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貴生：評“一定范圍內存在階級斗爭”的觀點

　　評“一定范圍內存在階級斗爭”的觀點

　　—三談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思想

　　郝貴生

　　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思想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承認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階級、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毛澤東多次說過，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沒有最終解決。1981年《決議》徹底否定了這一基本觀點，但又不能不正視社會生活中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事實，于是《決議》對此形成以下基本觀點：一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改造完成之后，作為剝削階級的階級已經消滅，二是由于國內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三是階級斗爭不是主要矛盾。 我認為這個結論是錯誤的。

　　第一，否認階級存在而又承認階級斗爭存在邏輯上根本不通。

　　“階級”這個概念確實首先是一個經濟范疇，列寧的定義大家都清楚，但階級產生之后，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范疇，也是一個思想范疇、政治范疇。階級社會中，那些政治、思想上反動的人物，其本人或家庭未必都是占有土地或資本的經濟上直接剝削他人的剝削階級，但政治思想文化中的立場是代表剝削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完全可以稱這些人就是剝削階級或反動統治階級。建國以后，地主、資本家的生產資料被剝奪或贖買之后，一是他們的思想意識并沒有得到徹底改造，他們還希望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二是剝削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還存在，因知識分子舊社會大多受的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教育，其世界觀還沒有完全改造過來，還自覺不自覺用封建主義、資產階級世界觀影響和改造世界。三是舊社會剝削階級的思想文化還嚴重存在，還會自覺不自覺影響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工人、農民、干部，這些人還會利用可能的機會、條件為自身謀取各種不正當的利益，有些權力者就可能會變質為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的代理人。列寧類此論述很多。毛澤東也正是在上述意義上說，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階級仍然存在。那種借列寧的階級定義把“階級”范疇只局限于“四個不同一個占有”的狹窄的范圍是錯誤的。有階級存在，就有階級斗爭存在，反過來，階級斗爭存在，就一定有階級存在。這本來是一個問題，而《決議》非要改為兩個問題，根本否認階級存在，而又承認階級斗爭存在，邏輯上根本講不通。階級不存在，怎么會存在階級斗爭呢?只承認階級斗爭是政治思想范疇，不承認階級是政治思想范疇，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觀點，而是反馬克思主義觀點。

　　第二，講“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實質是否認人民內部矛盾也存在兩種世界觀的根本對立及向敵我矛盾轉化的可能性。

　　《決議》承認有階級斗爭，但把它局限在“一定范圍內”。這個“一定范圍”究竟是什么范圍?《決議》談到這一點時說：“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分子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社會生活上進行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和進行有效的斗爭。必須正確認識我國社會內部大量存在的不屬于階級斗爭范圍的各種社會矛盾，采取不同于階級斗爭的方法來正確地加以解決，否則也會危害社會的安定團結。”鄧小平說過：“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同他們的斗爭不同于過去歷史上的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實際是說，階級斗爭只是表現在同個別的“敵對分子”身上，這些敵對分子構不成一個完整的階級。大量人民內部矛盾既然不屬于階級斗爭范圍，也就與階級斗爭無任何關系。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斗爭表現確實包括同個別敵對分子的斗爭。這些人也不是列寧所說的“四個不同一個占有”那種意義上的階級集團，但他們的表現及其本質仍然是代表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把他們說成是舊社會的“階級殘余”、“階級斗爭的遺留”是可以的，但“階級殘余”和“階級斗爭的遺留”也是階級、階級斗爭沒有被最終消滅的客觀事實。這部分人雖然極少，但其活動能力和破壞性極大，特別是制造反革命的輿論準備工作，且在國際國內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等各種因素下，有可能增大起來，成為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個極大力量。列寧說過，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而兇猛十倍。強調同這部分人的斗爭是絕對必要的。

　　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不僅只是同剝削階級、反動統治階級的“人”進行斗爭，也還包括同這個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做斗爭。而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不僅表現在剝削、統治階級的人身上，而其大量還不同程度地表現在被壓迫、被統治階級的人身上。后者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很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會跨入剝削、統治階級的行列中。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斗爭也同理，同樣也表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而思想領域的斗爭也必然影響到黨內和人民群眾身上。毛澤東《正處》中講到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表現時，確實強調要分清敵我和人民內部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但這兩種矛盾的存在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在一定條件可以相互轉化。如果采取科學的斗爭方法和策略，敵我矛盾可能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但也必須承認，人民內部矛盾由于種種原因也可能轉化為敵我矛盾。因為階級斗爭不僅表現少數人政治上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極端仇視，更多的還表現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內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和思想體系的對立。如為大多數人還是為少數人服務的兩種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對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與普世價值的思想體系的對立。而相當多的對立則具體表現在大量人民內部矛盾身上。如知識分子本身屬于人民范疇，但必須承認的客觀事實是一部分知識分子身上存在嚴重的個人主義和西方的普適價值思想。如果對這些思想不積極進行斗爭的話，很有可能就轉化為敵對分子。1989年事件中方勵之及個別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不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嗎?干部隊伍也是如此。中國當前揭露的大量官員腐敗分子，從政治上他們其中一部分人還不至于公開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但其對人民財富的大量非法占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表明其世界觀已經徹頭徹尾剝削階級化了，這不也是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嗎?列寧所說的，小生產者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毛澤東所說的黨內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蛻化變質分子不就是由人民范疇轉化而來的嗎?其他社會成員也由于種種原因，自覺不自覺地可能會墮落到“敵對分子”的行列中。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的極其重要的表現嗎?承認人民內部矛盾存在階級斗爭，絕不是說，人民之間是對抗性關系。而是我們每一個人不同程度地存在剝削階級觀念的影響，都有可能轉化為變質分子和敵對分子，都要進行積極的批評自我批評的思想斗爭，批判和清除各種錯誤思潮對自身的影響和侵蝕，努力防止這種轉化。把階級斗爭完全局限在敵我矛盾之間的小范圍內，借口人民內部矛盾非敵我矛盾，而根本否認人民內部存在兩個階級世界觀和意識形態的對立及其影響，根本否認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化的可能性既違背辯證法矛盾轉化原理，也不符合中國當今社會現實，更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偏離和背叛。但《決議》卻把毛澤東經常引用列寧關于小生產者中可能會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論述看作是對列寧的誤解和教條化，由此恰恰暴露了《決議》主持者對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無知，暴露了其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世界觀。

　　據我觀察，體制內堅持階級斗爭理論的一些同志幾乎都喜歡引用鄧和《決議》中關于社會主義階段存在階級斗爭的論述，但一再強調“一定范圍”的條件，唯恐離開鄧和《決議》半步雷池，一再劃清與“階級斗爭為綱”的界限。王偉光文章出來之后，《學習時報》撰文，間接指出王文就是要恢復“階級斗爭為綱”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報》隨后發表文章《“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標簽不能亂貼》進行駁斥。文中說了四個不能即：不能把階級問題的研究說成“階級斗爭為綱”，不能把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說成“階級斗爭為綱”，不能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說成“階級斗爭為綱”，不能把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說成“階級斗爭為綱”。這能夠劃清嗎?這是自欺欺人。固然馬恩階級斗爭觀點與階級分析方法不等于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但應用這種觀點和方法到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承認階級斗爭的普遍性、無條件性就一定邏輯地做出毛澤東的結論來。如果繼續堅持“一定范圍”的觀點，那就不是真正運用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或運用這種觀點、方法的不徹底性。同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與反對、歪曲四項基本原則的根本對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是與反對、歪曲、取消人民民主專政的對立，本身既是階級斗爭，更是“階級斗爭為綱”。怎么能夠劃清二者之間的界限呢? 這種反駁極右勢力對階級斗爭觀點的攻擊沒有任何力量和說服力。

　　第三，改革開放后大批私有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的出現說明中國當今經濟意義上的“階級”集團也已經存在，且出現政治上代理人。

　　按照《決議》觀點，社會主義公有制確立之后，階級已經消滅。但改革開放的實踐結果是出現大批私有企業(為掩蓋私有企業的私有本性，而冠之為民營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其運行模式絕沒有逃脫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規律，更沒有逃脫列寧的“階級”定義。這些依靠大量生產資料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私有企業主難道不是“剝削階級”嗎?如果說，西方資產階級發家的第一桶金是建立在對農民的土地掠奪即圈地運動上，而當今中國以世界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暴富的數十萬個億萬富翁的第一桶金則直接或間接來自新中國前三十年人民創造和積累的社會財富。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中國的這些暴發戶難道不也是如此嗎?這不是地地道道的“剝削階級”是什么?《共產黨宣言》中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即無產階級，那是不依資產階級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的結果。而我們今天的應該以“消滅私有制”為己任的共產黨人卻極其自覺地也鍛造自己的掘墓人即資產階級。這究竟是為什么?即使是國有企業，其運行模式特別是生產第一線的相當多普通工人基本或完全等同于私有企業的雇傭關系。這些依靠利用所謂的“公有生產資料”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價值難道不是剝削行為嗎?為什么這些年國有企業腐敗現象也極其嚴重，國企老總所謂“工資”動不動就數百萬、上千萬。這些人雖然還是“共產黨員”的招牌，但與那些暴富的資本家有什么本質區別呢?可是我們體制內的一些官員和學者卻置這些鐵的基本事實于不顧，還在那里喋喋不休重復鄧和《決議》中已經消滅“階級”的荒謬觀點。

　　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導致各省市地區紛紛把私人企業家和暴發戶拉入到各級甚至全國人代會、政協會。去年8月12日《中國經濟周報》刊載的《昆山爆炸案招商黑幕》一文揭露其深層次原因時寫到：“很大程度上，釀成此次悲劇的原因是，突破底線的招商引資理念，被異化的‘政策紅利’所造成的企業監管缺位。”“昆山市招商中心相關負責人在其編寫的《昆山招商引資之路》培訓教材中提到了這樣一條令人‘耳目一新’的‘先進經驗’：‘去南京、北京爭取勞模指標，送給來投資的老板，國家、省里的名額不夠，就評縣級勞模，兩年一屆50個，50個不夠，就100個，還不夠，就200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也送給他們一些……’”當地政府曾經在香港《大公報》刊登廣告，直言不諱地宣稱臺商‘來剝削的越多昆山人民就越開心’。‘來幫我們投資的是恩人，來投資我們的老板是親人，能打開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響投資環境的是罪人’一時間在昆山是婦孺皆知。”“一名官員眼中的招商引資“昆山理念”：政策環境是‘老板怎么順心怎么辦’;法制環境是‘老板怎么安心怎么辦’;服務環境是‘老板怎么開心怎么辦’;人文環境是‘老板怎么舒心怎么辦’”。 個別就是一般，這就是中國當代相當一部分共產黨官員的旗幟鮮明的階級立場和扭曲的社會心理，他們身上還有一絲一毫的共產黨人氣味嗎?另外，中國當今各級特別是省部級以上官員腐敗如此之多，而且每個腐敗官員背后幾乎都有一個或幾個億萬富翁，而億萬富翁背后也都有一個或幾個權力靠山。這不典型地說明，社會主義各級權力機構已經有完全代表剝削階級的代理人嗎?已經全心全意為少數人服務嗎?這些“官員”難道不具有“資產階級”屬性嗎?所以毛澤東十分尖銳地指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否認中國當代社會存在“階級”的事實和只承認階級斗爭存在于“一定范圍內”是錯誤的。《決議》口口聲聲反對“階級斗爭熄滅論”，但這種觀點實質是“階級斗爭熄滅論”的翻版和變相提法。《決議》一方面竭力縮小階級斗爭的范圍，另一方面又把“階級斗爭”歪曲、丑化、污蔑為簡單的打打殺殺、你整我我斗你的無原則爭斗，導致現實生活中相當多的人對階級斗爭談“斗”色變、極端憎惡，以及至今領導人講話和重要會議上不敢提“階級斗爭”一個字。這種現象以及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種種不實之詞，實質會起到也已經起到麻痹共產黨自身和革命人民意志和警覺性的作用，在所謂“解放思想”、“學術研究”、“不同意見爭論”的漂亮口號下，直接或間接助長、縱容甚至鼓勵各種錯誤思潮和敵對勢力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和人民的進攻。《決議》之后，封建主義、西方資本主義一切形形色色腐朽的思想意識迅速在中國大地蔓延開來，丑化、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不僅是建國后的歷史，也包括整個民主革命，甚至幾千年農民革命的歷史，丑化歪曲毛澤東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泛濫，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正是變相的“階級斗爭熄滅論”導致的必然結果。他們在攻擊、否定毛澤東階級斗爭理論的同時，卻一刻沒有放松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這種斗爭從建國開始，一直到今天始終沒有停止過，《決議》之后，更加猖狂。中國當代所以腐敗、丑惡現象如此嚴重，就是資產階級利用各種途徑、形式、方法特別是利用其手中的權力對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階級斗爭的結果。而我們隊伍中相當多的領導干部、黨員、學者和群眾至今還在受這種“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觀念影響而麻木不仁，甚至為其做所謂“馬克思主義”的論證和宣傳，可見其影響極其之深、危害性極其之大。

　　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思想承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階級、階級斗爭存在的無條件性、普遍性、始終性。不僅表現為作為敵我矛盾，在人民內部矛盾，在黨內、政府內、軍隊內等所有人群中都存在兩種世界觀、兩種思想意識形態的對立和斗爭。整個黨、國家、軍隊有變質變色的危險性，可能性，每一個人特別是干部、軍人和知識分子都有變質變色的可能性、危險性。正是后者從量變發展到質變才導致前者的結果。堅持“階級斗爭為綱”思想，不僅要同一切敵對分子做堅決的斗爭，而且要開展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在人民內部也要開展正確的、積極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思想斗爭，批判形形色的反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思潮，清除各種剝削階級觀念及錯誤思潮的影響，“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觀，把自己真正培養為社會主義的新人，把共產黨員和各級官員培養為真正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仆，這絕對不是整人，更不是“階級斗爭擴大化”，而是對各級官員、黨員、軍人、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最大關心、愛護。三十多年來，“改造世界觀”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用語基本上在各屆領導人的講話和重要決議中消失了，其理論根源就是不承認階級斗爭的普遍性，特別是不承認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對干部、黨員、知識分子及人民群眾的直接間接的影響、侵蝕和危害，不承認其變質變色的可能性、危險性。中國當今那么多的腐敗官員，一開始幾乎都是根紅苗壯。這就是“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這種荒謬認識對共產黨人的極其嚴重的危害和破壞性。鼓吹這種論調，實則也是掩蓋某些當權者自己蛻變為走資派的卑鄙目的。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斗爭，絕不是喜歡階級斗爭，而是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一條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無論你憎惡還是喜歡，它都客觀地表現在你的周圍，甚至表現在你自己身上。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客觀事實。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就是告誡我們，要實事求是地正視、承認這一問題，要防微杜漸，把剝削階級觀念對我們自身的影響減小到最低程度，不僅同公開的敵人做斗爭，還要自覺同一切剝削階級的觀念及對自己的影響做斗爭，由此才能保障無數革命先烈換來的紅色江山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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