古代初步批判和近代再批判所能掃蕩干凈的，特別是小生產者的社會基礎沒有徹底改變以前，封建主義的東西總是輕車熟路，改頭換面地一再出現。

　　死灰還會復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應該重視對三大教條的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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