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新窮人”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全球現象，它跨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區別，而成為全球化世界的共同特點，每個地區，不論發達與落后，總有這樣一群缺乏社會歸屬感和行業認同感的人，游蕩在城市的邊界，徘徊在失業的邊緣，“新窮人”不是一個新的階級，工人的黃金時代已經在新自由主義霸權中結束，這些失去庇護的散兵游勇日常的哀怨湮沒在風生水起的全球化洪流中，而積郁的爆發也總是無疾而終——不論是美國華爾街上振振有詞的工薪階層，還是廣州新塘義憤填膺的外來務工者，都逃不脫最終被清場的命運，回歸現實的軌跡，他們終還是那些悲催的日復一日在城市夾縫中討生活的人們。
無產階級、中產階級與新窮人
如果說無產階級是社會主義歷史敘事的靈魂人物，那么中產階級則是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堅。而新窮人卻跨越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社會分野，成為一個新的全球現象，在天壤之別的三個世界里形成一個交集。在美國和歐洲，傳統上的窮人是失業者，而新窮人是有工作的窮忙族（working poor），或是長約在身的短工，或是工時不足的兼職者，他們當中很多是來自外國的新移民(包括非法移民)，也有一部分是從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當中被擠壓出來的“失敗者”。在日本，M型社會的出現，改變了“一億總中流”的社會格局，中產階級正在逐漸塌陷，不少年輕人甚至不敢結婚生子。在中國，新窮人則以臨時工、“蟻族”和農民工為主體，他們沒有勞動合同或者沒有相對穩定的合同，從事高強度甚至有一定危險性的工作，缺乏社會福利體系的保護，收入微薄，社會流動機會匱乏。
與無產階級相比，新窮人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階級，他們缺乏基于職業和工作之上的認同感，不少人缺乏穩定的雇傭關系和勞動合同，他們以臨時工、派遣工、散工的身份參與勞動過程，更像是工廠體制的外圍成員。新窮人通常不是工會成員，缺乏集體行動和討價還價的能力;他們是勞動力市場上的散兵游勇，游走在失業的邊緣。經濟景氣時，他們尚能有一份聊以糊口的工作;經濟衰退時，他們只能坐以待斃，等待海嘯卷走自己僅有的一切。2008年金融危機襲來時，新窮人再也無法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組織起有力的工人運動，只能以近乎嘉年華的形式象征性地占領華爾街。新窮人模模糊糊知道問題之所在，但沒有解決問題和改造世界的方案，也沒有大規模社會動員的能力。歸根結底，新窮人不是一個階級，而是由各行各業邊緣人組成的“烏合之眾”。
與中產階級相比，新窮人的收入捉襟見肘，在一個消費社會中，他們的貧窮首先不是物質上的匱乏，而在于體面的喪失。在物質層面，他們是窮人，盡管更多地是相對意義上的貧困，絕大部分新窮人都解決了溫飽問題;在精神層面，他們又接受了消費主義的價值觀，收入永遠跟不上購物欲望的增長。據媒體報道，有“網購達人”為了搶購到心儀已久的商品，熬夜守候在電腦前，準備“血拼”一把。因精神過度集中，血糖含量急劇下降，結果暈倒在電腦桌旁。在發達的西方，在以名牌折扣店聞名的Outlets，每逢黑色星期五，總是人山人海，人們瘋狂地進行搶購。在經濟繁榮時期，這些搶購者是體面的中產階級，有房有車，對打折的奢侈品趨之若鶩;而一旦出現經濟危機或蕭條，他們便迅速地淪為新窮人，失去工作，無力定期償還房貸，提前消費導致缺乏積蓄。在一個消費主義的社會里，勞動不再創造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消費才是人們獲得價值和存在感的源泉。所以，鮑曼將我們所處的社會稱為消費者社會，區別于之前的生產者社會。在消費社會中，主導性的社會規范由韋伯時代的工作倫理轉向鮑曼時代的消費美學。
不同于鮑曼從消費社會的角度來解讀新窮人，筆者認為，新窮人的問題必須在生產領域才能真正得到解釋。本文將從資本積累方式與勞動體制的角度來解讀新窮人的實質。
彈性積累與新窮人的誕生
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福特主義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主導模式，其奉行“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運作原則。福特主義的核心特征是：(1)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2)標準化的零件與組裝;(3)整齊劃一的成品。勞動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資本家可以增加工人在分配中所得到的份額，提高了工人的購買力，反過來拉動消費，促進擴大再生產;在國家層面，集體談判、社會立法和福利制度都有利于福特主義生產體系的維系。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引發了戰后資本主義體系首次嚴重的經濟危機。哈維(Harvey)認為這是福特主義邁向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轉折點。此后，工人階級的黃金時代逐漸過去，勞資“蜜月”結束；企業用即時生產(just-in-time production)和外包制(outsourcing)取代以大規模生產與機械化管理為特征的福特主義，生產單位規模縮小，奉行小批量生產，減少庫存;企業竭力減少核心工人(即全時員工)崗位，而增加雇傭彈性工時、部分工時、臨時性派遣的勞工(temporary workers)，甚至隨傳隨到者(on-call workers)，以及在家工作、接受訂單的家庭勞動力;核心工人與邊緣工人的差距日益擴大，核心工人繼續享有福特主義時代“生產者即消費者”的榮光，邊緣工人則陷入“遍身綾羅者，不是養蠶人”的窘境。
簡單說來，彈性積累包括三個層面：首先是彈性雇傭(flexibility of employee)。包括勞動彈性，勞動者不一定要與企業形成長期穩定的雇傭關系;薪資彈性，即根據雇員的個人情況設定薪資條件，而不是由工會跟企業進行集體協商;時間彈性，即不一定是8小時工作制，可以是部分工時或彈性工時。
其次是彈性生產(flexibility of production)。即針對市場快速變化的需求或訂單隨時做調整，小批量生產，盡可能減少庫存，從而降低滯銷風險和倉儲成本。生產也不再是一國范圍內的事情了，企業越來越傾向于將半成品運往世界各地的工廠，組裝完成之后再將成品銷往海外市場。
最后是彈性消費(flexibility of consumption)。消費者對福特主義時代的單一化產品審美疲勞。后福特主義時代的產品越來越使消費者導向從大眾消費文化走向分眾消費文化，即追求個性化和訂制產品。
資本積累方式的轉變也深刻影響到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當面臨競爭加劇、利潤下降、市場變動等外部風險時，雇主會推動更具彈性的工作制度與勞動合同，即所謂靈活用工。于是，勞動力市場被分化為兩個組成部分，其核心部分是一級勞動力市場(primary labor market)，它由具有長期雇傭關系、且影響企業發展前景的全時員工組成。這些核心雇員享受較好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有再培訓和升遷的機會，但這一群體的規模越來越小。勞動力市場的邊緣(periphery)則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由全時員工組成的次級勞動力市場(secondary labor market)，具體包括文員、秘書、辦事員，以及低技術的藍領工人，待遇比核心員工差，升遷機會少。由于技術含量低，這些員工具有很強的可替代性，隨時可以從勞動力市場中招聘，因而流動性較高;另一部分則是由部分工時員工、定期合同工、派遣制工人和轉包工人組成，其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比前一個邊緣群體更少，在數量上的彈性也更大，可以迅速補充，也可以低成本地解雇，企業可以依據訂單隨時調整這部分員工的規模。
彈性積累體制通過生產的靈活性和生產過程的標準化來應對全球競爭的不確定前景，實際上將靈活性的成本和風險都轉嫁給了勞動者。正是這樣一種新的資本積累體制造就了新窮人的大規模出現。因為在彈性積累體制下，工人變得更加缺乏保障，也進一步喪失了集體行動的能力。
John Urry、 Scott Lash和Claus Offe等學者將彈性積累的興起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稱為“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進入非組織化資本主義階段(disorganized capitalism)。福特主義時代單一中心的跨國公司模式讓位于多中心的跨國企業模式，跨國公司旗下的分公司往往更加獨立，采取不同的生產工藝和管理制度，更不用說那些地理上分散、財務上獨立的供應商和外包商;資本(公司)與勞工(工會)的組織化互動逐步瓦解;階級政治日益式微，高度組織化的政黨和工會影響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利益集團，文化認同不再受階級意識的影響;全時雇傭(full employment)的崗位日益減少;服務業超越制造業，非正規就業部門在擴張。
20世紀80年代，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大行其道，世界各國紛紛效仿英美，放松政府管制，實行國際化和經濟自由化的“新政”。全球化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由于資本很容易“用腳投票”，各國政府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吸引外資，往往不得不采取“親資本”的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犧牲本土勞工的利益。
不難發現，彈性積累與新窮人的出現基本是同步的，彈性積累在世界范圍內的擴散，也導致了三個世界的交集。在西方，我們看到沃爾瑪、肯德基、麥當勞等企業越來越多地雇傭非全職員工，甚至不允許企業內部組織工會;在中國，企業、事業單位甚至政府部門都在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制的工人，廉價而馴服的學生工、暑期工，服裝行業、箱包行業靠訂單生存，沒有廠房也沒有固定工人的專業市場。
跨國產業鏈：壟斷資本主義與競爭性市場經濟的銜接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系如此不同，以至于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時代差距，而在彈性積累的問題上，卻表現出驚人的一致(同時代性)，這是為什么?是什么機制在協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資本積累方式的轉變?這種轉變會對勞工政治產生什么影響?
應當看到，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正使得彈性積累成為一種全球現象。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而印度成為世界辦公室。制造業外包給中國，服務業外包給印度。當你在美國打售后服務電話，接電話的人可能是印度口音，她并不是美國的新移民，而是新德里或孟買的印度人。資本走到哪里，彈性積累的體制就走到哪里。
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區分了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前者是追求壟斷的，后者是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古已有之，資本主義是現代化的產物。這一區分非常富有啟發性。傳統的經濟學觀點認為，市場是平等的交易網絡，交易主體是平等的;但實際上，市場也存在一個等級體系(hierarchy)，上層是壟斷資本主義，下層是競爭性市場經濟。兩大經濟系統的利潤形成機制是不同的：前者自上而下地進行利潤分配，而后者則通過同行競爭產生利潤。這實際上是一個中央集權(centralized)的體系，壟斷資本處于支配地位，而市場經濟中的分包商和臨時工則處于從屬地位。當我們研究市場的時候，不僅要看到基于平等交易的橫向市場(horizontal market)，更要看到基于資本權力和技術壟斷的垂直市場(vertical market)。蘋果公司與富士康公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蘋果將手機組裝業務外包給富士康公司，由于富士康存在眾多的潛在競爭者(譬如其他第三世界的廠商)，所以富士康的議價能力非常低下，不得不接受蘋果公司微薄的代工費和苛刻的工期。作為企業，富士康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為了盈利就必然要成為血汗工廠，建立準軍事化管理的工廠體制，最大限度地盤剝工人。根據《捕捉蘋果全球供應網絡利潤》的研究報告，iPhone手機利潤分配圖顯示，2013年蘋果公司每賣出一臺iPhone，就獨占58.5%的利潤，原料供應國占21.9%，屏幕、電子元件等主要供應商分得了4.7%利潤，而中國大陸勞工只能從中拿到1.8%的利潤。在蘋果手機的產業鏈當中，上游企業有充分、可觀的利潤，而下游的分包商利潤微薄，必須以量取勝，并盡可能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這就是為什么蘋果公司可以在勞工問題上保持優雅的姿態（甚至從企業社會責任出發，雇傭第三方的評估公司對外包商進行監督），而下游的富士康及其供應商則“吃相”難看。
轉變中的勞工政治：從工廠勞動體制到非正規勞動
彈性積累也改變了工廠勞動體制，因為資本必須通過對勞動的控制來攫取利潤。傳統的工廠勞動體制采取集中化生產的形式，對勞動者的身體和勞動空間進行標準化控制，通過復雜的勞動控制來保證利潤，以泰勒制、福特制為典型。
泰勒制(Taylorism)的主要特征是：(1)崇尚科學管理，事先規劃詳細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手冊，取代工人的自主判斷和思考;(2)精致細密的分工;(3)管理層負責全程工作的設計和管理，工人只執行已經設計好的勞動流程，即所謂“概念與執行”的分離。
福特制(Fordism)的經濟基礎是將泰勒制的大眾生產與大眾消費相結合所形成的資本積累體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這種體制實際上是工會與雇主之間的一種妥協，工人接受泰勒制對于生產流程的理性化控制，從而換得一定的程序正義、較好的工作條件，以及與利潤相匹配的工資增長。福特制的運作也有賴于國家的支持。譬如，國家通過社會福利制度、貿易保護政策和為企業提供補貼來間接支持福特制。
而彈性積累更多地依賴非正規就業，采取分散化生產的形式，不過問外包商和分包商的生產過程，而是進行時間/合同的控制，通過市場的等級制來保證利潤。越是生產鏈的高端，越有能力控制利潤，逐級分配利潤，在確保自身盈利的前提下進行分包，生產鏈的低端環節無力維持工廠勞動體制，不得不尋求更加廉價、更加靈活、更加易于控制的勞動力。
正如在福特制下，存在一個“功能性的中產階級”，生產者必須同時也是消費者，才能維持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在彈性積累體制下，則存在一個“功能性的窮人”群體(生產者與消費者是分離的，譬如蘋果手機的生產者是富士康工人，消費者卻是歐美和中國的中產階級)。所謂“功能性的窮人”，不是他們自己的能力或稟賦導致了貧窮，而是體制需要他們貧窮；在這一體制下，有一群人注定貧困。只有這一群體保持貧困，才能使之接受廉價的、不穩定、無保障的工作，實現資本家的利潤最大化。華爾街運動就是“功能性窮人”的反抗，盡管并不成功。
那么，非正規就業帶給工人什么樣的階級體驗?“功能性的窮人”能否形成工人階級的集體意識?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工廠體制的衰落的確導致了工人階級意識和團結意識的弱化，因為工人之間缺乏穩定、長期的互動，從而無法形成社會信任與階級團結;工會在非正規就業部門沒有立足之地，工人缺乏有效的動員機器;由于缺乏基本工資和福利保障，工人的收入嚴重依賴訂單，而訂單更像是一種公平的交易關系而不是剝削關系;非正式勞動部門里甚至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雇傭關系，工人甚至沒有明確抗爭的對象。
集權化的全球市場：世界體系中的勞工、資本與國家
關于彈性積累，似乎有兩個故事。
一個是西方的故事。新自由主義與“去監管化”的國家，讓工人失去國家體制和立法的保護;“非工會化”的勞動力市場，越來越多的移民工、臨時工和派遣工缺乏工會的庇護;經濟危機與產業空心化，工人的就業機會減少，進一步降低他們的議價能力。另一個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故事：“競次游戲”(race to the bottom)導致“親資本”的政府，各級政府更熱衷于招商引資而不注重對工人利益的保護，甚至為了取悅資本而不惜損害勞工的合法權益;全球產業鏈的下游位置使得中國制造業尤其是代工產業利潤微薄，資本家的讓利空間有限，脆弱的生態導致勞資的零和博弈。
實際上，這兩個故事也是一個故事，在西方和發展中國家的背后，其實就是一個集權化的全球市場（Centralized Global Market）。全球化推動國際性網絡企業(international network enterprises)的發展，這是一個服務于彈性積累的商業網絡，看似平等，實際上是“大魚”與“小魚”的暫時性聯盟，“大魚”風光無限，“小魚”勉力維持，而食物鏈最底端的勞工則是最大的受害者。網絡企業在資本與勞動之間進行各種不同的契約安排，導致勞動條件與勞動契約的個體化，每個人得到的合同都不一樣并且彼此保密。但總的趨勢是全時、穩定、追求職業生涯的核心工人愈來愈少，兼職的或高流動性的邊緣工人越來越多。
市場并不像新自由主義和經濟學教科書所宣傳的那樣平等。無論是民族國家內部，還是在世界體系中，市場都是一個等級體系。在世界體系中，市場的等級色彩更為強烈，因為大型跨國企業可以通過資本和技術獲得更大的主導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規避民族國家的法律規制。通過集權化的市場，彈性積累幫助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利潤率危機。然而，彈性積累在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造就了“功能性的窮人”，這實際上就是波蘭尼所指出的“勞動力商品化”問題，而勞動力注定只是虛擬商品，因為勞動力的載體同時也是人和公民，對勞動的貶損，必然會加深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引起波蘭尼所說的反向運動。但反向運動的代價，或許也是我們無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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