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爾文：人民是誰？

　　前些日子，一篇題為《“為人民服務”是人類最高思想境界》的文章在“紅歌會網”連續置頂好幾天，也獲得好評如潮。獲得好評的第一位原因，當然是因為“為人民服務”這句名言是毛主席說過的，至今沒有過時，而且永遠不會過時。同時，文章寫得也很有氣勢，又是現任政府官員撰寫的，評論中包含有對國家管理者的期待。

　　我不認為這篇文章寫得不好。幾個切入點——

　　“為人民服務”確定了國家管理者和人民之間的一種新型關系;

　　“為人民服務”明確了人民內部社會勞動者之間的新型關系;

　　“為人民服務”是人們共同的精神追求;

　　“為人民服務”強調不僅要改造主觀世界，更要改造客觀世界。

　　論點選擇得很新穎，論證嚴密，一氣呵成。從“國家管理者和人民之間的一種新型關系”角度加以論述的文章比較少見，有積極意義;和目前中國現實社會也有聯系：

　　“私有制必然產生兩個結果：一是造成階級分化和階級矛盾，這是不可調和的”。

　　“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不論社會管理者與人民之間的矛盾，還是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矛盾，還是社會成員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矛盾都越來越多、越來越突出、越來越激化、越來越復雜。與此同時，人們的思想道德越來越墮落、越來越腐化，已經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

　　作者作為現任共產黨官員，能達到這樣的認識深度實屬不易。

　　但最關鍵地是：文章沒有對“為人民服務”的服務對象“人民”下一個定義，展開論述。即沒有回答“人民是誰”的問題。這就難免讓人感到有些遺憾。

　　“人民”這個概念恰好是當前最容易引起思想混亂、最容易被敵對勢力加以利用的政治概念之一。既然專門談論“為人民服務”，而且提升到“人類最高思想境界”那樣一種高度，就不能不對“人民”的內涵加以說明。

　　“人民”這個概念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它的內涵都是在變化的。

　　例如在毛主席發表著名講演“為人民服務”的1944年，“人民”不僅包括廣大勞動階級，也包括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民族資產階級、反對日本侵略的開明地主、工商人士、知識分子階層。但到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地主作為一個階級，完全不包括在“人民”之內。原概念內涵發生了變化，外延縮小了。到上世紀70年代前后，“人民”的外延更小，由于社會主義贖買政策的成功，民族資產階級被和平地納入工人階級隊伍，概念中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

　　“人民”這個概念內涵的變化，外延由大逐步變小，間接反映了中國革命的趨勢和成果。毛主席發表于1957年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文，揭示了這一趨勢。

　　毛主席說：“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黑體是我加的)。

　　毛主席這段涉及人民劃分標準的話其實非常簡單明了：以現階段是否贊成、擁護社會主義作為唯一政治標準。

　　在當時(1957年)，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總體上贊成、擁護社會主義，“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接受“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因此屬于人民的范疇。在隨后十余年時間里，隨著全社會大規模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民族資產階級的資本已經融入社會主義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經濟當中，整個階級也分散融入城市工人階級隊伍當中，從經濟基礎角度上說基本上消亡了。人民這個概念當然有了新的內涵，變得比較單純。

　　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基本消亡二十年之后，大體上從1980年開始，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重新出現。但和世界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全都不同。其他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全都有一個漫長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利用當時的政治氣候、以爆發的形式，用短短十幾年時間完成了外國資本數百年積累過程。這種突然爆發，基本上是以挖社會主義墻角、侵吞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面貌出現的，因此這個階級天生具有對抗社會主義的內涵(個別擁護社會主義的資本家可算特例，不具有普遍性)。

　　和民族資產階級同時出現的，還有大批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以及由這兩個階級豢養、為他們服務的知識階層。

　　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本身就具有極端反動、賣國的政治特點，新生的民族資產階級整體上又帶有保守、落后、貪婪、腐敗，與社會主義相對抗的性質。

　　以現行憲法為標準，這三個階級不屬于人民。

　　即使以1957年的標準，這三個階級也全都不能歸屬于人民。為這三個階級服務的知識階層，具有兩面性，可以屬于人民，也可以屬于人民的敵人。完全取決于他們的政治立場。

　　問題在于，以上提到的三個階級一個階層，目前又總以人民自居，混跡于人民當中，自稱“人民”。他們也拿得出在政治上可以放上臺面的理由，這就使事情變得極度復雜。

　　買辦階級——中國政府從三十年前開始，以招商引資為名義引進大量的外國資本，為這些資本立法、咨詢和進行各種金融、法律、業務服務建立起一整套機構，吸納了大量國家工作人員。目前這些外國資本的獨資企業在中國有數十萬家之多，合資企業更多。幾乎現在所有大型企業，都有外資滲入。這就產生了中國官僚、買辦階級的經濟基礎。

　　官僚階級——一方面代表外國資本，另一方面代表民族資本，殘酷壓榨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階級。這些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有的本來就是政府官僚，又全都有共產黨員的身份。這就把人民這個概念搞的混亂不堪。

　　要想正確區分人民和人民的敵人、正確處理“國家管理者和人民之間的一種新型關系”，鑒別為人民服務的對象，只能用是否贊成、擁護社會主義作為唯一政治標準。

　　但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并沒有寫在他的臉上。要鑒別他是否屬于人民，或者直接判定他就是人民的敵人，不能完全看他的職業、政治面貌，首先要看他公開的言論。

　　如果公開發表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言論，又拒不改變立場，就可以直接判定此人就是人民的敵人。像茅于軾、袁騰飛、賀衛方、厲以寧那樣的人，就是人民的敵人。

　　這里的賀衛方，雖然有共產黨員、教授身份，但公開鼓吹資本主義憲政，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屬于人民，屬于人民的敵人，這是清清楚楚的。但厲以寧，雖然也有共產黨員身份(?)，也是教授，鑒別起來就有一些困難。因為他的立場隱藏在他的貌似“學術”的著作中，又處處打著改革的旗號，要分析清楚，不那么容易，必須有一定的理論素養。但現在已經可以毫無疑問地判定，此人就是人民的敵人。至于厲以寧的學生、弟子，要鑒別當然更加困難，但也不是毫無辦法。那就是觀察，看他的行為，怎么做：是推行社會主義公有制，還是搞資本主義私有制那一套?根本用不著考慮他的身份、職務。如果不推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繼續搞資本主義私有制那一套，就可以斷定，此人同樣是人民的敵人。

　　請注意，這里采用的是唯一的政治標準，即是否贊成、擁護社會主義。而不是四條標準、四項原則。因為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原則，歸根結底，全都要落實到這唯一的標準上。這是一條根本的、又相對具體、不那么抽象的標準。脫離了這一條，人民民主專政也好，共產黨領導也好，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好，全都有可能變成放空炮，況且有些人民的敵人本身有共產黨員身份，又身居高位，怎么鑒別?標準多了反倒等于失去標準。

　　關于唯一的政治標準，這里提出一個可作為參考、輔助的從數量角度衡量的方法。這個方法當然與唯一的政治標準絲毫不沖突，反而相一致，是將政治標準具體化的一個方法：那就是看看研判對象是不是代表社會勞動人口的大多數。如果代表大多數，代表99%，代表大多數勞動者，那就符合屬于人民的唯一政治標準，因為社會主義從根本上說就是代表大多數勞動人民利益的，是為大多數勞動人民服務的。簡單說，警察、軍隊，如果面對勞動者，并且數量眾多，就應當毫不猶豫地站在他們一邊，決不允許站在和他們相對立的少數人那一邊。國家工作人員，如果面對勞動者，面對勞動者群體，也應當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務，避免擺不正立場，站錯隊。這是當前所有人都無法回避的重大政治問題。

　　今年1月13日習近平在一次講話時提到“我們堅決查處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敢于直面問題、糾正錯誤，勇于從嚴治黨、捍衛黨紀，善于自我凈化、自我革新。”這里涉及到“共產黨的錯誤”和如何“糾錯”。

　　只有道路、路線出現偏差，對全局產生直接、重大影響的錯誤，才談得上“共產黨的錯誤”。著眼于政治，對向忠發、張國燾這種叛黨分子的處理，對類似立三、王明路線的糾正，才談得上“糾正錯誤”。

　　系統錯誤，只能抓綱挈領，從路線上解決。所提到的幾個貪腐分子，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不過是寄生在共產黨這顆大樹上的幾條蛀蟲、“毛毛蟲”而已。是“標”不是“本”。在中國共產黨早期，就有過總書記被捕叛變、政治局常委主動投敵的事件，那不是什么稀罕事。抓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也絕不是小題大做。反腐斗爭實際上才僅僅是一個開頭。終將劍指根本。

　　我以為習近平的講話更像是一次公開宣言：“直面問題、糾正錯誤”，“這是一場嚴肅重大的政治斗爭，必須決戰決勝”。

　　這些提法都必將逐步涉及并指向正在向縱深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

　　要真正糾正共產黨的錯誤當然必須依靠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因此，首先要搞清楚人民是誰。這是我作此文的基本思想。

　　還想順便提醒讀者，絕不能認為這場才剛剛開始“糾錯”的系統工程可以畢其功于一役，靠領袖揮揮手、一兩次群眾運動就徹底解決。這只是幻想。這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帶有社會革命性質，其廣泛的程度、影響的深度也許會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場革命。所有關心中國命運的人都應當有長期持久作戰的思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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