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1日，由北京馬列毛學習聯誼會主辦的形勢分析會在京召開，會期一天。會議上午由北京馬列毛學習聯誼會會長張勤德同志主持，下午由該會副會長馬青柯同志主持。
與會的同志主要有：國防科委退休干部惲仁祥、航天部預先研究局原局長李波、北京大學教授鞏獻田、清華大學教授李定凱、北京市委黨校原副校長王子愷、原國家計委研究員劉日新、財政部原科研所教授項鏡泉、北京日報同心出版社原社長肖衍慶、中美商學院副院長李新政、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趙典軍、北京教育學院退休干部李樹泉、《中國老年報》原副總編邱鋒、中國毛澤東思想研究院副院長任黎明、烏有之鄉網站站長范景剛、文化學者秋石客、時評人郭松民、主人公網站站長顧金鐘、北京外國語大學教師徐亮、原二炮科研人員呂長堂、中科院人員桂根波、毛澤東文化展覽館工作人員楊進志、原鐵道部干部慕晉生、退休職工周靖冬、紅色網友董建等40余人。
以下是郭松民同志的發言。
▲ 郭松民同志發言
知名時評人郭松民發言：
我想說一點，作為左翼，現在我們應該做些什么？我想梳理一下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歷史。
我覺得這個，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無論是蘇聯也好，還是中國也好，都是首先成立一個先進政黨，然后通過武裝起義，或者說長時間的武裝斗爭，然后來奪取政權。這個我們注意到一個特點，就是實際上在革命進行當中，無產階級政黨和人民群眾之間是有一個契約的，就是我們奪取政權以后，要建立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我們建立的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是屬于人民的，不是屬于某一個集團的。這實際上也是一個大的社會契約。
我們看到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了以后，我們確實是建立了一個人民的國家，這個國家名字就叫人民共和國，然后人民在這個國家中享有各種各樣非常重要的權利，包括我們建立了這樣一個公有制，在農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建立起了這樣一個人民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其實有個隱患，就是前段時間鄧力群老剛去世，他生前做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就是他當時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毛主席一起讀書的時候，毛主席有一段議論，這個議論我覺得實際上是點明了當時毛主席的憂慮和對社會主義的一個思考。當時主席提出一個問題，就說，我們這個，因為蘇聯的教科書里說，勞動者有各種各樣的權利，包括休息的權利，工作的權利，獲得報酬的權利，等等。但是毛主席當時說得很明確，說不是說別人掌握了權力，勞動者在這個政權下然后享有這些權利，而勞動者最大的權利，就是管理這個國家。如果說沒有管理國家的權利，那么勞動者其它的權利都沒有辦法得到保障。
毛主席發這個議論，我們能從中讀出什么因素呢？就是實際上雖然我們建立起了一個人民的國家，人民能享受很多的權利，但是人民還沒有直接管理國家的權利，那么這個就存在著隱患。我們看到毛主席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從五十年代后期到文革，他的一系列探索一系列思考，都是想解決這樣一個問題，而我覺得這個實際上是，我們看到社會主義要勝利，看起來是需要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中國來說，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然后推翻這種三座大山，然后建立起這樣一個政權；第二個階段，就是要把這個政權還權于民。如果人民沒有直接掌握住這樣一個國家權利的話，那么最后，像毛主席說的那樣，會出修正主義。他為什么說林彪如果上臺，搞修正主義會很容易呢？因為人民沒有直接管理國家的權利。管理國家的權利，當時來說就是共產黨在以人民的名義來管理這個國家。那么最后這個國家的性質，社會的性質，取決于共產黨自己做什么。如果它愿意為人民服務，像在毛主席領導的那個時期，那么我們這個國家就是一個人民的國家；而如果它還是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用毛主席的語言說呢，就會出現修正主義。這個歷史的現實，不僅在中國，而且在蘇聯，都已發生了，所以我們說，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其實是進行到了一半，到了一個把這個共產黨管理國家，走向人民直接管理國家。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沒解決好，沒解決完，主席去世了，然后這個過程就被中斷了。那么我們發生了這樣一個變化。我們把這段歷史理清楚以后，我們就知道，我們左翼目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覺得，就是說實際上應該是從文化大革命失敗的地方繼續往前走。
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做幾件事情：第一個，就是說，要讓社會主義的公民社會發展、壯大。很多人對公民社會這個詞非常忌諱，或者說不愿意用這個詞，或者說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我們不必去糾纏那么多。有些詞資產階級用過，無產階級也可以用。簡單點說，就是具有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的，公民自己的這樣一個組織，包括我認為的各個紅色網站，各個紅色團體。其實都具有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性質。沒有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存在，就不存在民間的左翼運動，也不存在民間的社會主義運動，那也就不可能重建社會主義。我覺得這很重要。還有一個，我們都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主張，這也是原來烏有之鄉叫出來的一個口號，就是大眾民主。但我們知道，大眾民主和公民社會是密切相連的。因為你沒有公民社會做依托，大眾民主就沒辦法進行，我們要通過大眾民主的方式來使我們國家重新走上社會主義這樣一個軌道。公民社會和大眾民主這兩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還有一個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爭奪文化領導權。這些工作，我在幾年前談到的，比方像重慶模式的出現，我覺得，這個一定意義上說，跟民間左翼，包括知識界的左翼長期致力于文化領導權的爭奪形成的文化氛圍是有關的。如果沒有知識界新左派和民間左派的崛起，是不可能出現重慶模式的，只有可能出現廣東模式或者深圳模式。這個不是某個政治人物的個人選擇，它跟大的輿論環境是有關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民間的左翼要有信心，要繼續致力于爭奪文化領導權的工作。
最后我想說一點的是，我們現在左派的主流，實際上是情感左派。我參加過許多左翼的活動，大家在一起，都是抒發自己對毛主席，對前社會主義時代的緬懷之情，這種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大量的活動都是這樣，但是我認為這種情感是非常可貴的，也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但是我們要從情感左派逐漸走向理論左派，最后要走向實踐左派。要有這樣一個過程。現在來說，就是要有個理論創新的問題。
【海空 整理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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