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利者政治經濟學

　　經濟的食利性，或者食利者，時常在關于社會公正問題的討論中被提起、被批評，但關于該問題或者說該現象的研究還遠遠沒有展開。我們有必要就此作一個盡可能全面，但仍非常初步的探討。

　　何謂食利者?

　　我們有必要給食利者下一個定義：某些人，或某個階層，擁有相當數量的不動產、股票、有價證券、票據，僅僅靠利息、股息、地租就能獲得穩定的甚至不斷擴大的現金流，他們就可以算作食利者。

　　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里，這部分人是“不生產的”，卻能比那些“生產的”，即從事實業的企業家、工資勞動者獲得更高的回報。馬克思稱“生產性的經濟”為實體經濟，其所營作的資本為實業資本;那些“不生產”的經濟則為虛擬經濟，其所營作的資本就是虛擬資本。

　　虛擬資本和虛擬經濟不只是資本主義才有的歷史現象，早在中世紀的歐洲就非常發達。但資本主義使虛擬經濟和虛擬資本的發展出現前所未有之勢，結果是現代銀行制度和股份公司(股票市場)的出現。荷蘭在17世紀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模范國家，生息資本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是從它的工場手工業階段開始的，由于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出現了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業，二者結合催生了銀行制度，1609年，阿姆斯特丹銀行問世。在英國，18世紀上半葉還沒有大工業，只有以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卻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體制，在實體經濟的刺激和需要之下，英格蘭銀行于1694年成立。

　　銀行的本質是信用，信用制度的確立，一方面因為實體經濟的需要，另一方面，社會財富如住房、地權等不動產為信用提供了可抵押物，從而使信用變成了“信任”，各類借貸活動在銀行制度的框架內變得井然有序。進一步地，資本主義經濟造成了生產規模的急劇擴大，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成了經理人，即別人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貨幣資本家。這樣，兩權分離的現代公司制度出現了，單純的貨幣資本家也就逐步演化成了食利者階層。

　　土地和附在其上的房屋是不動產，可供抵押，是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天然中介”，一方面它是生產資料和勞動條件(如農業)，另一方面又能成為單純的消費品(如房產)，由于它的可抵押性，它也就“天然”地成了借貸經濟的“信用基礎”。結果，附在土地或房產上的食利者階層也就必然出現。如封建社會的“不在”地主，專以出租土地為生，不需與佃農見面，卻可以源源不斷地從后者的勞作中得到糧食和金錢。

　　此外，銀行業的發展衍生出了許多虛擬資本的工具形式，這使虛擬資本不但脫離實體資本(經濟)的需要并內生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的“需要”，還因此類“需要”創生了一大批為虛擬經濟服務的專門從業者和數之不盡的懷抱發財夢的“業余從業”者。結果，食利者階層中的另一類也就出現了。

　　從“寺院經濟”講起

　　錢穆講過，南北朝時，佛教對中國經濟社會影響很大，北朝尤甚。北朝寺院經濟興盛，僧人甚至與西域各國通商。有的寺院僧房多達千間，可藏軍火，加上擁有土地園林，經濟防衛足可自立。寺院還不時侵掠民眾田宅，或與官吏勾連，從官府那里獲贈不少地產。

　　北魏寺院占地既廣，至齊、周各代續有發展，此種寺院土地私有制使僧眾成為典型食利者階層。寺院引來大批流民歸附，與寺廟形成人身依附關系。寺院日益擴大生產規模，所產除供奉王室和自享外，余均運市場銷售。貧民歸附于寺院，亦可逃避官府的力役兵役。一時期，寺院僧尼達400萬眾，其中附戶達200余萬人，甚至最終造成僧尼多于民眾現象。政府和王室稅收銳減，財政虧空，寺院竟成了可與皇權共同瓜分全社會生產剩余的一支“政治力量”;加上寺院擁有佛教的“話語光環”，甚至可以與皇權爭奪“受眾”。經濟權、話語霸權，甚至軍事權一應俱全，這就造成了王權或統治者的恐慌，于是魏、周兩國不得不開始它們的“打擊寺院運動”。

　　無獨有偶，寺院制度在中世紀前的埃及、希臘，以及中世紀的西歐也得到特別的發展。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的時候，羅馬帝國有15所寺院;527年，當查士丁尼登基的時候有90所寺院;到了8世紀，各地村落變得人煙稀少，原因是許多人都出家去了。寺院經濟在與大地主和小農的激烈競爭中勝出，大地主還能茍延殘喘，小農則只有破產，反過來成了寺院的虔誠信眾，寺院因此成了世俗王權的競爭者和挑戰者。這種寺院制度傳之西歐，在那里開花結果，寺院和教會竟成了中世紀歐洲的最具實力的“特別莊主”，一直是決定西歐政治版圖的決定性力量。

　　很難說食利者階層毫無生產性，正如歷史上中國和西方均出現過的寺院制度，它自己也生產經營，也創造財富，但這不影響其食利者的本質。食利階層以自己的欲望和要求為終極目的，它要攫取社會財富，它還希望它賴以存在和不斷地擴充影響的政治經濟制度亙古不變。

　　任何社會，如果它的財富被某一階層所無端占有，如果它的公共權力被某個特殊階層所無端瓜分，則它就一定存在類似寺院制度的食利制度，亦一定存在依賴食利制度而活的食利者階層，創造價值和創造財富的生產者就一定要被這些食利者俘獲，而后者亦成為這個社會的“成功者”和“示范者”，其生活方式和道德倫理譜系會成為這個社會的“標桿”，食利者之“利”也就成為這個社會的核心準則了。那些進入這個體系并自以為得計的人們也正如進入到寺院中的小農，一則成為食利者的依附者，一則成為食利者食物鏈的底層。在今天，這些“小民”就是股市上的“散戶”，或者生活在各大城市的“蟻族”或者“房奴”。

　　農村土地所有權與食利者

　　中國在先古時期實行過井田制，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標志著西周以來一直實施的封建制度轉向了地主制。這種制度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并無根本性改變。一直到新中國，農民才徹底擺脫封建地主制的盤剝而成為土地的主人。

　　1979年開始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使中國農村又進入到家戶經濟(小農經濟)，雖然保有土地集體所有的形式，但生產經營單位由生產隊一變而為家庭，而與土地集體所有權相對應、相對接的只能是村委會或鄉政府，但村或者鄉本質上是基層政府，是農村社會的管理者，而不能是農村土地的經營者。這意味著，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從一開頭就缺乏“對接”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屬性的生產經營中心、利潤中心和財務中心，存在土地所有權屬性與組織結構不相吻合的“制度誤配”。

　　這種誤配會導致如下現象：其一，在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中，大量農民在比較工資率的誘致下離開耕地;其二，由于農民缺乏與地權屬性相對應的組織，農村公共品，如公共衛生、公共水利、公共生活容易漸次廢弛;其三，農業內部無法有效地發展出分工和專業化體系，進而農業的現代化進程受阻，農民難以成為農業現代化的積極性力量。

　　以上判斷已被中國當今的農村現實反復證明。

　　既然農業不可能被農民組織，那就一定要被工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金融)資本“組織”。這已經不單是學理上的判斷，而是正在發生著的現實。

　　這一變革的制度邏輯正是食利者階層邏輯的翻版。首先，農民一旦與資本交易，他們手中的土地權利是否就可以得到可觀的財產性收入?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農村土地的交易價格取決于土地的區位，是貿易半徑(即土地離城市或經濟中心的距離)決定了土地的交易價格，而不是土地的產權屬性決定了土地的交易價格。

　　其次，農民的土地權利交易將使靠近經濟中心的農民獲得高額的土地交易溢水(或級差地租)，成為新的食利者，而生活在邊遠山區的更廣大農民將成為農業現代化的“棄兒”，成為食利者蠶食的對象。

　　貨幣超發、樓市與食利者

　　由于商業銀行的風險需要化解，而且不同幣值的兌換加大了資金融通的交易成本，急需一種“特別的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提供一種統一的計算方法，從而既確保銀行的安全，使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相互配合，運轉有序。于是，中央銀行被創設出來了。銀行的本質源自信用，中央銀行的本質則源自國家信用，濫用國家信用會導致災難性后果。

　　當權力、物欲、貨幣相互貫通的時候，食利者階層的心理基礎和社會基礎也就外化成了一整套的食利制度結構。因此，從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包括政治的與社會的心理學)的范疇出發，來觀察金融衍生品和樓市就易得出諸多可以被經驗事實證實的結論。

　　央行行長周小川對貨幣供應量大過實際商品和服務等實體經濟所需要的貨幣量不以為然，他認為“貨幣超發”這個概念基本可以棄之不用，理由是貿易的擴展、市場深化、房地產開發都會擴張對貨幣的需求，貨幣超發反而可以增加流動性。但他也承認，貨幣超發將引發通貨膨脹的實際壓力。

　　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性概念。盡管周小川等秉承新古典分析邏輯的學者也使用這兩個概念，但他們的分析視角只是新古典的邏輯。市場深化會導致對貨幣的更大需求，但如果貨幣供應量遠遠超過實體經濟的總量，則意味著超發的貨幣將不僅起配置資源的作用，還會有一個分配效應，即這些多余的錢究竟流向何方，究竟為誰使用，而這個分配效應將加劇社會的階層分化。

　　從理論上講，超發的貨幣將流向食利者之手，或將催生出數之不盡的食利者階層。

　　首先來看貨幣或者金融制度的配置功能。城鎮化與工業化使房地產市場迅速擴張，政府和開發商聯手拉升了地價，消費者和投機者(對房產)的需求兩相重疊進一步抬升了房價，從而使房地產的預期利潤率遠高于實體經濟的平均利潤率，這必然使更多的貨幣(或資本)離開實體經濟而流向房地產市場。

　　再來看貨幣或金融制度的分配功能。大量貨幣超發導致的游資進入房地產市場，外資也對中國房地產市場進行“滲透”，它們一致看漲中國的房價，并在合適的時機撤離房市，把風險轉移給真正消費房產的普通消費者。

　　如果把房地產開發模式看作一種改革模式的話，那么由房地產開發衍生出來的豐厚利潤便是這種改革內生出來的“改革紅利”。顯然，房地產的高額紅利被開發商和各類投機者吞噬，引發了食利階層的崛起，阻遏了中國城鎮化的進程。

　　2008年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追加4萬億投資，加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配套的投資，總量超過20萬億。這樣大的投資投于土地之上，土地必然漲價，投機者在房產市場的套利不僅不具有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性”，而且是對社會財富的“合法侵蝕”。

　　余 論

　　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發現，財富分配的歷史總是深受政治影響，無法通過純經濟運行機制解釋。他認為，資本和勞動分化的強勁趨勢一直未曾真正減弱過，大部分發達國家發生過的不平等程度趨緩的現象，主要緣于戰爭以及為應對戰爭而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在美英法，10%的最富人群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除1910年至1950年間趨于下降外，其余時間都是穩步增長的，且愈來愈快。但由于戰爭因素，這一時期的所謂資本與勞動的收益率趨同顯然是個假象。

　　在中國這樣的后發大國，后30年的經濟增長顯然更傾向于收入排在前10%的人群，這意味著資本收益率大大超過了經濟增長率，也意味著食利階層的出現—包括房地產開發商、金融資本家、房地產投機商、股市開莊者、權力擁有者、外來投資者(FDI)以及他們的后代或者繼承人(所謂“官二代”、“富二代”等)。

　　但是，食利者階層仍是政治經濟運行的結果而非原因。那么，造成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個簡要的回答(也是皮凱蒂的回答)是，在財富積累和分配的過程中，存在著一系列將社會推向兩極分化的強大力量。當然，同樣存在趨同力量，只不過分化力量大大超過了趨同力量。

　　皮凱蒂最后的解決方案是設計一個最優累進稅，即把從富人那里征來的累進稅分配給低收入階級，這樣一來，社會分化的趨勢就會被趨同的趨勢打敗，社會就更平等公正了。

　　但這個方案取決于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食利者階層答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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