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歷史虛無主義”與東西方地緣政治

　　本文是12月25日在俊德堂研究院與四月網聯合主辦的關于歷史虛無主義問題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F經本人整理和補充，發表如下。歡迎批評指正。

　　“歷史虛無主義”與東西方地緣政治

　　鄭彪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嚴格地說，產生于十八至十九世紀，是與西方建立社會科學以適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終形成需要而隨之產生的一種社會思潮，原本是歷史的沉渣。20世紀，西方的歷史虛無主義曾經被世界社會科學的“蘇聯學派”所擊潰(雖然“蘇聯學派”并沒有突破“西方中心論”的框架)。1949年，隨著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等六篇討美檄文的發表，清末民初以來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一度發生影響的“歷史虛無主義”被掃地出門。這三十年，歷史虛無主義卷土重來，是歷史的沉渣泛起。

　　對此，需要結合東西方地緣政治演變，做一點歷史的疏理。

　　首先，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生和泛濫，是西方構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出于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西方霸權的需要，有著深刻的全球地緣政治背景。

　　亞洲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特別是東亞，在人類歷史上長期處于文明領先地位，連西方文明所依托的基督教，都起源于亞洲。在歷史上東方是西方的啟蒙者，西方長期對東方處于經濟、文化上的依附地位，也就是地緣政治上的依附地位。近代所謂西方，原是地球上有史以來長期處于歐洲一隅、經濟文化極其落后野蠻，戰亂頻仍，一個極度邊緣化的地方。自從公元五世紀西羅馬帝國崩潰以后，又經歷了大遷徙運動，西方逐漸穩定下來，開始形成基督教文明，已經是公元十世紀前后(相當于中國宋朝)了，歐洲叫做中世紀早期。中世紀的歐洲，經濟社會發展極其緩慢，幾乎是停滯狀態。到中世紀晚期歐洲又經歷了長達兩百年悲慘的黑死病、大饑荒和戰亂的年代。在瀕于絕境的經濟社會危機中歐洲人被迫開始涌出歐洲大陸，通過發動海外殖民戰爭，“起初是為了尋找食物和燃料”(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并一舉擺脫了危機，開始了對近代世界歷史影響深遠的全球擴張，于是西方開始崛起。西方史學家非?？粗毓?500年，將其看做西方崛起的起點，西方所謂建立民族國家也是從這時開始興起。從那時起，西方又經歷了三百多年堪稱艱苦卓絕的征戰殺伐、原始積累、工場手工業的提升、階級斗爭、軍事和政治革命，教育和科技創新等等環節，特別是經歷了工業革命，開始確立其世界霸權地位。西方崛起的地緣政治秘密在于對外發動殖民戰爭，亨廷頓說得很委婉，叫做“使用有組織的暴力”(《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重建》)，用著名經濟學家貢德·弗蘭克的話說，“歐洲用他的美洲貨幣購得一張乘坐亞洲經濟列車的客票”，“經過三個世紀的努力才逐漸改變了長期在東西方貿易中的依附地位。”(《白銀資本》))進入19世紀，隨著工業革命完成，西方徹底改變了其長期在東西方貿易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到1842年以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才算徹底顛覆了東西方關系，根本改變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西方深知，自己的文明史很短，野蠻史很長，特別是近代以來資本“血與火”的歷史，實在無法直書。要維護他們幾個世紀以來靠發動殖民戰爭(亨廷頓叫做“有組織的暴力”)建立起來的世界霸權，必須建立起一套意識形態說辭對此加以詮釋，就是“美容”。從根本上說，這需要虛構人類文明史。這不僅是西方文明的價值觀使然，更是西方的地緣政治需要。于是在19世紀西方資本集團仿效當初美第奇家族不惜重金打造文藝復興運動，下大力氣花一百年功夫，陸續建立起西方社會科學體系，貫穿其中的一條思想主線就是“西方中心論”。歷史學是19世紀西方社會科學中最后形成的一門學科，對歷史悠久而輝煌且持續存在至今的中華文明實在不好完全“虛無”，只能加以貶低，排在“四大文明古國”最后，且輕描淡寫。西方歷史學中的“西方中心論”和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色彩最為突出。同時也需要貶低乃至抹殺有色人種主要是東方國家民族的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于是歷史虛無主義應運而生。不難理解，歷史虛無主義，其最主要的對象和任務是要“虛無”中國的文明史。歐洲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前期，曾經借大力于中華文明，一度在歐洲興起“中國熱”，這與西方建立世界霸權的利益相悖，于是后期便開始妖魔化中國，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鳩。孟德斯鳩是歐洲反對封建主義的進步思想家，但是他卻對中國充滿偏見(比利瑪竇等早期傳教士倒退十萬八千里)，將中國社會的治理原則歸結為“恐怖”，說幾千年來“統治中國的是棍子”，從而將中華民族歸結為劣等民族。所以說孟德斯鳩是針對中國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先驅，不算離譜。

　　其次，歷史虛無主義是近代西方以來發動全球殖民戰爭、帝國主義戰爭和大搞“文明沖突”的地緣政治工具。

　　中國與西方，隔著廣大的阿拉伯世界，歷史上原本沒有“文明沖突”。由于阿拉伯人長期占據世界唯一的一條東西方貿易通道，西方一方面自身經濟文化極其落后，又長期受制于比他們先進的阿拉伯世界，苦不堪言，所以歷史上反倒是西方與阿拉伯人沖突不已。主要是為爭奪來自東方的財富，當然也有“文明的沖突”、宗教沖突，即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沖突。西方宗教大分裂以后，歐洲的“文明沖突”一直持續至今，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俄羅斯怎樣“改變”自己，向西方輸誠，西方也將其拒之門外。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在近代西方入侵以前，歷來是儒家文化圈與佛教、伊斯蘭教總體上和平共處的世界。所以，“文明沖突”根本是西方文明特有的地緣政治現象，也是一個地道的西方概念。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發動全球殖民戰爭，后來叫帝國主義戰爭，“文明沖突”這個充滿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血腥概念被強加于其它文明。所謂強加，主要是兩種手段和形式：一是戰爭，二是傳教。西方叫做“一手拿劍，一手拿十字架”。西方所到之處，通過傳教將其歷史文化“虛無”?？梢?，傳教是西方推行殖民歸化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有效工具。但是在中國，這一套東西推行得并不順利，經歷了幾百年的曲折過程。

　　近代以來西方對非洲和美洲發動的殖民戰爭，雖然有時也遭遇到嚴重的武力抵抗，但是總體上西方可以說“所向披靡”，因為那里沒有強大的國家，特別是沒有持續發達的文明。但是當白人殖民者在非洲和美洲得手以后，暴富以后，回師東進來到東亞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軍連續遇到中國明朝海軍的痛擊，幾乎不能登陸，他們才發現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中國果然厲害，與其它地方不同。于是西方殖民者就改變策略，派大批訓練有素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其鼻祖是方濟各·沙勿略。1540年后，他受羅馬教廷、耶穌會和葡萄牙國王派遣，來到東亞，負有向“未開發的國家和地區“傳播福音”的重大地緣政治使命。他先到印度和日本做了幾年傳教調研，發現“中國是正義之邦，一切均講正義，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區所不及。而且中國人智慧極高，遠勝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視學術。”他向葡萄牙國王若翰三世還報告說：“中國在日本對面，擁有眾多杰出的人才和高深的學士，他們極重視學術;并且認為研究學術是一件頂光榮不過的事情。那里有大學問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權柄的。同依賴中國作為學術文化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樣。”他向教廷匯報說：“我準備今年前往中國京都。因為如謀發展吾主耶穌基督的真教，中國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國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吐棄現行所有各教學說和派別。”(方豪：《方濟各.沙勿略》，《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60頁)這些觀察都相當敏銳和有深度。為此，他提出對華進行傳教的新思路：一是改派有“高深學問、絕頂聰明、豐富的知識(特別是天文學)傳教士”，改變在西方在其它地區居高臨下的傳教姿態，以學術為交流媒介和政治掩護、敲門磚和晉身之階;二是必須熟練掌握中國的語言文字;三是走政治上層路線;四是對中國要有長期歸化思想，不能急功近利。不難看出，沙勿略不僅是利瑪竇的導師，而且是20世紀美國喬治·凱南的導師，是“以夷變夏”今稱“和平演變”的真正鼻祖。

　　利瑪竇遵循沙勿略的傳教原則，對基督教義進行了某些修改，并盡可能避免與儒學發生正面的“文明沖突”，且自己下大力學習中國語言文化。他在學術上用西學進行了一系列“合儒”、“補儒”、“益儒”的學術“創新”之后，提出“超儒”，認為儒學是代表低級階段的真理，西方宗教的所謂“天學”是代表高級階段的真理，主張用“天學”對儒學進行一番經院哲學式的改造。正是在這里，暴露出利瑪竇的新式傳教仍然沒有改變其西方殖民文化的性質。即便如此，利瑪竇的這一套做法也遭到羅馬教廷的沉重打擊，不予承認，也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士大夫的普遍質疑。特別是基督教關于人類歷史的一些說法(例如創世紀、諾亞洪水等)與中國人所了解的歷史完全對不上號，不僅相去甚遠，而且相當荒唐，故士大夫對之嗤之以鼻。這種情況也迫使利瑪竇等不得不放下身段，尊重儒學，修改教義，特別是以自然科學如中國特別需要的歷法(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為手段媒介，融入士大夫階層并進入中國上層。中國儒學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具有優越的價值觀和完備的體系，雖不足以完全對抗西方基督教文化，特別是在自然科學方面。但是對于西方傳教士“以夷變夏”的政治目的，卻有著極其敏銳深刻的洞察和無情揭露。明清兩朝，總體上儒學傳統文化對維護國家意識形態的安全還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早期西方文化入侵對中國尚不能構成很大威脅，西方宗教的受眾也很少，西方傳教不成功。這種情況大體上一直持續到晚清。

　　當時在華更多的西方傳教士，也不大認同利瑪竇。他們多以反對佛教來贏得士大夫的好感，進而反對道教，再進而反對宋明理學。1623年明進士王啟元曾尖銳地揭露說：“天主之教，首先辟佛，然后得其入門;次亦辟老，亦辟后儒(理學)。尚未及孔子者，彼方欲交于薦紳，使其教伸于中國，特隱忍而未發耳。愚以為佛氏之說易知，天主之教難測。有識之士，不可不預為之防也。”((法)謝和耐著，耿升譯：《中國與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頁)到清初，康熙皇帝一方面喜歡和利用西方傳教士傳播的天文學、幾何學等，另一方面對其“歸化”中國的政治意圖也相當警惕。以后發生了“禮儀沖突”，背后是地緣政治沖突，西方傳教士就被清廷驅逐出境了。

　　西方傳教士卷土重來，基本上是鴉片戰爭以來的事情。這時中國已經淪為西方的半殖民地，傳教已經不需要學術掩護，完全是軍事侵略，經濟掠奪和文化侵略了。清末民初，隨著西方文明的大規模涌入，中國思想文化界相繼分化瓦解，崇洋媚外的思潮涌起，“歷史虛無主義”開始泛濫開來。但是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傳統文化仍然表現頑強——因為許多大師尚在，文化保守主義在官方和民間仍然很有影響。直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歷史虛無主義其實也并沒有在中國占統治地位。在整個民國時期，至少思想政治領域不僅表面上還保留著中國文化的外殼，例如教科書中傳統文化仍然占據主流地位。西化主要在社會中上層影響較大，在普通老百姓層面，特別是在廣大農村，歷史虛無主義遠沒有后來那么大的社會影響。

　　最后，這次歷史虛無主義卷土重來，沉渣泛起，是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世界格局演變的結果。

　　具體說在中國和蘇聯有不同的情況。在蘇聯東歐，是蘇共二十大以后的事情，赫魯曉夫反斯大林，造成了眾所周知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混亂和分裂，在蘇聯催生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否定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虛無主義開始泛濫，成為最后導致1991年蘇聯解體的一個思想政治根源。在中國，由于中國共產黨堅持反帝反修和發動文革，這股思潮被政治和思想“防火墻”隔絕了二十年。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完全正確，但是不久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歷史虛無主義開始卷土重來，連同其它歷史原因，導致了1989年的“北京風波”。不久蘇東劇變，1992年中國改革二次發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在中國也是“高歌猛進”，思想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中歷史虛無主義不僅泛濫成災，而且甚囂塵上長達二十多年，造成了眾所周知的嚴重后果。

　　古訓說，物必自腐而后蟲生。辯證唯物論告訴我們，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歷史虛無主義的沉渣泛起，使得我們認識到自身的問題。由于歷史的原因，20世紀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再被削弱。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經濟變革，又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毛澤東思想長期被摒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外，加以西化美化全球化，種種原因，造成歷史虛無主義泛濫成災，動搖國本。龔自珍對西方的歷史虛無主義曾表現出深刻的洞察力：“欲滅其國，先滅其史”。至于滅其史之后，百年前是要中國做西方的殖民地。百年后的世界政治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這就使得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后，增加了許多地緣政治變數，未來全球地緣政治演進在相當程度上將會更加艱難，更加詭譎，更加兇險。這些恰恰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崩潰和西方霸權終結，而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的必然結果。危中有機，這個機，是幾百年來的重大機遇。它不可能屬于所有的地緣政治文明。

　　物極必反，這次世界變局還有其極具戲劇性的一面。20世紀90年代，隨著美國登上世界霸主地位，人們很快發現“單極世界”是一個歷史虛構的幻影，歷史非但沒有終結，隨著金融海嘯的發生和殃及全球，不僅意味著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霸權的崩解，連西方文明的霸權也在加速崩解。美國等西方國家內部的危機更加深重，西方的地緣政治裂痕空前加深，大西洋主義日益破產，世界更多國家對美國的敵對情緒空前高漲，等等。包括人類文明面臨的一切全球問題，在資本主義和西方文明的框架內，根本無法解決。這是全球共識。近代以來，總體上由西方文明引領人類發展的歷史也走投無路，已經宣告終結。

　　與此同時，中西方的地緣政治格局隨著美國登上霸主地位之后，再次戲劇性地加速向東方傾斜。三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走過了極不平凡的道路。一方面西方乘機極力向中國施加各種影響，通過以美元為核心的世界貿易金融體系盤剝中國，甚至通過各種手段建立了實際上的“中美國”，不僅在中國攫取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人們甚至擔心中國的財富和資源會被內外敵對地緣政治勢力掏空。在對中國進行文明西化的“歸化”方面，也取得了看起來不俗的成就(成就之一，據說中國的基督徒已經上億)。在西方一些人看來，他們在中國經營了幾百年，特別是近三十年來苦心孤詣投入了巨大賭注的地緣政治計劃，很快就將得手。但是，西方總是低估中國。中國是一個歷史文明悠久、價值觀獨特優越和曾經長期在人類文明史上做出過獨特的巨大貢獻的國家，也因此中華民族是一個內心永遠不甘屈辱和落后的不屈不撓的民族，是一個能夠產生毛澤東那樣偉大的領袖人物和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國家。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在經濟上主要靠自力更生，實現了初級工業化，建立了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具備了向世界經濟中高端攀登的經濟基礎和技術能力。在政治上，經過20世紀艱苦卓絕前赴后繼的斗爭，包括新中國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和前蘇聯兩大地緣政治力量的斗爭和周旋中，中國共產黨積累了極其豐富的政治經驗，也增強了政治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歸根結蒂是文明自信。毛澤東更是通過“繼續革命”的偉大實踐，給中國廣大干部群眾種了“政治牛痘”。這一切，對中國這條歷史巨輪在這三十多年來，經歷了國際國內的無數驚濤駭浪的沖擊，仍然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彼岸，堅定不移地破浪前行，實際上起到了巨大的制衡、穩定和導向作用。毫無疑問，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越來越成熟，這一切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格局和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也是實現中華復興偉大中國夢的現實基礎。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破產，中國社會在加速覺醒，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領導更加堅強，國際國內的政治變局向著更加健康有利的方向演進，更加強了黨的人民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明自信。歷史虛無主義日益破產。

　　眼下，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還有殘余的力量，歷史虛無主義在媒體和人們的頭腦中也還存在有待進一步消除的影響，然而這一切都是地緣政治現象。歷史虛無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世界地緣政治經濟重心持續東移，隨著中華復興中國夢偉大事業不可阻擋的前進，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仍將大幅提升。中國不是簡單地重回18世紀以前的國際地位，中國是全人類的福音，是人類文明持續存在和發展的希望——雖然不是唯一的希望。那個時候，歷史虛無主義會在哪里呢?大概又回到它的出生地去了。

　　(2015年元月31日，修改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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