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終結”

　　【內容提要】在貝爾看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意味著“資本主義精神”的終結，導致這一后果的正是流行于資本主義世界的享樂主義。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深刻根源在于資本驅使下的“經濟沖動”壓制、控制了創造其文明的“宗教沖動力”，使得享樂主義盛行。因此，化解的途徑在于通過宗教的回歸，在“公共家庭”的層面修復已經碎片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同于貝爾，馬克思把破解資本主義全部矛盾的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并強調只有深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資本以及依據資本邏輯形成的“商品拜物教”之中，才能理解其矛盾的實質。

　　丹尼爾•貝爾提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初衷，是企圖為有走入窮途末路危險的資本主義開出一劑良方，雖然他沒有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他卻向世人展示了其具有代表性的“美國資本主義已失去了它傳統的合法性”的觀點。貝爾深刻地指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對于資本主義社會文化主體而言是致命的，它必然帶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消亡”。導致這一結果的罪魁禍首不是別的，正是資本主義世界廣泛流行的享樂主義。這一觀點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僅使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昭然于世，從而使人們看清了資本主義的前途或命運，而且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了重要啟示，為中國道路的未來發展提供了重要借鑒。

　　一、享樂主義導致資本主義精神的終結

　　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并不只是經濟領域革命性變革的結果，而是整個社會，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文化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而精神構成了文化的內核。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主義文化產生的基因，資本主義文化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具體運用和展開。同樣，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是資本主義精神發展的結果。韋伯是在“新教倫理”這個特定意義上使用資本主義精神這一概念的。按照貝爾的理解，“新教倫理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便是虔誠、節儉、自律、審慎、對工作的全力投入以及先勞動后享受的消費觀念”。實際上，在韋伯那里，“禁欲主義”才是新教倫理的核心要素，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現代文化的源頭是基督教的“禁欲主義”。禁欲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盡管“只是因果鏈上的一個環節”。在韋伯看來，這種倫理行為乃是促使資本主義精神形成的關鍵。

　　韋伯的思想被貝爾完全接受并不斷深化，成為他論證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前提。貝爾認為：“新教倫理和清教精神是維持了美國資產階級社會傳統價值觀的兩套規范。”與此同時，貝爾又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在于“宗教沖動力”，還在于一種“經濟沖動力”，雖然“宗教沖動力”與“經濟沖動力”兩者相互制約，但資本主義社會主要是在“宗教沖動力”控制“經濟沖動力”的基礎上有序發展的。按照貝爾的說法，現代文明具有兩個維度的內涵：一是“為了安全，文明人必須熱情投入直接的、實踐性的工作”;二是“文明是忠誠觀念，即必須相信他人”。只有這樣，資本主義社會才不至于在“經濟沖動力”下變得動蕩不安。應當說，貝爾的思想確有其獨到之處，他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和肉體兩個方面，闡明了自己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態度和看法，從而為揭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作了準備。

　　貝爾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從發展期進入鞏固期，其經濟、政治和文化應該相得益彰，但現實卻呈現出一種悖謬指向，資本主義在文化上陷入困境，表現為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格格不入，甚至相互敵視。這種敵視的淵藪在于“宗教沖動力”被“經濟沖動力”所遏制和統治，從而造成了資本主義文化從“新教倫理”中“解放”出來，成為迎合“經濟沖動力”的“邪惡”精神。這種“邪惡”精神，使資本主義文化以工具理性、技術理性的形式不斷在人的生活中蔓延，以致最后導致享樂主義的產生。“自從新教倫理跟資本主義社會分離后，剩下的就只有享樂主義。”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隨即產生。因此，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主要表現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生活被切割成碎片，成了“經濟沖動力”的附屬工具，并顯現資本主義社會整體上的衰落征兆。

　　產生如此結果的根源，關鍵在于“將當代社會看成三個截然不同的領域，每個領域都服從不同的軸心原則”。貝爾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矛盾主要或者首先是從文化領域彰顯出來的。(1)技術經濟領域是整個社會的基礎，其軸心原則是“功能理性”;(2)在政治領域則表現為“控制權力的合法使用”，它是保證和維持現代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途徑，其軸心原則是“合法性”;(3)在文化領域，即貝爾所認為的具有“象征形式的領域”，或者說，與宗教交織在一起的領域，亦可看做宗教本身，其核心原則是“回歸”，即“回到那些對人類生存苦惱的關注和疑問上”。這樣，文化體現的是人對自己生活困境的救贖，也即通過宗教來解答、解決甚至解救人的生存矛盾的難題。不幸的是，這三個領域以前相安無事的狀態，在現代社會卻被打破了，特別是在文化領域，“新教倫理”被“現代主義”所突破，“經濟沖動力”壓制、控制了“宗教沖動力”，其后果是“在文化上證明資本主義正當的是享樂主義，即以快樂為生活方式”。

　　貝爾指出：“摧毀新教倫理的不是現代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本身。”但是，貝爾并不是從“資本主義本身”特別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活動中尋找原因，而是單純地從文化或精神的維度去理解人們的現實生活。貝爾認為，當“新教倫理”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助推力”時，人就會在經濟活動中釋放無限的欲望和貪婪，并產生一種矛盾心理甚至生存困境，最終導致宗教(亦即文化)趨于停止，以至于產生了虛無的自我，從而預示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消亡”。這一結果，在美國的消費主義的境況中獲得了確證。對此，貝爾中肯地指出：“銷售成為當代美國最顯著的活動。銷售反對節儉，強調揮霍;反對節制，強調鋪張浪費。”

　　貝爾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診治，是以回歸宗教為設計原則，進而在“公共家庭”這個載體上修復已經碎片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在貝爾看來，宗教不僅代表一種人的生活方式，更為重要的是，宗教還深刻地凝聚著人的信仰，而信仰恰恰體現資本主義文化的整體性，并成為資本主義技術經濟和政治有機統一并順利發展的保證。但是，在現代主義盛行的今天，尤其是資本主義釋放出來的人的欲求，導致“社會結構(技術經濟秩序)和文化之間”之間的分裂，“資產階級文化一敗涂地”。為了重建失去的資本主義文化，貝爾認為，應該重新建立一種宗教，只有把宗教的核心即信仰拉回到人們的生活中，才能重構或喚醒人們生活的意義。這種事業只有在“公共家庭”的基礎上才能得以開拓。“公共家庭”具有其獨特的性質，它代表了人的家庭生活(主要是倫理生活)與經濟生活的有機統一，即“這不是家庭生活和市場經濟之外的第三個部分，而是涵蓋前兩者，它試圖盡可能地利用市場機制，但又仍在社會目標的清晰框架內”。可以看出，貝爾的“公共家庭”內含著一種規約機制，這種規約機制既體現出家庭生活的特征，又符合社會整體的目標。在貝爾看來，“公共家庭”能夠消除“經濟沖動力”和“宗教沖動力”之間的裂痕，實現相互融合，從而為資本主義的存在提供新的合理性。但貝爾“公共家庭”的理論酵母卻是古代“城邦意識”，即“更大規模的城邦”，因此，它具有“烏托邦”的色彩，不可能真正解決“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個人欲望和公共需求之間的關系”的困境。這說明，貝爾已經越來越遠離資本主義社會現實，越來越不能理解資本邏輯的力量，最終必然沉溺于“想象中的幻象世界”。

　　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根源的深刻揭示

　　貝爾認為，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文化的思想已經失去效力。之所以如此，關鍵在于貝爾對于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個唯物史觀的硬核持有偏見，以致指責馬克思“階級文化毫無意義”。就像鮑德里亞指責馬克思的那樣，在消費本位的現代社會，馬克思已經陷入“生產的浪漫主義理論情懷”之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顯得乏力。這種質疑是沒有道理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洞察以及由此而提升出來的批判思想并未失去效力，至今仍光彩奪目。但馬克思與貝爾以及鮑德里亞走的不是同一條道路。馬克思指出：“歷來的觀念的歷史敘述同現實的歷史敘述的關系。特別是所謂的文化史，這所謂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貝爾以及鮑德里亞走的是“觀念的歷史敘述”的道路，而馬克思走的是“現實的歷史敘述”的道路，兩者完全背道而馳。實際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文化的考察，是以揭示資本對勞動的占有和剝削性為前提的，并由這種揭示來開拓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途徑，即克服資本對勞動者的統治。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以享受為目的的生活方式即享樂主義作了深刻的揭示與批判。但馬克思認為，享樂主義只是一個表象，事情的本質隱藏在這個表象后面。在這里，有必要做兩段比較長的引述。一段是：“私有制使我們變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個對象，只有當它為我們所擁有的時候，就是說，當它對我們來說作為資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們直接占有，被我們吃、喝、穿、住等等的時候，簡言之，在它被我們使用的時候，才是我們的。”另一段是：“僅僅供享受的、不活動的和供揮霍的財富的規定在于：享受這種財富的人，一方面，僅僅作為短暫的、恣意放縱的個人而行動，并且把別人的奴隸勞動、把人的血汗看做自己的貪欲的虜獲物，所以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做可犧牲的無價值的存在物。在這里，對人的蔑視，表現為狂妄放肆，表現為對那可以維持成百人生活的東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現為一種卑鄙的幻覺，即仿佛他的無節制的揮霍浪費和放縱無度的非生產性消費決定著別人的勞動，從而決定著別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僅僅看做自己無度的要求、自己突發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實現。”這兩段話精彩而深刻，與此相比，貝爾的論述則相形見絀。在第一段話中，“作為資本而存在”構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享樂主義存在的根源，資本邏輯則成為資本主義精神衰落的罪魁禍首。在第二段話中，馬克思的分析更是直指導致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根基處，揭示了由于私有財產與勞動的分離所導致的人的異化狀態。人的異化正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產生的根源，也是資本主義精神或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劣根性”之所在。正如海德格爾所言：“因為馬克思在體會到異化的時候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馬克思關于歷史的觀點比其余的歷史學優越。”在資本主義文化問題上，只有深入這“本質性的一度”中，我們才有與馬克思對話的資格。

　　這里揭示出來的問題的深刻性在于，現代社會是否依然履行著資本的原則并依循資本而展開。不可否認，現代社會在本質上并未超出資本的范圍，而資本仍然是這個時代的主導原則，亦即構成現代社會最為基礎的原則。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資本的兩個特征確證了這樣的事實：“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就第一個方面來看，現代社會本質上仍然是“在商品中，特別是在作為資本產品的商品中，已經包含著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的社會生產規定的物化和生產的物質基礎的主體化”。而就第二個方面來看， “資本本質上是生產資本的，但只有生產剩余價值，它才生產資本”。這兩個特征，如今是否已經消失了呢?當然沒有。如果我們能夠證明，當今社會已經不再以商品生產為主要目的，如果我們還能夠證明，當今社會已經不再以剩余價值為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那么，馬克思確實與現代社會失之交臂。但是，現代社會并沒有超越出資本的原則，以及由這個原則所凸顯出來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的界限。

　　在貝爾那里，資本主義文化的實質就是“宗教沖動力”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調節。但在馬克思看來，事情的本質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宗教在本質上是人創造出來的，它以一種“顛倒的世界意識”作為現代社會的“總理論”，作為對于世俗生活的“道德約束，它的莊嚴補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辯護的總根據”。馬克思通過揭露宗教的虛假性，洞察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非人性的一面。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提出的揭示“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的哲學任務，在《資本論》中完成，這就是馬克思著名的“商品拜物教”理論。我們認為，“商品拜物教”理論完全并決定性地超越了貝爾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分析，因為，“商品拜物教”是以馬克思揭示的資本邏輯為前提建立的，這個前提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者的私人勞動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會性質”。這意味著抽象勞動對具體勞動的分離，意味著人的勞動以可交換性參與并作為社會化的條件，并且又以商品交換價值的形式進入這個交換活動中，結果是“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在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與貝爾之間的本質差異，即前者是深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內部聯系來理解資本主義社會，而后者僅僅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表面現象來理解資本主義社會。

　　在怎樣化解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這個問題上，與貝爾企圖通過建立以信仰為核心的“公共家庭”來解決問題的思路不同，馬克思所持的基本原則是揭露資本的邪惡性，基本途徑是立足于人類社會。毫無疑問，資本本身作為一種“物”性的存在，從外在形式上看，與現實世界的發展并無牽涉，但是資本乃是作為一定歷史發展產生的“物”性的存在，是人的異化勞動的產物。資本的實質乃是在現實社會中人的異化勞動所產生的商品關系。這種關系構成資本統治的實質，它作為一種強大的統治力量規劃著人們的現實生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由此看來，資本也可稱作現代社會的存在物本身，它是構筑人與人、人與物以及物與物之間異化存在關系的基礎。這種異化的存在關系，按照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即死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肉體作為商品而存在，按照商品存在的法則進行交換，而交換價值本身要求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進行，這種自由、平等在馬克思看來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現實利益的唯心的表達。”因此，“資本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一方面，資本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資本又是生產力和文明進步的破壞性因素。如果說前者是資本文明的一面的話，后者則是資本邪惡的一面。資本成為一切的主宰，成為人的思想或精神領地的最高統治者，這是資本邪惡性的集中表現。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看做資本邏輯展開的結果，這就從社會現實根基找到了克服它的有效途徑，即內在地超越由資本邏輯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個超越必須在以實踐活動為原則所形成的批判意識中做到自律，進而才有實質性進展，因為社會主義“是從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質這種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感性意識開始的”。馬克思指出，考察一個時代的思想和觀念，一定要從它的現實出發，在揭示現實的歷史條件和現實的社會關系之后，才可以完全說明這個時代的本質特征。以此為方法，馬克思認識到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產生的現實根源，即現實社會有什么樣的物質生產活動，就會產生什么樣的精神觀念。值得指出的是，在資本依然是現代社會基本原則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所要求的人的思想、觀念、文化深入社會現實的任務，以及籌劃人之真理性生存的努力，依然有可能落入“商品拜物教”的窠臼之中。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是，中國現代化道路必須在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導的體制中展開并發育成熟，而任何市場經濟的基礎就在于資本的力量。因此，中國的發展還需要在借鑒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積極成果的同時，不至于被資本主義社會中腐朽的東西所腐蝕，因此，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這是我們必須面對并解決的問題。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方向

　　在馬克思看來，市場經濟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它對生產力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這種作用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到2012年增長了142倍，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位。當然，我們之所以能創造出資本主義世界從來沒有過的奇跡，從根本上說，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帶來很多負面作用，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盡管馬克思批判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規約下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弊端，但無疑也對中國市場經濟建設中出現的一些負面因素起到一種警示作用。

　　當前中國社會確實出現了類似于“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現象，貝爾所揭示的享樂主義的種種表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一是物質享樂主義。“揮霍無度、不加選擇的，受非理性、反智性風氣所主導，在這種風氣中，個人被認為是文化判斷的試金石，對個人的影響也被當作經驗之審美價值的衡量尺度。”貝爾的批評言猶在耳。一些人奉行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須盡歡”，享受所謂的“人間樂趣”。物質享樂主義必然刮起奢靡之風，或者說，奢靡之風是享樂主義的重要表現形式。二是時尚享樂主義。時尚是與現代性緊密相連的。按照貝爾的理解，現代性作為一種精神，曾經的世界性或世界主義，“已經變成慣例，甚至已經陳腐”。追求時尚是快樂的，可一旦與享樂主義聯姻而成為一種剛性的社會現象，它對社會結構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沖擊則不言而喻。三是文化享樂主義。文化享樂主義這個表述可能不太準確，會引起歧義，但在這里，主要是指以文化為載體表達享樂主義的情緒。由于現代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文化盛行，“超越道德，超越悲劇，超越文化”，“關心戲耍、娛樂、炫耀和快感”，追求感官刺激等，成為現代人的另類生活方式。一些文學藝術作品，為了吸引人們的眼球和賺取票房收入，崇奉時尚，追求所謂的“新、奇、特”甚至暴力，拋棄傳統，篡改經典，戲說歷史，游戲人生。

　　享樂主義在本質上是理想信仰缺失和精神沉淪，它對社會結構的破壞力是巨大的。首先，享樂主義文化與經濟結構相“斷裂”。享樂主義一旦成為一種時尚，勞動就不再是光榮的，富裕之路將被破壞，可持續發展就變得遙不可及。使享樂“發揚光大”的途徑無非是：一部分人的享樂以犧牲另一部分人的幸福為代價，或當代人的享樂以犧牲子孫后代的幸福為代價。這都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原則。其次，享樂主義文化與政治結構相“斷裂”。在任何條件下，享樂主義文化都是政治結構的“敵對文化”，盡管它不一定被理解，但它最終將使原有的政治結構解體。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論述文化矛盾，第二部分論述政治矛盾，有人認為這種怪異的結構不符合邏輯，其實，這正體現了貝爾的“匠心獨運”：文化矛盾一經產生，政治矛盾便接踵而至。

　　享樂主義也必然對個體自身造成矛盾和痛苦。實際上，享樂主義是人對自己價值和尊嚴貶損的催化劑，是人對自由“畫地為牢”的產物。一方面，物質欲望和虛榮心的滿足并不能給人帶來真正的幸福和快樂。有人貪圖物質享樂，鋌而走險，不擇手段。這是人性的墮落。另一方面，沒有理想信仰，人生沒有目標，積極性和創造性盡失，生命的價值和意義跌落塵埃。這是人性的異化。

　　當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作為實現現代化的手段時，資本也一同被引入。因此，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的獨特分析，在中國則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享樂主義在當前中國的泛起，根子在于資本的逐利本性及其負面效應。具體有三個因素：一是物質的利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人必須在占有商品的情況下才能夠感覺自己是“真實的”，因而，需要的不斷滿足和新的需要不斷產生，并有可能無限膨脹。二是文化的商品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和經濟緊密聯系在一起，因為文化也成為商品。在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中，這種趨勢也越來越明顯，文化與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文化不僅成為商品，而且直接滲透到一切經濟活動之中并日益成為經濟活動的統治者，純潔性幾乎蕩然無存。在這方面，大眾文化是享樂主義的重要推手。電視、商業廣告以及書刊等大眾傳媒都成為文化商品化的生長地，并催生出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三是人的價值觀念的物化。這是文化物化最重要、最突出的體現。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生活方式開始進入中國并在一定程度上扎根，個性解放、自我實現以及物本等觀念被人們普遍接受，再加上鼓勵消費和發家致富的政策“推手”，使享樂成為一種時尚，從而為享樂主義的滋生與蔓延提供了思想基礎和心理基礎。

　　貝爾認為：“享樂主義時代是市場時代。”其實，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市場經濟確實容易造成物質對人的價值和意義的遮蔽，但它又釋放出人的主體性能力。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市場機制以資本家獲取利潤和享受為目的，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是為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創造條件。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或者說是兩條根本不同的道路。中國要避免由市場經濟帶來的享樂主義，不能以貝爾的“新宗教”為途徑。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而言，由于宗教具有強大的內聚力和整合功能，“新宗教”也許有效，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來說，“新宗教”只能是一種否定或解構的因素，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在本質上與宗教沒有任何共通之處，它只能以一種科學的世界觀為內核。

　　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的核心是人，或者說，人是文化的基本內容或根本指向。歷史唯物主義以實踐為基礎，科學地闡明了人的價值和意義，奠定了瓦解享樂主義文化的理論方向，為中國精神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思想保證。現實的人之所以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價值性：歷史不過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動而已。而人的價值總是與勞動、創造和貢獻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否認每個人都具有自我價值，即自我肯定的需要，但社會價值才是人的價值最根本的方面，因為每個人不僅是一個生物個體，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存在。正因為如此，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把“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作為人的價值評價的根本標準。而勞動是實現人的價值的根本途徑。正如“單純的自然物質，只要沒有人類勞動對象化在其中，也就是說，只要它是不依賴人類勞動而存在的單純物質，它就沒有價值，因為價值只不過是物化勞動”一樣，沒有勞動和創造，只有需求和享樂，人的價值就幾近于零。我們并不否認享受所體現出來的人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恰恰是市場經濟發展所必需的，但如果這種能動性被歪曲、夸大、無限制的發展，就會形成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從而導致人的價值喪失，道德淪喪。

　　歷史唯物主義從來沒有脫離人的意義談人的生存。可以認為，市場經濟對人的意義世界同樣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人擺脫了宗教的束縛，從而使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尊嚴。另一方面，由于“商品拜物教”成為新的宗教，使人蛻變為只重物質享受而缺乏精神追求的單向度的人。把人從物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使人的意義世界重新發揚光大，應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和目標。

　　四、中國精神的打造

　　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反思，是中國道路進一步發展、完善和成功的重要前提。資本主義創造了現代文明，但由于其自身不可克服的文化矛盾，資本主義道路越走越窄。中國道路絕不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山寨版”，也不是一條封閉保守、故步自封的“舊路”，而是一條新路，一條和平發展之路，一條通往人類崇高理想之路。因此，中國道路必須要有自己的路標。這個路標不能只是物質的，中國道路未來的路向主要應該從精神生活層面上建立起來，即形成與資本主義精神迥異的中國精神。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比資本主義精神文明更先進。中國道路是中國精神的載體或延伸，沒有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便失去了物質基礎，猶如靈魂離開了軀殼。中國精神是中國道路的觀念表達和理論綱領，沒有中國精神，中國道路便徒具形式，猶如沒有靈魂的軀殼。所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道路必須以中國精神為引領。

　　首先，必須重提精神生活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之所以說是“重提”，是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在強調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重要性的同時，從來沒有貶低精神生產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而且，重視精神生產和精神生活歷來是我們黨重要的政治優勢之一。之所以要“重提”，是因為時過境遷，形勢有了新的變化，精神生活有被物質生活所覆蓋的危險。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資本邏輯在中國開始扎根。資本邏輯所帶來的最大惡果，就是普遍的物化，人的觀念領域開始有了貝爾所揭示的“文化矛盾”生長的土壤，如不及時扭轉，不僅會使個人利益無限膨脹，而且還會使人們的精神生活墮落，享樂主義蔓延。這種看法也許有些消極或片面，因為現實生活的主流并非如此，但一個必須正視的事實是，腐敗問題正日益成為中國道路的一塊絆腳石。從某種意義上講，腐敗根源于享樂主義，享樂主義根源于“商品拜物教”。盡管由“商品拜物教”演化而來的享樂主義以及腐敗等，不能完全歸咎于資本邏輯，但資本邏輯是一個無法開脫的重要因素，或者說，資本邏輯是產生這些負面文化的重要原則和基礎。

　　資本邏輯是由市場經濟帶來的，但我們現在還不能完全否定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只是手段，我們應該而且必須利用它來實現自己的目的。這也是“道路自信”的重要體現。這就要求我們，既要利用市場經濟和資本，又要控制好市場經濟和資本，給它們套上籠頭。在馬克思的思想境域中，精神生活的困境不在于人的意識對物質財富的不斷追求，而在于人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狀態和生活過程，即以資本邏輯為基礎建造起來的以異化勞動為中介的現代社會。所以，解決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困境，必須依靠人的實踐活動來對存在異化的社會現實進行總體性的改變，亦即需要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創造改變現實世界的力量。我們在強調精神生活建設的重要性時，并未否認物質生活的重要性。馬克思認為，人具有雙重需要：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人因此具有雙重生活：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現實生活就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機統一，而物質生活構成了精神生活的基礎。把物質需要排除在人的需要之外，把物質生活排除在現實生活之外，那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馬克思從來沒有否定必要的、合理的物質享受。但享受需要有一定的限制，一旦超出這個限制，就是非理性的，即以物質占有為目的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社會主義不是那種“禁欲主義的、禁絕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但與資本主義鼓勵享樂主義不同的是，社會主義提倡理性消費。

　　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提倡并實現理性消費，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在重視物質生活的同時，把精神生活放到一個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健康的精神生活可以消解人們對物質占有的貪婪欲望，物質生產不再是不顧人的實際需要而盲目擴張，自然環境將達到動態平衡與和諧。恩格斯所說的“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諧一致的生活”，盡管是一種理想狀態，但健康的精神生活確實可以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從而瓦解“商品拜物教”存在的基礎。這有兩個意思。一是要重視在物質消費過程中的道德、文化因素。“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具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二是要實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諧一致。物質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礎，但精神生活引領物質生活的走向。人們常說，肉體跟著靈魂走，就是這個意思。“丑惡的物質享受提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毀掉了一切精神內容。”恩格斯所講的“精神內容”涵蓋極廣，但理想信念以及核心價值觀是其中的核心因子。

　　其次，我們必須培養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良好社會風尚。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對異化了的社會現實進行總體性的改變離不開實踐活動，即創造性勞動。在這一問題上，馬克思的思想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在創造性的勞動過程中，人不但改變客觀條件，“而且生產者也改變著，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其二，創造性勞動是揚棄異化的現實道路。只有通過創造性勞動，才能克服文化以及精神生活的物化。其三，創造性勞動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根本途徑。隨著生產的發展，“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三個方面的相互融通，形成對現實社會進行總體性改變的現實力量。歸根到底，現實世界是由創造性勞動構筑的。只有通過創造性勞動，社會財富才會充分涌流，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實現和諧一致。可以說，創造性勞動的觀點是歷史唯物主義別具一格的特質，它既奠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堅實基礎，又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價值取向。

　　因此，尊重勞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態度和核心觀點，也是中國精神的基礎。可以認為，尊重勞動和資本崇拜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和生活態度，它們決定了人們不同的精神狀態。尊重勞動，要求我們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拒斥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必須清醒地看到，堅持勞動優先、反對資本崇拜，不僅是為當今價值混亂的世界樹立一個正確客觀的價值尺度，也不僅是為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奠定內在根據，而且是直接關系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事。”創造性勞動的主體是人民群眾。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座談時指出：“人民創造歷史，勞動開創未來。勞動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會從天而降，夢想不會自動成真。實現我們的奮斗目標，開創我們的美好未來，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始終為了人民，必須依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我們說‘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實干首先就要腳踏實地勞動。”可以說，這既是中國精神的宣言書，也是對“商品拜物教”以及享樂主義的挑戰書。

　　在中國精神的旗幟上，必須有“艱苦奮斗”的內容。艱苦奮斗是對創造性勞動的尊重，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精神的重要體現。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我們黨之所以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并開拓出了一條不斷發展的中國道路，時刻也離不開艱苦奮斗的精神。當然，我們對艱苦奮斗精神的理解要與時俱進，賦予其時代特征。吃苦耐勞的本色不能丟，但今天更要著眼于艱苦奮斗，不松懈，不折騰，努力進取。應該說，攻堅克難、改革創新的精神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艱苦奮斗的最好詮釋。

　　再次，中國精神必須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高綱領。“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中的這段話當然應該而且必須寫在中國精神的旗幟上。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人所有的奮斗，都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標的。馬克思把人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人的依賴”、“物的依賴性”和“自由個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人的發展正處在由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邁進的時期，在本質上并沒有擺脫“物的依賴性”。只要“物的依賴性”存在，物質崇拜、金錢崇拜、商品崇拜等就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在任何時候，中國道路都不能偏離人的全面發展這個根本目標。在現階段，人的全面發展實際上是在物質生活發展的基礎上，人的精神生活日益豐富、精神境界不斷提高。

　　總之，精神生活是否健康，是人從愚昧走向文明、從野蠻走向開化的標志，當然也是體現人的全面發展的一個主要方面。沒有對理想信念的追求，缺少一個意義世界，人的全面發展只能導致畸形的、單一的狀態。在任何時候，物質享受都應該是有限的、適度的，而精神生活的追求應該是積極的和有價值的。只有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和諧一致，現實生活才能夠向美好的未來趨近，人的生活意義和價值才能夠得到實現與保障。

　　(摘自2014年第12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