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這是我一年之前所寫舊文，如今讀來覺得對于澄清某些思想問題可能還有一點幫助，所以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后刊載，供讀者批評。
人們在思考問題時，不得不使用概念，那么概念又從哪兒來的呢?概念是人們對客觀事物的反映，“實事求是”便是認識論上的一個基本概念。“事”是客觀存在，“是”則是正確反映客觀存在的概念，也就是對事物作出的正確判斷。客觀事物，是千變萬化、錯綜復雜的，因時空的變化而異。而各類事物相互之間既有共性，也有差異，有一般也有特殊，一般和特殊二者又是互相聯(lián)系而不可割裂的。正確處理一般和特殊之間的相互關系，又是人們正確認識客觀事物必須具備的條件。一般是事物發(fā)展的共性，或者說是各種事物運動變化的共同規(guī)律，特殊是指各個事物的個性。個人的認識反映到具體事物上，個體與不同類型群體的共相之間既有聯(lián)系，又有差異。
《莊子·天下篇》談到一些自相矛盾的命題，反映了個體與共相之間的矛盾。如“矩不方，規(guī)不可以圓”，絕對的方是方的共相，絕對圓是圓的共相。事實上各個個體的方與圓如果細分的話，那又千差萬別，都不是絕對的方和圓。若以個體的方與圓同絕對的方與圓相比，那個矩和規(guī)都是相對的，至少還有大小之差別吧。所以它們和方與圓的共相比，也可以說“矩不方，規(guī)不可以圓”。還有一個命題，若“飛鳥之影未嘗動也”，看起來這個命題不能成立，如果把一個運動所經(jīng)過的時間及空間加以分割，分成許多點，把飛鳥的某一時間點與影的空間點固定下來，也可以說飛鳥的影子在某一點上未嘗動也。類似的命題若“鏃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不行與不止是互相對立的，但可以用這個命題來說明一個運動的物體，在同一時間，可能在同一地方，又不在同一個地方，就其在同一個地方而言是不行，就其不在同一個地方而言是不止。這個命題說明運動是一個物體之動與靜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它說明運動的過程是可以分析的。又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說明物質是可以無限分割的，那就是有限中包含著無限的可能。
我借這些命題是說明在認識論上，先有事實后有概念，概念是事實的客觀反映，概念是人們思考事物的工具，在運用概念思考時，要注意它一般與特殊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個體與共相的關系。而運用概念分析客觀事物時，要注意分析內在的矛盾關系，不能完全依靠概念的演繹和推理來對事物作出判斷，若從概念的邏輯演繹講，上面這些命題都不能成立，故必須著眼于事物本身，既要關注它的共性，更要注意它的個性，只有抓住具體事物的特性及其內在矛盾，才能找到正確處理問題的關鍵，那就是實事求是地從特定時空條件下分析社會生活內在矛盾的各個方面及其運動的過程，有得必有失，有教訓必亦有經(jīng)驗，在人的認識過程中，得與失、經(jīng)驗與教訓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因為一切事物都具備對立統(tǒng)一的矛盾規(guī)律。我講這些命題應該是我們討論一切問題的共識，不是有一個網(wǎng)站的名稱便叫作共識網(wǎng)嘛，這個共識網(wǎng)應該也只是提供給大家一個不同意見自由表達的場所，在尋求共識的過程中，對事物的是非各自也有自己的傾向吧，無非是在異中求同，當然同中亦有異。當然，現(xiàn)在的共識網(wǎng)在價值取向上也是有鮮明傾向的，它的傾向是西方主流意識的價值觀念。
人們在思考現(xiàn)實生活中所遇到各種問題時，當然離不開既有的概念，通過概念的推演來分析和抉擇如何應對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然而在人們認識的過程中，往往很容易在運用概念的推演時，脫離事實而不自覺地發(fā)生錯誤，由于一般性的概念，在特殊場合，要從特殊的實際情況出發(fā)，歷史地、實事求是地去分析我們面臨的實際狀況，因為任何一般性的概念都是由特殊的場景和時空條件產生的，它的運用，也應與各個實地場景的特點相適應。如果把一般當作客觀實體看待，不對共相與個體之間的差異作區(qū)別的話，那就很容易犯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的錯誤，把由特定條件下獲知的概念或觀點當作普遍真理來推行，那就可能碰釘子出亂子了。比如說，人們常常說到的普世價值，便是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因為既然是價值，是人們主觀的價值取向，普世便是人們的共識，那就是屬于一般這個范疇，沒有指明它在時空條件上的限制。然而當普世與價值結合在一起時，這個概念自身便存在矛盾，既然是價值，是人們的主觀意愿，這個意愿要具有全人類的普遍性，那就很難了。那么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除了求生存的本能外，所有的個體就很難在其他價值需求上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識了。當然所謂普世價值是有具體指稱的，無非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民社會這些概念，這些概念并不是古已有之，這些概念遠在古代便不可能具備普世的性質，它產生于特定時代特定地區(qū)，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上升時期的產物，它流行于歐美地區(qū)，但即使在歐美各個國家，它實施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如果在各個國家普遍施行，那也得根據(jù)各個國家的國情，因地制宜。即使我們過去講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真理，但也不能照抄照搬。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實際狀況，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第三國際和斯大林按照蘇聯(lián)革命勝利的模式指揮我們，結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后來毛澤東按照中國的國情，采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路徑，才有中國革命的勝利，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再說我們建國初照搬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模式，請?zhí)K聯(lián)專家來指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歷史證明此路不通，還得根據(jù)自己的國情來摸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當然，這個摸索只能是不斷試錯的過程，只有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才能找到比較正確的道路。經(jīng)過前后兩個三十年的探索，才有今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模式。那種無端指責前人的過失，是沒有道理的，即使他們說的都對，也只是一個事后諸葛亮，何況他們說的未必都對，對前人的輕薄，實際上只能是自己淺薄與無知的表現(xiàn)。
同樣的道理，在政治體制的架構上，我們不能照搬以所謂普世價值為標準的聯(lián)邦制、議會道路、由反對派組成的多黨制、直接選舉的普選制，我看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此路不通。那么我們是否就不要民主、自由和平等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大家都知道，軍隊上下級之間是沒有什么民主、自由和平等可言的，軍隊歷來是以服從指揮為第一宗旨。在國內戰(zhàn)爭時期，紅軍時代，毛澤東便強調革命軍隊內部的三大民主，軍隊內部的民主生活，包括三個方面：政治民主、經(jīng)濟民主與軍事民主。政治民主是官兵政治上的平等，官兵只有職務上分工的不同，沒有人格貴賤之分，軍官尊重士兵的民主權利。經(jīng)濟民主，官兵都有權管理和監(jiān)督經(jīng)濟生活，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經(jīng)濟委員會協(xié)助首長管理伙食和農副業(yè)生產，監(jiān)督經(jīng)濟開支，防止貪污浪費。軍事民主，在軍事訓練中實行官兵互教的練兵方法，開展評教評學的活動。在作戰(zhàn)時，發(fā)動干部、戰(zhàn)士討論如何完成作戰(zhàn)任務，戰(zhàn)后進行總結。三大民主是在集中領導下開展的，是為了政治上的高度團結，生活上在平等基礎上得到共同改善，軍事上達到提高技術和戰(zhàn)術的目的。正由于三大民主，紅軍的戰(zhàn)斗力超過白軍。這三大民主是服務于戰(zhàn)斗的需要，它是手段，不是目的。故自由、民主、平等這些概念，在不同場合的運用，它勢必因地、因時而異。除了軍事三大民主這個提法之外，還有反對極端民主化的提法，毛澤東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有一個小節(jié)，題目便是《關于極端民主化》，他說：“首先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于損傷以致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致毀滅黨的戰(zhàn)斗力，使黨擔負不起戰(zhàn)斗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關于極端民主化的思想根源，則是“在于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這種自由散漫性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的斗爭任務根本不相容的。”
至于自由，從認識論上講，那是人對事物客觀規(guī)律正確認識的表現(xiàn)，自由是人掌握了事物必然規(guī)律，并按照客觀規(guī)律去行事，這就是自由，不是違反客觀規(guī)律隨心所欲的自由。至于孔子在《論語·為政》講的“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這個“矩”便是規(guī)則，或者是事物的客觀規(guī)律。在處理人與人相互之間的關系上，如婚姻和戀愛的自由，是選擇的自由，這是每個人的人身權利。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那也是各人的權利。其中亦還有真和假、是和非、正確與錯誤的問題。思者和言者有其個人的自由，至于真假和是非，則自有公論，由不得你個人了。拿什么來檢驗呢?那就是以實踐來檢驗，這個檢驗也需要時間，這個時間不僅是現(xiàn)在和未來，還包括過去歷史的經(jīng)驗。所以自由還不能成為主義啊!如果把自由主義作為行為的方式，那社會秩序和人的行為規(guī)范還不要亂套了嗎?記得毛澤東同志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反對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的背后是個人主義的泛濫，當官的有貪污和腐化的個人自由嗎?當然不應該有，如果你這么干了，結果是對公共事業(yè)和社會生活的重大損害。所以不管是多大的官，只要你違法，都要受法律的制裁。從這一點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本質便是對個人自由的限制。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特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長時期歷史發(fā)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地隨心所欲地加以改變的。現(xiàn)在霸權主義者，要充當世界的憲兵，他們口中所說的那套價值觀念和他們在世界上的行為模式是兩回事。就以反恐這件事講，他們施行的實際上是雙重標準，他們要把適應其需要的統(tǒng)治模式強行推行到全世界，這個能行得通嗎?恐怕很難。他們以反恐為旗號，在中東和北非以茉莉花革命為口實，最終以戰(zhàn)爭的方式，在他們過去的殖民地上，推行他們的治理模式，他們得到的只能是苦果，是亂局。就以本世紀而言，他們在阿富汗是如此，在伊拉克是如此，在利比亞更是如此，在敘利亞就更困難了。阿富汗那里美國的軍隊很難全身而退，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矛盾無法解決，那么中東、北非的亂局一時還結束不了。美國人想把他們的戰(zhàn)略重點轉移到亞太地區(qū)，實際上他們無法在中東脫身，戰(zhàn)略的重點仍在原地。在烏克蘭問題上，本質是美俄矛盾，波羅申科只是霸權主義的一個馬前卒而已。當他們把俄羅斯逼到墻角無處可退時，普京便奮起反抗，現(xiàn)在看來是他們打敗仗了。當年拿破侖打到莫斯科，也大敗而回，希特勒打到莫斯科同樣遭受失敗，扭轉了二次大戰(zhàn)的局面，前車可鑒，奧巴馬還沒有當年拿破侖與希特勒的膽量。何況目前歐美矛盾重重，對俄制裁的結果歐盟也日子難過，美國想漁翁得利，看來也難。再加上伊斯蘭國的問題，奧巴馬在國際問題上是焦頭爛額，他們的邏輯只能是沒有盡頭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而已。故霸權主義者處于兩難的境地，眼前這樣的局面，如果長期持續(xù)下去，不僅軍費上財政無法長期負擔，如果一旦美元因一次又一次有限寬松濫發(fā)紙幣，而使其國際貨幣地位動搖的話，那時美國再也不能向世界各國轉嫁它的負擔，這時候美國經(jīng)濟上的困難更會雪上加霜。走吧，前功盡棄。這么多年的反恐，都沒有著眼去解決所以產生恐怖主義的社會基礎，反而去激化社會矛盾，所以反恐的結果是恐怖主義越來越猖獗，當年所謂的茉莉花革命早已是貶義詞了。一個國家，一個地區(qū)，一個民族的治理模式，它的價值取向，為這個地區(qū)社會經(jīng)濟方式所決定，為它們各自歷史傳統(tǒng)所決定，很難強迫它們移植別的民族的治理模式和價值取向。如果都像當年美國人對待本土印第安人那樣，那可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幾乎是人種滅絕的過程。時代不同了，何況是在別人的主權國家領土上呢!誰能允許這種做法的再現(xiàn)呢?我這些話只是對目前國際形勢的直白說法，沒有外交辭令，因為我畢竟只是一個小老百姓，可以直話直說，若有冒犯之處，就恕我這個老頑童“童言無忌”吧。
再說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傳統(tǒng)還是綿綿不絕，中國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要憑空來移植所謂普世價值之下的治理模式，恐怕很難。他們能做的無非是在我們周邊挑起一些是非和摩擦，然后推銷一點軍火和搞一點心理戰(zhàn)，借助于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來搞亂我們的思想，在香港搗鼓什么“占中”也成不了氣候，最終也只能偃旗息鼓，故它對中國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霸權主義的前途，也許短時期還能“夕陽無限好”，最終還是日落西山的“只是近黃昏”。要以世界的眼光來看我們自己的國家，要看清這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國家的趨勢，那么從這一百多年歷史中我們國家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盡管我們還存在各種困難和問題，畢竟是前進中的困難，因為我們已經(jīng)與各國平等地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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