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看到《財經》雜志上接連發表幾篇文章，建議修改憲法關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
核心是“擺脫所有制束縛”，淡化“主體”或“主導”的提法，建議把基本經濟制度的表述改為：“我國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和混合經濟，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是一個關系國家前途命運的原則問題，必須討論清楚。
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全部社會關系的基礎，“擺脫所有制束縛”是妄想
我們要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說起。
人們要生活，就必須進行物質生產。物質生產是每一個人乃至整個社會得以存在的前提。而要進行生產，人與人之間必須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這就是生產關系。脫離社會關系的、孤立的個人是不可能進行生產，從而也不可能生存的。在整個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決定性的關系，誰占有生產資料，他在社會關系中就占有優勢，他就可以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來支配別的人。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其他經濟關系，決定了生產的目的。在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另一部分人喪失生產資料的社會里，人類就劃分為階級，整個物質生產就是為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服務的，喪失生產資料的階級只能忍受剝削和壓迫。如果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整個社會經濟關系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就可以消滅剝削和壓迫，物質生產就可以用來滿足全體勞動人民的需要。由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筑，從根本上說，都是為占有生產資料的人服務的。可見，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全部社會關系的基礎。一個社會的性質，從經濟上說，正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
恩格斯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指出社會革命雖然是政治行動，但歸根到底是為了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他說：“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作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強調，所有制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徹底的決裂”。他們提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他們在考察、研究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獲得解放的途徑時，始終把所有制問題放到首位。
所有制在社會經濟關系體系中處于決定性的地位，這是客觀的存在，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擺脫所有制束縛”，只是主觀的臆想，在實際生活中是辦不到的。
憲法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幾代領導集體艱苦探索的成果，不能否定
我們先來看一下憲法對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怎么規定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我們是怎樣確定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呢?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正確地分析國情，作出了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
第一，我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長期革命斗爭取得的偉大成果，也是中國人民的歷史性選擇。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背離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公有制。
我們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并不是出于主觀的臆想，也不是像空想社會主義者那樣出于某種善良的愿望，而是反映了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生產關系是生產的社會形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是在生產力的影響下形成和改變的，它必須與生產力的性質相適應。一定的生產力總是要求有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而一定的生產關系只有依賴一定的生產力的狀況才能建立起來。馬克思指出：“人們在發展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的性質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人們在物質生產中采用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并不是人們主觀的選擇，而是由生產力的性質客觀地決定。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融合成為社會的生產過程，整個國民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各種生產密切聯系、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和調節國民經濟。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經營是由資本家自行決定的，以他的意愿為轉移，社會產品也歸資本家個人所有。于是，生產形式就與占有形式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形式起來反抗占有形式，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辦法是使占有形式適應生產形式，按照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的。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符合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的，是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正是依據這一規律，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所以，他們理解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是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即它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的，也就是說，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根據這一基本原理，我國憲法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私有制(不管是私營經濟還是外資經濟)是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的。
我們既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那就必須堅持公有制，決不能搞私有化。取消公有制、實行私有化，那就挖掉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好比一顆大樹，你把樹根子刨掉了，那樹不就死了嗎!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有人常常忘記這個簡單的道理，以為沒有公有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掀起一股又一股的私有化浪潮。按照這個思路搞下去，社會主義事業是會被是葬送掉的。
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
我們的社會主義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時間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現代化。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很不平衡，社會化的、依靠機械和科學技術進行的生產，同廣大農村的、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的自給半自給生產，同時存在;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的落后于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水平比較發達的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學技術水平不高，同時存在。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客觀上要求有多種所有制與之相適應。因此，我們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前提下，還需要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企業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作為補充。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我們曾經急于求成，盲目求純，以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超越了生產力水平，造成了一定的損失。這是個教訓。此外，某些生產部門的特殊性，消費結構的復雜性，特別是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勞動就業的壓力大等因素，也使得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難以包攬一切。只有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才能適應多層次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開就業門路，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從我國上述實際情況出發，鄧小平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認為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但不可能搞得那么純，只要公有制占主體就可以了。他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1987年，黨的十三大根據鄧小平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思想，同時總結了改革以來的新鮮經驗，進一步提出了發展私營經濟問題。十三大報告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得太多了，而是還不夠。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實踐證明，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了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因而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這樣，我國的所有制格局，除了作為主體的多種形式的公有制經濟以外，還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中外合資經濟和外資獨營經濟等等，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20多年所有制形式過于單一的局面。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這種所有制結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都應該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基本經濟制度。只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發生變化，我們就不能改變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既不能搞單一公有制，也不能否定公有制為主體，搞私有化。
必須指出，我們之所以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外資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并不是因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因而是永恒的(這種“經濟人假設”是反科學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也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私營經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因而是最好的經濟成分(在當前條件下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們不贊成“私有制萬歲”，而是因為我國生產力落后，還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最終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我們是在生產力不夠發達的條件下，利用私有制，發展生產力，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造物質條件。這是歷史的辯證法。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那時是沒有私有制的。忘記了這一點，就是忘記了根本，而忘記了根本，就不能說是合格的共產黨員。我們不能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凝固化、永恒化，仿佛永遠要有多種所有制經濟似的，仿佛沒有私有制就不行似的。應該看到，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一種歷史現象，將來隨著社會主義進入更高級的階段，我們是要逐步消滅私有制的，這一點無須隱諱。當然這是未來的事。
必須準確把握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含義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包含三方面的意思。
第一，它明確規定了各種所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應該得到發展，這叫做“共同發展”。這是因為，無論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在當前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都是有利于經濟發展、有利于滿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只發展某一種所有制經濟，排斥另一種所有制經濟。從原則上說，沒有“國退民進”、“國進民退”這一類問題，“國”與“民”都要“進”。前一陣輿論界熱炒“國進民退”，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它不僅不符合黨的政策，而且也不符合客觀實際。近年來私營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不僅沒有“退”，而且發展速度還快于國有經濟，根本就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然而“國進民退”的話說多了，而且是由一些頭面人物出面說的，眾口爍金，仿佛我們真的犯了什么大錯了。毫無根據地炒作這個問題，目的是為迫使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甚至退出壟斷性領域，以便使私營經濟能夠進而占據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制造輿論，這一點，其實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第二，更重要的是，它還明確規定了不同所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非公有制經濟起輔助作用。哪種所有制占主體地位，哪種所有制處于輔助地位，這個問題不能忽視，更不能顛倒，因為它涉及我國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
鄧小平多次強調公有制占主體的重要性。他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提出我國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但他始終堅持，我國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點絲毫不能動搖。他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他一貫的思想，例如他在另一個地方講：“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他明確指出：我們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只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鄧小平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看作是我國社會能夠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原則，這是有道理的。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一直是幾種經濟成分并存的，都不是單一所有制的社會。那么，怎么判斷一種社會的性質呢?從經濟上說，就看哪種所有制形式是主體。辯證法告訴我們，在存在多種矛盾的綜合體里，事物的性質就取決于主要矛盾的性質。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僅有資產階級私有制，而且還有大量的小農經濟以及少量的地主經濟，之所以這個社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私有制占主體地位，它決定著、制約著其他經濟成分的存在和發展。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僅有公有制經濟，還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正是由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我們才能說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有人提出，公有制與私有制應該并起并坐，“不要分老大老二”，這等于說要放棄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可以說，越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越要強調公有制為主體，這是關乎我國社會性質的大問題。
應該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同它們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區分開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業，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市場規則適用于一切企業，一視同仁。競爭沒有例外，不能對某種所有制實行一種規則，對另一種所有制實行另一種規則。但是，談到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在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所有制的地位總是不一樣的，客觀上總是有一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形式則處于補充地位，不可能“不分老大老二”。在所有制結構中區分“主體”與“補充”是十分重要的，它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性質。
順便要說一個問題。有人提出，鄧小平晚年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改變了，不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了。理由是：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的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論斷中沒有出現公有制、公有制為主體等字眼。于是他們要求“從公有制的框框中解放出來”，聲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需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只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可以了。他們提出，應該“用價值目標(共同富裕)界定社會主義取代用經濟制度(公有制)界定社會主義”。這種說法相當流行，值得分析一下。
毫無疑問，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這個表述，字面上的確沒有提到公有制，但是公有制是這一表述題中應有之義。首先，正如上面講過的，在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達到今天這樣的水平的條件下，從總體上講，只有公有制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生產關系才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正是由于生產力具有社會的性質，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我們才需要、也才能夠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廣闊的場所。再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人剝削人和兩極分化的現象是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出現的，并隨著私有制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沒有人能夠憑借生產資料來無償地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這就有可能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從而消除產生剝削和兩極分化的根源。公有制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基礎。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第三，怎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簡單地說普遍改善生活，它是指這樣一種分配關系，即所有的人都按照同一標準參與分配(例如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參與分配，而不是有的人憑借資本、有的人憑借勞動來參與分配)，從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可以一起提高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存在剝削、兩極分化現象，就談不上共同富裕。所以，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一樣，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做到。在私有制基礎上發展生產力，盡管在一定條件下勞動人民的生活也會得到某種程度的改善，但同時會導致財富集中在少數剝削者手里，導致兩極分化，而不可能做到共同富裕。
從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推論出鄧小平晚年不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一論斷的人，忘記了就在同一個視察南方的談話(而且在同一個第二部分)里，鄧小平指出特區姓“社”不姓“資”，理由是“公有制是主體”。鄧小平是把公有制是否占主體地位作為判斷特區是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標準的。這不就直接打了那些認為鄧小平晚年不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人一記耳光嗎?我們要全面準確地理解鄧小平思想，把特區姓“社”不姓“資”的論斷與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統一起來，而不要把兩者對立起來，用后者否定前者。你不贊成公有制為主體，就說自己不贊成，但不要說這是鄧小平的觀點。拉大旗當虎皮的做法，是為學術界所不齒的。
第三，它還規定了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主導作用、包括它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以及它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起鼓勵、支持和引導作用，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關鍵內容。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就成為一句空話，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就難以存在。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恰恰在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上學術界存在激烈的爭論，要不要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成為圍繞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的核心。一些“著名經濟學家”集中力量攻擊國有經濟，竭力把它妖魔化，把它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吳敬璉就是一個典型，他對國有經濟是最反感的了，只要還有一點點國有經濟，他就認為改革不徹底。他的本事還在于，公然造謠說鄧小平就不贊成要國有經濟。他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時說，“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國有這個詞。” 然而我們隨便翻一下《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開河。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的某個經濟領導機關根據外國人的建議擬定的改革方案，居然提出要仿照美國的樣子，把國有經濟降低到10%以下，而只字不提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類似的輿論一度沸沸揚揚，鬧得人們不知所措。
通過否定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來架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進而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種種言論，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進行批判。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支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國有經濟為主導，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會垮塌的。
不同所有制之間的關系還有另一個方面，即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必須全面理解如何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問題。現在有一種傾向，對非公有制經濟只講鼓勵、支持，而不講引導。這是不全面的。問題在于，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必須鼓勵和支持它們發展;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的基礎是私有制，它的主要組成部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還存在雇傭和剝削關系，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這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因而必須加以引導，以便使它的發展能夠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這就是我們對待非公有制經濟不僅要鼓勵、支持，更要注意引導的道理。正確對待和處理非公有制經濟作用的兩重性，是一項重要而又復雜的任務。如果只講鼓勵、支持，忽視引導，會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同社會主義的矛盾激化，從而不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不是危言聳聽，現實生活中已經有所表現，不能不警惕。
進一步的問題是，誰來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呢?除了政治上黨和人民政府進行有效的工作外，從經濟上說，就要靠國有經濟來執行這一職能了。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無法實現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支持和引導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再一次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全會明確規定“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同時“從多個層面提出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的改革措施。”這就全面地規定了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以及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措施。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憲法規定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完全正確的，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又符合我國具體國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的事實證明，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
那些想修改憲法，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人，說到底是想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實行私有化，最終由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占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然而由私有制占主體，我國的社會性質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就不會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了，而必然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甚至變成西方國家的附庸。千百萬先烈的鮮血換來的紅色江山，就會改變顏色。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蘇聯東歐國家的現實教訓。這種景象，我們決不允許在中國重演的。我們必須堅決捍衛憲法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任何修改憲法中關于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企圖都將碰得頭破血流，永遠不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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