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往往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標榜為拯救世界的一劑良藥,然而,社會發展的歷史與現實說明,新自由主義不僅僅在其“主治”的經濟領域“療效”有限,副作用明顯,而且,在生態環境方面,新自由主義就如是一劑“慢性毒藥”,是當今世界生態環境危機的加重的“毒源”之一。在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美國,作為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卻拒絕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這讓全球環境治理都蒙上了一層陰影。
一、環境危機:現象與根源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暗潮涌動 ,我們必須要正視并警示這一問題,要大力批判并自覺抵制,否則,其可能是我們建設生態文明過程中的一塊絆腳石。
據相關研究統計,世界上有54個國家90%的森林已經消失。南美亞馬遜河流域的雨林正在以每年24000平方千米的速度消失,這相當于每小時有六個天安門廣場那么大面積的雨林在消失。科學家估計可能每20分鐘就有一個物種滅絕,也就是說一年可能會有27000個物種滅絕,而其中很多物種也許人類還聞所未聞便永遠地消失了。美國宇航局公布了從太空匯總拍攝的地球北極照片,顯示北極冰帽正以令人驚異的速度消失。過去30年間,北極冰帽急劇減少,佐證了全球變暖理論……可以說,環境災難每一時每一刻都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演,只是有一些是石破天驚式的爆發引起人們更多關注,如墨西哥灣的石油泄漏、日本的福島核泄漏事件等;更多的可能還是悄然無息地發生在我們的周圍,如臭氧層破壞、空氣質量惡化、物種滅絕等。對此,我們要有深刻的認識和警醒,必須及早應對,而不能夠像溫水里的青蛙一樣,到最后則悔之晚矣。
屏蔽此推廣內容環境災難是世界各國必須共同面對的嚴峻挑戰。從其發生的根本原因來看,既有不可抗力的天災,更多的則是本應避免的,卻在當今世界愈發頻繁發生的“人禍”。就在世界各國使出渾身解數,并在世界范圍內締結了多種環境協定,以共同應對環境災難的同時,人類也開始反思,造成人類環境日益破環的根源是什么。盡管人們給出了紛呈不同的答案,這本身就說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其中一種解釋越來越得到學界的認同,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主流的思想理念——新自由主義。
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批判性知識分子,也是當代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中,深刻揭露了在英美占據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對于當今世界環境破壞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無獨有偶,瑞士全球視野主席Frank-Jurgen Richter也認為,當今世界主導的經濟模式就是新型自由主義經濟學模式,而這種模式在實際上破壞了環境。作為曾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堅定信奉者、激進的改革派,游走于日本政、商、學三界的中谷巖在其《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新自由主義者的懺悔》一書中,就提及新自由主義是造成環境災難的元兇之一。以上三位作者來別來自于發達資本主義的美歐日,他們對于新自由主義在理論發展及實踐認識上均有非常深刻的洞察與體會,因而他們不一而同的結論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和論證。
以往,人們對于新自由主義研究與反思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這本身也是新自由主義發力所在。但是經濟發展往往對于環境產生裹挾的影響作用,換句話說,發展經濟往往需要“綁架”環境,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模式下,資本家的逐利行為需要社會化大生產的無限擴大,這種無限擴大既有對于環境資源的無限制攫取,又有一系列巨量的“副產品”生產出來,不斷破壞本已傷痕累累、非常脆弱的環境系統。
二、新自由主義“禍害”環境的微分析
總體來看,新自由主義核心內容是要實行全盤私有化、完全市場化、絕對自由化和全面資本主義等。本節內容將分別從這幾個方面簡要分析其導致環境災難的原因。
(一)全盤私有化:我的地盤我做主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礎。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弗里德曼認為,每個人或每個家庭所要追求的自由,最重要的是經濟自由,但是,實現經濟自由的前提必須“企業是私有的”。這種私有化在涉及到環境問題時,新自由主義主張通過減少政府干預、由市場以及自由貿易而不是國家來解決環境問題。將無所有權、國家所有以及公共所有的資源例如森林、水流和生物資源私有化和商品化;為環境服務支付費用;對環境管理的公共支出削減或者降級;環境治理分權給地方團體或當地政府機構進行管理。在新自由主義看來,一切自然物品都可以商品化,空氣、河流、野生動物等都可以定價在市場上出售。比如,森林覆蓋的蓄水區域既可以作為水資源和碳的儲藏室,也可建成生態旅游區或停車場地,也可作為保護藥物及食品工業價值的生態保護區,也可作為持續提供木材的來源地。
實際上,環境產品作為一種公共供給,不僅僅是滿足當代人的發展需要,而且是未來人類繁衍生息的物質基礎。環境產品具有整體性的特點,只有這種整體性才能表現出良好的生態性。環境產品私有化后,擁有者完全可以拿出一副“我的產品我做主”的姿態,道義和責任在經濟利益面前不名一文,所有者們致力于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環境產品的所有者是多主體的,彼此之間充滿競爭而缺乏公約,即在自己可以行使環境開發權、使用權的同時,并不能夠阻止其他人使用,這就會造成環境資源的過度使用和枯竭,現實生活中過度砍伐的森林、過度捕撈的漁業資源及污染嚴重的河流和空氣根源與此。學術界將這種情況稱之為“公地悲劇”,之所以是悲劇,是因為當事人都知道這將會導致資源、環境的災難,然而劇情依然在上演,當事人對于阻止事態的惡化無能為力。大衛·哈維曾經以森林業為例,嚴肅地地指出,新自由主義堅持私有化,使得很難建立任何關于森林管理的全球協議……在更為貧窮但是大量擁有森林資源的國家,增加出口并允許外資所有制和特許權的種種壓力,意味著甚至最小程度的森林保護也被拆除了。
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佩特拉斯認為,在我們的時代,新自由主義私有化關注的是利潤而不是生產,它僅僅導致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在全球范圍內對現有財富和資產進行掠奪……,環境產品私有化的另外一個后果是,由于社會財富的貧富不均使得環境產品會很快集中到少數富人手里,這將導致過度開發和價格壟斷的風險,從而進一步加劇造成環境災難和環境供給失衡。長此以往,我們生活最基本的需求的水、空氣和陽光,說不定在將來就會成為“奢侈品”。
(二)完全市場化:環境亦可來買賣
環境產品市場化的第一個問題是環境產品的定價問題。擁有話語權的統治階級主導了環境產品的定價,盡管其中存在著大量的不公平,民眾也不愿意接受,統治集團往往祭出暴力統治工具的必殺技。如美國共產黨經濟委員會成員瓦迪·哈拉比(Wadi Halabi)2007年12月在《人民周刊》發表文章說:“弗里德曼稱贊‘自由市場’,卻對維持市場極不平等的交換必然需要大規模使用暴力——軍隊、警察、監獄視而不見。且不說這一過程就已經背離了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完全按照市場規律辦事”,在完成環境產品的私有化之后,資本家們利用強大的政治實力、經濟實力可以在短時間內集中大量的環境產品,將環境產品高價出售,或者利用環境產品從事與其相關的壟斷性生產經營活動,以攫取巨額利潤。這一過程,只能夠說明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經濟自由”,實質上是強勢的所有者能夠自由定價,光明正大地強取豪奪而已。環境系統的復雜性決定了環境產品的很難用簡單的金錢關系線去維護生態平衡。當代生態馬克思主義的領軍人物、北美《每月評論》的主編福斯特曾經舉了一個形象的例子:北美一些珍貴的鳥類雖然被設定了高昂的價格來加以保護,但這些鳥類還是滅絕了,根本原因在于現代農業體系的不可遏制的擴張污染破壞了這些鳥類的棲息地。
完全市場化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競爭所帶來的破壞性的問題。工業生產往往會帶來環境污染,如大氣污染,水污染等,對其置之不理并不影響生產者的利潤,對其進行治理卻必然增加成本,減少利潤,所以按照市場利益最大化的法則,生產商不會重視防治污染方面。新自由主義對于這一問題的改良辦法就是將污染物排放權進行定價,并可以自由買賣。這看起來似乎合情合理,因為,這些排放的污染物總量上可能還是會有一個控制。但實際上,集中了更多污染物排放權的生產商他們的生產活動往往較為聚集,也就是說,本來應該被均勻稀釋排放的污染物可能在某一區域內集中被釋放出來,這很容易超越環境生態系統的臨界點,從而使得環境系統迅速崩潰,因為超過這個臨界點環境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已經破壞,可能再也恢復不過來了。
完全市場化帶來的第三個問題是環境破壞后的后知后覺。這種后知后覺首先表現在環境資源的浪費方面。完全根據市場的感覺走,往往是看到某些產品暢銷,有較高利潤回報時,一哄而上,而當某些產品滯銷乃至價格虧損時,一哄而散。一哄而上的時候,經常又是有條件上馬,沒有條件也倉促上馬,不僅僅造成市場混亂,也容易造成所需環境資源的過度開采、使用,導致破壞已有的環境生態。一哄而散的時候,往往兵敗如山倒,面對焦頭爛額的財務報表,甚至是債務纏身、官司不斷,生產者更難言顧及所謂的環境責任。而在這大起大落之間,本已經脆弱不堪的環境,難以經得住這般折騰。環境破壞的后知后覺還表現在環境本身是一個充滿復雜聯系的生態網絡。比如,在特定的生態環境里,水污染導致湖泊、河流系統惡化,而這不僅僅會影響湖泊河流的生態系統,也會影響甚至改變一定區域內人們的生產生活。這種非線性發展的結果往往是不可預見的,而且,發生之后,由于具有不可逆性,環境一旦破壞,即便花上巨額的代價也難以恢復。有一些生物從地球上消失以后,便將永久滅絕。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亞馬遜熱帶雨林的生態破壞,加速全球變暖的步伐,并且人類賴以生存的氧氣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一。地質學家分析,“隨著(亞馬遜)熱帶雨林的減少,十年后,至少將有50—80萬種動物滅絕”。
此外,市場機制往往只考慮到買賣雙方的利益,卻根本沒有顧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比如說,某印染廠經濟效益很好,客戶也很滿意。但是它所排出的廢水卻污染了河流,沿岸居民的健康和經濟受到嚴重損害。沿岸居民的利益在市場經濟的框架中是很難解決的。
簡言之,當自由市場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橫行的場所時,任何經濟簡化論、自然資本論,都不能使生態環境問題得到整體和長遠的解決,相反,問題只會更加嚴重。
(三)絕對自由化:開發自由,排放也自由
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絕對自由化主要是指“華盛頓共識”所強調的國際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我們僅就投資自由化方面分析其可能帶來的環境災難。“華盛頓共識”第7條規定,要“全面開放,讓外國進入直接投資,取消各種障礙。”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異于是要自己完全敞開國門,放棄獨立自主地興辦和發展民族經濟的權利。盡管發展中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學習和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但是發展中國家也容易被發達國家所綁架、支配。這里我們需要弄清楚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隱藏在冠冕堂皇的“投資”、“援助”之后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環境資源的覬覦與掠奪。研究表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不合理的經濟秩序,大肆掠奪開發發展中國家的豐富資源,使其經濟在廉價石油的基礎上得到迅速發展。目前,美國主要從墨西哥、南非、巴西、厄瓜多爾等國家和地區進口礦物原料。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開采資源時,并沒有能夠像國內那樣重視環境保護,而且發展中國家在應對環境危機的能力及機制方面也要落后于發達國家,這都使得這種“絕對自由化”的投資活動充滿著環境危機。在1972年至1992年間,美國雪佛龍石油公司共在亞馬遜地區傾倒了180億加侖有毒廢料。這些廢料破壞了大面積的雨林,污染農作物,導致家畜死亡,并使得當地癌癥患病率上升。厄瓜多爾之后起訴了雪佛龍石油公司,然而這場官司已經打了20年,至今仍未有最終結果。
(四)全球資本主義化:“我”的污染你來“擔”
絕對自由化的進一步發展就是要實現全球資本主義化,其目的并不是讓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與他們平起平坐,實質是極少數發達國家控制和掌握世界主導權,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不平等的資源分配,從而鞏固和維護他們一直過著“金字塔頂端”的好日子。以美國為例,如果世界上每一個家庭都像美國那樣,3億人口的國家擁有2.4億輛汽車,若按照一個家庭4個人計算,相當于每個家庭擁有3.2輛汽車,那么這個世界的石油消耗會加速枯竭,大氣污染也會加劇惡化。美國的戰略家們自然清楚這一點,但是他們還是希望通過宣傳美國的美好生活,讓不明就里的發展中國家亦步亦趨,讓美國的經濟學家們為他們設計美好生活的藍圖,讓美國的跨國企業來幫助他們實現“美國夢”。而這一切,就達到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切盡在掌握中”的根本目的,那些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的“安排”、“援助”下,“穩穩當當”地運行在“金字塔”的底端,難有“逆襲”的可能。
1992年在《經濟學家》上發表了題為《讓他們吃下污染》的文章。這篇文章認為,應鼓勵污染企業遷往欠發達國家。理由有三:衡量污染對健康損害的成本取決于發病率和死亡率所獲的收益;污染成本可能是非線性的,最初的污染增量可能只有很低的成本;基于審美和健康的原因提出環境清潔的要求可能有很高的收入彈性。這就是新自由主義人口論的精巧的強盜邏輯。既然窮人天生就是窮人,既然窮人沒有什么交換價值,因而把他們作為處理污染問題的犧牲品不是很合算嗎?這樣窮人對自然資源的要求也就消失了,生態問題自然也消失了。這樣的觀點是令人咋舌的,看似理性,實則冰冷甚至血腥,這種“我”的污染你來“擔”的論調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完全對立起來,把人與人的矛盾,人與環境的矛盾推向極致。這種理念是為了維護少數發達國家的“金山銀山”、“綠水青山”,而留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只是環境日益惡化的“惡水窮山”,只能夠是帶來巨大的生態災難。這一觀點的提出者是新自由主義的信奉者、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薩默斯,在新自由主義信奉者的眼里,只有利潤,這種對于人的需求完全抽象化、等級化的強盜邏輯,無疑赤裸裸地表明了新自由主義他們在對待發展中國家的真實態度,也體現了他們對待環境問題的愚蠢與傲慢。
三、“自由”不死,災難不已
本文主要將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核心內容分為幾個維度并逐一做了對環境影響的簡單分析。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是糾結在一起的,全盤私有化的目的是能夠完全市場化,完全市場化需要絕對自由化作為支撐,絕對自由化也要披著完全市場化的“等價、公平”的外衣,最終實現全球資本主義化的目的。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幾乎任何物品都可以私有,然后貼上價格標簽,然后在市場上“公平”買賣。環境也是如此,甚至連我們每天必不可少的空氣、陽光概莫能外。理性分析在新自由主義的實踐層面也得到了充分的驗證,當今世界環境危機日益加重,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于當今全球環境問題的治理,我們除了要在行動上展開各國之間、區域之間的務實合作外,還要在理念上對于新自由主義進行批判和揭露,認識到新自由主義對于環境災難的重要影響,這樣才是治根治本之道。 當今中國也深受環境危機的影響,“霧霾”、“PM2.5”已然是網絡熱詞。黨和國家對于環境問題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提出了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高度上建設美麗中國。這體現了黨和國家對于環境問題的理念、態度和行動。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暗潮涌動,我們必須要正視并警示這一問題,要大力批判并自覺抵制,否則,其可能是我們建設生態文明過程中的一塊絆腳石。
(來源:華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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