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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上永開不敗的山丹丹--《延安文藝大系秧歌劇卷》前言

忽培元 · 2015-03-11 · 來源:紅色文化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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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一種文藝值得載入史冊,我看一是當時引起轟動或有較大反響、許多年后還擁有讀者或觀眾;二是留下了足以穿越時空、填補空白的精品力作。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qū)的“秧歌劇”,就屬于這樣一種文藝形式?!缎置瞄_荒》、《夫妻識字》、《十二把鐮刀》等等,七八十年過去了,至今仍然還被人們傳頌,甚至仍然呈現(xiàn)在舞臺上、活躍在人民群眾中間。這就是藝術生命力。如果再過百年仍然不朽,文學史上有了定評,那就是經典之作了吧。這與當時什么人給發(fā)過什么獎項似乎關系不大。另外,即使文本看起來也不一定有多復雜、有多高深、有多洋氣,有些干脆就是來自民間、通俗淺顯,甚至還不夠成熟,但是它鮮活真實,生動地反映了歷史的進程,填補了藝術發(fā)展的空白,涉及了事物的本真,也抒發(fā)了當時民眾心聲,就成為了一個時期的標志,化作了時代的脈搏、融入歷史的定格與國家民族不息的生命律動。對于這樣的文藝作品,我們編選文集、撰寫文藝史就繞不過去、丟不得它。繞過了丟下了就是疏漏,就算缺憾,就要千方百計彌補。這就是筆者在審讀《延安文藝大系秧歌劇卷》時的一點心得,同時聯(lián)想到了人們耳熟能詳?shù)奶圃娝卧~,還有魯迅先生、賀敬之先生的代表性作品被一些別有用心或是無知之徒由某些個文學選本和大中學課本中隨意拿掉的愚蠢現(xiàn)象。這種“霧霾”般的迷失所造成的歷史失誤與學術疏漏,早已引起有識之士的警覺與不滿,終究有一天要加以糾正和彌補的!繼而想到,任何的一個嚴肅的文藝選本,絕不是能夠以個人的好惡可以隨意取舍,而是要遵循嚴格的標準,憑借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質量與分量這個真理與事實決定,應該本著文藝研究自身的規(guī)律和要求來決定。

  懷著這樣一種不平靜而又是不無虔誠的心情來審視和研究陜甘寧邊區(qū)的秧歌劇選本,就不會再用今天某些不無偏見的思想情感與審美習慣來苛求前輩,強求歷史和隨意批評否定過去了。相反你會發(fā)現(xiàn),當我們懷著某種宗教信徒一般的心境來看待這些作品,就會一下子回到歷史中去,肅然起敬地體驗到當時人們的心情和氛圍,繼而感悟作品背后的許多不曾體驗的詩意與故事含義。就會深深地體會到,秧歌劇,這種貌似淺顯土氣的大眾文藝形式,不僅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延安和陜甘寧邊區(qū)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一種清新活潑、通俗歡快的文化娛樂形式,更是邊區(qū)文藝工作者踐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而率先興起的一種重要的文化創(chuàng)造。作者中有不少以后都成為了新中國的文化大家,成為名垂青史的著名文藝家,比如賀敬之、馬健翎、丁毅、周而復、馬可、袁靜、蘇一平、劉熾、王大化、李波、王汶石、賀鴻鈞等,可謂新星璀璨輝映,呈現(xiàn)出的是整整一代從國統(tǒng)區(qū)和淪陷區(qū)來到延安和陜甘寧邊區(qū)的青年文藝家告別昨天、洗心革面的創(chuàng)作歷程。從作品內容來看,秧歌劇反映和塑造了破舊立新的邊區(qū)社會的新風尚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人新事。它充分吸收延安和陜甘寧邊區(qū)地方傳統(tǒng)文藝與民俗文化的豐富營養(yǎng),以短小精干的表演和說唱形式,謳歌邊區(qū)各項事業(yè)的發(fā)展進程,成為了記錄和描述中國革命和戰(zhàn)爭歷史的一種重要文化載體,更是開啟解放區(qū)群眾文化活動和專業(yè)文藝事業(yè)、塑造藝術典型、打造中國新歌劇基本雛形的重要創(chuàng)造實績。由此可見,搜集和整理乃至深入研究延安時期的秧歌劇創(chuàng)作,對于解放區(qū)文藝乃至社會主義文藝史的研究,以至于解決當下文藝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新矛盾和新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和借鑒價值。

 

  

  一、延安文藝座談會催生了邊區(qū)秧歌劇這朵永開不敗的山丹丹。

  任何新事物的誕生,都離不開適當?shù)沫h(huán)境與特定歷史機遇。陜甘寧邊區(qū)秧歌劇的誕生和發(fā)展以至成熟,當然也不例外。回顧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延安乃至整個陜甘寧邊區(qū)的文藝舞臺上,雖然已經不像國統(tǒng)區(qū)的大都市那樣被封建的、殖民的和各種頹廢的思想內容、人物形象和來自西洋的靡靡之音充斥,但也還基本上是“洋”的和“舊”的占領。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現(xiàn)實內容和生動活波的民間形式仍然見不到。新的生活與新的民眾的形象仍然被拒之文藝舞臺門外。特別是那些由國統(tǒng)區(qū)陸續(xù)來到邊區(qū)的大批文藝工作者,他們的思想感情還處在人們火熱的生活與斗爭之外。甚至還因了不同思想感情和出身地域而分成不同的派系,在紛爭不斷的同時出現(xiàn)了“揭露黑暗”還是“歌頌光明”的幼稚爭論。文藝積極作用的缺失與文藝家思想感情的混亂和搖擺,導致了創(chuàng)作的不景氣甚至某種程度上的混亂,出現(xiàn)了一些令工農兵群眾不能接受甚至反感的不健康的作品。這也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zhàn)爭、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等各項工作十分緊張繁忙的情況下,還要積極籌備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主要起因。文藝脫離現(xiàn)實,文藝脫離人民,文藝脫離革命斗爭的實際是很危險的一個信號。意味著革命隊伍中的兩支軍隊,其中有一支出了問題。戰(zhàn)略家、革命家加詩人的毛澤東當然不是文藝的外行。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歷來都是堅持著眼于時代和人民的原則。他的個人情懷總是同時代和民眾的命運融為一體、息息相關。這是一個偉大革命家詩人的人文精神的鮮明標志。從古到今,一切有大出息、寫出大作品的文藝家蓋莫例外。從屈原、李白、杜甫到曹雪芹、魯迅到毛澤東,這是中國歷代文藝的骨干脊梁、主流與主旋律。個人的小情小調與形形色色的插曲尾花,無論當時如何被世俗推崇青睞,到頭來也都只能是主流文藝的伴奏與點綴。毛澤東歷來主張文藝要為革命斗爭服務,為推翻舊世界創(chuàng)造新生活的人民大眾,即工農兵服務。因此,他很看重來自生活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民間各種藝術形式,看重陜北的秧歌與說書。延安時期,毛澤東每年正月都要親自出面接待來給中央機關拜年的群眾秧歌隊。延安縣模范六鄉(xiāng)的秧歌隊,就是到棗園給黨中央毛主席拜年時,把一塊鐫刻著“人民救星”金字大匾獻給毛主席的。在楊家?guī)X居住時,毛澤東還多次把盲藝人韓起祥請到駐地說書。一個湖南人,如此喜歡陜北的民間藝術,這是一種姿態(tài)和導向。因為他深知,這些植根于黃土地深處的民間藝術,正是當?shù)厝嗣袢罕娤猜剺芬姷?,是最容易被人民接受、從而實現(xiàn)精神導引的一種難得的文藝形式。韓啟祥創(chuàng)作的陜北說書《翻身記》,就曾經令毛澤東和楊家?guī)X的老鄉(xiāng)一同聽得淚流滿面。他還親自參加扭秧歌,那種歡樂祥和的場景,令人十分感動。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親自帶動下,正月里延安和邊區(qū)各級黨政軍干部同工農兵群眾一起扭秧歌歡度春節(jié),成了延安時期干部聯(lián)系群眾的重要方式之一。每當逢年過節(jié),群眾秧歌隊來機關、學校、部隊拜年,最后的高潮就是大伙同群眾一起扭秧歌。這成了普遍的一大樂事,也是延安和陜甘寧邊區(qū)特有的一種好風氣。那時候,延安和陜甘寧邊區(qū)的黨政軍工作人員,沒有不會扭陜北大秧歌的。許多老延安回憶起當年,都不無自豪地說“我們是扭著陜北大秧歌走向全國,迎接勝利的。”有的說著就唱了起來:“解放區(qū)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區(qū)的人民好喜歡……”,“雄雞雄雞高呀么高聲叫,叫得太陽出來了……”在這歡樂的歌聲里伴著鑼鼓喧天扭秧歌,成為了那時候延安和陜甘寧邊區(qū)的標志性的文化生活氛圍。

  1945年,在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指引下,延安很快出現(xiàn)了一個“新秧歌運動”。許多從國統(tǒng)區(qū)來的文藝工作者都投入其中,創(chuàng)作了一批又一批深受群眾歡迎、深接地氣的生動活波的秧歌劇。這些節(jié)目一出現(xiàn),就一演再演,人們百看不厭。它不僅有力地配合了當時的各項工作,還為新歌劇的創(chuàng)作開辟了正確的道路。“那時候延安還沒有一個像樣的劇場,甚至沒有擴音設備,經常是在山坡或廣場上露天演出。”多年以后,賀敬之先生回到延安,在楊家?guī)X舊址對筆者如是說。那情形我們今天很難想象。根據(jù)攝影資料和老魯藝們的回憶可知,一次露天演出,觀眾往往成千上萬。我看到過一張老照片,那是在延安楊家?guī)X演出《兄妹開荒》。舞臺就設在楊家?guī)X中央大禮堂溝西邊的院子里。照片是從東面的山坡上俯視而拍,院子的小廣場上、對面山坡上,還有那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院子里,全是密密匝匝的人群,少說也有萬人。附近老鄉(xiāng)、機關干部,學生、戰(zhàn)士和中央首長,全都站著觀看演出。演員卻只有兩個人,王大化和李波。正是因為演這個秧歌劇的成功,他們已經成了當時延安的文藝明星。兩人一個挑著飯擔子,一個揮舞老镢頭,在小小的院心里唱著表演,穿著樸素的小樂隊在一邊伴奏。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就在人群里看得津津有味。那情景真是罕見,陣勢令人震撼。一個小小的秧歌劇,凝聚了萬眾之心。毛主席影響深遠的《講話》所形成的秧歌劇創(chuàng)作熱潮,開啟了解放區(qū)乃至以后的新中國文藝的新紀元。

  本卷收錄的這些作品,作者幾乎都是以后全國著名的文藝家,作品也都是當時一演再演的名作,更是一些保留節(jié)目。有的直到今天,仍然在舞臺和電視屏幕上能夠看到。

  二、深深植根于民間文藝沃土,使之一經破土,就具有了鮮明的民族特色與深厚群眾基礎。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qū)的秧歌劇,好比是西北高原上綻放的一株獨有的山丹丹。它是在陜北大秧歌舞和陜北說書、關中眉戶劇、隴東道情戲、寧夏花兒等地方民間舞蹈、歌謠、曲藝和小戲曲的基礎上演變創(chuàng)新,脫穎而出的。其中主要的還是吸納了陜北大秧歌的藝術形式和文化元素,因此人們也稱它是“陜北秧歌劇”。陜北大秧歌歷史悠久。相傳北宋時已有,原名陽歌。“言時較陽,春歌以樂。”到了明代,就改叫秧歌了。明弘治年間撰修的《延安府志》說,“春鬧社,俗名秧歌。”可見也就是春節(jié)鄉(xiāng)間鬧社火的一種。在鑼鼓器樂(主要是陜北嗩吶)的伴奏下,把男女混合的集體舞蹈與說唱結合,統(tǒng)稱為“鬧秧歌”。起初當然也有祭祀土地、財神和玉皇、山神的意思,之后擴展為民間婚喪嫁娶烘托氣氛之用。等到稱之為“秧歌”,這就與江南插秧季節(jié)的農事風俗有關。清代李調元《粵東筆記》云:“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shù)十計,往田中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群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據(jù)考證,陜北大秧歌也正是傳自南方,原因是當時許多戍邊將士(包括發(fā)配充軍的囚犯)多是南人。“秧歌”既然傳自于南方,也就是一種外來文化在陜北落地生根,就具有了更為廣泛的文化代表意義,更容易被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所接受。后來演變形成的陜北大秧歌,顯然在江南秧歌細膩婉約的基礎上,注入了陜北人質樸豪放與氣宇軒昂的個性特征。每年歲末農閑,提前一個月就開始排練秧歌。一般是以村莊為單位組成一隊。排練其實也是鬧秧歌的開臺鑼鼓,或稱之為熱身前奏。筆者生在延安,小的時候最喜歡觀看排練秧歌。小學校放了假, 操場就成了扭秧歌的場子;教室自然也就成了臨時排練場。晚飯后,天還沒黑,我們一群湊熱鬧的淘氣鬼就早早地到場了。因為利用大人尚未到來這一陣,可以先敲打一陣鑼鼓家什。這實際上是在培養(yǎng)鬧秧歌的接班人哩。記得那時的秧歌劇,已經成了秧歌隊必有的壓軸節(jié)目。我所在的村鎮(zhèn)橋兒溝,正好是當年魯藝的所在地。村里許多老人都認識周揚、何其芳、石魯、賀敬之等老魯藝。有的還同魯藝秧歌隊一起排練過秧歌劇。因此,橋兒溝秧歌隊很注重結合形勢創(chuàng)作新的秧歌劇目。記得最有名的是《老兩口學毛選》和《三個老漢夸社教》等。我經常觀看人家排練,臺詞早已背得爛熟。有一年正月到延安城劇院匯演,三老漢中有一位病了,我竟然被臨時拉去救場,結果演得據(jù)說比正式演員效果還好哩。秧歌排練成熟,也就到了年關。正月初一不動,初二初三就鑼鼓喧天開始鬧騰,一直要鬧騰到正月底。串村打擂比賽,進城給縣委縣政府拜年。正月十五以后,參加全縣乃至全區(qū)匯演和調演。大約一直要鬧到二月初二才息鼓停槌。其中秧歌劇就是匯演和調演評比的主要內容。可見,延安時期的秧歌劇的影響力已經延伸到了建國以后直至現(xiàn)在。而《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十二把鐮刀》,還有反映植樹造林的《栽樹》等劇目,都是一直在演,真是令人百看不厭,一代一代口口相傳至今。演員全是業(yè)余,觀眾就是群眾。人們自編自演、自娛自樂,這也是文藝史上罕見的一種現(xiàn)象。

  陜北大秧歌本身就是扭、跳、演唱和變化隊形的多姿多彩的民間傳統(tǒng)集體歌舞藝術。服裝艷麗多彩,道具有彩傘、綢扇、腰飄帶和腰鼓、花棍等,表演起來,整齊雄壯、氣勢恢宏,幽默風趣、紅火熱鬧。加之有騎毛驢、扳旱船和抬花轎以及媒婆、神漢、二流子、洋煙鬼、賭博漢、是非婆兒、馬哈縣官、陰陽、算卦先生和地主老財、狗腿子、地痞、惡霸等農村社會中百年以來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群丑亮相。服裝也是五花八門,化妝千奇百怪,再加之踩著鼓點隨心所欲地即興啞劇式的夸張表演,真是令人忍俊不禁,樂不可支。人們觀看這種寓教于樂,令人陶醉忘情的秧歌表演,不由得就會手腳發(fā)癢,躍躍欲試。鑼鼓敲法有五錘、七錘,長流水、緊湊等,與嗩吶音樂的各種曲調節(jié)奏相應配合,或激越高亢,或豪邁舒緩,或委婉抒情,或高潮迭起,人人自由奔放,個性充分發(fā)揮,加之又不斷地增加新的音樂伴奏,被號作是“東方迪斯科”。上世紀初以陜北榆林地區(qū)為最具代表性。如綏德、米脂、吳堡等地,后來中心就漸漸轉移到了延安及周圍各縣。秧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很注重“儀式”。早年據(jù)說演出之前先要到廟里拜神,向神明敬獻歌舞,祈求平安豐收。然后才開始在村內挨門逐戶表演,俗稱“排門子”,以示新春送福到家。這大約是古代祭祀活動的延續(xù)。神木、府谷等有煤炭的縣,那時正月十五還要“繞火塔”。“繞火塔”也叫“火塔塔”,用大塊煤炭搭壘成塔形,煤炭之間有空隙,填入柴禾樹枝以便點燃。由于當?shù)孛禾抠|量好,又有柴禾助燃,所以在元宵節(jié)的夜晚秧歌隊繞塔高歌歡舞,火焰照紅夜空,遠觀甚為壯觀。此習是古代“積薪而燃”求火消災驅邪。“轉九曲”也是一種表演形式。秧歌劇的母體在于陜北大秧歌。它的好多富于表現(xiàn)的表演元素,都是承繼和保留了陜北大秧歌的遺傳基因。

  三、真實生動地反映陜甘寧邊區(qū)人民建設和保圍新生活的足跡,成為了歷史的定格。

  毛澤東同志講過,當時的延安和陜甘寧邊區(qū),是“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地”,是“新中國的雛形”。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qū)的秧歌劇,見證和記錄了邊區(qū)民主政權建設和各項工作的歷史。秧歌劇作為一種緊接地氣的短平快的群眾性文藝形式,可以說是最及時,最真實全面地反映了邊區(qū)當時的生活與斗爭,展現(xiàn)了人們日新月異的精神風貌,最大限度地愉悅了大眾,凝聚了人心。僅就藝術特色來看,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大類。一是正劇類,即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以無比欣喜的筆調是非分明地正面表現(xiàn)新舊事物的斗爭。第二類是塑造西北人特有的樂觀、幽默性格,喜劇或甚至鬧劇式地給新生事物以贊美,同時讓頑固守舊者當眾出丑,于嘻笑聲中鞭撻保守落后。《兄妹開荒》屬于第一類作品的代表。作品以樸實憨厚的哥哥與爽直快活的妹妹饒有風趣的對唱和對白,邊歌邊舞,推進劇情,反映1943年間,陜甘寧邊區(qū)大生產運動中熱氣騰騰的勞動場面,塑造謳歌了大生產運動中的邊區(qū)一代新人,呈現(xiàn)出邊區(qū)新農村生氣勃勃的生活圖畫,令人耳目一新。王大化與李波,既是作者又是演員。他們演得出神入化,成為了當時延安的名作經典?!缎置瞄_荒的》創(chuàng)作的巨大成功,是作者深入體驗生活,熟悉反映對象的成功實踐,為這類秧歌劇創(chuàng)作提供了經驗。賀敬之寫的反映邊區(qū)植樹的《栽樹》和馬可的《夫妻識字》一起,被認為是盡量保持秧歌既歌又舞特點的優(yōu)秀作品,曾獲得觀眾熱烈好評。建國后曾擔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領導的蘇一平同志當時也寫過不少新秧歌劇。比如收入本卷的《牛永貴掛彩》,就是新秧歌運動早期出現(xiàn)的表現(xiàn)軍民關系的代表作。新的題材、新的矛盾,新的人物,新的視野,記錄了新的歷史。他1946年寫的《紅布條》,更是同類題材中演出場次最多的一個劇。反映的即是軍民關系又是干群關系問題。這樣題材和主題,今天仍然也不過時。文藝家柯仲平在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發(fā)言中,贊揚了《紅布條》在藝術上的成功,還說它在“戰(zhàn)爭初期起了很大作用”。此后,蘇一平還發(fā)表過《孫大伯的兒子》、《紅土崗》等好幾個劇本。 從《牛永貴掛彩》到《紅布條》,再到《孫大伯的兒子》,都是以軍民關系為題材的,而且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上都力求有所突破。還有一些作品,由于本卷容量所限沒有收入,但是卻值得記住。比如柯仲平同志的大型秧歌劇《無敵民兵》是詩人的力作,也是當時反響較大的一部作品。劇本著重刻畫了路長貴、王登高等和登高父、登高妻、自衛(wèi)軍營長等,塑造了一群民兵英雄的群體形象。當時一發(fā)表和演出,轟動了整個邊區(qū)。另外賀敬之、強水華、王大化、馬可等合作的《慣匪周子山》也是新秧歌運動中涌現(xiàn)出來的一部優(yōu)秀大型秧歌劇。 《慣匪周子山》的主題是防奸。用秧歌劇的形式成功地表現(xiàn)了宏大革命斗爭歷史題材,是《慣匪周子山》為新秧歌劇創(chuàng)作提供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秧歌劇朝著歌劇成長演變的一次成功實驗,得到文藝界和評論界的普遍關注。還有翟強的《徐海水除奸》,鐘紀明的《一盞燈》、《三石糧》(與李維翰合作)、《就是他》等,當時也是受歡迎的劇目。還有周戈原作、柯藍、郭新民、沈霜改編的《女狀元》、柯藍的《變工好》,丁毅的《劉二起家》、《黑板報》、《二流子變英雄》,張季純的《保衛(wèi)和平》,杜鵬程的《宿營》,王汶石的《邊境上》,肖汀、方杰的《回娘家》,楊醉鄉(xiāng)的《送公糧》,顏一煙的《回家》、《張德發(fā)》、《反巫婆》,王琳的《模范燦嫂》,蒙族作者云照光的《魚水情》以及聞捷的《加強自衛(wèi)軍》等。這些劇目在發(fā)表和演出后都有比較好的反映,值得記下一筆。

  總之,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的新秧歌劇運動,為中國新歌劇的產生做了意義深遠的鋪墊和探索。當然也應當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有相當數(shù)量的作品,仍存在主題一般化,人物概念化,劇情發(fā)展公式化等問題。當然這與當時戰(zhàn)爭環(huán)境和宣傳任務的緊迫有一定關系,但是就文藝創(chuàng)作內容和藝術形式的大眾化、民族化進程而言,就文藝創(chuàng)作注重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言,秧歌劇創(chuàng)作都有新的關鍵性性的突破。此后出現(xiàn)的《白毛女》、《劉胡蘭》、《赤葉河》等較為成熟的民族歌劇,以至新中國建立后涌現(xiàn)出的《紅旗歌》、《小二黑結婚》、《王貴與李香香》、《草原之歌》等一直到《紅珊瑚》、《紅霞》、《洪湖赤衛(wèi)隊》、《江姐》的出現(xiàn),形成了一條明顯的創(chuàng)作紅線,標志著中國新歌劇從陜甘寧邊區(qū)的秧歌劇起步,已經開創(chuàng)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2015年3月5日于義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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