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歷史虛無主義是最近幾十年產生的，好像是從美化民國、否定共和國開始的。其實并非如此。歷史虛無主義與西方中心論可謂一卵雙生，同時出現又相互依存，已經有幾百年歷史。我最近出了本書，《中國自信：民族復興大思維》，里面有一節專門講歷史虛無主義，這一節的內容去年單獨成文，發表在《經濟導刊》雜志上。
“西方”的概念有爭議，美國學者伊恩·莫里斯將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都算作西方。人們一般認為“西方”是指雅利安人，或者說盎格魯撒克遜人現在所在西北歐、北美等地。文藝復興以前，他們其實沒什么文化，相當落后和野蠻。也正是因為他們當時的落后，才使得誕生于亞洲的基督教能夠普遍征服他們的頭腦。即便如此，他們的落后依然延續了較長時間，例如，像神判和決斗等野蠻方式，直到19世紀才被取消。
“文藝復興”是西方與東方的文化交流促發的，隨之而來的大航海時代改變了西方的命運。西方列強開始向全世界擴張，由此也就需要為他們的殖民擴張尋找一個合法性，于是歷史虛無主義和西方中心論幾乎同時應運而生。這兩種理論被構建出來的目的之一就是針對那些被西方征服的民族，為西方的殖民擴張提供合法性。歷史虛無論和西方中心論強調的重點是兩個方面，第一：西方是文明的，先進的，是對人類有貢獻的，甚至人類文明所有的重要成果都來自西方，這就是西方中心論;第二：非西方民族是野蠻的、落后的，對人類沒有貢獻，即使有些成果，在歷史進步的階梯上也屬于過去，今天可以忽略不計，沒有價值，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因此，西方征服和統治非西方就是順理成章、天經地義的，是進步戰勝落后，是文明戰勝野蠻。因而，西方的殖民統治、武力征服可以看成是幫助非西方成長。
所以，西方中心論運用在西方自己身上，歷史虛無主義運用在非西方身上，兩者相輔相成，一套話語體系構筑了西方統治世界、主宰世界的人合法性。但這個話語體系有嚴重的缺陷，它的基礎是歷史進步論，言外之意西方一直在進步，非西方要么停滯、要么倒退。歷史進步論認為前進都是好的，停滯或倒退都是不好的。這已成為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歷史評判標準。如果按照這套歷史評判標準來看西方，文藝復興要退回到一千年前的古希臘、古羅馬，不是對歷史進步論的顛覆嗎?在這里，西方就不再提歷史進步論了，但這絲毫不妨礙他們對非西方民族大談歷史進步論。這個現象的背后實質是，今天被視為“西方”核心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其實長期沒什么文化，在歷史上也沒什么文明成果，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正是他們毀滅掉的。等到他們需要給自己找個合法性時，自己的祖先沒什么可吹噓的本錢，便把被他們毀掉的別人的祖先說成是自己的成果，用別人的成果為自己粉飾貼金。
所以，歷史虛無主義和西方中心論是一對雙胞胎，通過對這樣一套理論的構建，西方牢牢掌控著至高無上的話語權，使得他們更為容易地奴役別的民族，也使得他們的殖民統治變得更為正當和合法。這套理論對于印第安人、非洲人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效果，因為美洲和非洲的本土文化相對來說的確不很發達，西方人進入美洲時，本土的印第安人還處于青銅時代，連鐵器都沒有。然而，西方這套理論進入中國卻遭遇到巨大的挑戰。西方文化并不能輕易擊潰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舉例來說，在歐洲中世紀時，圣經上標著一個日期，那是上帝創造世界的日期。傳教士進入中國后，發現中國的歷史超過了這個時間，這就意味著中國人不是上帝創造的，這套理論就變得十分荒謬。現在圣經上已經沒有這個日期。在相當長的時期，西方妄圖通過這套理論來奴役中國的企圖并沒有取得成功，反而引起了強烈的抵抗，使得他們不得不改變方式。
西方列強最終依靠武力，用槍炮成功地打敗了中國，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得不拋棄自己的文化，轉而向西方列強學習，似乎應驗了中國人“勝王敗寇”的說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等，都要求向西方學習，學習的內容一步步深入，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出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徹底否定的傾向，實際上就是中國開始自覺地逐步接受西方中心論和歷史虛無主義。嚴復的《天演論》是一個典型，認為西方強大，我們不強，西方文明，我們落后，要變得像西方一樣文明和強大，就需要向西方全面學習。在接受西方中心論的同時，把歷史虛無主義用來針對中國自己，以至于到最后，有人甚至說中國人種都不如西方人。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明治維新使日本走向“脫亞入歐”的道路，他們認為自己不是亞洲人，要變成歐洲人。明治維新之前日本都是拜中國為師，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界出現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就是認為中國沒有文化，中國人是劣等民族。日本攀附上西方中心論，強迫中國接受歷史虛無主義，就是先要把中國人文化上的自信打掉，目的是為了有朝一日可以統治中國。如果日本不對中國搞歷史虛無主義這套理論，它這么個文化上的侏儒如何統治一個文化上的巨人呢?
中國從近代以來逐步接受了歷史虛無主義和西方中心論，經過一百多年的長期洗腦，歷史虛無主義和西方中心論已經根深蒂固地融入到中國人的思想底層了。放眼當下我們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所有領域，在每所大學、每個研究機構，每個專業、每一個系、每一個教師差不多都秉持這樣的觀點，幾乎無一例外。鼓吹民國、贊美民國，與過去的歷史虛無主義不盡相同，有點特殊性。西方中心論和歷史虛無主義一般來說是全部否定中國的歷史，國民黨某種程度上也在被否定之列，恰如臺灣更親西方的民進黨所為。但因為近代中國有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大集團的交鋒，蘇東劇變后，共產黨在話語權上完全處于下風，因此，便出現了專門針對共產黨的歷史虛無主義。中國由于是當今最重要的共產黨執政的大國，為了使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虛無化，有些人便不擇手段，歌頌民國就是方式之一。甚至倒過來，用曾經被虛無化的中國傳統文化來否定共產黨，例如儒家憲政之類。這可以看成是在西方中心論日漸式微的情況下，針對中國共產黨，調動各種力量發動的最后一場歷史虛無主義的文化、思想戰爭。今天的中國在日漸壯大的同時，遭遇了一場混亂的思想斗爭，而看清這場思想斗爭的關鍵是，我們應該認識到，西方中心論和歷史虛無主義曾經聯手征服世界的話語霸權，如今已是強弩之末。
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一直到改革開放，都在強調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需要變。為了強調這個變，改革者常常需要先做一些理論上、輿論上的鋪墊，把中國說成有一大堆的毛病，而且非常嚴重，根深蒂固，病入膏肓，就為改變提供了合理性。實事求是地說，這種輿論鋪墊一方面有面對頑固保守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導致矯枉過正的結果，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1978年起，為改革開放做的一個輿論鋪墊，就是當時用政府力量推廣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一書。這一行為的背后完全是現實政治的需要，對于《丑陋的中國人》在學術上合理性則完全忽視，目的就是要說明中國從根上已經壞掉了，所以一定要改革。歷史虛無主義在這樣一個政治需要下，成為近幾十年來非常風行的思潮。
如今我們應該比當年更冷靜一些。在強調某些東西需要變的時候，同時也不能忽視哪些東西不能變。變與不變一定是相對的，把任何一方極端化都不合理。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國領導人也強調這個問題，有些東西要改，有些東西不能改。我在《中國自信》一書中有專門一章講“改革霸權”的問題，談到少數人壟斷了改革霸權，他們認為只要跟他們不一樣的全是反改革，全是倒退，全是余孽。我們不能把歷史虛無主義當成是改革的強大工具。中國有問題，問題還不少，有些還很嚴重，這是事實。但歷史虛無主義只看到毛病，看不到好處和希望，就好比醫生看病只會說：“沒辦法，只能等死”，完全違背了治病救人的責任。
對于美化國民黨問題，我們還需要有一個視角，就是國家統一問題。國家統一是“中國夢”中一個重要的砝碼。國家領導人已經明確地表示，臺灣問題不能老拖著。在這個目標下，無限美化或竭力丑化國民黨都不妥。辯證唯物主義要求實事求是，在國家統一的大目標面前，求同存異，實現最大公約數，為國家統一提供更好的輿論氛圍。故意抬高或貶低某一方，甚至引發極端對立，都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
(本文系俊德堂研究院與四月網2015年1月25日聯合召開的“反思歷史虛無主義學術討論會”發言內容，據錄音整理，已經本人審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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