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秉孟：新自由主義：通向災難之路

　　何秉孟：新自由主義：通向災難之路

　　——兼論新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淵源和區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我國未來七年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以及黨的建設制度等領域的改革作了全面、系統部署。《決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和指導思想”一節中莊重宣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決定》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決定》的通過及《決定》的上述莊重宣示，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改革開放的旗幟，排除來自右的、“左”的各種干擾，面對改革攻堅期和深水區的種種艱巨任務，義無反顧地要率領全黨和全國人民闖關奪礙、攻堅克難，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全面、系統推向深入的雄偉膽略和堅強決心。

　　前進目標已經明確，改革藍圖也已繪就。現在的關鍵是朝著這個總目標把藍圖一步一步變為現實。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改革《決定》的敲定以及改革藍圖的繪制，是排除右的、“左”的種種干擾的結果;落實《決定》的過程，必然還會遇到各種阻力和干擾。我國三十多年的改革歷程反復證明：每到改革關鍵時期，各種錯誤思潮便會冒了出來，企圖干擾乃至誤導改革進程。我們學習、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推進改革，既要警惕封閉僵化的“左”的傾向，更要抵制借口改革實則改旗易幟的右的干擾，當前，尤其需要繼續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義思潮。為此，我們有必要對新自由主義的本質、美國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效果等問題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當前，思想、理論乃至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極其復雜。肇始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標志新自由主義思潮實踐模式的破產，新自由主義思潮在思想理論界本來已成過街老鼠，但是就在這關鍵時刻，有人將新自由主義思潮同自由主義思潮捆綁在一起，試圖攪渾水，以抵制、干擾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為更好地認清和準確把握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將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義的斗爭引向深入，本文在論述為什么必須繼續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義的同時，對新自由主義思潮同自由主義思潮的淵源與區別也作一個簡要論述，以就教于學界。

　　一、自由主義思潮：資產階級的政治哲學

　　從源頭上看，我們現在討論的新自由主義，同近些年在我國思想理論領域泛濫的“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似乎有所區別：歪曲、污蔑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的“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主要是土生土長的，而新自由主義主要是一種舶來品，是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陸續傳入我國的一種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體系。

　　我們知道，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庫中，自由主義思潮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這種自由主義思潮非常龐雜，有各種各樣的以“自由主義”命名，或者在“自由主義”的前面冠之以“新”或“新的”之類頭銜的思潮和理論;它們的含義有些相近，但有些相互間雖具有某種淵源關系而含義卻區別很大。我們在此討論的新自由主義同自由主義思潮之間的關系，就屬于后一種情況。

　　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發軔于十三、十四世紀歐洲中世紀興起的文藝復興時期，至今已700余年，可謂垂垂老矣。縱觀這700余年中自由主義思潮的流變，粗線條地劃分，我認為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13-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階段，17-19世紀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的興盛階段，20世紀以來自由主義思潮的衰落階段。

　　第一階段的自由主義思潮：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我們知道，文藝復興發生于十三、十四世紀的西歐。13世紀至16世紀，是史稱“西歐最黑暗的中世紀時期”。就是在這個“最黑暗”的中世紀，宗教神權同封建特權相勾連，建立了一套森嚴的等級制度，上帝作為絕對的權威居于最頂層，基督教會成為奴役人們心靈的精神鎖鏈，文學、藝術、哲學等一切都得遵循《圣經》教義，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則，宗教法庭就要對其制裁，甚至處以極刑。在宗教神權和封建特權的雙重高壓下，文學藝術萬馬齊喑，學術科技死氣沉沉，同人們可以自由發表各種學術見解、文學藝術達到很高成就的古希臘和古羅馬形成強烈對比。這種強烈對比，喚醒人們對自由的強烈渴望與追求。再加上十四、十五世紀，在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城市，相繼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而資本主義的商品、貨幣關系天生與自由、特別是人的自由相聯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意大利，呼喚、提倡人的自由的思想運動像春風一樣吹遍整個西歐，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的文藝復興運動由此興起。在持續三、四百年的文藝復興運動中，但丁、達·芬奇、莎士比亞等一批正在形成中的資產階級的文學家、藝術家，打著復興希臘、羅馬古典文學藝術的名義，批判歐洲“最黑暗”的中世紀時期的宗教神權、封建特權或封建專制，提倡人的個性解放、人身自由、保障人權等，弘揚新興資產階級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催生資本主義這一新的社會經濟制度。這一階段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思潮，可以說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的啟蒙階段。

　　第二階段的自由主義思潮，是一種比較成熟的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和政治綱領。其核心價值范疇有個人自由、個人人身安全、公正、平等，以及參與選舉、參與制定法律和享有法律規定的其他民主權利等。這一階段自由主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僅有資產階級的文學家、藝術家，更有洛克、孟德斯鳩、亞當·斯密、康德和穆勒等資產階級的哲學家、政治學家。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斯密的獨特理論貢獻。亞當·斯密本是一位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早年執教于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道德哲學、邏輯學、政治哲學等課程;中年以后涉足經濟學，用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平等等政治學的理念審視經濟問題，1776年出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后人簡稱《國富論》)。這部巨著的面世，標志著英國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得以創立。所以可以說，亞當·斯密是古典經濟學或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最重要創立者。從此以后，斯密的以自由競爭、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為核心理念的古典經濟學指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長達150多年。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斯密等人創立的以自由競爭、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基本原則的古典經濟學，雖然同自由主義思潮有一些淵源關系，但在內涵上兩者間有重大差別，不屬于同一學科范疇，一個屬于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一個屬于政治學或政治哲學。下面我們將會看到，弄清楚這一點，對于我們把握新自由主義同自由主義思潮兩者間的聯系與差別極為重要。

　　自由主義思潮發展的第三階段，也即19世紀末、20世紀初，該思潮開始步入走下坡路的階段。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帝國主義階段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以及由基本矛盾所決定的其他各種矛盾日益尖銳，最突出的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危機頻繁發生;二是兩極分化加劇，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導致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廣大勞動者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三是帝國主義宗主國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日趨激烈。由資本的本性所決定，當時資產階級在應對這些矛盾與斗爭時所選擇的手段，是進一步加強剝削、掠奪和政治高壓乃至殘酷血腥的武力鎮壓。在由此所導致的血淋淋的現實面前，以宣揚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理念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思潮，失去了在昔日反對宗教神權、封建特權斗爭中所具有的光環，變得不僅蒼白無力，而且顯得極其虛偽，從而在西方思想界、理論界遭遇到普遍地質疑、嘲笑與批評。從20世紀初起，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力、號召力日漸式微，開始了走下坡路的旅程。突出標志之一是，自由主義思潮分化為形形色色且相互齟齬的流派。如，社會民主主義和新的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等等，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兩個流派，即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先后浮出水面的社會民主主義、新的自由主義，同古典自由主義爭奪思想乃至整個意識形態的主導權。

　　社會民主主義日漸興起。社會民主主義是社會黨(工黨)國際解決社會矛盾、處理政治問題的基本政治理念。德國社會民主黨當代首席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托馬斯·邁爾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理論是從對古典自由主義內在矛盾的批評并試圖解決其內在缺陷中產生、發展起來的;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理念，由德國工人領袖、同時也是德國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分子斐迪南·拉薩爾于19世紀60年代中期提出。1864年，斐迪南·拉薩爾在柏林刑事法庭作題為“科學與工人”的辯護時指出：社會不平等源自人與人之間財富與能力的差別，因此，僅有“自由的機會本身是不夠的，為了能從道義上對社會組織加以辯護，必須有進一步的利益原則，即共同與協調發展原則”。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種較為系統、成熟的理論體系，出現在此后約半個世紀的20世紀20年代，也就是在德國魏瑪共和國時期，由憲法學家及政治學家赫曼·黑勒創立。赫曼·黑勒“倡導自由主義民主的政治理念，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成功并合法轉型的唯一道路。而且，他確信僅僅通過社會改革不可能克服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自由主義民主必須進化成社會民主主義”，“只有當社會經濟現實(公正)被視為一個普適性的基本原則，政治整合才能成功”;黑勒指出，實質公正的社會秩序建立在三個支柱之上：勞動公正領域、物品公正領域、全面的社會保障領域。他強調，“工人應該通過勞工組織參與決策過程，對財產權應有所限制”(參見托馬斯·邁爾：《從自由民主制與社會民主制的比較中看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價值和原則》，何秉孟、姜輝、張順洪編著《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33-35頁)。

　　社會民主主義理論自20世紀20年代成型至今已近百年。近百年來，這一理論經過多次修正主義浪潮(在歐洲社會黨眼中，“修正主義”是褒義詞)的沖擊，其內涵逐步“轉型”。托馬斯·邁爾曾說：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歷史上出現過兩次修正主義浪潮，不斷推動社會民主主義轉型;“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中有過四個先后相繼并且部分地也是同時描述這里所涉及的事物的名稱：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或自由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作為概念，‘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的民主主義’，明確無誤地把歷史責任與民主和公正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系結合起來”(〖JP3〗托馬斯·邁爾：《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走向21世紀的社會民主黨》，殷敘彝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頁)。托馬斯·邁爾評估社會黨(工黨)國際諸黨一百余年來“轉型”的情況時曾認為：“轉型”最為成功的是瑞典社會民主黨。因此，縷清楚瑞典社民黨指導理念的“轉型”過程，對于我們進一步認識當代歐洲社會黨(工黨)國際諸黨的指導理念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本質具有重要意義。

　　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于1889年，成立初期，該黨信奉的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同科學社會主義在不少方面是相通的。1897年，在其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該黨首份“黨綱”宣告：“社會民主黨不同于任何其他政黨，旨在徹底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組織，實現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第一，瑞典社民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第二，主張“徹底改造”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第三，主張實現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雖然“徹底改造”是否意味著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以社會主義制度取而代之、所謂“實現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是否意味著建立一個以工人階級為統治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并沒有明確加以說明，但首份“黨綱”的這幾點宣示還是具有同科學社會主義相通的地方的。

　　隨著馬克思恩格斯的先后去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了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浪潮的巨大沖擊。

　　19世紀七八十年代，人類社會進入以電磁學、電力技術的廣泛應用為主要標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時期，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曾一度促進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平穩發展，深刻影響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推動以自由競爭為特征的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面對資本主義的這一發展變化，伯恩施坦不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沿著正確的方向去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是全面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靈魂，否認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制度必然被社會主義制度所取代的原理;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炸毀”舊的國家機器，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主張用“和平過渡”的手段過渡到“民主社會主義”，積極地“發展”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制度。伯恩施坦宣稱：對科學社會主義“通則”和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不感興趣”，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

　　20世紀初，在伯恩施坦主義的影響下，瑞典社民黨開始步入議會斗爭時期，1914年成為瑞典議會第一大黨，三年之后與自由黨組成聯合政府，開始了執政生涯;20年代還曾三次單獨組閣，但因其在議會中沒有占多數，根本無法實現其黨綱規定的關于生產資料國有化的目標。這樣，就在理論與實踐上出現尖銳矛盾。該黨理論家尼爾斯·卡萊比認為，所謂“社會主義”，不一定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本特征的經濟社會制度意義上的;國家通過立法或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對私人資本進行限制、引導，以使其符合“自由、公平、團結互助”等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他的這些見解，被后人歸結為“功能社會主義”。這里的“功能”，無非就是政治層面的“自由、公平、團結互助”的所謂“社會主義價值觀”而已。這樣，從形式邏輯上看，用“功能社會主義”改造該黨首份“黨綱”宣示的多少與科學社會主義有些相通的“社會主義”理念，使瑞典社會民主黨擺脫了我們前面已經指出的理論與現實嚴重脫節的困境。也正因為這一點，使瑞典社會民主黨信奉的理念割斷了同科學社會主義本來就很脆弱的聯系，“轉型”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基點之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也即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連續執政12年之后的1944年，該黨召開代表大會，討論工人運動的“戰后綱領”。“戰后綱領”指出：“社民黨的目標是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組織，使生產的決定權掌握在人民手中”，社民黨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協調各種經濟活動”，使之成為在社會領導下的“計劃性經濟”;“戰后綱領”主張將某些私人壟斷部門收歸國有，但其他“私人企業只要能夠完成所給予的任務——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情況下，給廣大群眾以技術上所能允許的最大好處，就可以像以往一樣存在下去”，否則，政府將采取“計劃性措施對其進行干預”。“戰后綱領”還提出了充分就業、公平分配、經濟民主以及社會福利等戰后的經濟政策目標。瑞典社民黨的“戰后綱領”同其1897年的首份“綱領”相比較，最大的不同在于：沒有提“實現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也不再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綱領”不僅在“改造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前面刪去了“徹底”二字，而且明確提出了可以有條件地允許私人資本存在下去。這表明，瑞典社會民主黨用“黨綱”的名義將改良資本主義正式確定為黨的目標。這樣，就以黨綱的形式肯定了20世紀20年代尼爾斯·卡萊比的理論觀點，完成了該黨在修正主義的第一次浪潮的沖擊之下的最為本質的一次“轉型”。

　　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以“滯脹”為特征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及在此期間出現的以信息網絡技術的發明和廣泛應用為主要標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動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過渡，適應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需要的新自由主義開始在全球泛濫。這一亊變，使經過改良的瑞典資本主義模式——“瑞典模式”也未能幸免于難。1976年，同樣在“滯脹”危機中掙扎的瑞典舉行大選，已連續執政44年的瑞典社會民主黨首遭敗績，丟掉了執政地位。這迫使瑞典社會民主黨進行“反思”，并在“反思”中實現社會民主主義進一步向右“轉型”。2001年11月6日，瑞典社會民主黨召開的第34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并通過的該黨第八份“黨綱”，集中反映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想社會民主主義受修正主義的第二次沖擊而向右“轉型”的內涵。

　　(1)徹底放棄了社會民主黨工人階級屬性的立場，僅含蓄宣稱“代表勞動的利益”。會后，該黨領導人更是多次宣稱：該黨是跨越階級與集團利益的多元化的“現代政黨”(參見唐海軍：《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性質及主張》，《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年第6期)。

　　(2)宣稱“奪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不再是決定性的因素”，“決定性因素是民主控制而不是所有權”，“社會民主黨致力于建立一個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社會”;在攻擊革命必然導致專制的同時，大力推崇改良主義路線，認為改良“是建筑在民主參與和多數民眾支持的改革基礎上”的，社會民主黨的目標就是通過改良“致力于建立一個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社會”，也就是改良的資本主義。

　　(3)第八份“黨綱”雖然仍并用“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基本價值觀，但卻宣稱“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理想等“來自先輩的文化遺產，”“經過后代人(瑞典社會民主黨)經驗的改造”，成為“以自由、平等和團結等為出發點”的價值觀(參見《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黨綱——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羅斯代表大會通過》，高鋒譯，《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3年第1期)。

　　由此可見，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指導理念——轉型后的社會民主主義，在本質上已進一步趨同于主張保障個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基本政治理念的自由主義思潮了;不同之處僅在于，它拓展了這些理念，強調：自由不只是個人的自由，也包含免于被歧視的自由、免于被控制了生產工具的資本家濫用政治權力的自由;平等不只是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基本的經濟、文化、社會平等以及機會平等是個人發展的前提;自由與平等不是矛盾的，平等是自由發展的條件，兩者密不可分;提倡團結互助，同情、支持遭受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的弱者，等等。因此，瑞典社會民主黨以實踐社會民主主義所建構的被稱為“瑞典模式”的社會，正如它們自己所反復申明的，是改良的資本主義(參見何秉孟、姜輝、張順洪編著：《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20、291、309頁)。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完全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瑞典社會民主黨的經過“轉型”的指導理論——社會民主主義，本質上已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沒有多大區別了。

　　新的自由主義日漸崛起。新的自由主義，是20世紀初由英國學者霍布豪斯和霍布森等創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內的一個學派。霍布豪斯和霍布森是20世紀最具影響的現代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家。新的自由主義將“自由”的內涵延伸為八大要素，即公民自由、財政自由、個人自由、社會自由、經濟自由、家庭自由、民族自由和國際自由等;新的自由主義還強調：自由不是絕對的，法治是實現自由的第一步;自由有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之分，要變消極自由為積極自由;注重自由的社會意義，強調自由的社會整體性，主張國家應積極廣泛干預政治、經濟、社會等活動，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發展個人自由;提倡實行“混合經濟”，在國家調控和自由競爭的前提下，把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結合，促進社會發展;為實現公共利益，個人應當服從國家規劃和對社會生活的干預;認為在國際社會中具有畏懼感或使他國畏懼的國家不會有真正的自由。由上可見，新的自由主義主要圍繞政治上的“自由”做文章，算得上是名副其實的自由主義思潮。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后的近一個世紀里，雖然尚沒有一個囯家的社會黨(工黨)宣稱將新的自由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但實際上，這種思潮對現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影響還是很大的。自20世紀30年代之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正是這種政治層面的所謂新的自由主義思潮，同凱恩斯主義這種經濟理論搭檔，成為不少歐洲國家政黨、特別是英國工黨和保守黨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執政理念。如1945年，英國工黨和保守黨達成的“兩黨共識”即“巴茨克爾主義”(由英國保守黨政府財政大臣巴特勒和最大在野黨的工黨的財政發言人德茨克爾主持會談并聯署的“兩黨共識”。后來由英國刊物《經濟學家》首次將這一共識用巴特勒名字的第一個字和德茨克爾的后三字組合成巴茨克爾主義以命名)，其中關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執政理念，就源自新的自由主義學派。這一學派關于“自由”的見解，不僅比古典自由主義要完善，而且勝過社會民主主義，以至歐洲有的學者認為，同社會黨(工黨)的政治理念——社會民主主義相比較，新的自由主義“更為接近社會主義”(參見何秉孟、姜輝編著：《階級結構與第三條道路——與英國學者對話實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46-148頁)。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代自由主義思潮，不論是社會民主主義，還是新的自由主義，盡管同早期或古典自由主義思潮有些許差別，如：社會民主主義更強調公平、平等，主張基本的經濟、文化、社會平等乃至機會平等，提倡團結互助等等;新的自由主義拓寬了“自由”的內涵，并提倡實行“混合經濟”，主張國家對經濟、政治、社會生活進行適當干預等等。但現代自由主義思潮同早期的或古典自由主義思潮一樣，都只是在堅守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基本價值理念，回避了對以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徹底改造，以最終消滅私有制、消除剝削。所以，從本質上看，它們都主要是一種政治層面的資產階級思潮，或者說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哲學。雖然這種政治層面或政治哲學層面的現代自由主義思潮，今天也已經不合時宜，正在走向衰落，特別是在美國肇始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按照社會民主主義這種現代自由主義思潮構建的“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歐洲諸國，無一例外地抵御不了金融危機的侵襲，先后陷入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且已經六、七年過去了，至今仍在危機深淵中掙扎，表明社會民主主義——這種現代的自由主義思潮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但由于：一方面，自由主義思潮在歷史上反對宗教神權和封建專制的斗爭中是起過進步作用的。另一方面，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自由主義尤其是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某些理念，我以為即便在今天，似乎也不可全盤否定，如新的自由主義關于自由的一些觀點、社會民主主義關于公平的一些見解，有些我們仍可批判地繼承。而我們今天討論的新自由主義——下面我們將會看到，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是一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思潮，同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思潮有著巨大的差別。如果我們將新自由主義同自由主義思潮相混同，就不可能準確把握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就有可能看輕新自由主義的危險性、危害性!

　　二、新自由主義思潮：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服務的經濟學理論

　　那么，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義呢?

　　所謂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它不是或者主要不是政治層面的理論)。它是20世紀30年代那種特殊的經濟社會背景下資產階級思想理論界滋生出的一個怪胎。所謂特殊的經濟社會背景是，一方面，30年代初爆發的經濟大危機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徹底暴露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理論及其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實踐模式的弊端。在大蕭條期間，多多少少從《資本論》汲取營養的凱恩斯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就業、投資、貨幣等的論著，并于1936年出版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開始了針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另一方面，蘇聯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蓬勃發展，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這就從左、右兩個方面對主張自由競爭、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為基本理念并主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運行150多年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形成夾擊之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以捍衛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自由競爭、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理念為己任的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按捺不住，相繼發表了《價格與生產》、《儲蓄的“悖論”》等文章，對主張在經濟危機期間，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加大社會投入，提振社會需求，增加就業，以刺激資本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進行批判，絕望地為以自由競爭、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為基本理念的古典經濟學辯護;同時，他還伙同他的老師、極端仇視社會主義的馮·米塞斯，挑起了同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關于經濟計算問題的論戰，借這場論戰批判以公有制為基礎、以保持政府宏觀調控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為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由于哈耶克、米塞斯等的見解逆歷史潮流，所以，并未在當時歐洲的思想理論界攪起太大的波瀾，但卻成為新自由主義思潮及其頭面人物哈耶克登上世界歷史舞臺的序幕。

　　20世紀3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推動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向國家壟斷階段轉變;凱恩斯主義適應國家壟斷資本的需要，取代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而成為主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運行的主流經濟學。在這種背景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以復興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理論原則為己任并將這些理論原則推向極端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在政界甚至在理論學術界均遭遇冷遇，迫使哈耶克、米塞斯等新自由主義的中堅分子只好在直至20世紀70年代的近40年中，蟄伏于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美國芝加哥大學等學術機構，潛心將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系統化，并尋找時機，以圖一逞。他們低調蟄伏40余年，這一天還終于讓他們等到了……

　　20世紀中葉，飽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摧殘的各國人民，面對饑寒交迫，強烈渴望和平，企求發展，推動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在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恢復、發展的“黃金期”。但是，凱恩斯主義也改變不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規律。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陷入長達10年之久的“經濟低增長或經濟停滯、高通脹、高失業”的所謂“兩高一低”的“經濟滯脹”。在以往，“高通脹”一般出現在經濟復蘇―高漲階段，但此次卻與高失業、經濟停滯并存于危機、停滯階段，這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導致實體產業資本利潤率下降所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種新特征。面對資本主義的這一新的社會經濟現象，凱恩斯主義束手無策，致使資本主義經濟只能在“滯脹”危機中爬行整整十年。

　　持續的“滯脹”危機，迫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英等國的資本向通過高杠桿操作可能獲得高額利潤的金融領域、資本市場流動，導致金融壟斷資本急劇擴張、膨脹。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金融資本一直是作為產業資本的“配角”而存在的，它為產業資本融資服務，而后從產業資本所獲得的剩余價值中“分一杯羮”;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美英等國急劇膨脹了的金融資本再也不甘于“配角”地位，不僅利用實體產業深陷“滯脹”危機、負債累累之困境，通過提供貸款、并購等手段，逐步控制了產業資本，實現了經濟的金融化，而且向政治權力領域滲透，從而推動美英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過渡。

　　金融資本較之實體產業資本更貪婪、更具冒險性。在20世紀70年代整整10來年的“滯脹”危機中急劇膨脹、并逐步實現了對產業資本乃至國家政治決定權的控制的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再也不滿足于被調控、被監管和國內有限的市場了，力圖擺脫監管自由流動、自由經營，乃至突破國界，在更廣闊的全球空間、市場上攫取更豐厚的利潤。此時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迫切需要一種理論取代主張宏觀調控的凱恩斯主義，為其全球擴張提供理論支撐!長期蟄伏于學術界的哈耶克，憑借其敏銳的政治嗅覺把握住了這一機遇。哈耶克及其在英國倫敦學派、美國芝加哥大學學派中的弟子們利用“滯脹”危機對凱恩斯主義發起猛攻，說什么正是凱恩斯主義主導的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以及政府為提振內需、過多投資社會事業、政府開支過大，才造成“滯脹”危機。在猛烈攻擊凱恩斯主義的同時，極力鼓吹他們的將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念推向“市場原教旨主義”極端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體化”主張，哈耶克一伙的這些動作和極端理論主張，正好迎合了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需要。

　　1975年，也就是在“滯脹”危機期間，瑪格麗特·撒切爾女士當選為代表英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利益的保守黨主席。不久，經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安排，撒切爾夫人即同哈耶克會面，此后哈耶克在英國的聲望迅速升溫;撒切爾夫人1979年當選為保守黨首相后，哈耶克的聲望更是急劇攀升。1979年，撒切爾夫人取代工黨領袖倫納德·詹姆斯·卡拉漢成為英國首相。上臺伊始，她便將實際上是哈耶克為掌門人的新自由主義倫敦學派的理論，冠以“撒切爾主義”的名義作為保守黨的執政理念，將凱恩斯主義、具體說是將凱恩斯主義與新的自由主義的混合體——英國工黨和保守黨兩黨于1945年達成的“兩黨共識”——“巴茨克爾主義”扔進了歷史博物館。從此，新自由主義首先在英國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資產階級、主要是英國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主流經濟學。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人類歷史——確切說，主要是資本主義階段性發展的重要拐點：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過渡的重要節點。70年代末，代表英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利益的保守黨首腦撒切爾夫人當選首相，用新自由主義作為保守黨的執政理念，圍繞著向國有企業開刀、向工會開刀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大規模推進私有化，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壓縮社會福利開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和干預以推行經濟自由化，等等。撒切爾首相在英國的這些所作所為，可說是時代階段性轉換開始起步的重要標志。

　　1980年底，美國共和黨人羅納德·里根在美國總統換屆選舉中，擊敗民主黨在任總統吉米·卡特，成為美國第40屆總統。同撒切爾夫人一樣，里根上臺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拋出了“里根經濟學”。所謂“里根經濟學”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的兩個主要學派，即以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主要代表的現代貨幣學派理論、以南加利褔尼亞大學教授阿瑟·拉弗和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理論的大雜燴而已。

　　里根1981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1989年1月結束第二屆總統任期。差不多整個80年代，在所謂“里根經濟學”的主導下，美國政府推行了不同于撒切爾的以“全面私有化”為中心而是以“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為中心的新自由主義所謂“改革”。具體說來，里根的“改革”有以下幾個側重點。

　　(1)推行經濟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本來，30年代大危機期間，為應對經濟蕭條，民主黨總統羅斯福推行凱恩斯主義主導的新政，在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的同時，先后制定了《1933年證券法》、《1934年證券交易法》，以及分離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等一系列金融監管法律法規。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新自由主義學者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羅納德·麥金農、愛德華·肖等提出：放松國家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與監管，實現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資金流動自由化，以緩解某些國家的“資金短缺”。篤信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迎合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需要，極力推動放松金融監管。他迷信市場，認為市場能夠自動糾正失衡，所以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關于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儲蓄銀行和商業銀行可以混業經營等法案、法規;同時，他任命堅定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主持推動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所謂金融“創新”。

　　(2)按照供給學派理論，緊縮政府財政預算，削減社會福利等社會投資，降低稅收特別是資本所得邊際稅率，以刺激投資。犧牲勞動者的福利以滿足資本對高額利潤的貪欲。

　　(3)縮減政府規模、特別是削減政府權力，取消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和監管，尤其是對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監管。

　　20世紀80年代，兩任里根政府通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把現代貨幣學派、新制度經濟學派、供給學派等極力鼓吹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特別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學派推上了美國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的寶座，使新自由主義逐步步入其極盛時期;不僅如此，在此期間，里根政府緊鑼密鼓，按照這一理論營造了一個適應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需要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把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集團送上了主宰美國經濟、左右美國政治的權力巔峰的寶座，從而，也將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轉變的歷史進程向縱深推進了一步。

　　美國的金融寡頭——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并不滿足于僅僅對美國經濟的主宰，美國國內的市場對于急劇膨脹的金融資本來說，已經過于狹小了，迫切需要突破國界，向全球擴張，控制全球經濟，掠奪全世界的人民。1990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布什為適應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需要，授意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起，召開了一個有關拉美地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經濟調整與改革問題的研討會，美國財政部等部門的官員、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以及拉美地區部分國家的政府官員、美國和拉美地區的部分高校的經濟學家參加了會議。會議行將結束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曾任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的約翰·威廉姆遜拋出了一份包含十條政策主張的所謂會議“共識”。由于會議在華盛頓召開，且主導會議的美國財政部及有關國際金融機構均在華盛頓，故這份“共識”被稱為“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的十點政策聲明中，除了新自由主義骨干們長期以來鼓吹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內容外，還特別強調各國政府應開放商品市場、金融資本市場，放松對外資的限制和監管。其用心十分明顯，就是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開辟道路，以便控制他國的金融、資本市場乃至整個經濟命脈，當世界金融乃至世界經濟的霸主。從此，新自由主義的內涵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這三“化”的基礎上，又擴展了“全球一體化，即全球美國化”。可見，“華盛頓共識”的出籠，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實踐模式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自由主義由學術、理論而政治化、美國國家意識形態化，異化、墮落為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理論體系;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開始了按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改造全世界的“十字軍遠征”!

　　三、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通向災難之路

　　自1990年“華盛頓共識”出籠后，美國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及其守門人美國當局，在伙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制向全球推行“華盛頓共識”，用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改造全世界的過程中，先后樹了幾個樣板，其一是拉美，特別是阿根廷;其二是90年代的俄羅斯;其三是東南亞，特別是印度尼西亞、泰國;其四是中東的埃及。效果如何呢?歷史已經作了結論：美國抓的這幾個按照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進行改革的樣板，沒有一個取得成效，落下的全都是災難。

　　(1)曾是準發達國家的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陷入經濟崩潰和社會動亂深淵，淪落為拉美地區最貧窮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阿根廷在庇隆執政時期，強調政治獨立、經濟主權和民族利益，實行企業國有化、進口替代和政府調控，注重社會公正、保護勞工、加強社會福利建設，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獲得長足進步，GDP曾位居世界第九，社會福利居于拉美國家前列，生活水平接近于西方國家中的西班牙，被人們稱為“準發達國家”。然而，80年代中開始新自由主義改革，推行國企私有化、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不僅向外商賣光了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而且幾乎賣光了關系到國家經濟命脈的所有國有企業，連金融銀行領域的國有企業也未能幸免。國際金融投機超級大莊家乘機蜂擁而入。截至2001年，在阿根廷最大的10家銀行中，被外國資本控股的銀行竟達8家，致使外資銀行能夠在阿根廷全面經營阿根廷貨幣比索和美元業務，美元流通不斷擴大，阿根廷貨幣的美元化趨勢日益加深，美元存貸款業務急劇增長，政府最終失去了對金融的調控能力;金融自由化還引發外債迅速增長，使整個國家的金融活動日益處于嚴重失控狀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則成功地實現了對該國經濟的控制，金融動蕩、經濟衰退險象環生。

　　更為悲哀的是，在2001年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急需國際金融機構貸款以解燃眉之急的時候，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金融機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僅不兌現此前關于友誼援助的承諾，反而堅持阿根廷如果拿不出可抵押的國有資產就不給阿根廷貸款。但經過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阿根廷幾乎賣光了所有國有財產和國家經濟資源，拿不出可供抵押的國有資產，導致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經濟狀況迅速惡化，貧困和饑餓現象遍及全國。至2002年下半年，由于企業大批破產，失業猛增，失業率急劇上升到25%，社會貧困人口比重達到57%，曾經令人羨慕的社會福利水平急劇下降到拉美國家的最后幾位，最終導致全國性的社會動亂。

　　這個90年代被美國當局譽為新自由主義“改革楷模”的阿根廷，一個GDP曾位居世界第九的準發達國家，僅僅十幾年時間，便淪落為拉美地區最貧窮的國家。

　　(2)俄羅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使俄羅斯經濟、社會幾近崩潰。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劇變不久，俄羅斯以蓋達爾為代表的一部分“食洋不化”的青年精英，對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十分癡迷，于是，推行他們所謂的“休克療法”式經濟轉軌方案。這個“休克療法”方案，由美國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所制定，曾被稱為“哈佛方案”。“休克療法”的基本依據是“華盛頓共識”。其內容具體包括：第一，自由化。全面放開對商品、物價、貨幣、匯率、外貿進出口等的調控和管制，大大削減乃至取消政府調控經濟的行政管理部門。第二，國有企業私有化。大規模出售和轉讓國有企業資產，培植有產者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第三，實行嚴格的緊縮貨幣和財政政策。實際上是迫使國有企業資金周轉困難，陷入負債經營絕境，甚至破產倒閉，以利于外資和私人資本廉價并購。第四，把“西方化或全盤西化”作為戰略和政策的主導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國模式，向西方國家全面開放國內市場。

　　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在實行經濟轉型的不到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危機：經濟大幅下滑，少數人暴富，廣大民眾普遍貧困化，社會動蕩，政局混亂。1989年，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2倍多，而10年后僅為中國的1/3。這表明，俄羅斯當年推行的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以失敗告終。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給俄羅斯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由于摧毀了蘇聯遺留下來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對于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大勝利。

　　(3)新自由主義在印度尼西亞、泰國等亞洲國家推行，給這些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揮之不去的噩夢。1991年，由美國國會議員和知名學者組成的一個代表團到東亞國家游說，稱該地區加快實行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將每年為該地區國家創造數千億美元的巨大實惠。在美國的“忽悠”下，一些國家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其中，尤以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最為積極，結果，導致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損失極為慘重。對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后果，美國政府不但絲毫無愧疚之意，反而公開宣稱：亞洲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在于，這些國家政府缺乏經濟管理能力;甚至指稱是這些國家政府官員的裙帶關系和腐敗使然等等。更令人發指的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政府袒護和縱容美國的國際金融投機大鱷乘人之危，在東亞地區的金融貨幣市場上瘋狂套利套匯，蓄意加劇危機。美國還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先是遲遲不向亞洲有關國家提供貸款，繼而不顧有關國家反對，利用貸款提出必須進一步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等苛刻的先決條件。在整個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當局的表演，將其企圖控制東亞地區金融、資本市場的險惡用心，暴露得淋漓盡致。短短幾年，這個在20世紀90年代前曾被廣為稱譽的“東亞經濟模式”很快蛻變為災難型經濟模式，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蒙受了幾千億美元的重大損失，有的國家的經濟甚至倒退了10年-20年(參見靳輝明、李崇富主編：《馬克思主義若干重大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97頁)。

　　(4)埃及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經濟陷入混亂，兩極分化加劇，最終釀成人民起義和社會動蕩。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就開始在埃及推行新自由主義。1991年，美國以免除埃及債務為誘餌，誘使其在中東的忠實代理人——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項關于經濟結構改革，即在埃及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協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制性要求：埃及必須實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金融管制、開放資本市場，為國外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為了進一步實現這一改革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90年代中期又給埃及設計了1996年-1998年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著重實施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為此，埃及被標榜為北非和中東地區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典范。但這個典范，同印度尼西亞及阿根廷等國一樣，經過20余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后，出現了災難性的后果：首先，國家經濟命脈被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把持。根據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的協議，埃及政府幾年之內便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了國外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2004年-2008年間，穆巴拉克一伙又開始瘋狂出售埃及國有銀行。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被出售了其70%股權;2006年，埃及最大的國有銀行之一的亞歷山大銀行被賣給外國資本。在銀行紛紛落入國外資本家手中的同時，埃及放棄了對資本流動的監管，并先后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債券投資利息稅，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和有價證券投機的又一個天堂。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民族工業則日益衰退，埃及經濟成為名副其實的“依附經濟”。其次，國家財富落入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和國內一小部分私人手中，社會嚴重兩極分化。為維護資本、富人利益，埃及政府通過稅收改革，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將最高所得稅稅率從42%減為20%，也就是降低資本所得邊際稅率;與此相反，卻將工人的最低工資固定為每月不到100美元。這些體現新自由主義所謂“效率優先”、實則“資本優先”的政策，討得了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集團的歡心，被稱譽為“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政策，但卻造成了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惡果：據有關評估，至21世紀初，1000個左右的富豪控制了埃及經濟的大部分領域，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90%的民眾沒有分享到GDP增長的成果，失業率不斷攀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廣大民眾怨聲載道，社會危機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最后，2008年肇始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使飽受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害的埃及人民雪上加霜。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和埃及國內買辦資本的操控下，物價失控，通貨膨脹如脫韁之馬，失業率進一步攀升，普通老百姓的實際工資水平持續下降，最終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而且三年多后，埃及仍處在動亂的深淵之中。

　　美國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所樹的幾個典型或樣板國家所蒙受的災難性后果證明，美國強制向全球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對于世界各國人民來說，是一股禍水;這股禍水流到哪里，那里的人民就會遭殃。二十多年來，美國大張旗鼓地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直到現在，我們還找不到一個因此而取得成功的范例。

　　(5)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將美國和全人類拋入金融危機深淵，使美國淪落為人類災難的制造者。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集團在全球推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本意在不僅盤剝本國人民，而且在控制全球經濟，掠奪全世界人民。但他們未曾料到，他們釀制的毒酒，最后也毒害了自己。

　　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是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過渡到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的一種變異的、野蠻的資本主義模式。這種制度模式，不僅沒有緩解馬克思揭示的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而且由于它進一步提高了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并在更廣大的范圍內實現了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也就大大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及其他主要矛盾。從美國近二三十年的歷史進程來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在運作過程中，已逐步顯示出由其內在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六大基本特征，即：①經濟加速金融化，金融資本急劇膨脹，成為經濟乃至政治的主宰;②金融虛擬化、泡沫化，在金融資本流動、貨幣循環中通過五花八門的所謂“創新”產品、投機詐騙、高杠桿運作騙取高額回報，將整個美國變成了一個大賭場;③金融資本流動、金融運作自由化。由于取消金融流動和金融機構在金融運作中必不可少的監管，使得在金融資本及貨幣循環中憑借欺詐手段“圈錢”而暴富的大大小小金融巨鱷獲得空前“解放”，金融產品大多被毒化，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麥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超級金融騙子;④實體經濟逐步空心化。隨著美國經濟金融化、金融虛擬化、金融衍生產品泡沫化，實體經濟急劇萎縮。至2007年，實體經濟的主體制造業僅占GDP的18%。進入新世紀后，由于先后遭受2001年-2006年的經濟衰退、2007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兩次打擊，90年代所剩為數不多的表現尚屬差強人意的IT、飛機制造、汽車制造、房地產等產業相繼被重創，民主黨總統奧巴馬上臺時，除軍工、石油、農業等外，其他實體產業均已凋零了。所以，奧巴馬上臺后，不得不提出“再工業化”。⑤在所謂“效率優先”實則“資本優先”的政策主導下，一方面降低資本所得“邊際稅率”，另一方面削減社會投資，壓低勞動者工資，加大對普通勞動者的掠奪，大眾百姓日益貧困化，加劇美國社會兩極分化;⑥美國經濟乃至國家運行債務化，民眾靠借貸消費，企業靠借貸經營，政府靠發行債券運行，各種金融機構則利用形形色色的債券即債務再次進行詐騙和榨取。這六個方面的基本特征，決定了美國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危機四伏，猶如一座建筑在沙灘上的龐然大廈，時時刻刻都面臨坍塌的危險;它深刻反映了主導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極端貪婪性、寄生性、腐朽性;只要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盤踞在美國經濟、政治的塔尖之上，美國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的這六個方面的基本特征就不會弱化，相反，只會逐步加深、激化。這一切表明，2007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并很快蔓延至全世界，將全人類拖入了近百年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以至社會危機的深淵，從而也使美國淪落為人類災難的制造者，最根本的病源是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

　　因此，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新自由主義模式是一條通向災難之路!

　　四、我們必須繼續深入批判和堅決抵制新自由主義

　　美國2007年爆發金融危機并很快蔓延至全球后，囯際思想界、理論界甚至政界，紛紛對新自由主義及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實踐模式進行批判和譴責，致使新自由主義在世界上成了過街老鼠。但有一個極不正常的現象是，我國理論界、學術界并沒有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深入的批判和淸算。所以，直至今天，新自由主義思潮在我國思想界、學術界、理論界乃至政界仍有很大的影響。據“人民論壇網”最近經過專家調查、網絡文獻資料收集與統計、網絡調查等階段的統計測算，2013年在我國思想理論界最為活躍、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沖擊最大的幾種資產階級思潮是：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論、憲政思潮等資產階級思潮和“新左派”等思潮;在這些思潮中，活躍程度、影響力、關注度綜合得分最高的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其影響力列所有這幾種思潮之首。就在前不久，新自由主義的中堅骨干、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掌門人科斯死后，國內有些媒體仍在刊發某些人的文章，吹捧科斯的所謂理論貢獻，為科斯揺幡招魂。科斯是什么人、科斯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是什么貨色呢?科斯其人是美國新自由主義大本營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所創立的新制度經濟學，以經濟組織或制度問題為研究對象，主要強調明晰私人產權，降低產權交易費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這些觀念主要體現在他的兩篇論文即《企業的性質》(1937年)和《社會成本問題》(1960年)之中。在這兩篇論文中，科斯從交易成本入手，認為只要企業產權是私人的，其市場交易成本必然低于公有制企業;由此，他進而得出了公有制經濟的效率不如私有制高的結論。他的這一套，對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來說，并沒有什么獨特的貢獻。因為西方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從來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之上或以私有制為前提的。所以，長期以來，科斯及其產權理論在西方學界，影響并不大，發表于1937年的《企業的性質》一文，塵封幾十年無人問津。

　　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為了在全球推進私有化，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以實現其全球擴張的目的，需要美化私有制，丑化公有制，便四處尋找理論武器。這時，他們從故紙堆中發現了科斯的這一套，于是，對科斯的理論進行包裝炒作，給科斯的基本觀點戴上了兩頂桂冠：其一是“科斯定理”的桂冠，其二是1991年授予科斯的“產權理論”諾貝爾經濟學獎。于是，科斯及其“私有產權理論”從此名聲大噪。科斯對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這一良苦用心心知肚明。從此，他更加積極主動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戰略圖謀效力。70年代末我國改革開放啟動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急于利用我國改革開放這個機會，將我國的改革開放納入他們預設的新自由主義軌道，利用各種渠道向我國傳播新自由主義。1980年底，科斯便迫不及待地指使其弟子張五常盡快返回中國，在中國傳播私有產權理論。1982年張五常果然不負其老師科氏之所望——到香港大學任職，此后多次竄到內地，在各種講臺上大放厥詞，攻擊馬克思主義，污蔑公有制，傳播科斯的私有產權理論。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企圖在中國重建私有制，并培養一個科斯和張五常本人“喜歡的中國經濟學派”，專門從事誤導中國改革的勾當。30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學派，尤其是科斯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對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干擾從未中斷過。直到十八大前夕，美國學者、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一伙，還伙同我國的某些精英炮制了一個《2030年的中國》的所謂研究報告，其核心思想是在中國進一步推進私有化，建議中國將國有經濟降到10%左右。值得慶幸的是，在十八大上，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排除了這些干擾，確保了我國的改革開放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前進。

　　但國內外的新自由主義者并不甘心失敗。三中全會剛剛閉幕，他們紛紛再次粉墨登場，對三中全會《決定》進行所謂解讀，說什么《決定》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取代原來的“基礎性作用”，就是主張“市場說了算”，就意味著“大型國有企業的權力壟斷要打破”，是要建立一個“消除了壟斷和行政干預的市場”，這“符合私有資本和西方投資人利益”;近一個時期以來，他們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或者只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不講“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或者借口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只主張外國資本、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不提倡國有資本進入私營企業，不提壯大國有企業、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實際上是企圖削弱國有經濟，搞垮國有經濟。這明顯是在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用科斯的以私有產權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經濟學那一套曲解三中全會的《決定》，誤導我國下一步的改革開放。因此，我們必須對新自由主義可能的干擾繼續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必須進一步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偉大旗幟，對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徹底地批判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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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阿蘭·艾伯斯坦：《哈耶克傳》，秋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3年。

　　[6]靳輝明、李崇富主編：《馬克思主義若干重大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7]何秉孟、李千：《新自由主義評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編輯：張建剛)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理論思潮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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