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產力相對發達的今天，所有已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國家，經濟的根本問題都是需求的問題，而非其他問題。
計劃經濟國家的問題是脫節，即供給與需求的脫節。供給與需求被掌握在不同的決策者手中，需求由個人決定，供給卻由國家的計劃決定，二者之間缺少了市場的價格信號這樣一個中介環節，所以不能以需求引導供給，而是完全由計劃者的主觀決定左右著供給。這種脫節，導致生產者并不真正知道消費者需要什么;也往往導致生產的東西沒人要(過多)，有人要的東西沒人生產(過少)。所謂計劃經濟的短缺特征，不是因生產能力導致的，而是因需求信號被遮蔽導致的。
而市場經濟國家的問題則是截流。在缺少國家強力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自然走向是貧富高度分化，且長期而言愈演愈烈。目前，美歐諸國正在上演這一過程。由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所著、最近名聲大噪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詳細敘述了這方面的情況;其他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也論述了這一過程：20世紀50年代，美國最富有階層與最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紀初，這個差距已擴大到1000:1。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2005年，美國總收入流向占人口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從3.2%增加到10.9%;流向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翻了一翻，從10.2%到21.8%。到2007年，美國社會最上層0.1%家庭所平均擁有的年收入，是90%社會中底層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可以說，美歐各國當下發生的主要問題、多種矛盾，都與收入分配的這種狀況密切相關。
而現在的中國，貧富分化正在趕超美歐，至少與之相比已毫不遜色：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3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明顯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而美國密歇根大學2014年發布的研究報告則稱，中國的貧富差距已超過美國，基尼系數高達0.55，位居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列。胡潤研究院2011年9月17日公布的2011胡潤百富榜介紹，“1000名上榜企業家，平均財富59億元，相比兩年前上漲51%。”2011年4月12日，胡潤研究院和群邑智庫聯合發布的《群邑智庫•2011胡潤財富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十億富豪大約有4000人，全國百億富豪大約有200人。”據馬鐘成推算，中國4千富豪一年的收入，等于10億農民加1.4億城市在崗職工的總收入之和。
在市場機制發育的初期，為了降低成本，提升規模效應，贏得競爭，需要一個資本集中的原始過程。但在現代經濟條件下，尤其是隨著股份制企業的出現，已經徹底終結了經濟發展對于資本集中度的需要。今天，在各主要國家發生的財富集中，已經與經濟發展的要求毫不相干，反倒是背道而馳。由于收入的很大部分被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而這極少數人手中財富的相當大部分又不會再進入生產過程，既不會產生消費，也不會用于實業投資，因此不能有益于有效需求的增加。這樣一來，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很大一部分資源就被截流走了。消費越少，實體經濟的收益率越低，有錢人就越不愿意投資于實業，而只愿投機于金融;而虛擬經濟越膨脹，實體經濟就越衰弱。當每一輪社會再生產循環所創造的財富都被截去很大一部分時，經濟增長的源泉就越來越枯竭，而只能依靠出口競爭、金融泡沫或者是由政府支撐的公共投資和公共消費。但是，這三者都是不能長久持續的，所以經濟危機必然周而復始，并且隨著經濟規模的增長，如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是事實、是現象，在馬克思時代即已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對于這一現象，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解讀和尋找原因。馬克思找到了社會制度方面的原因“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所以他開出了公有制的激進藥方，同時卻也留下了“公有制經濟如何以需求引導供給?”的難題，單純的計劃經濟，已經被實踐所證明存在缺陷。而從經濟本身的角度看，危機的周期性是由于再生產過程被周期性地截流，有效需求不斷枯萎所致——癥結在于分配，即1%人口占有90%財富的市場分配機制。
因此也可以說，市場經濟的根本癥結在分配，其他都只是枝節。分配問題不解決，經濟的下行癥候與危機的周而復始不可能真正治愈，隨時可能卷土重來，甚至走向愈演愈烈;而分配問題如果解決好了，每一輪生產過程所創造的財富，都將成為下一輪再生產增長的源泉。在現有經濟、技術條件下，只要對實體經濟的需求充足，經濟的增長根本不是問題。如此一來，經濟體有了“源頭活水”，將可以實現真正可以持續的、沒有危機和障礙的增長。
反之，分配問題如果不解決，以其他方式增進需求，不管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經濟體制進一步市場化的改革，哪怕是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只能見效于一時，最好結果，也無非是將危機轉嫁給其他經濟體，自己茍延殘喘而已。該來的，終究還是會再來。資本主義體制能夠從馬克思時代延續到今天，甚至還顯得越來越繁榮，不是它已經找到了根治危機的方法，而是市場機制從歐洲中心地帶向著全球的秩序擴展，為消化危機提供了廣闊空間。當市場機制擴展到全球主要經濟體之日，就是周期性危機不可遏制之時。顯然，今天的人類社會已經走到了這個臨界點。
因此，一定要將解決分配問題、讓全體國民共享發展成果，放到決定經濟興衰、國家安危的至高位置。相比于這個問題而言，其他問題都只是次枝末節，其他手段也都只是隔靴搔癢。不觸及癥結的根本，只在細枝末節上下工夫，不可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那樣一來，即使花費重大代價看似解決了問題，結果矛盾可能很快又以其他方式卷土重來——很少有國家能夠不被這種周而復始的反復折騰所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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