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民主上的歷史首創性，很快就扭曲了民主制與人類文明之間的關系，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將西方創造的民主制度變為人類現代政治生活的普遍模式。
▲現實的政治實踐，不是從現實出發，而是將帶有先驗性的西方政治精神與原則標準化地注入具體的國家與社會，改造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
▲西方的民主模式成為各國現代政治建設與運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尺度。西方社會將這種局面視為理所當然，然而，現代政治文明卻因此而危機不斷。
現代政治形態，源于西方，中國在經歷了實驗和探索之后，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在綜合現代西方政治文明、社會主義制度以及中國現代國家形態的基礎上，創立了中國現代政治。面對現代中國政治，世人常常產生這樣的困惑：中國現代政治，到底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是應該按照西方的邏輯走，還是按照中國的邏輯走?我們的答案是：應該從中國出發把握中國政治。我們首先要解釋的一個問題是——現代政治文明：從人類文明出發，還是從西方文明出發?
民主在不同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其所蘊含的普遍性，不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普遍性
對于人類政治文明史，人們常常用由“民主”與“獨裁”組成的一雙眼睛來觀察和透視，并由此來簡單判定古代政治與現代政治、東方政治與西方政治的差別。從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的分析和判斷來看，源于西方的民主化已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主流。面對起源于上世紀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他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今天，千百萬以前曾在獨裁專制統治者下受苦受難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歷史上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不發生戰爭，和平地帶也得到了大大地擴展，國家間沖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急速成長，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最壯觀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對于這種政治變遷的未來命運，亨廷頓給出了十分自信的回答：“第三波的一個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獲得了普遍性，并促進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傳播。如果第三波有一個未來，這個未來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會的擴展。”“在正在興起的經濟發展的浪潮的推動下，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進得更多，退得更少。套用一種比喻的說法，歷史不是直線前進的，但是當有智慧有決心的領導人推動歷史的時候，歷史的確會前進。”
在此，亨廷頓以非直接的方式表達了一個堅定的信念：民主最終一定戰勝獨裁，西方文明的民主一定會成為世界普遍的政治形式。然而，民主在當代人類文明發展中的理論與實踐表明，亨廷頓堅定的信念一半是對的，另一半則是錯的。民主最終一定能夠戰勝獨裁，但戰勝獨裁的民主，并不都是“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從實踐上看，西方國家二戰后所致力的民主輸出實踐，許多時候傳播的是西方的民主理念與制度，種下的卻是分裂、沖突與戰爭的種子，無數百姓不得不承受民主所帶來的民不聊生的代價;從理論上看，民主雖然最先出現在西方，但其本質卻是人類自我解放的歷史必然，西方只是這種歷史必然的第一種表現形式，但絕不是唯一的形式。民主在不同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其所蘊含的普遍性，不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普遍性，而是民主所體現的人類自我解放的普遍性。
民主是從人類發展的內在邏輯出發的
有一個事實是誰都否定不了的，即民主是現代文明的基本標志，自然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根本體現。至于為什么是這樣，答案和理論多種多樣，相對而言，馬克思的回答更為深刻和科學，因為它是從人類發展的內在邏輯出發的。馬克思認為，人與動物的基本區別就在于人擁有意識，而正是這種意識使得人所擁有的動物性欲望上升為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這種生命意志決定了人類發展的歷史過程是不斷追求自由的過程，即人不斷擺脫自然與他人(社會)所帶來的束縛的過程。在人尚未有充分的能力擺脫其中任何束縛的時候，人為了生存，都依附于一定的共同體。人的這種存在塑造了人類的古代歷史。但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和個體獨立生存能力的不斷增強，人就逐漸擺脫了對特定共同體的依賴，獲得了獨立自主存在的經濟與社會基礎。這是人的類本質的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開辟了現代歷史，形成了現代社會，建構了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現代國家?，F代國家與古代國家的最大區別在于：隨著個體獨立所帶來的私人生活的抽象，國家也從社會中抽象出來，與社會形成二元結構關系?，F代政治制度就是二元存在的國家與社會相互適應的產物。
西方思想家往往都是從個體獨立及其所決定的市民社會來解釋現代民主的由來與必然性的，但相比較而言，馬克思的理論更加徹底，因為，馬克思并沒有因為肯定個體獨立與現代社會是現代民主的基礎，而將民主的內在必然性確立其上。馬克思認為，人類建立國家的目的，是為了借助這第三種力量來解決自身的矛盾與沖突，因而，從根本上講不希望作為人類的作品的國家異化為奴役人類的力量。這決定了人類在創立國家的時候，就天然地要解決人對國家的駕馭與控制，從而使國家真正掌握在其創立者，即人民手中。由此，馬克思認為，國家制度是人的自由產物，這才是國家制度的本來面目。既然如此，體現和保障人的自由的民主制度，就是作為一切國家制度的本質屬性而存在的。這樣，在馬克思理論中，“民主制是作為類概念的國家制度”，存在于各國的國家制度，本質上都不過是民主制度在具體國家的具體體現。即使是君主制，其本質也不過是民主制度缺失而產生的一種變種?；诖耍R克思的結論是：“一切國家形式在民主制中都有自己的真理，正因為這樣，所以它們有幾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幾分不是真理，這是一目了然的。”
現代政治文明被徹底模式化為西方政治文明，其他國家與社會自然也就失去了主動性、創造性與發言權
到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政治文明的出現是人類自我解放和發展的內在必然。換言之，只要人的自我解放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將作為一切國家制度真理的民主制呈現為現實的制度形態。因而，現代民主制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出現，并不是西方文明創立了民主制度，而是西方社會相對超前的變化與發展，使民主制度首先在西方社會被呈現出來。
然而，西方在民主上的歷史首創性，很快就扭曲了民主制與人類文明之間的關系，因為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普遍地要利用這種歷史首創性，將西方創造的民主制度變為人類現代政治生活的普遍模式，其具體手段是將西方民主制度內含的價值和原則抽象為人類的普遍理性，使之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政治的精神與原則。在這種抽象中，不僅人從具體的人變成了抽象的人，而且使所有國家與社會的歷史與文化都從具體的存在變為抽象的存在。于是，現實的政治實踐，不是從現實出發，而是將帶有先驗性的西方政治精神與原則標準化地注入具體的國家與社會，改造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借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這些西方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將西方的民主視為“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于是，基于人類本質屬性而發展出來的現代政治文明被徹底模式化為西方的政治文明，在這其中，其他國家與社會自然也就失去了主動性、創造性與發言權，只能等待緣起西方的民主浪潮的洗禮。亨廷頓的“第三波”概念就包含著這層意思。
現代政治文明不應寄托于源于西方的民主發展第四波、第五波，而應寄托于各種非西方模式的民主實踐
民主是現代文明發展的必然要求，但這絕對不等于民主在現代文明中的發展是一種模式化的發展。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國家依然是現代文明建構與發展的基本單位，而國家及其所對應的社會是具體的，有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有自己的發展方位與議程。然而，這很簡單的道理并沒有在現代政治文明的建設與發展中得到充分的尊重與遵守，不僅代表西方文明的西方社會如此，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具體的實踐中也會自覺不自覺地失去自我，依附在西方的模式之下。于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不僅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直接表達，而且成為各國現代政治建設與運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尺度。西方社會將這種局面視為理所當然，并為此驕傲自豪。然而，現代政治文明卻因此而危機不斷，因為，民主的模式化似乎加速了民主的推廣，但實際上往往成為直接摧毀國家或社會內在結構或轉型進程的力量。
現代政治文明得以健康發展的關鍵，不應該寄托于源于西方的民主發展的第四波、第五波，而應該寄托于各種非西方模式的民主實踐。民主生成方式、組織方式以及運行方式的多樣性，是現代政治文明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根本所在。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現代民主政治的建構實踐及其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對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發展有重大的歷史貢獻，其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值得世人關注和研究。
(作者為復旦大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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