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3.0 --中國社會主義的現實與未來

導讀：社會主義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是一種普適性的全球運動和全球價值。在復雜的歷史進程中，社會主義的價值在不同國家和時代與不同的國情相結合，產生了不同的內容樣式。其在中國的發生發展，則是與近世中國的工業化歷史使命緊密結合在一起的。60多年的革命、建設及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命運起伏跌宕、波瀾壯闊，并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生產生活方式緊密融合。

但是，隨著蘇東社會主義的解體，全球社會主義運動遭遇挫折。與此同時，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越來越深入，市場經濟逐步消解公有制與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原則。而貧富分化、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現實，也讓社會主義變得越來越說不清楚。在現實中，社會主義面對著極其尖銳的挑戰，各種各樣“去社會主義”的思潮相互激蕩，已成為當前政治生活中的強大潛流。

為此，從理論上說清楚社會主義，便成為當代思想界面臨的最艱巨挑戰。

2014年初，修遠基金會設立“社會主義3.0”課題組，試圖從歷史、現實及未來三個維度探討中國的社會主義，對毛澤東時代1.0版本社會主義、鄧小平時代2.0版本社會主義作出合理的解釋，并對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時代未來的社會主義進行理論探索。本報告即是該項研究的初步成果。為饗讀者，本刊予以發表。期待它能夠成為這一重大理論問題討論的一個新的開端。

一、為什么要談社會主義
 

在今天，“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似乎已經成為意識形態分裂的表征，反對者和支持者各執一詞、相互攻訐。這些爭論往往只停留在觀念的層面，用破碎的歷史片段和教條的理論話語編織出各自的“社會主義”想象，卻忽視了社會主義是伴隨著工業化以來的一場漫長的社會運動。在幾百年的歷史過程中，作為克服資本主義工業化危機的另一條道路選擇，它以在政治、經濟層面上對更為平等的追求、在倫理與文化層面上對于共同體理想的探索為特征 ，既催生了蘇聯、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態，在西歐也以“社會主義公共政策化”的方式產生過深遠影響。但是，隨著上個世紀末蘇聯的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重大挫折，社會主義的國家形態與生產方式都需要進行系統反思和自我革新；如今，福利國家又重重危機，表明在當下復雜的物質生產形態的變革下，社會主義的某些基本理念也需要進行新的解釋和修正，需要探索激活其內在的政治能動性的實踐方略。

在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全球運動式微的時候，只有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以改革開放完成了社會主義的自我轉型。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今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面臨嚴峻的挑戰。人們對于“社會主義”是什么、社會主義是否還有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存在著種種疑惑。面對這樣的困境，一方面，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能回避對社會主義的討論；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陷入概念的論爭，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攻擊，而是要將社會主義看做是進入工業化以來，面對物質生產模式的全新變革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人們為了追求更為公平、更為正義的生活的持續努力。
 

因此，我們今天討論社會主義，討論社會主義的未來形態，要將“社會主義”置于真實的歷史過程之中，置于馬克思所描述的工業化大生產的歷史背景中，分析平等的理想與現實生產過程之間的復雜互動形態；我們也要將其置于中國20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加以考察，理解作為一種外來政治理念的社會主義與中國內在傳統之間的復雜融合過程，分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經驗和教訓，從而理解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現實性和必要性。更進一步，我們更需要在今天日益復雜的物質生產形態變革和世界政治經濟結構變革的過程中，探索全球化和新型工業化圖景帶來的社會組織模式、生產要素聚集類型和勞動結構的變化特征，并以此來重新定義社會主義的未來方向。

在此基礎上，我們方能面對當前巨變時代的政治經濟條件，理解作為一種政治資源的社會主義的現實性，思考中國未來前進的道路。

從上述兩個角度出發，我們嘗試將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實踐描述為中國的社會主義1.0版本，將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概括為社會主義2.0版本。在分析當前新的政治經濟變革的背景下，我們試圖指出，未來的中國需要發展出一種在繼承和揚棄社會主義1.0版本和2.0版本基礎之上的3.0版本的社會主義。
 

二、中國的社會主義1.0版本
 

1.社會主義與救亡意識的歷史碰撞

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在19世紀末期，各大非西方古老文明，都普遍面臨來自西方的全面沖擊，對于這些文明中的精英階層而言，這帶來了一種文明被徹底碾壓和毀滅的焦慮和挫敗感。由工業文明武裝起來的西方現代軍事力量，不僅徹底擊潰了傳統農業帝國維持秩序所需的脆弱的軍事骨骼，也使得像中國這樣的傳統文明國家喪失了俯視“諸夷”的文化優越感。被堅船利炮打出來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逼迫著中國的政治家與思想家做出回應。當英國為代表的“先進”國家以工業化的強大物質力量為基礎不斷向外擴張時，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和“游戲規則”被塑造出來。這種世界秩序的變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舊不再可能。

近代中國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打出了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面對工業化武裝起來的西方，要實現趕超，就必須思考如何快速實現中國的工業化，以之自保乃至自強。就在中國的政治家與思想家苦苦探索工業化道路的同時，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西方也逐步從自由貿易時代過渡到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嚴酷邏輯日益凸顯，歐洲各國內部的勞資階級沖突日益激化，社會抗爭運動此起彼伏，這些情形深深地震撼了當時中國的知識階級。一戰的爆發，更是使得很多學人開始深刻反思西方文明的內在困境。對于中國近代的革命家與思想家而言，他們一方面要學習西方，實現國家的現代轉化以及富強目標；另一方面，又對資本主義工業化帶來的貧富分化產生“天然的”警惕情緒。比如嚴復、孫中山這樣的思想家與革命家，一方面，他們因為“開眼看世界”而擁有了較為廣闊的視野，了解進步與變革的歷史潮流；另一方面，他們在少年和青年時代所奠定的知識基礎依然與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在觀念層面依然受到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悠久潛流——“大同理想”的影響。

在這樣的視野中，中國人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也看到西方工業文明的內在缺陷，看到了超越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尤其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在短期之內的迅速成長，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是一種“趕超西方”的現實可能。社會主義的概念傳入中國之后，其內含的平等理想，相對于已經使得很多中國知識精英在深入了解之后而產生失望的自由主義觀念，顯得更為貼近中國的古典理想。在此時，社會主義一方面包含崇高的共同體價值理想，一方面也已經經歷過工業化的“洗禮”——無論是西歐式的“福利政策”型社會主義還是蘇聯式的專政國家型社會主義，都可以與現代生產方式相容，并且有效地提高工業化的效率和水準，因此，也更容易獲得中國人的認同。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思想界在經歷過大革命失敗的幻滅之后，反而熱烈地討論起社會主義的相關理論，特別是從蘇聯引進的社會主義“革命”史觀——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種進化論敘事開始被有意識地導入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過程之中，這種由歷史觀革命為代表的觀念革命，成為現實政治革命的前提。

趕超西方的任務最終交到了中國共產黨人手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不僅帶來列寧先鋒隊型政黨的先進組織模式，也帶來了在落后國家推進工業化的現實樣板和具體方法。由此，由救亡意識催化的工業化訴求和社會主義國家化方案，在中國發生了深刻的融合。

2.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念和實踐：社會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探索
 

早在1930年代末期，毛澤東就已經開始將中國的革命和工業化的雙重任務與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趨勢進行融合的探索工作。在1939年完成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1940年完成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指出，當時的中國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共產黨就是為社會主義革命服務的。對于“未來”的規劃，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新民主主義階段，新民主主義發展成熟了，才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在斯大林等人發展的歷史五階段論的基礎上，加入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論述，最終建構起現代中國的史觀：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從半封建半殖民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民主主義革命又分成新的和舊的兩個階段，最終走向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這個史觀被運用到社會發展階段的評估上，并以其作為標準制定共產黨的各項政策，如果超前了就是左傾，滯后了就是右傾。

在這一史觀的指引下，毛澤東等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要解決兩個任務：一個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一個是實現社會主義平等。而這二者之間，卻存在著十分復雜的關系。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歷程表明，中國共產黨自覺地承擔起自洋務運動以來的中國工業化發展任務，并為工業化指明了一個更具有平等意識的歷史遠景，整體上超越救亡意識的視界。建國之后的工業化模式，遵循著洋務運動以來后發國家重工業優先的邏輯路徑。在 1953年制定《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就強調要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
 

作為一種“先強后富”的道路，重工業優先對于后發國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重工業優先作為一種“先強后富”的道路，對于后發國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然而，其成本也是極其高昂的，尤其是在涉及工業化的投資積累問題時：如果無法從外部獲得投資來源，也無法從外部掠奪資源，重工業的投資往往需要從國內的農村進行汲取。對于建國初期而言，要實現工業化，只能將分掉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通過公社化加大對農業剩余的集中管理和分配。在農業稅之外，還進行統購統銷——這是一種隱蔽的將農業剩余向工業、向城市輸送的渠道。工業化還需要大量的高素質的勞動者，這意味著巨大的現代教育投資——普及中小學教育，發展高等教育等，實現受教育者的數量級別從數十萬、數百萬向數千萬增長。因此，在急迫的工業化要求下，中國很快結束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通過“一化三改”，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為政治經濟學原則的社會主義1.0版本逐步確立起來。與蘇聯模式相類似，這是一種工業化初期的高效積累體制。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推進過程中，工業化與社會主義平等目標的矛盾日益顯現出來：由國家主導的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模式，必然需要一個龐大的干部隊伍和企業管理階層。在工業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之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和政府工作人員不斷膨脹，生產資料再次集中于管理者手中而不是勞動者手中，國家出現了重新官僚化的傾向。在1950年代后期，毛澤東認識到，只要發展生產，就會不斷催生出體制內的管理者階層，而這些管理者會在承擔政府和企業事務的同時，不斷生長自身的私利，并會利用自身掌握的權力和職能瓦解公有制。也就是說，官僚階層利用自身管理經濟的職能，將工業化的積累成本轉嫁給普通民眾尤其是農民承擔，而自身則享受起工業化的紅利。

面對這一問題，毛澤東一度希望以“抓革命、促生產”，探索出一種“由人民直接管理生產過程”的新型工業化模式，實現工業化與平等的“相反相成”。在評論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毛澤東指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不能保證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方向，還需要在文化和政治領導權層面進行調整和探索——這集中表現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必要性。為此，他推動了一系列行動：在政治層面，加強對干部隊伍指導和監督；此外，如搞試驗田、批判等級制、下放干部、“兩參一改”、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都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毛澤東還提出，發展經濟要“兩條腿走路”，不能單靠國家主導模式，還應該發動群眾，對沖技術專家貫徹中央計劃指令經濟模式的弊端。1960年“鞍鋼憲法”的出現，就是一個代表案例。這些都說明，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對工業化進程的社會主義調整，希望以平等的理念糾正工業化帶來的不平等。

總的來說，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中國逐步轉變為一個工業化國家，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結構較為平等，社會分化并不太明顯。但“先強后富”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必然造成國家在完成工業化的同時，民眾卻處于普遍貧困的局面。在毛澤東時代，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形成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平等之間的內在矛盾，也越來越突出。更為嚴重的是，在百年激進思潮的內在動力下，毛澤東在1958年試圖用“大躍進”來解決第一個問題，用“文化革命”來解決第二個問題，最后也都失敗了。現在看來，這兩個任務絕不是毛澤東那一代人可以完成的。

3.社會主義1.0版本的內在困境
 

在理論層面上，馬克思以來的社會主義理論有著一套完整的構想：力圖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克服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與無序競爭，消滅剝削，實行按勞分配。然而，無論是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國家化”道路還是西歐的“社會主義公共政策化”道路，都不得不對社會主義理論進行實質性的調整。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的，其社會資本的積累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只有如此，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才有條件。而在蘇聯和中國，第一步要解決的卻是如何快速實現資本積累，為公有制奠定基礎。在20世紀初，既存的世界資本主義“邊緣--中心”結構已經基本成型，這一結構排除了社會主義國家依托世界市場快速實現資本積累的可能性。列寧時期的“戰時共產主義”，其前提是“救亡”和“保政權”的“非常狀態”，一旦度過這種“非常狀態”，列寧也不得不進行“新經濟政策”的調整，一定程度上向市場經濟妥協。斯大林則采取另一種成本更為巨大的做法，將“非常狀態”延長，利用組織化的官僚體系代替市場來承擔計劃和分配的重任，付出的代價是蘇聯逐步演變為“官僚--工人國家”。

在中國，在工業化起步階段，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剝奪農村作為條件的，農村公社化運動的一個功能就是為工業化提供農業剩余。與蘇聯相比，中國并沒有完全把工業資本積累的成本完全交由農村承擔，毛澤東等人要求全民“勒緊褲腰帶”，即將資本積累的成本進行全民分擔。客觀而言，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計劃經濟發揮積極作用，正是在這種工業化的起步階段。此時，經濟和社會結構較為簡單，國家對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環節的計劃安排是一個可以完成的任務。而一旦工業化開始走出起步階段，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就顯現了，產業分工體系日益復雜，生產鏈條日益延展，計劃的效率開始快速下降，導致經濟系統內部出現“管道堵塞”的信息反饋危機。

計劃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在于消費層面的個體——人的需求很難根據計劃進行安排。個體消費既有生存所需的客觀性，也有自主決定的主觀性，包含著理性與感性的雙重內容，因此消費環節具有高度復雜的多重特征，并且極易發生變化，這恰恰是市場經濟的邏輯原點所在——由消費需求提供市場信號進而調節生產和交換。計劃經濟正是在此處面臨最大挑戰：在配給制度之下（按需分配），消費是可以精確測算的，由此來計劃生產也是可行的。但配給制，一向都屬于戰時共同體的臨時選擇，一旦進入和平時代，個體需求的變化就需要市場這樣的間接反饋機制來進行調節。而在分配層面，由于難以評估不同勞動水平和技術層次的工資差距，只能采取大鍋飯式的平均主義，造成了群眾勞動積極性的不足——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雖然可以暫時緩解人們的不滿情緒，但很難維持一種長期的激勵機制。這恰恰說明，在追求平等的同時，人類也存在著反對平等的天然傾向，這是一對矛盾，卻是人類觀念的真實體現。所以，即使在斯大林及其后的蘇聯，也始終存在著龐大的黑市作為市場的替代物。而在中國，即使毛澤東等人不斷發起“斗私批修”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個體需求和個人欲望也不斷生長出來，不僅在官僚系統內部，也在民間廣泛存在。
 

毛澤東希望在建設時期重新運用人民戰爭的組織模式來進行國家建設。

 毛澤東寄予厚望的“人民參與生產管理”，正像馬克思期待的“勞動者掌握生產資料”，在現實環節存在著深刻的困境：從工業化的內在邏輯來看，工業化的擴展意味著分工體系的深入化，不僅在于產業分工的擴展，也在于管理者、科研人員、勞動者這些崗位和職能分工的擴展。工業化條件下，隨著生產、消費、分配等環節的日益復雜化，信息相對于農業社會而言出現急速膨脹的情況，這就需要一個以信息管理為職能的組織化官僚體系，官僚制不僅在生產單位內部，也在整個社會范圍內都有著必要性，這已經由韋伯等人明確指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和平建設時期，先鋒隊型政黨迅速分化為日益復雜的官僚化體系和不同派別政治勢力也是工業化帶來的附帶影響之一。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毛澤東寄希望于人民群眾的自我聯合來替代官僚制。他的信心或許來自于人民戰爭的經驗——中國共產黨通過“群眾路線”的實踐，實現了先鋒隊型政黨和民眾相互融合的動態政治過程，這種廣泛的社會動員擁有驚人的力量。毛澤東希望在建設時期重新運用人民戰爭的組織模式來進行國家建設，但這需要一種歷史緊迫感作為背景。然而，在當時的條件下，一方面，由于革命的勝利和國家建設的展開，這種歷史緊迫感已經漸趨消退；另一方面，當時的條件也并不足以保障民眾可以獲得處理復雜信息的能力，黨政官僚系統因為其復雜的利益訴求也在有意無意地扭曲和消解群眾的自我組織，因此，毛澤東的期望事實上是很難實現的。

當時還無法解決的另一個難題是對建國初期高積累體系的調整：當工業積累初步完成之后，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下一個挑戰，是推進擴大再生產的正態循環體系。這涉及兩個層面的任務：其一，需要合理調整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進行財政和金融政策改革，為經濟增長找到持續的運轉動力。而在此階段，中國的財政和金融政策相對保守，導致貨幣供給不足，抑制了消費的擴大，從而使得工業化缺乏升級的動力。其二，需要解決國際經濟體系的接軌難題。現代的大工業生產模式決定了，資源和產品之間的供給往往是跨越地域與國境的，單靠一國內部的投資和消費，很難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必須依靠國際貿易建立起有效的經濟循環體系來維持活力。早在1930年代，蘇聯就已經嘗試從美國吸引資本和技術，而當時處于經濟危機時期的美國，也有對外進行資本和產業輸出的客觀需求，這一合作為蘇聯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之后，蘇聯一直致力于推動社會主義陣營的建設，不僅爭取政治和安全優勢，也為了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經濟循環結構。1949年以后，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尤其是在朝鮮戰爭之后，得到了大量的蘇聯資本和技術支持，使得中國的工業化可以順利進行。然而，蘇聯所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循環結構，也出現了類似于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的發展傾向。對此，毛澤東等人的選擇是，從蘇聯體系中脫離出來，就像1949年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脫離出來一般，這使得中國的經濟在很長時間內表現的較為封閉。

總的來說，社會主義1.0版本的構想可以描述為：公有制下聯合起來的勞動者，共同掌管生產資料，為勞動者自身的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而生產，不再為利潤而生產。事實上，已經建立起來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工業化的初級積累——一種全民積累體系。然而，這一經濟結構也存在一些內在的困境，不僅表現在內部發展的可持續性不足，也表現在與外部經濟循環的接軌困難之上，這說明，中國當時所具有的生產模式和組織能力，并不足以真正地支撐平等與協作的社會主義理想。這是擺在鄧小平等人面前的現實挑戰。

三、中國的社會主義2.0版本

1.社會主義2.0版本的政治經濟學實踐
 

作為社會主義1.0版本的親歷者，鄧小平對其存在的問題有著較為清晰的認識。與毛澤東強調“斗私批修”、“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主義目標不同，鄧小平由于長期接觸一線的經濟工作，他更傾向于現實主義的立場：“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的要求，對少數人行，對多數人不行；短時段行，長時段不行。社會主義1.0版本存在的問題，不僅僅是工作重心過度集中于階級斗爭的問題，而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存在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計劃經濟失靈。要走出“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動力機制問題，即如何激發大多數人的經濟發展動力。在這時候，“私心可用”，不是斗私批修把“私”清除掉，而是利用私心，鼓勵發家致富，讓一部分人一些地方先富裕起來。把利益驅動而不是革命精神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以承認差距的方法來激勵進取、增加經濟總量，達到最終惠及全體的目標——這里面當然有風險，但舍此沒有他途。完成這種價值觀層面的重大調整之后，接下來的工作重心，就不僅僅是在內部調整計劃經濟體系，而是要進行改革，試圖在既有體系之外開創新的可能性，大規模啟動市場。

因而，鄧小平一直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社會主義2.0版本最為重要的政治經濟學特征就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否及如何兼容的問題。

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即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如經營管理方法等。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以決議的方式突破了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對立。鄧小平對此決議評價頗高，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這已經與社會主義1.0版本產生了重大差別——在社會主義1.0版本中，在生產形態層面，計劃經濟、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三個相互配套的制度環節。而鄧小平的做法，是逐步將計劃經濟轉變為一種宏觀調控的手段，加入市場經濟這一環節，力圖使其與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制度相配合。

基本經濟制度的調整，必然涉及什么是社會主義的關鍵性要素和特征的問題，也面臨著如何重新解釋社會主義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在理論問題上可以“不爭論”，將問題懸置起來；但在發展方向上卻必須給出一定的目標。因而，在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鄧小平也開始逐步形成對社會主義1.0版本中的歷史階段論的調整，十三大即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說法。

通過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探索，社會主義2.0版本逐步在90年代初明確起來：從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十四大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結合，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的經典原理進行了修正：即在不堅持計劃經濟的基礎上保證公有制與按勞分配。與之相對應，在歷史發展階段論上也做出了修正：逐步明確了中國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因為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2.社會主義2.0版本存在的基本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由于有效地激活了國內的個人需求，一方面由于加入世界市場獲取了外來投資和外部市場，中國的民用工業快速成長起來，工業化在內部和外部經濟循環結構的支持下，走向了自我發展、高速成長的持續性過程，告別了工業積累期，走進了工業成長、升級階段。 

在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述中，市場經濟只是手段，“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訴求才是目標。與之相對應的社會主義圖景，就是要從“小康社會”走向“共同富裕”。但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展開，這樣的圖景越來越出現問題。

首先，從歷史觀層面講，這種論斷缺乏有力的歷史敘述作為支撐：在社會發展階段論上指向不明，導致的結果就是意識形態領導權受到挑戰。社會主義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對未來走向的預期——共產主義社會，這也是社會主義動員能力的重要來源。鄧小平時期的社會主義敘事，在史觀上仍然延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社會哲學框架，但是，卻是選取其中的一段：在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加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類似于對社會主義又作了一個“切片”式的劃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來反對毛澤東的“極左”路線，為市場經濟辯護，這樣做，在政治上可以避免“不斷革命論”的挑戰，在實踐上也有較大的活動空間，但理論層面上卻并不完善。“初級階段論”運用了社會主義1.0版本的歷史觀框架，卻沒有對這個框架進行重新敘事和解釋——沒有回答兩個關鍵性問題：到底初級階段后有沒有高級階段？最終是否要走向共產主義？當時沒有能力也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只能以“不爭論”把問題往后延。對于公眾而言，這意味著社會主義信仰危機，對于執政黨而言，這意味著意識形態層面的危機。

在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上，社會主義2.0版本也面臨嚴重困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最大問題，是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是否能夠兼容的問題。從產權理論來討論的話，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所有制形式是和集體所有制和公有制聯系在一起的；而市場，理論上來說是經濟的運行原則，或者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原則：按供給關系確定價格信號來決定不同企業的產品類型和生產規模。因此，從理論上講，各種所有制的企業都可以和市場兼容。在對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的是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它取消掉的是作為一種經濟運行形態的計劃經濟，保有的是其余兩個基本原則：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壯大與計劃經濟的解體，按勞分配與公有制也逐漸處于消解之中。

在公有制條件下，市場上的主體是集體或者國有，按勞分配理論上是可行的。所謂集體企業或者國有企業，客觀上首先不能隨意解聘企業的員工；第二，這個集體的員工對于利潤是有追溯權的。但市場經濟在事實上不斷沖擊這樣的理論原則。例如，1980年代的鄉鎮企業，它們大多建立在毛澤東時代留下的社隊企業的基礎之上，大都具備集體經濟的性質。進入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場形勢的快速變化，鄉鎮企業大規模破產，轉由私人收購和經營，并成為現在大量的私有企業的前身。產權的變化除去腐敗等原因之外，也與市場的運行邏輯密切相關：市場遵循價值規律，生產以價格信號為導向——對于企業而言，調整投資方向與規模、產能結構等等都來自價格信號的指引，在這些問題上，公有制企業面臨決策難題。在國有和集體所有的企業，減員是個難題；而如果因為成本上升或市場變化企業無法及時減員或轉產，企業就難以維持，集體也就往往面臨解體風險。現在存在的一些鄉鎮集體企業，“集體”也僅體現在村集體內部；在市場經濟的整體環境下，這些企業大量的工人不是“本地人”、“本村人”，就只能是雇傭工人。國有企業面臨的問題也與此相似：只要參與市場競爭，在擴大縮小產能、破產、轉產、技術更新等方面，也只能通過市場的殘酷邏輯來實現。

1980年代中晚期，商業領域逐步私有化；1992年以后，外資大量進入，生產領域的私有制也開始逐步擴展。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按勞分配原則與公有制逐漸消解。1998年“抓大放小”，縣一級的國有企業基本私有化，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工人階級被推向市場，共產黨與其階級基礎割斷聯系。同時，這個過程也是從“按勞分配”向“按要素分配”轉化的過程：資本、土地、技術等要素因為其稀缺性，在市場交易中往往比勞動要素占據更為有利的地位。而在效率優先的原則下，使得這種優勢地位被無限放大，甚至是濫用。這必然會壓縮勞動要素的分配比例，導致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趨勢日益明顯，也導致勞動者的生存狀態持續惡化。與此同時，公共服務的缺失還進一步加大勞動者所面臨的社會風險。如果說前三十年初步工業化的積累成本還可以依靠國家強力意志較為平均的分配給全民承擔，那后三十年的市場化改革成本則更多的交由普通民眾承擔，尤其是2億多農民工，以及目前超過1.5億的無法城市化的外來青年。這種巨大的不平等與社會主義的宣傳格格不入。今天，日益嚴峻的貧富差距問題不僅是社會問題，還有可能逐步向撕裂中國這一政治共同體的政治問題方向發展，若不主動進行調整，破壞性運動的代價將難以承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的公平發展亟須社會主義的思想指引。
 

農民工成為中國市場化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

四、探討社會主義的3.0版本

1.在新的圖景中探索社會主義新的內容

對中國來說，無論是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1.0版本實踐，還是后三十年的社會主義2.0版本實踐，都表明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已經與中國的現實發生了復雜的融合。這種融合使得任何激進的“切割”或“整體轉向”都缺乏合理性。只是，困難之處在于，要實現對社會主義2.0版本的調整，對中國來說，并不存在一個可資借鑒的外在模式，無論是西歐式的“社會主義公共政策化”道路，還是徹底“告別社會主義”的美國式道路，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和新的生產形態變革的背景下，都已經展現出自身的內在危機。這意味著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需要在自身實踐基礎上進行新的創造。

強調中國自身的實踐，并不意味著要將中國從外部世界中割裂出來，恰恰相反，當代中國的最大現實，是與外部世界已經產生了極其深刻的交融。因此，在中國討論社會主義，必須在世界性的政治經濟變革的背景之下進行。全球化的推進并沒有造就一種早先人們所想象的美國化的世界，相反，全球化滋長出兩種相互沖突的矛盾。

一方面，隨著網絡等新興技術的高速發展，教育普及化和信息大眾化成為一種趨勢，這使得少數精英壟斷知識和道德權威的格局一去不返。由于信息在全球范圍內快速流動的技術障礙被移除，人們對于自身生活狀態的預期往往以先進地區為標準，這使得民眾對不平等情勢的容忍程度大為降低。這說明，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興技術正在沖擊和顛覆人們原有的觀念結構，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一種趨同的思維模式。

而另一方面，與信息技術對觀念層面的“去等級制”趨勢不同，物質生產層面，諸如信息技術之類的新興技術，并沒有“自發地”塑造出一個足以支持平等價值和觀念的生產模式，毋寧說，它只是進一步使得等級支配結構精致化與復雜化：類似于“蘋果公司加富士康”的外包型生產機制日益成型。所謂分布式生產，并沒有徹底消除等級制結構，只不過是以生產環節的全球分布來將等級制結構的成本從企業內部、國家內部分散到世界范圍內加以消化。這一趨勢使得普通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日益多元化、碎片化，并日益受到來自產業鏈高端轉嫁的全球競爭壓力。網絡技術推動的服務外包潮流，也逐漸消解中產階級在各國經濟結構中的功能基礎，各國的中產階級普遍受到削弱。與此同時，各國的精英階層則具有更多的“全球流動屬性”，其財產和人身日益活躍地穿梭和集中于諸如紐約、倫敦、巴黎、上海、東京之類的“世界城市”，具有去國家化和去地域化的傾向，逐步喪失對其所屬國家的政治忠誠。世界各地普遍出現社會結構兩極化的趨勢，各國都面臨各自的“政治共同體危機”。
 

各種以“反資本主義”為名的社會抗爭運動，往往被各種虛無的想象、偏執的情感以及現實的權力斗爭格局引導向破壞性的動亂。
 

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趨勢，引發了嚴重的思想危機和政治危機，從“阿拉伯之春”到臺灣的“太陽花運動”，都可以發現，由于缺乏對現實物質生產過程的深刻理解并且缺乏相應的應對策略，各種以“反資本主義”、“追求平等和民主”為名的社會抗爭運動，往往沒有找準自己的“敵人”，而是被各種虛無的想象、偏執的情感以及現實的權力斗爭格局引導向破壞性的動亂，除了發泄不滿之外，沒有建構性的正面價值。這恰恰說明，為了克服物質生產和財富分配領域的巨大不平等，以及倫理生活層面的虛無主義浪潮，我們不能僅僅追求集體宣泄，必須采取具有建構性價值的行動和決策。正像馬克思在19世紀中后期努力闡釋、理解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內在運行邏輯一般，今天，我們也需要對當下發生的生產形態變革的內在運行邏輯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解——理性的行動只有順勢而為，在變革的關鍵時刻與關鍵節點，根據給定的歷史條件，作出相對合理的選擇。尤其是對于中國而言，社會主義不能停留在執政宣言的層面，它也應該作為一種重新思考公共性和重新塑造政治共同體的觀念和實踐資源。在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生產形態興起的背景下，社會主義的新方向，應該被嚴肅地加以思考。

2.探索社會主義3.0版本的可能方向

在今天，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思潮，都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更具體地說是資本與勞動、市場經濟與對其必要的限制，將長期共存。正像哈耶克等人所展現的，從目前來看，人類尚未找到比市場經濟更為可行的經濟組織模式；然而，也正像卡爾·波蘭尼等人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內含自我瓦解的運行邏輯和破壞社會的自然傾向，需要以自覺的社會保護運動進行修正。市場體現著人的需求和能力的可分離性和復雜再組合的可能性，具有其內在合理性。問題在于，合理的行動和原則一旦被過度普遍化，也可能變得非理性，正像波蘭尼所警惕的市場原則侵入倫理領域、政治領域的問題。競爭性的市場經濟模式，也需要以一定的共同體價值原則作為協調，如果僅僅遵循弱肉強食的邏輯，人類社會必然走向分裂和崩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今天思考具有現實性的社會主義方案，就必須承認其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的現實。

社會主義1.0版本中的核心內容（計劃經濟、公有制、按勞分配），是建基于對大工業生產模式的反思和改良之上的。大工業生產的基礎是共同勞動：勞動者集中于共同的勞動環境之中相互協作對生產資料進行組合與制造。計劃經濟、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等原則，是希望在保留共同勞動的基礎上，由勞動者掌握生產資料，從而擺脫資產階級的剝削并改善勞動者的勞動結構和生存環境。到了今天，信息化與工業化結合導致“福特制”式的大規模制造型產業日益邊緣化，而服務業等外包模式快速增長，勞動者日益受制于個體化雇傭模式。勞動在信息網絡的支持下呈現出分布化、多元化和抽象化的趨勢。同時，隨著大數據等新興產業的興起，大型信息技術和網絡服務提供商，如谷歌、百度、騰訊等公司，日益取代了政府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職能，但是從其產權結構上看，尤其是在作為其核心競爭力的知識產權上，卻依然置于私有制的管理之下；而且，依托于法律體系和貿易規則的保護，基于知識壁壘的新的全球經濟的“中心--邊緣”結構正在形成。這一切說明，面對新的生產模式的變革趨勢，探討社會主義的未來可能性，仍然必須從改善勞動在生產環節中的地位這一基礎性領域出發，除此之外，所有“反資本主義”話語，都不過是無力的呼號。社會主義3.0版本，就是在承認市場經濟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探索新的矯治資本主義引發的優勢地位者濫用自身地位傾向的方法，以勞動為本位，改善勞動者的生存處境，改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

在中國，要改善勞動在生產環節的地位，必須順勢而為，這種“勢”即是工業化之勢：必須在堅持工業化和制造業為基礎的前提上，限制資本、權力等要素濫用自身的優勢地位，提高勞動在要素配置中的合理地位。這意味著一種更具包容性和更加公平的工業化模式。這一目標，顯然無法靠市場自發調節來完成；任由市場化原則支配，“去工業化”將是很多企業的自發選擇。因此，必須保證和維持國家在經濟領域相應的能動性。

自社會主義1.0版本時代開始，中國的國家形態就表現出了一定的獨特性，既具備了社會主義國家所具有的貫穿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多重執行力，卻也沒有淪為蘇聯意義上的“官僚--工人國家”。即使經過社會主義2.0版本時代的“行政化”改革，國家也依然具備一定的經濟能動性，這一能動性的基礎，不僅包括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包括國有企業和國有土地制度等關鍵性要素。國有企業從1980年代以來，經歷了全民所有制到國家所有制的轉移，再從國有企業轉向國有資本，其中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對“公共性”的重新定義。公有制是從產權角度出發來思考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更有效結合的方式，但如前所述，這一模式有著難以克服的困難。經過系統改革，國有企業的國有資本化極大提高了應對市場的靈活性，很多人據此認為，未來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以此解決所謂的“公地悲劇”問題。然而，1970年代以來歐美企業也大量面臨所謂的“委托代理”問題——企業經營管理層濫用權力危害股東利益，這說明，私有化改革并無法解決公共利益受損問題。在今天，真實的問題和可能的改革方向，是重新定義國有企業和國有土地的“公共性”。要認識到，國有企業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其具有作為經濟組織和財政組織的雙重作用，這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實現財政獨立，從而獲得行動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約和平衡資本的作用；而國有土地制度則使得中央政府獲得了一定的自由度，來調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成本。從現在來看，國有企業和國有土地制度，面臨的廣泛質疑，很大程度來自大多數中國民眾感受不到這兩項“國有”制度帶來的公共利益。因而，針對國有企業制度和國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并不意味著必然走向私有化的道路，合理的改革方向，是應該對國有企業的利潤進行更合理和公平的分配，明確國有企業承擔的社會政治職能。國有土地的公共屬性在分配和保障制度上也要加以明確。過去，各地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土地增值的分配往往被地方政府、基層干部、少數城郊農民擠占，這樣不僅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造就了新的城市土地食利階層，不僅不利于經濟結構的改善，對新市民階層也形成了新的剝削。因而，對土地增值部分進行公平、合理運用和分配十分必要。當然，具體的制度安排、功能訴求，還需要進行系統、深入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和大量的實踐探索。

國家在承擔如此艱巨任務的同時，也必須警惕國家由于承擔調節生產的作用而出現的進一步官僚化趨勢，這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已經有所體現。為此，一個可能的應對策略是以新的群眾路線運動來實現執政黨和群眾的互動，塑造一個動態的政治過程。共產黨作為中國人民的領導者，這種領導地位，雖然與共產黨對軍隊和政權等暴力和組織資源的壟斷有關，但更為關鍵的是，共產黨應將這些暴力和組織資源有效地運用于重組勞動結構和生產關系，并因此而贏得民眾的支持。在社會主義1.0版本時代，共產黨將關鍵性的生產資料——土地分給農民，并啟動工業化“創造”工人階級。因此，黨和民眾的整體利益是一致的，其社會基礎也是穩固的。在社會主義2.0版本時代，共產黨在經濟領域引入市場經濟原則，在效率優先的原則下重組資源的配置模式，鼓勵個人發財致富。這種做法迎合了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然而也埋下嚴重的危機：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分離日趨嚴重，勞動結構日益惡化，這與共產黨作為“人民領導者”的自身定位存在矛盾，并威脅到了自身的社會基礎。在今天，共產黨若想重建自身的社會基礎，就不能僅僅在社會福利政策領域做出一些調整和補救，還必須再次“創造”自身的階級基礎——改善廣大勞動者階層的生存狀況，不僅要在收入分配層面進行調整，也需要扭轉和緩解勞動處于產業體系中劣勢地位的現狀，限制資本等要素對自身優勢地位的濫用。

除了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內容之外，還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內含的價值理想，也是塑造我們民族作為一個政治和文明共同體的重要資源。

中華民族開始逐步恢復作為一個文明的自信，使得以中國傳統的“小康”與“大同”思想來重建一種中國化的社會主義歷史敘事成為可能。

在20世紀初，中華民族在進行現代轉型時面臨的一個矛盾是：一方面，為了富強和救亡就必須拋棄歷史包袱，這使得激進反傳統成為一種浪潮；另一方面，為了塑造民族認同感和政治共同體，又不得不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資源。這種矛盾常常在現實政治經濟領域激化為種種意識形態紛爭。

如前所述，社會主義理念之所以在近代中國能被迅速接受和傳播，一方面在于其與中國傳統思想中“大同”理想密切相關（直到現在，很多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實際上也來自于這種“內在的文化觀念”）；另一方面來自于毛澤東等人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論敘事進行的中國化調整。正是在階段論敘事中，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接受實現了認知和信念的統一。在社會主義1.0版本中，工業化是實現趕超的手段，社會主義平等理想則是趕超的目標，將二者聯系起來的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歷史敘事。到了社會主義2.0版本，“趕超意識”愈發地收縮于經濟領域，將目標限定在一個相對可行的層面，這一做法雖然較為現實，但存在的問題卻是缺失了價值層面的訴求，又在階段論敘事方面缺乏相應的解釋力。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新的條件下對社會主義歷史敘事進行新的闡述和解釋。在社會主義國家，唯物主義發展階段論的歷史敘事既有知識性的一面，又有超越知識的啟示性的一面，可以說，歷史敘事在中國這樣的非宗教性國家起到了維系民族認同的信仰方面的功能，正如潛藏在歐美的國家自由主義政治機體背后是深刻的一神教傳統一般。對于一個大型國家而言，帶有一定理想性的共同價值觀是必須的——不同于意識形態宣傳，這種價值觀要體現為對于現實政治和經濟過程的協調和糾正。比如，擁有福利社會主義傳統的法國，今天也會不斷出現皮克提這樣的思想者，而在擁有自由主義傳統的美國，也不斷出現諸如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主張——其核心對平等做了包容和讓步。在不斷變動的歷史條件下，各國都需要調動自身的文化傳統與對理想的追求來重塑共同體價值，這將不僅維系國家的存續也將推動國家向更理想的方向轉變。

今天，由于在各項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中華民族開始逐步恢復作為一個文明的自信。與此同時，20世紀以來的社會發展五階段歷史敘事已經很難再被公眾所接受。在這樣的背景下，與其在階段論歷史敘事中進行切割，不如用中國傳統的“小康”與“大同”思想來重建一種中國化的社會主義歷史敘事：“小康”是現實的方略，“大同”則帶有理想的高度，以理想和現實的互動和平衡來重新解釋社會主義。以“大同”為理想，也意味著以中國傳統思想的“差異平等”觀對社會主義的激進“平等”觀給予一定的中和：即差異不能太擴大，但也不是絕對的平等。這種相對“中和”的中國化平等觀，應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這一歷史現實下，人類實踐平等理想的可能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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