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關于史學研究若干問題的思考
一、在史學研究中要不要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特別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一個核心問題。史學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正確地反映和說明歷史,對現實以及未來的發展都有極大的關系。當馬克思主義剛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候,李大釗就以很大的精力介紹唯物史觀,用階級斗爭的觀點重新解釋歷史,使歷史成為科學,使它由原來為鞏固剝削階級的統治服務的工具變成了人民群眾改造社會的銳利武器。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看家本領。我們過去正是依據這一理論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并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今天我們也同樣要依據這一理論去實現從有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最終達到共產主義的目標。所以對無產階級政黨來說,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是不能丟棄或否定的。但是,這些年來,我們在史學、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重要學科中,階級斗爭觀點被有意或無意地淡化,放棄了唯物史觀的指導,羞于講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方法。只要這個門一開,各種錯誤思潮就會像妖魔鬼怪一樣大量涌入,就會泛濫成災;只要我們自己放棄這個理論武器,要守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陣地,要理直氣壯地捍衛中國革命的成果、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將會是很困難的。我們并不否認,過去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作為完整的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的情況下,繼續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也干擾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轉移,這是值得我們吸取的歷史教訓。但不能因此否定,在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還將長期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有激化的可能。如果看不到這一點,我們同樣會犯歷史性的錯誤。
有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現象。中央進行的馬工程建設,為堅持馬克思主義陣地作了大量工作,但從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問題。比如,馬工程立項的《史學理論》教材,是對大學生進行唯物史觀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首席專家張豈之教授,在編寫討論會上公開表示階級斗爭理論是錯誤的,在史學中不應該再用這個理論。雖然經過許多同志的抵制,使他的錯誤觀點沒有被接受,但他后來仍然在報刊上公開宣揚這個觀點。這個情況除了說明否認階級斗爭觀點在學術界已經相當深入和普遍了,同時也說明我們的一些領導機關并不了解意識形態領域的實際情況,唯“名人”是舉,不敢堅持原則,這是十分危險的。
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和批示,旗幟鮮明,切中要害,使黨心人心為之振奮,效果明顯。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這種形勢下,一些自由化分子和他們的陣地,并沒有因此而收斂,有的更加變本加厲。王偉光同志一篇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文章,在網上受到那樣強烈的攻擊,就是一個嚴重的信號。又比如,毫無顧忌地散布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陣地《炎黃春秋》,有恃無恐,繼續拿我們黨開刀,它今年第二期刊登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再思考》,全面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們不禁要問:他們究竟有什么背景,為什么動它不得,奈何它不得?
2015年3月5日《社會科學報》同期發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任劍濤的《我們對胡適思想應該持一種重新禮敬的態度》和北京航天航空大學教授高全喜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兩檔事情》兩篇文章,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歷史虛無主義言論。其中心思想,是頌揚“胡適是一面旗幟”,聲稱“這是一面足以激發人們合理地看待歷史與現實的旗幟”,“適之先生作為現代中國思想的一個代言者,開啟了現代中國新生的思想傳統”,認為近當代中國“被激進主義糾纏”,胡適的偉大作用,就是“拒絕紅色的激進主義的所謂現代性,因為紅色的東西是蘇俄的現代性,那是一種走向極權主義的現代性”,“偏離了中國乃至世界的大傳統,變得面目全非,越來越激進化、革命化和左傾化”,;要求以胡適為“動力”,“去把中國的現代建國事業、社會建設事業、文化建設事業頑強地推向現代境地”。“這對中國的健全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作者是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近代中國選擇十月革命道路是錯誤的,因為蘇俄的激進主義必然走向極權主義。在他們看來,“近百年來,中國整個社會政治的演變一直處在激進的變革過程之中,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到國民革命,再到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直到文化大革命,甚至隨著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到今天,一股激進化的思想和民情在涌蕩”,這使中國不能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他們要求以胡適為旗幟,就是為了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像這樣露骨的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要求走英美的西化道路的言論,可以公開在報刊上發表。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言論是一群出生于1962年的學者,被稱為“胡適的轉世靈童”(胡適死于1962年),他們經過多次沙龍式的座談,形成了一本名為《重思胡適》(任劍濤主編)的書,由中央翻譯出版社出版。據他們說,這個出版社每年出書幾百本,只為這一本書聯合共識網舉辦讀書會。可以設想,這些報刊、出版社的領導在討論總書記的系列講話,對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的表態也一定是熱烈的、信誓旦旦的,但實際做的卻是另外一回事。說輕一點,還是為了吸引眼球,關心賣點。這是相當一部分關乎意識形態部門以及他們那里的黨組織的實際狀況。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者都是大學的教授、博導,據說有的還是長江學者,且不說我們在評定職稱時的政治標準只是一個擺設,更重要的,在大學教學和科研是相互促進、相互融通的,用這樣的觀點來培養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不是南轅北轍嗎?這是值得我們教育領導機關正視的。
三、十八大以來,包括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內的各種錯誤思潮仍然在頑強表現自己,這個事實說明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艱巨的、長期的。這是有客觀的原因的。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世界范圍內西強東弱的格局將長期存在的情況下,一些人(包括共產黨內)會喪失理想信念,另找出路,更何況有西方反共反華勢力的插手和操縱。同時,國內私營經濟成分的快速發展,也必然呼喚他們的這是政治代表人物出現,逆向的政治訴求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更為重要的是主觀方面的原因,正是這方面的原因,造成錯誤思潮難以抑制,甚至越批越香、越批社會知名度越,以至名利雙收的反常現象。這種狀況亟待改變。
首先,要教育干部真正認識歷史虛無主義的嚴重危害性。應該看到,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不僅表現在史學研究中,而且也表現在涉及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某些文學、藝術和影視等領域的作品中,影響面大,有很大的欺騙性和滲透性。歷史虛無主義對消解社會主旋律的負面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他們的言論,不僅涉及史學領域的大是大非問題,而且還直接關系到做人立國的根本問題。這主要是:是維護歷史本來面目,還是歪曲歷史真相;是高揚民族精神,還是鼓吹妥協投降;是從歷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還是在歷史支流中無限放大負面影響;是堅持唯物史觀,還是回到唯心史觀 。如果這些原則問題被顛倒、被消解,就會從根本上搞亂人們的思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失去立足和發展的思想基礎。歷史虛無主義是按照他們對現實的要求來“改造”歷史的。當然,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些觀點并沒有什么學術價值可言,因為他們從根本上違背了歷史事實。但從政治上看,這作為一種錯誤思潮,它的流傳和泛濫,卻起到了消解主流意識形態,搞亂人們思想的惡劣作用,甚至導致嚴重后果。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否定和顛倒歷史大行其道,從全盤否定斯大林,到全盤否定列寧和十月革命,把社會主義說得一無是處。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利加喬夫在《戈爾巴喬夫之謎》的回憶錄中作了這樣的描述:從1987年秋天開始,在蘇聯的報刊上出現了一股愈演愈烈的歪曲和否定蘇聯歷史的浪潮,“暴露文章猶如狂濤惡浪,席卷了輿論工具。極右報刊所描繪的不是多維的歷史,不是成就與錯誤相互矛盾地交織在一起的歷史,而只是陰暗的污點。根據那些文章判斷,過去沒有一點好東西,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在這塊土地上毫無意義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時代的延續性被切斷了……這種不公正的、惡意中傷的、不真實的歪曲報道驚擾和刺激了社會氣氛。于是矛頭開始對準了共產黨、蘇共,對準了黨的歷史(我再說一遍,這是艱難的,然而是光榮的歷史),最終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對歷史的懷念。”歷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現實的社會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據。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認真記取的。
其次,在各種錯誤思潮面前,要旗幟鮮明地敢于表明我們的態度,敢于“亮劍”。多年來,在意識形態工作中,往往表現出“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軟弱狀態。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捆住了我們自己的手腳,使我們在是非面前偃旗息鼓;一些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已經打上門來了,我們卻怕“炒熱”,自動“退避三舍”,而不敢“禮尚往來”。這方面的教訓很深刻,是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加以改正的。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只有這樣,才能把群眾吸引到自己的周圍。如果連自己都不敢旗幟鮮明地堅持真理,群眾又怎么能夠相信我們呢?事實表明,不敢亮明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觀點,只能弱化群眾的辨別力,而不能欺騙對方,更不能阻止反社會主義勢力的進攻。我們深信,只要我們敢于堅持真理,又善于表達真理,真理就一定會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心。
再者,要嚴明黨的紀律,黨首先要管好黨。黨的紀律,是包括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兩個方面的內容,這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毋庸諱言,在一個時期內,在黨的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已經同我們黨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有的黨員無視黨的政治紀律,隨意發表違背黨的基本路線、基本方針的錯誤言論,甚至任意踐踏憲法規定的紅線;有的黨員熱衷于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力圖用私有化來誤導我們改革的方向,要求按照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所謂“普世價值”來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企圖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有的黨員毫無顧忌地歪曲黨的歷史、否定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成就,特別是不遺余力地攻擊、污蔑和抹黑黨的領袖;有的人甚至通過在境外海外發表大量不顧事實、不負責任的錯誤言論和書籍,再采取“出口轉內銷”的辦法影響群眾。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違紀行為,嚴重損害黨的形象,瓦解黨的戰斗力,消解廣大群眾對黨的信任。這種情況如果不加以制止而任其發展下去,后果將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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