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三大困境

　　奧地利經濟學家米賽斯指出：經濟學借用自然科學方法，忽視自然科學與人類經濟科學之間研究對象的差異，就是在用一種工程師處理無生命的物質的技術，處理活生生的人的活動，這樣做完全歪曲了人類行為科學的方方面面。

　　諾貝爾獎大多都是自然科學獎，經濟學屬于社會科學，為什么在眾多社會科學中，唯獨經濟學能獲得這一獎項呢?這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無關系。它沿襲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看起來似乎更合乎科學規范的要求。

　　西方經濟學方法的自然科學化

　　西方主流經濟學向自然科學借鑒研究方法，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借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如均衡、彈性等物理學分析方式，高等數學微積分方法等;二是通過科學哲學間接地借用，如受到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等科學哲學的啟發和影響，在經濟分析中植入自然科學的研究規范。

　　西方經濟學最早受到培根的歸納法和笛卡爾、萊布尼茲的演繹法的影響，這是近代自然科學的兩個最基礎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歸納方法發展了近代物理學的輝煌成就，同時也為科學研究樹立了方法論的典范。

　　西方經濟學認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實證方法，而實證方法就是孔德實證哲學在經濟學中的體現。19世紀中期，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形成，這是科學技術哲學的最早形式，強調科學研究的實證性，提出真實、有用、肯定和精確的實證主義原則。孔德的實證主義原則對約翰·穆勒產生了影響。穆勒本身既是科技哲學家又是經濟學家。在實證主義的影響下，西方主流經濟學開始建構自己的實證方法體系，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就是要剔除經濟學中的價值判斷，把經濟學變成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

　　19世紀70年代，以門格爾、瓦爾拉斯和杰文斯為代表的邊際效用學派興起，這一學派秉承了經濟學早期的演繹方法。與此同時，強調歸納法的德國歷史學派也開始興起。在兩派的方法論爭論中，歸納法和演繹法在經濟學中的運用被不斷推向深入。尤其是邊際效用學派，十分推崇經濟分析的數理方法，大量的高等數學知識，在這一階段被應用到經濟研究中來。

　　之后，邏輯實證主義興起，西方經濟學也跟得很緊。邏輯實證主義發展了早期實證主義傳統，認為邏輯分析系統的運用，有可能把給定的“高層次的”科學陳述，拆分和轉化為被“低層次的”觀察和經驗所證實的基本命題。經濟學家很快對邏輯實證主義做出了反應。羅賓斯對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他要用一整套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和語言對經濟學加以重述。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影響下，西方經濟學在方法上更注重邏輯的作用，其中數理經濟學的數量化傾向變得越發明顯起來，數理經濟學給演繹方法注入了嚴密的邏輯，而計量經濟學則為經驗的驗證提供了科學方法。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影響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方法逐步定型化，一整套邏輯嚴密的實證方法逐步成為經濟學研究公認的套路。

　　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現實困境

　　縱觀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史，有一個清晰的特征，就是盡可能地向自然科學方法靠攏，使得經濟學研究顯得越來越像科學。這是作為社會科學之一的經濟學，最終能夠被最高自然科學獎——諾貝爾獎接納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亦步亦趨地模仿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在給經濟學帶來耀眼光環的同時，也給它帶來了諸多問題，經濟學方法以及按照這種方法建構起來的經濟學，已經陷入難以擺脫的困境中。

　　首當其沖的是見物不見人的經濟學困境。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最大困境莫過于把自己局限在一個只見物不見人的研究范圍之內，蛻變成專門研究物與物經濟關系的學問。這是西方經濟學方法借用和模仿自然科學方法的必然結果，也是反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拜物教性質的拜物教意識。研究方法是與研究對象相適應的，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物，西方經濟學在方法上依附于自然科學，就要遵循自然科學方法研究物的原則要求，把研究對象進行物化處理，或者把人當做自然科學視域中無意識的物一樣來對待。經濟學這樣做有一定的道理，經濟世界中各種各樣的物的形態畢竟占據著重要位置，對其進行深入研究也是經濟學的應有之義。然而從根本上講，經濟畢竟是人的經濟活動，物與物關系的背后是人與人的關系。把研究局限于物的世界而忽視人的因素，這樣的經濟學無論其模型多復雜，邏輯多嚴密，終究會流于現象研究而難以觸及經濟的實質。早在20世紀20年代，奧地利經濟學家米賽斯指出：經濟學借用自然科學方法，忽視自然科學與人類經濟科學之間研究對象的差異，就是在用一種工程師處理無生命的物質的技術，處理活生生的人的活動，這樣做完全歪曲了人類行為科學的方方面面。

　　其次是論證過程的封閉化困境。在方法上模仿自然科學，使經濟學獲得了社會科學皇后的桂冠，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大大強化了經濟學方法的權威地位。社會給予西方經濟學的榮譽早已遠遠超過了它的實際貢獻。不得不指出的是，得益于這套方法的經濟學，同時又受制于這套方法。在研究人的經濟過程中，自然科學方法本來是個很好的拐杖，而遺憾的是，拐杖變成了輪椅，經濟學家對這套既定的方法產生了嚴重的依賴。已有的研究模式開始走向封閉和固化，其僵化的基本路子就是在給定約束條件下，研究理性經濟人如何選擇最優化的均衡結果。從學術研究的思想、觀點、方法、數據等基本維度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這套模式有三個維度基本上是固化的：思想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觀點是理性經濟人的自利觀點，方法是不能自拔的拜物教意識，其日常發展多為數據的不斷更新。僵化的論證過程排斥新思想、新觀點和新方法，使這套八股化的經濟學方法越來越封閉化。

　　西方主流經濟學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正在喪失

　　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的第三個困境，是它一步步地喪失著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似乎忘掉了它的基本職能是解決現實問題。演化經濟學家霍奇遜指出，大量對現實問題做出深入研究的杰出經濟學家，并不是西方經濟系科班出身的人，后者似乎對現實問題沒有興趣，已經成了應用數學家的天堂，滋養了符號而非實質，成就了公式而非現實。嚴格的假設、嚴密的邏輯、精確的推理，在把西方主流經濟學打造得越來越精致的同時，也把它同現實世界的距離拉得越來越遠。對現實不能做出合理解釋，其政策建議就不會有多大現實價值。雖然西方經濟學方法有著諸多現實困境，但它畢竟是社會科學研究在借鑒自然科學方法方面最深入的嘗試，依然不失為一筆寶貴的財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自然有著它的現實價值。然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畢竟是舶來品，我們既要客觀地認識和吸收其方法的長處，又要立足于我國經濟現實，沿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探索和建構適應自身情況的中國經濟學方法體系。面臨這樣的雙重任務，中國經濟學的研究依然任重道遠。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發展戰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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