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凱蒂：新型的世襲資本主義出現

　　2014年11月14日，《經濟導刊》雜志社邀請《21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參加《經濟導刊》雜志社、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學院、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老齡經濟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國東西方中心聯合舉辦的《公平和發展：資本和人本》論壇。在論壇上，皮凱蒂進行了題為“21世紀資本論”的精彩演講，引發到會30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新聞媒體的關注和熱議。本刊將其演講內容進行輯錄摘編，與讀者分享。

　　皮凱蒂正在作演講(資料圖)

　　分析財富問題需要足夠數據

　　今天來到這里感到非常榮幸。我非常高興中國的公眾可以看到我寫的《21世紀資本論》中文版。這本書在美國和歐洲取得了成功。我的書引發了大家對于財富和收入的熱烈討論，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方式來處理收入不公平、資本的累計、以及私營經濟如何更好地服務于公共利益等問題，這個話題不僅在中國，在世界各地也都引起了爭論。

　　這本書中載有關于西方收入的歷史。人們一直在爭論這種不平等性是否會一直持續下去，但是在很長時間內這種爭論是缺乏數據支持的。在19世紀有很多人，包括卡爾·馬克思等人都寫了很多的關于不平等問題的書籍，但當時鮮有大量的信息和數據的支持。在20世紀，經濟學家開始收集歷史的數據，包括英聯邦國家、美國和法國。 50年代，美國的經濟學家開始收集關于國民收入情況的數據。美國是最早計算GDP的國家，之后經濟學家經常采集所得稅數據，以便計算國民收入在不同的社會群體所占的比例。在這樣的背景下，50年代、60年代不斷出現種種理論爭議。在發展過程當中，不平等性也出現波浪式的逐漸下降或者上升的情況。這本書比以前的數據更豐富、更廣泛，我們現在有廣泛的網絡，我與其他30多名學者一收集了不同國家、不同年份的大量歷史數據，研究跨度為三個世紀，最早回溯到18世紀。我的研究結合了20個國家有關分配的龐大數據庫，用15年時間進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結論。馬克思相信不平等性會一直存在下去，我通過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采取相應制度設計下，它是可以下降的。我希望能通過我的研究為未來提供一些結論性的建議。平等性要求我們選擇一種制度，有很多的機制是可以在平等性問題上產生作用的，給我們的平等性帶來不同的動態發展。

　　這本書結合了兩種不同的數據，一是財富和收入不同的歷史數據，二是財政數據。其目的就是讓大家從關注不斷增加的收入不平等，轉移到更加關注不斷增加的資本和財富的不平等。這兩個現象相互關聯，相輔相成，收入不平等造成財富不平等，反之亦然。長期看來，更重要的主題應當是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這是我希望傳達的一個理念。

　　這本書所使用的是世界收入數據庫，所有國家都包含在這個數據庫當中，當然還有一些國家，例如中國的數據信息就不在其中。而本書出版的成功在于，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主動向我們提供各種數據，所以現在我們要擴展，讓巴西和墨西哥都加入進來，當然更希望中國加入進來。這是不斷完善的過程。我們的持續研究有這個需求，我們試圖從大數據的角度，從21世紀來看待資本，我們需要更多的數據才能得出結論。

　　關注導致國家內部分化的力量

　　我們可以舉例分析，例如從美國的數據庫我們得到了什么啟示。我們從美國國民收入最高的群體當中得到的數據，主要是所得稅數據。稅收是一種重要的信息來源，可以借此了解我們的統計和社會各個類別的數據，如果你不了解所得稅，對于收入就是一無所知的。

　　最初的所得稅數據來源于美國。1913年美國建立了所得稅制度，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比美國晚幾年建立。對于財富可以追溯到更遠，財富的登記遠遠早于稅收，有很多的房地產登記就非常早，18、19世紀就有房產稅了。

　　當時，美國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開始收集關于國民收入的數據情況，數據反映出10%首富占國民收入百分比的曲線，從中反映出收入的不平等性。1930年到1948年期間，收入差距開始逐漸縮小，從50%降低到30%左右，在總的收入不平等性方面出現迅速的下降。

　　20世紀50、60年代，人們對經濟發展比較樂觀。當時的研究結論普遍認為，收入差距會隨著經濟發展自然地降下來，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是好消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增長也會帶來一定的平等。但是后來的研究發現，上述階段收入差距的減小與二戰的沖擊有關，而收入差距的減少并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

　　50-70年代有一個平緩的階段。前10%所占的比例非常穩定，這意味著絕大多數人都可以從社會的增長當中受益，但是從1980年開始不平等性迅速增加，出現很多因商業周期、市場繁榮所產生的不平等現象。2000年和2010年左右兩次股災也導致不平等性的下降，恢復之后，這種不平等性又開始迅速的提升。通過美國的數據可以看到，2012和2013年基本回到了2007年之前的不平等性，這種趨勢一直在繼續。金融危機不會影響收入不平等的趨勢，但是不平等本身會造成金融危機。不平等性迅速增加之后，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產階級收入的停滯、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下降，而10%的首富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將迅速增加。在美國每年增長10%，在中國卻可能要翻倍。1980-2010年之間，美國GDP平均增長1.5%，這對于其他人口不是一件好事情，富有的人收入增長速度太快。有很多人認為，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導致大多數人收入的停滯，導致金融系統更為脆弱。

　　2000年，美國的高收入階層水平已占到國民收入的45%～50%，這一變化幅度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人擔憂，這一趨勢是否會持續下去?這涉及到全球化背景下各國財富和資源的配置與平衡。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強有力的趨勢。如果國民收入大量分配在10%的人口中，可能就會出現問題。歐洲的收入差距增長要比美國慢得多，這個趨勢并不明顯。

　　在美國，人們獲得技能的機會是不平等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有機會獲得更高的收入，而要進入好大學，父母要有財富能力，這進一步導致了收入差距的加大。而在美國社會底層，上好大學的教育機會是有限的。獲得良好的教育是讓窮人縮短與富人收入差距的一種方法，在中國也存在這種問題，教育可以提升人們的勞動效率。要減少不平等現象并不僅是依靠累進稅，雖然累進所得稅很重要，但投資于教育更重要。一定要盡可能地把知識和技能傳播給社會底層人民，最終減少貧富差距。對于新興市場國家這一點更重要。這需要有非常強大的教育包容性機制，使普通人具有學習知識和技能的機會，而不是精英階層才能得到好的教育機會。

　　在不平等的背后還有一個因素，美國失控時期高管的收入遠遠不成比例。而美國經濟增長大部分是資本獲益，也就是集中于10%的人，很多金融大公司的高級管理者在收入上將其他人遠遠甩在了身后。如何解釋這個變化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些高級管理者的技能和生產力較其他工人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而另一個解釋是，這些高級管理者擁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權力。在我看來，第二種解釋更加切合客觀實際狀況。如果美國一個管理人員的工資每年從100萬增加到了1000萬，實際上并沒有反映出生產效率的增長，背后則是非常復雜的原因，比如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美，以及這些管理者處在權力的位置上。在20世紀70年代，如果這些高管的納稅水平過高，他們就難以說服股東和董事給自己再漲工資，因為如果薪金上漲，其中大部分也會上交給國家。但隨后美國稅率開始下降，成為企業高管薪酬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國家出了問題總是指責別國，美國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國人和歐洲人互相指責，例如國際收支不平衡是貿易問題，是日本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導致了金融危機，導致了國際金融系統的脆弱性。其實美國國內的不平衡更加嚴重，50%的國民收入都來自于前10%的收入者，國內的不平衡遠遠大于國際貿易收支不平衡。

　　還有一個因素跟財富有關，我們希望把注意力轉移到財富的不平等，轉移到財富分配的趨勢。資本收入比的本身不是不平等的指標，只是本國擁有多少資本，是每年GDP或者總產出的幾倍。我對資產的定義是，任何一個家庭可能擁有的資產包括房產、經濟資產和各種資產減去所有的債務。這些國家的歷史不同，我們不妨做一下對比研究，衡量這些國家資產的總和。一戰之前財富和國民收入比居高不下，一戰之后下跌，原因是資本遭到了戰爭的破壞;為了給戰爭融資，很多私人儲蓄在這段時間變成了公債，繼而在戰爭中消耗，剩下的私人財富沒多少了。一戰之后，通過了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外匯監管政策以及租金管制政策，情況就有了很大的改變。資本的積累需要很長的時間。

　　這一結構的變化可以用三個因素解釋，它們互相補充和強化，使得振幅非常顯著。長期來看，最重要的因素是增長放緩，特別是人口增長放緩，加上高儲蓄率的影響，會自動導致長期資本/收入比結構性提高。但不容忽視的是，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的漸進式私有化以及將公共財富轉移到私人手中的過程;其次，影響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長期趕超現象也在80年代至90年代加速。

　　有些人認為我對資本的解讀過于悲觀。我本人沒有那么悲觀。有更多的資本和資本收入對一個國家來說是一件好事，問題在于如何能使獲得資本的機會相對平等。積累資本遠遠勝過積累國債和債務。歐洲的私人財富或者私人資本的增長率已經遠遠超過公債的增長率，歐洲國家正在變得財富越來越多，雖然他們也有很多的困難，特別是債臺高筑。法國有不少人都認為中國的銀行或者卡塔爾的酋長擁有一切的東西，以前覺得全世界是屬于他們的，他們擁有整個世界，現在他們怕欠債，實際上這個問題沒有那么嚴重，富裕的國家還是有很多私有財富的，富裕的國家比他們想象中要富裕很多，帝國主義的財富問題在歐洲尤其嚴重。

　　新型的世襲資本主義出現

　　世襲制資本主義的回歸就意味著資本收入占的比例比較高。圖1展示了一些國家的資本/收入比在較短時期內年度序列數據的不斷變化，表明全球8個最發達國家私人資本與國民財富的比例變化軌跡。總體的變化趨勢很清晰：在把泡沫因素排除后，我們看到的是1970年以來，私人資本在發達國家強勁的回歸，或者說，出現了新型的世襲資本主義。

　　我們這里指的財富主要是可以在市場上出售的資產，包括房地產、金融資產減去金融負債等。當然，使更多的人有機會獲得資本當然是一件好事，財富收入比正在回到很高的水準。意大利和日本等增長比較慢的國家與美國不同，特別是歐洲的部分國家和日本的人口增長已經是負的。這對于中國的未來很值得參考，因為經濟增長緩慢，人口增長緩慢，就意味著財富的積累將變成更加重要的因素。財富的集中度、資本回報率和經濟增長率的差別會變成嚴重的問題。

　　資本收入占國民整體財富的比率不斷增長，會導致社會不平等現象進一步加劇。并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其同樣的資本存量，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獲得股票市場的資產，或者擁有房產。在資本收入比率增長的情況下，就會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我們不能僅僅關注人力資本的情況，也要關注資本的問題。與100年以前相比，財富不平等現象正在加劇。過去十幾年資本占財富的比重不斷增加，不僅是美國，歐洲和日本也是如此。特別是在低收入水平的國家，資本在財富總量占比的水平正在不斷增加。

　　中國公共資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很高

　　對于中國的財富不平等情況，由于缺乏歷史的經濟數據，我只能進行非正式的討論。據我所知，目前中國可能是全球唯一一個沒有定期公布所得稅情況的國家。所得稅數據很難獲得，我覺得這是中國需要重視的問題。由此我們只能拿家庭的經濟狀況進行調研，就是將他們自我提供的信息拿來作為我們分析的依據。我們不知道在每一個收入階層當中，所得稅的總收入每年的變動是怎么樣的，比如說，總財富100-200萬美元之間的人每年的變動怎么樣，200-300萬之間、300-500萬之間的財富階層的所得稅變動。目前中國正在大力打擊腐敗，這可能是更系統的做法，如果公布地方所得稅的數據，再細分每一個收入階段，也許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目前我們無法把中國所得稅相關的數據拿來和其他國家進行比較。我在歐洲分析過，中國最近的財富或者資本收入比近幾年有所上升，主要是房價上升。中國與其他國家比較大的區別是，公共資本在國民總財富占的比率大約是30-40%之間，這個數據是很大的，而且中國正準備頒布一些公共資產的報表，這是以前所沒有的。而在歐洲的一些富裕國家，這個數字為0%~10%，有些國家甚至是負數，公債超過公共資產。因為中國有很多國有企業，雖然政府的資產的比例正在下降，但是國有資本在中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中信集團就歸政府擁有，以前政府擁有100%資本，最近中信到香港整體上市后，政府擁有78%的股權，這將是緩慢的改革為混合制的過程。

　　中國公共資產所占的比例更高，稅收與經濟總量的比例是20%。如果比較中國和西方監管資本的方式，就會發現中國的特點是國有資本比例更高，稅收種類更少;西方則相反，兩種方式都值得學習和借鑒。中國需要獲得更多的公共收入才能管理好教育和養老金等社會性支付，還要開征房地產稅和遺產稅等。然而西方國家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資產，公共財富的增加可以成為控制不平等差距的方式之一，畢竟公債超過公共資產這種現狀并不是很理想。我想中國和西方國家可以通過比較研究，在多種方式中找到一個平衡點。

　　說到財富的不平等問題，現在也很難把中國情況和其他國家進行比較，但是家庭經濟調查初步的數據給我一種印象，那就是最近15年不平等的現象開始上升，差距已經非常明顯，正處于與歐盟和瑞典差不多的水準，最近已接近美國的水準。相比其他國家，中國更需要透明度。如果能對遺產和財富進行累進式的稅收制度，可以讓所有的群體從經濟增長當中分一杯羹。

　　國民財富私有化讓個人財富卷土重來

　　通過從20世紀70年代到最近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私有資本占國民收入比重分布的情況。如果一個國家累積了很多的財富，而在其人口增長有限，經濟增長也很有限的情況下，財富會流向什么地方呢?可能有一種預測是流向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另外還有一種現象，背后的因素就是把公共資本轉移為私人資本。

　　公共資本是各種資產減去公債。比如意大利公共資本是負的，也就是說公債是超過公共資產的，如果將意大利所有的學校、醫院、金融資產總加起來，全部賣出去也還是無法償還整個國債。當然我并不建議這些地方把所有公共的樓房進行私有化，連孩子上學的教室都需要付房租，但已經有了這樣的趨勢。每年公債的利息很大，而且公債超過公共資產的規模，國家已經開始對公共樓房私人業主支付房租了。在法國等歐洲國家，對本國境內要付的利息超過對大學和高等教育投資，比如前者是6%，高等教育的開支不到1%，這是很嚴重的失衡現象。中國目前還沒有這個現象，因為公共資本占的比例更高。如果公共資本占的比率接近為零就很危險了。意大利已經是負的了，其他國家也是接近為零。比如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等國，公共資產接近公債的總量，一般公共資產被看作是GDP的100%左右，公債是GDP總量的80%左右，雖然是正的，但區別不是很大。如今歐洲私人財富的規模是巨大的，但公共資產卻非常有限。

　　在這一期間，可以看到公共資本在下降，私人資本在上升。私人資本卷土重來的部分原因是國民財富的私有化。意大利的案例尤其能說明這個問題，其凈公共財富在20世紀70年代略有盈余，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政府巨額赤字增加而變為小額的負資產。在1970至2010年間，公共財富的降幅與國民收入相當，同時期的私人財富從1970年相當于2.5年的國民收入提高到2010年的近7年，增幅約為4.5年，換句話說，公共財富的降幅相當于私人財富增幅的1/5至1/4。政府對一部分公共資產進行私有化，直接將其賣到意大利私人居民的手中。這將使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組織方式有很多種，包括美國、歐洲的組織方式及歷史上的表現，從1970年到現在都值得我們研究，包括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首先要了解這個歷史背景才能了解這些趨勢。

　　同時我們要注意到，公共部門資本向私人部門的轉移并不局限于1970年之后的發達國家，所有大洲都出現了相同的趨勢。從全球范圍來看，最近數十年乃至全部資本歷史最廣泛的私有化運動，發生在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現有的估計數據顯示，在21世紀初的十年中，俄羅斯和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私有化財富約為4年的國民收入總和，而凈公共資本極少。由于資本所有權從政府轉移到了私人手中，致使一些人暴富，而更多的人陷入貧困。

　　資產收益的不平等

　　許多經濟學模型都在假設，資本收益不受資本所有權的影響，即無論資本擁有者的財富大小，資本收益率都是相同的。但是這一點有待推敲。完全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富裕者的平均資本收益率往往會高于那些財富規模不大的人。這背后存在若干原因，其中最為明顯的解釋就是，一個擁有1千萬歐元的人肯定要比擁有10萬歐元的人更有能力聘請到優秀的理財師或者財務顧問，他們就可進行更加好的投資選擇，這樣在資產管理中就可能出現“規模效應”，資產管理規模越大，平均收益率就越高。假若投資者的收益豐厚，他就比那些普通人更愿意承擔風險。事實上，從全球范圍看，最富階層的資產在過去幾十年的增長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其增速要遠遠高于社會總財富的平均增速。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獲得財產和財富，但現在很多人無法獲得房地產和物產，在中國，不只有勞動力的收入，有人從家庭財產中獲利，比如在北京和上海買一套公寓很不容易，必須有很高的勞動力收入，但并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獲得財產，更多的擁有者是企業家和非常有錢的富人。當然我們不想讓最富的人占的比例太大，我們希望中產階級在占有整個國家的房地產和物產中的比例比較大。

　　全球頂級富豪的財富增長率

　　目前，頂級富豪的排行榜能夠反映出一些財富增速情況。這些富豪財富的增長速度要快于全球經濟平均增長的比率。1987-2013年世界最頂尖億萬富翁的財富，比平均財富增長率大了3-4倍，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其中前45名富豪的平均財富同期從30億美元增加到350億美元。這種趨勢并不能永久持續下去，否則到21世紀末，全球財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將集中在超級富豪手中。

　　世界財富人物有很高的流動性，最高端的精英階層并不永遠是那些人。最頂尖的人平均財富很有研究價值。福布斯億萬富翁中，美國的、日本的億萬富翁很有名，現在還有墨西哥、中國的。其中最頂尖的富豪財富增長率超過了平均增長率的30倍。有人會說，其中有很多是創業者，但這種說法并不能解釋這種差距的存在。而這種機制會自動導致資本分配的兩極化，導致全球處于高位群體的財富增長遠快于低位群體，那么貧富差距自然會無限制擴大。在新的全球經濟環境中，這種貧富懸殊或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加大。在未來的五六十年，這些人的比例在國民財富當中的上升速度，情況會有很多種，我們不能真正預測到底未來會怎么樣。最好是可以看到官方的統計數字，但我們找不到這樣的信息，只能從雜志上看。西方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年以來一直反對國際信息的傳播，或者是跨境的傳播，我希望中國在這方面做出更多的貢獻，進行信息的公開交流。

　　金融管制放松將帶來資本收益的不平等

　　現在有一種解釋，認為最富的人增長速度更快是由于金融放松了管制。金融混業經營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資產組合，比如說銀行可以轉移幾百萬，幾千萬去做衍生金融產品。大家并不是獲得同樣的資本回報率。如果僅限于傳統的銀行信貸業務，不可能有這樣大的財富增長。從美國著名大學的基金增長情況看，這些基金非常透明，有很好的數據，不斷地發布金融財務的報表，當然從福布斯那里得不到這些大學的基金賺了多少錢的數據。但是我們觀察各高校基金的投資策略，就會發現他們都重視多元化投資策略，關鍵在于投資組合的精巧設計和規模效應。

　　中國政府買了不少美國國債。我不知道為什么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不這么做，它們的資產投資有很多金融衍生品，比如私募基金等等，過去幾十年一直這么做。小的大學每年財富增長率是6%，最有名的大學增長是10%。哈佛大學每年是0.3%的行政管理費，在三四百億美元中，每年拿出1億美元付給金融顧問或者理財顧問，越是名牌大學回報率越高，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釋為什么在金融回報方面差別如此大。

　　在美國有這樣的看法，中國可能也有這樣的看法：億萬富翁慷慨激昂，把他們的錢捐給教育或者衛生機構，因此我們不應該給他們增稅，等著他們捐錢就行了。這恐怕有點夸張。哈佛大學發布的信息顯示，捐贈每年不到基金的0.5%，根據他們10.2%年的回報率來說，0.5%太少了，對有的人來說它的捐款非常有用，但比起10%來說是小巫見大巫。

　　稅收創新對現代再分配中的作用

　　最有效和合理的解決方法，就是要更透明的個人所得稅。我們可以調整政策。20世紀在稅收方面的一個創新就是累進所得稅的發明和創新，這一制度在消弭收入不平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卻遭到國際稅收競爭的嚴重威脅。累進遺產稅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它是20世紀第二大財政創新，在近幾十年也遭到挑戰。

　　抵消不平等性當然還有很多方法。通貨膨脹對于重新分配財富很有用，有的人從中受益，有的人從中虧本。應該用正確的觀點來看，比如通貨膨脹應該如何保護窮人，保護中產階級;有時候還可以更好的通過司法的系統來調整財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俄羅斯就有這樣的情況，有很多寡頭政治家控制金融，你可以把他們送進監獄，但這種策略并不是效率很高的，中國恐怕不想走俄羅斯的道路。俄羅斯的寡頭在倫敦、巴黎到處買房子，靠著從俄國收紅利來生存，這是一場惡夢。這種情況我們不希望發生，但它們仍然有可能發生。因此要有更強的財務金融的透明度，建立起關于資產財富收入透明的稅收制度。

　　看看西方稅收的歷史情況，總會有很多令人驚奇的地方，這并不是很平靜的歷史。最高的所得稅在美國，還有英國、德國、法國。100年以前，大家說我們永遠不會有累進稅，很多人也懷疑個人所得稅會不會發展起來，然而它們很快飆升，特別是美國，1980年所得稅高達80%多。當然這只涉及幾百萬人。遺產繼承稅的征收，中國未來也可以考慮。我并不能說40%左右的遺產稅就是中國應該采取的水平，開始征收遺產稅可能會在較低的水平，5%或者10%，慢慢提升。所有發達國家在稅收方面過去比例很高，但并沒有破壞和消滅資本主義。我們應該用更加平衡的做法，不能把所有的稅收都放在勞動收入方面，要很好的管理。如果勞動收入達到100萬元，稅會很高，如果從你的父母那里繼承100萬元付的稅就要少得多，中國恐怕要考慮較少的征收遺產收所得稅，主要目的顯然不是要提高附加收入，而是是要減少這類收入和巨額遺產，也是一個讓大家共同變得更加富足的辦法。遺產稅和所得稅之間要做更好的平衡。

　　每年征收財產稅也是非常重要的。建立更好的知識產權制度，通過每年最低的稅，根據財產和物產的價值，通過法制原則建立起經濟秩序，這樣的情況將會在中國發展起來。在美國、英國有很高的財產稅，中國可以比這些國家做的更好，因為中國可以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建立很好的財產稅體系。

　　西方國家也有自己的限制因素。財產稅在美國、法國、英國是200年以前創立的，基本是以房地產稅和土地稅為基礎，很少有金融資產和金融債務。而現在美國的金融資產財產比房地產的價值高得多，他們有時候將財產稅定的很高，而金融財產達到幾百萬、上千萬。重要的是對凈財富收稅，包括財務金融的資產和債務，讓它們累進式的從零稅率逐漸征取，有時候征了稅之后財富就比較少，收入少的時候就不用付稅。中國未來可以很好地考慮引入累進稅，重視累進過程，而不是采用19世紀舊的稅收制度來管理和運作，相信中國會找到自己的解決方案，肯定要比西方做得更好。

　　每個國家都有民族主義。不光在中國，在法國和美國大家都覺得自己的國家是獨特的，不需要從其他國家學，這是錯誤的。我們可以從其他國家歷史中學到東西，各國對稅收制度的探索和創新都值得我們仔細研究和借鑒。

　　我寫這本書和我的講演都是想做出這樣的貢獻，我向大家提供了很多技術的統計數字和資料，同樣也包括很多歷史上的參考資料，以及有關不同國家，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收入和財富的人群如何從國民經濟增長中獲得利益的信息，講了很多生動的故事，包括人們的生活，巴爾扎克和其他的人物產生的影響，我們談的就是人的生活，對于很多人來說都非常重要的。

　　原標題：公平與發展：皮克提解讀21世紀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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