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底線”是秦暉先生長期以來的主張，幾乎貫穿于秦暉先生作品的始終。不過，秦暉先生的不少觀點讓人對這個“共同的底線”在哪里產生了疑惑。例如，秦暉先生否認階級斗爭的“你死我活”特征。誠然，的確不是所有的階級斗爭都是你死我活，也的確不是所有你死我活的斗爭都是階級斗爭，但是秦暉先生在這里顯然是玩弄偷換概念的把戲。這里不需要長篇大論地談論階級斗爭的理論問題，任何一個對世界工人運動史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秦暉先生說法的滑稽。1848年威靈頓揮舞馬刀，同樣在1848年的卡芬雅克，1926年丘吉爾等鎮壓英國大罷工，智利的皮諾切特(順便說下，后皮諾切特時期的智利恰恰說明秦暉先生的所謂“民主天然福利論”是不成立的，參見筆者寫的一系列介紹)，英國的撒切爾……這些在秦暉先生的眼里大概都是不存在的?
當然秦暉先生及其同儕的一貫“邏輯”是：“國家”和“社會”是無關的，這些“強權”和秦暉先生所鼓吹、所支持、捍衛的那個社會經濟制度，和秦暉先生認同的那個學說也是無關的。比如，秦暉先生在舉例的時候特別提出俾斯麥的普魯士，但是，現在的研究恰好說明， 當時的自由主義者是認同普魯士政權，普魯士本國的自由主義還是與之結合的(參見Richard Bellamy: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德國部分， Ruescheme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lan S. Kahan對托克維爾、密爾等人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哈耶克(還有弗里德曼等)對皮諾切特的鼎力支持也是因為“冷戰”，換言之，不是因為哈耶克自己學說的問題。這樣一個圖式在本位面的世界，很遺憾，并不存在于實際中。事實恰恰相反，秦暉先生認同的那個學說，從來是要求鎮壓工人運動的主力軍，這個問題無論是秦暉夫婦的自由主義同儕，還是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參與者，都是很清楚的。就前者而言，事實上他們從來不掩飾他們追求的那一種“平等”從來不是實質性的，他們也從來不掩飾他們對于來自底層的社會運動的反對。他們的理論的很大一部分，不正是力圖剝奪底層反抗的理由么?除了這些直接的強制之外，秦暉先生所支持、捍衛、鼓吹的這個社會經濟制度的“間接”強制還有很多，當然他是不會承認的。
更進一步地，秦暉先生的“自由主義”，和他的東歐儕輩販賣的一樣(參見Eyal: The Origins of Postcommunist Elites)，無非是把他們支持的、捍衛的、鼓吹的這個社會經濟制度說成一個“理性”的、沒有“強制”(當然秦暉先生似乎加了一個限制條件，“超經濟強制”)的烏托邦。這些不過是自由主義理論的簡單重復(當然，秦暉先生確實把這些理論做了“擴展”)。但是，秦暉先生根據自由主義理論給我們描繪出的這個美妙無比的圖式，在本位面的世界中，同樣不存在。秦暉先生支持的、鼓吹的、捍衛的那個社會經濟制度從來是以深刻的階級分化和壓迫為其特征的，秦暉夫婦的模范和樣板東歐各國就是其中的突出者之一。比較有趣的是，秦暉夫婦合著的《十年滄桑》和Rebecca Emigh, Ivan Szelenyi等學者的論文集 Poverty, Ethnicity, and Gender in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Market Transition都是討論東歐“轉軌”;前者出版于2004年，后者出版于2001年，所涵蓋的時期大體相當。但是，在后一本論文集中諸位學者討論的東歐各國貧困化的加劇，少數民族和女性受害尤為嚴重的問題，在前者中我們是找不到的。同樣，東歐劇變之后各國工會的狀況(參見討論大體同一時期的Kubicek: Organized Labor in Postcommunist States)，以及東歐各國右翼的猖獗狀況(早期的情況見Paul Hockenos: Free to Hate) 在秦暉夫婦的著作中要么看不到，要么就是一副“形勢不是小好，是大好”的繁榮景象(關于東歐諸國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這本專業刊物上有大量的論文，還有其余的相關論文散見于其它刊物)。就當代東歐右翼而言，秦暉夫婦對于今日東歐各國被奉為英雄的歷史人物則一般是用所謂“中立”的詞匯掩蓋這些人物的右翼身份(這些人物見Martyn Rady、Rebecca Haynes: In the Shadow of Hitler。另外東歐右翼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在civil society旗幟下攜手的歷史見Ivan Szelenyi et al.: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中的相關分析)。其它學者對東歐轉型進程的研究也提出了和秦暉夫婦不同的觀點(Lawrence Peter King: The Basic Features of Postcommunist Capitalism in Eastern Europe)。總的來說，秦暉夫婦筆下的東歐是否存在于本位面的世界實在很讓人懷疑。
東歐如此，西歐北美日本……等國亦復如是。尤其是近四十年來，在秦暉先生否認其存在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作用下，世界各國都出現了社會分化進一步擴大、加劇的狀況(而且和秦暉先生的斷言相反，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從來沒有放棄過對這些問題的關注，雖然國內對這些相關著作的譯介不太多)——當然在秦暉先生的實證主義眼里，這些都只是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到哪里去的布朗運動(在這一點上，秦暉先生并不比他批評的弗蘭克高明多少)。這種狀況也是“寡頭化”加劇的同義詞。換言之，秦暉先生標榜反對的“寡頭主義”，正是他支持的、鼓吹的、捍衛的那個社會經濟制度的必然結果，并不是違反了這個制度的結果(比如拉丁美洲的“寡頭”Caudillo們正是自由主義的信徒)。同樣，所謂“民粹主義”(且不說秦暉先生對這個詞的使用頗為可疑)也是秦暉先生所支持所擁護所捍衛的這個制度的結果。更奇怪的是，秦暉先生實際上是用亨利·喬治、西斯蒙蒂式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來為當代壟斷資本主義辯護，這倒真的是標準的“民粹主義”思路。只不過，在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民粹派或多或少地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有所反對，而秦暉先生是用民粹派的思路為資本主義的到來鼓與呼……
秦暉先生的論述中作為“普遍性”化身的無疑是(政治意義上的)“平民”，用時髦的詞匯說就是“中產階級”或曰小資產階級——為了突出他們所支持的這個制度的“平民”特征，依靠公公和共青團發家的季莫申科，以及蘇聯國家銀行烏克蘭分行官員尤先科，在秦暉先生的論述里也都搖身一變成了“白手起家的平民”。更進一步地說，秦暉先生支持的這些“平民”，固然會在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反對“權貴”，但是，當他們覺得自己被底層的社會運動“威脅”的時候……(詳見Marc Mulholland：Bourgeois Liberty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秦暉先生自己稱贊過的梭倫改革，不就同時確立了以財產為依據劃分政治權利(也就是底層“公民”實際上喪失了政治權利)的原則么?這些“平民”們從來是有兩只手的。事實上，這些“平民”們通常會把底層和權貴“聯系”成一個所謂的“陰謀”，炮制出“右翼民粹主義”(參見Chip Berlet and Matthew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這也是美國南方等搞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群眾基礎”。極而言之，秦暉先生曾經抱怨過魏瑪德國時期“自由主義選民和社會民主主義選民不夠重視共同的底線”，沒有合作，從而讓納粹以33%的選票上臺執政，但是殘酷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正是因為魏瑪德國時期的“自由主義選民”大批轉向了納粹(參見Rueschemeyer前引書第112頁的表格)，納粹才能獲得這些數量的選票!而且，這些德國“自由主義選民”也正是秦暉先生青睞的民族主義者(即所謂National Liberal)。同樣的情況，亦即自由主義者轉向法西斯主義的情況在意大利也發生了(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意大利部分)。
就“共同的底線”的問題，秦暉先生還說了這樣一段話： “也不排除將來如果有一天，南非共覺得光靠勞動者選民還不夠，也需要爭取‘中產階級’或其他群體，并為此修改綱領，調整‘主義’，那她就走上了“中間道路”，不再是原來那種左派黨了，假如右派也出現類似變化，形成左右趨同——不是策略上的妥協，而是真正在追求真理中達到了一致，那就是‘中庸之道’了吧。”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這正是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在二戰后不斷向右轉，向秦暉先生不認為存在的“新自由主義”靠攏(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的狀況。這樣一條線在哪里不是不言而喻了嗎?同樣，這條線之外的人比如列寧，秦暉先生就扣上“民粹派”的帽子撻伐之(為了這樣做，金雁女士甚至曾經把葛蘭西稱贊列寧的話掐頭去尾，變成似乎“批判”列寧“離經叛道”!)。秦暉先生的劃線，究竟是為了尋求“共同的底線”，還是別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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