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要自覺堅守意識形態陣地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意識形態的工作，他多次聯系國家政權的安危、社會應有的健康向上的主旋律和培養什么樣的人等重大問題，深刻論述了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他特別指出：“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我們必須充分認識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 這對于我們自覺堅守意識形態的陣地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自覺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并不輸理

　　在階級社會里，各個階級都以自己的思想體系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而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資產階級總是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標榜成全民的、超階級的，否認社會意識的階級性。這是因為他們所建立起來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制度，他們只有通過這樣的遮羞布，來掩蓋其階級的實質。無產階級政黨則與此相反，公開申明自己意識形態的階級性，申明它是為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服務的。這是因為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根本利益是同歷史發展的要求相一致的，能夠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因而，無產階級不需要隱瞞自己意識形態的階級性，相反，只有旗幟鮮明地亮明和堅持自己的意識形態，才能說服和吸引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并使之轉化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的物質力量。對此，我們要有高度的自覺，始終堅持體現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意識形態，維護中國人民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

　　那些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總是采用“奪權先奪人，奪人先奪心”的策略，從意識形態方面入手，攻擊和否定馬克思主義，丑化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鼓吹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蠱惑人心，煽動群眾，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結成“政治反對派”，進行旨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斗爭。而國際敵對勢力加緊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也主要是搞“攻心戰”，大力強化意識形態滲透，通過各種渠道傳播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觀念和政治模式，動搖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從而導致社會動蕩，政局失控，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我們知道，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有史以來最先進的社會思想體系。但它的歷史還很短，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成熟程度及其擁有充分的傳播工具相比，與這種舊意識形態具有的某種傳統優勢相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還需要一個繼續加強和完善的過程。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因而，社會主義思想不去占領意識形態的陣地，資本主義思想就一定會去占領。這是沒有調和的余地的。

　　蘇聯解體為我們提供了以意識形態為突破口最終導致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正是適應了西方敵對勢力以“攻心為上”的戰略需要。赫魯曉夫借口時代的變化，在反對教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修正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認為無產階級國家已變為“全民國家”，無產階級政黨已發展成為“全體人民的黨”。隨著時間的推移，深受蘇共二十大影響的一代人開始步入蘇聯領導層，發揮了“二十大的產兒”的作用。戈爾巴喬夫在回答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的時候,竟然公開地說,我的回答只有一個:“我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不止一次地論述過：我們面臨的，絕不是在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的問題。我們的未來是一個趨同的社會，具有趨同性的價值基礎”。戈爾巴喬夫不僅在否定社會主義歷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馬克思主義方面，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了。戈爾巴喬夫把改革變成改制，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更加自覺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對于這種演變，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以辛辣諷刺的手法，認為蘇聯共產黨統治集團，“一直以一種歷史脫衣舞的形式，一層一層地否定(或者是脫掉)他們過去的理論外衣。”正是戈爾巴喬夫的這一套主張和做法，使蘇共在二十八大召開時就已經陷入了四分五裂、危機四伏的境地。如果說，戈爾巴喬夫在鼓吹民主化、公開性時，還不時打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他的遮羞布，那么到了二十八大就不再提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而要求人們擺脫對它的“教條主義的解釋”，提出了意識形態多元化的主張，并宣布拋棄“意識形態壟斷主義”。戈爾巴喬夫等不但在輿論上、政治上把蘇共推上了絕路，而且還違背蘇聯人民的意志，把解散蘇聯的錯誤做法強加給蘇聯人民，最終葬送了蘇聯社會主義事業。這是一個現代版的“殷鑒不遠”，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鑒戒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講話中強調，我們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缺乏陣地意識、斗爭意識不行，含糊搖擺也不行，陷入“本領恐慌”更不行。如果意識形態工作這一手不抓、不硬、不強，如果意識形態領域斗爭抓而不緊、抓而不實、抓而不常，最后必然會出大問題，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我們要有一種“任它東西南北風，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自覺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陣地。

　　要清醒認識各種錯誤思潮的嚴重危害

　　改革開放以來相繼出現了危害社會的各式各樣的錯誤思潮，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憲政改制、普世價值和儒化中國等等，雖然他們主張各異，表現形式不同，但卻有共同的政治訴求，這主要表現在：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立國之本，力圖扭轉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把中國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去。他們否定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顛倒是非，混淆視聽，如果聽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動搖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毀近代中國所苦苦追求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陷國家于萬劫不復的境地。

　　這里，著重以多年來泛起和泛濫的歷史虛無主義為例，來幫助我們認識錯誤思潮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對社會特別是廣大青年可能造成的嚴重危害。

　　應該看到，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不僅表現在史學研究中，而且也表現在涉及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某些文學、藝術和影視等領域的作品中，影響面大，有很大的欺騙性和滲透性。它利用改革之機，以“反思歷史”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從糾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走到“糾正”社會主義;從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走到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從詆毀新中國的偉大成就，發展到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從丑化、妖魔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發展到貶損和否定近代中國一切進步的、革命的運動;從刻意渲染中國人的落后性，發展到否定五千年中華文明，等等。

　　歷史虛無主義對消解社會主旋律的負面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它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輕蔑黃土文明、頌揚海洋文明(藍色文明)，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價值觀念作為普世價值，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而且對我們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華源遠流長的燦爛文化也恣意抹煞。在一些人的筆下，我們的民族不僅“愚昧”、“丑陋”，而且充滿“奴性”、安于現狀、逃避現實，如此等等;而把中國優秀的文化和文化傳統說成是走向沒落的“黃色文明”，要現代化只有乞靈于西方的“藍色文明”。歷史虛無主義的一些鼓吹者喪失了起碼的民族良知，他們不但渲染民族失敗主義情緒，而且公開走上稱頌帝國主義侵略，稱頌殖民統治的道路上去。有人說，“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近代文明”,應當“大恨其晚”。有人認為，近代中國的反侵略斗爭，“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爭，而在實質上，都是站在維護本民族封建傳統的保守立場上，對世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進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對先進，保守對進步，封建閉關自守孤立的傳統對世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經濟變革的抗拒”。有的論者說：“如果中國當時執行一條‘孫子’戰略(此人特別聲明：不是《孫子兵法》的孫子，而是爺爺孫子的孫子)，隨便搭上哪一條順風船，或許現在的中國會強得多。比如追隨美國，可能我們今天就是日本。”這一切，他們都作為一種新的歷史觀加以推銷。如果按照這樣一種所謂新的歷史觀，黑白可以顛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愛國主義的旗幟，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樣不可以摧之毀之呢?!

　　歷史虛無主義所散布的種種言論, 是我們在舊史學中能夠常常看到的維護封建正統、蔑視人民群眾的唯心史觀，公正地說，歷史虛無主義比舊史學還不如，因為他們不是研究歷史，而是為一定的政治訴求而玩弄歷史，典型地表現了他們的反歷史、反科學的性質。他們的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史學領域的大是大非問題,而且還直接關系到做人立國的根本問題。這主要是：是維護歷史本來面目，還是歪曲歷史真相;是高揚民族精神，還是鼓吹妥協投降;是從歷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還是在歷史支流中無限放大負面影響;是堅持唯物史觀，還是回到唯心史觀 。如果這些原則問題被顛倒、被消解，就會從根本上搞亂人們思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失去立足和發展的思想基礎。這是值得我們高度警惕和認真對待的。

　　古往今來，一切民族和國家在進步發展中都重視自己的歷史，善待自己的歷史，善于從歷史經驗中吸取智慧，資政育人。中國是一個史學很發達的國家，有經世致用的史學傳統。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當以良史之憂憂天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習近平總書記在號召干部學習黨史、國史時說：要“知史愛黨，知史愛國”。我們要從這一認識高度，保持對歷史的清醒，明辨是非，敢于抵制和批判包括歷史虛無主義在內的各種錯誤思潮。

　　要自覺堅守意識形態的陣地

　　這些年來，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各種錯誤思潮，可以明顯地看到他們是一種有組織行為、有輿論陣地、有明確的政治訴求的行動，甚至有他們并不隱瞞的國際背景。對于這種情況，中央雖然多次提出，但沒有引起各級領導干部的足夠重視，甚至聽任泛濫，應對無力。這也造成某些人有恃無恐，我行我素，達到無所顧忌的地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我們的工作方面來說，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對錯誤社會思潮的危害性，并沒有在相當多的領導干部中形成共識。有的關注的是個人政績的顯示，仕途的通暢和提升;有的是對各種錯誤思潮采取包容、寬厚、和諧相處的態度，老道于世故，盡量表現自己的開明形象，不肯也不敢得罪人。在干部政策上，對政治素質的要求多滿足于和中央保持一致的空洞內容，而很少涉及能否堅持黨的原則，能否在意識形態領域發揮領導干部的作用。一些領導干部不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的原因，一是有的人本身已經相當“西化”了，并不認為這是問題;二是有的人缺乏起碼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失去了應有的政治嗅覺，麻木不仁。這些情況，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領導干部的思想狀況不解決，用人標準不嚴格，意識形態工作是搞不好的。

　　我們要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從根本上扭轉意識形態工作中的軟弱被動局面。首先，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把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看家本領。共產黨人的堅定信念,是奠定在科學理論基礎上的理想信念,是一種對真理的信仰、科學的信仰。共同的理想信念是黨內團結的基礎，是黨具有強大戰斗力的力量源泉。毛澤東十分強調黨內要有共同語言，有了共同語言才會有團結的基礎。他說，要學馬克思主義，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語言。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對于我們今天面臨著復雜多變的世情和國情來說尤為重要。事實證明，理論的堅定是政治堅定的基礎，只有正確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才能把握歷史的主動，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在各種社會思潮中明辨是非，堅定黨的立場;才能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中，有力地抵制各種誘惑，防腐拒變，永遠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

　　其次，在各種錯誤思潮面前，要旗幟鮮明地敢于表明我們的態度，敢于“亮劍”。多年來在意識形態的工作中，往往表現出“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軟弱狀態。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捆住了我們自己的手腳，使我們在是非面前偃旗息鼓;一些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已經打上門來了，我們卻怕“炒熱”，自動“退避三舍”，而不敢“禮尚往來”。這方面的教訓很深刻，是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加以改正的。事實表明，只要我們敢于堅持真理，又善于表達真理，真理就一定會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心。

　　再者，要嚴明黨的紀律，黨首先要管好黨。黨的紀律，是包括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兩個方面的內容，這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黨的紀律的統一體。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面對“文化大革命”遺留下的嚴重派性、紀律松弛以及領導班子軟、懶、散等問題，鄧小平明確指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和組織部門的任務不只是處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把我們的黨風搞好。對于違反黨紀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執行紀律，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義，打擊邪氣”。陳云指明當時正在蔓延的腐敗現象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問題，他指出：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沒有好的黨風，改革是搞不好的。共產黨不論在地下工作時期或執政時期，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黨的紀律。”他強調，如果不用黨的紀律來約束黨組織和黨員的行動，就會像毛主席所說的“亡黨亡國亡頭”。毋庸諱言，在一個時期內，在黨的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已經同我們黨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有的黨員無視黨的政治紀律，隨意發表違背黨的基本路線、基本方針的錯誤言論，甚至任意踐踏憲法規定的紅線;有的黨員熱衷于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力圖用私有化來誤導我們改革的方向，要求按照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所謂“普世價值”來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企圖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有的黨員毫無顧忌地歪曲黨的歷史、否定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成就，特別是不遺余力地攻擊、污蔑和抹黑黨的領袖;有的人甚至通過在境外海外發表大量不顧事實、不負責任的錯誤言論和書籍，再采取“出口轉內銷”的辦法影響群眾。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違紀行為，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瓦解黨的戰斗力，消解廣大群眾對黨的信任。這種情況如果不加以制止，嚴明黨的紀律，而任其發展下去，后果將不堪設想。

　　(作者：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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