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底，中國社科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同志發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的文章后，在中國整個思想理論界引起了極大反響，強烈反對者有之，高度贊揚者也有之。而這次爭論本身就是中國當今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的極其重要表現。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志特別是體制內的相當多的同志寫文章、開座談會，充分肯定王文的重要意義，批判中國當今形形色色的攻擊和歪曲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種種荒謬觀點以及中國當今階級斗爭的重要表現。筆者堅決支持王偉光同志的文章。但是體制內一些同志面臨著中國當今極右勢力攻擊王文講階級斗爭就是主張“階級斗爭為綱”思想時，竭力撇清階級斗爭觀點與“階級斗爭為綱”的界限。筆者看了這些文章，一方面贊揚和擁護這些同志堅持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感覺到他們對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思想存在多方面的誤解和片面認識。如果不能夠認真糾正和克服這些片面認識、誤解，就不可能把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貫徹到底。因此，主要圍繞體制內部分同志對“階級斗爭為綱”的片面認識寫幾篇短文與體制內的部分同志商榷。第一篇文章主要談如何認識“階級斗爭為綱”思想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含義及其相互關系。
我看一些同志文章和談話、發言中反對“階級斗爭為綱”思想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把“中心”和“為綱”混為一談。“為綱”就等于“中心”，一講“階級斗爭為綱”，就必然把階級斗爭又重新作為中心工作，就根本否定執政黨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正如有同志所說：“‘綱’是指黨的中心工作，通過抓中心工作來帶動其他工作，這就叫‘抓綱帶目’、‘綱舉目張’。這是一種工作方法。‘以階級斗爭為綱’，說的是把階級斗爭作為黨的中心工作，通過抓階級斗爭來帶動其他工作。”
我認為這種認識是錯誤的。“中心”和“綱”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人們實踐中有許多不同的具體的工作。在這些具體工作中，一個時期、一個階段、一定范圍內必定有一個主要的工作要抓，去帶動其它工作，不可能所有工作都要抓。那么這個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中心”工作。如我們黨民主革命時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奪取政權，因此進行軍事斗爭就是中心工作。但奪取政權之后，中心工作就應該轉移。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前后，已經解放和沒有解放的地區的中心任務顯然不同。所以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談到沒有解放的南方和已經解放的北方就有不同的中心任務。他說，南方黨和人民解放軍的中心任務是消滅國民黨的反對武裝，建立黨組織和人民政權，發動民眾，恢復和和發展生產事業。而北方，“黨在這里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9頁)按照毛澤東這一思想，我們黨作為執政黨之后，就應該把經濟建設作為全黨的中心工作，而且建國以后始終是這樣做的，所有才有前三十年偉大成就。改革開放確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是對毛澤東這一思想的延續，而不是根本否定。而“為綱”是比中心或非中心的具體工作更高一層的含義，它是指具體工作的總的指導思想和根本路線問題。如我們黨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心工作是進行軍事斗爭，奪取政權。但為什么進行軍事斗爭、斗爭的目的是什么等許多問題，對于領導者來說是根本不同的。這就存在一個進行軍事斗爭的總的指導思想問題。我們都熟悉毛澤東召開的古田會議。那時紅軍中一部分人存在“軍事好，政治自然就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單純軍事觀點。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與軍事的辯證關系原理，批判了這種觀點，認為紅軍不是單純打仗的軍事組織，而“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所以，軍事與政治既不是絕對對立，也不是等同關系，而是對立統一關系，是政治統帥軍事，而不是軍事統帥政治。所以才有了黨支部建立在連上的重大舉措。在這里政治就是“綱”，就是當時我們黨領導的包括軍事工作在內的一切工作的總綱。去年，習近平在新古田會議上講，古田會議的精神實質就是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這里作為生命線的政治就是一切軍事工作的總的指導思想，不僅是歷史上的軍事工作，也是中國當代軍事工作的總綱。同理，我們黨建國以后的中心工作是經濟建設，但經濟建設絕不是綱，經濟建設之上有更高的層次支配，就如同軍事斗爭一樣，也存在一個為什么搞經濟建設、怎樣搞經濟建設的問題。是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經濟建設，還是以西方經濟理論指導?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公有制度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政治上層建筑的前提下搞經濟建設，還是在私有制度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下搞經濟建設?是從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出發搞經濟建設，還是為少數人搞經濟建設?這就存在一個總綱問題。這些問題實質仍然是一個政治問題。所以毛澤東一再強調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要始終堅持政治掛帥，政治統帥經濟，政治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而不是經濟統帥政治。政治對經濟的統帥作用就是“綱”，就是總的指導思想。什么是政治?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就是各個階級之間的斗爭。因此政治統帥經濟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指導經濟，統帥經濟。
把“為綱”看作“中心”的同志實際是把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混為一談。肯定“中心”，就是肯定綱，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中心工作是經濟，那么經濟為中心就應該是“綱”，經濟就應該統帥政治，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就應該服從經濟建設這個總綱。如果承認“階級斗爭為綱”，就是把階級斗爭不僅作為具體工作，更作為全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根本任務，甚至唯一任務，必然沖擊經濟，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必然要否定“階級斗爭為綱”。但如果我們把無論是中心工作，還是非中心工作都看作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具體工作，而“綱”是發展的靈魂，是各項具體工作的生命線，是個別中的一般，是總的指導思想，是政治，那么就不會把二者等同或絕對對立起來。由此邏輯地必然得出科學的結論：既要肯定“階級斗爭為綱”，也要肯定“經濟建設為中心”，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統帥、指導作為中心的經濟工作以及非中心的社會主義事業其它所有工作。
正因為這些同志把“為綱”與“中心”等同起來，因此認為講“階級斗爭為綱”就會沖擊經濟建設，且特別以建國前30年尤其文革期間為例。其實，他們例舉的所謂“事實”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是歪曲的認識。建國前30年包括文革期間我們黨和國家取得的成就是極其偉大的，這里不詳細闡發了。取得這些成績的最根本的原因恰恰就是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路線做指導。這條政治路線就是“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毛澤東從建國一開始，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一直堅持“階級斗爭為綱”。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和放松經濟工作，領導、制定農業憲法、農業六十條、推廣鞍鋼憲法、大慶、大寨經驗，狠抓國防建設，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等。如果說這期間經濟建設方面還存在問題的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絕不能歸結為“階級斗爭為綱”。“為綱”是總的指導思想，“中心”是具體工作。二者是一般與個別的關系，并不矛盾。真正抓好“階級斗爭為綱”，就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的發展，如毛澤東所說，“抓革命，促生產”。也最終能夠保障發展的成果由人民來享受。把前三十年經濟建設方面出現的問題歸結為“階級斗爭為綱”是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方法。
任何經濟工作都受階級斗爭總綱的制約，這是一個客觀規律。那些拋棄了“階級斗爭為綱”的人，實際上自覺不自覺地也在受他那個頭腦中的那個錯誤的“階級斗爭為綱”指導。例如，如果按照八大及當前主要矛盾的提法，執政黨就應該在現有的經濟、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把主要力量放在發展經濟上，而事實上任何抓經濟工作的權力者恰恰都是從生產關系入手。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劉、鄧要發展農村經濟，卻從改變生產關系入手，搞“三自一包”。改革開放初期，也是從改變生產關系入手，支持大包干、解散人民公社。整個30多年的所謂改革都是從生產關系入手，而不是直接發展生產力。說明這些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晃子，實質仍然把改變生產關系即改制作為發展生產力的“綱”和指導思想。而這個 “綱”不是進一步維護、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和政治制度，而是以“改革”為名，一步步把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基本制度變相改為私有制和市場化的過程，是把人民民主專政改為否認階級性的所謂“依法治國”過程，把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改為普適價值的過程，把無產階級屬性的共產黨改為全民黨的過程。也就是他們仍然不折不扣地“以階級斗爭為綱”，不過這個作為“綱”的“階級斗爭”不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而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斗爭。他們自己的實踐過程就是對他們所謂離開“階級斗爭為綱”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思想的最大偏離和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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