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專家估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的游擊隊箝制了約20個德國師，對戰爭勝負作出了重大貢獻。蘇聯的官方歷史記載如捷爾普喬夫斯基(Boris S. Telpuchowski)關于 1941—1945 年偉大衛國戰爭的書，描述了破壞敵軍后方的英勇的游擊隊員。在俄國廣闊的空間和數千公里的漫長戰線上，作戰的每個德軍師都不可或缺。
斯大林關于游擊隊的基本觀念如下：游擊隊必須始終戰斗在敵后，其著名口號是——在敵后是游擊隊，在前線是兄弟般的合作。斯大林成功地將全國和地區性的巨大抵抗潛力——基本上為防守性的、依托鄉土抗擊外來征服者的愛國主義力量——與國際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攻擊性結合起來。這兩個異質值的結合，主宰著今天全球的游擊斗爭。
其中，由于其堅定的目的性并以莫斯科或北京為靠山，共產主義因素大都占據優勢。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抗擊德國人的波蘭游擊隊，被斯大林以殘酷方式作了獻祭。1941—1945 年間南斯拉夫的游擊戰不僅是全國共同抗擊外國征服者的戰爭，也是共產黨和專制王朝的游擊隊之間慘烈的內部斗爭。在這種兄弟鬩墻之中，鐵托借助斯大林和英國戰勝并消滅了自己的南斯拉夫國內敵人——英國人支持的米哈依洛維奇(Mihailovitch)將軍。
毛澤東是當代革命戰爭最偉大的實踐者，同時也是革命戰爭最著名的理論家。他的某些作品“在今天是西方軍事學校的必讀物”(亨勒[Hans Henle]語)。毛澤東自1927年以來便積累了共產黨的行動經驗，隨后利用 1932年日本人的入侵，系統地闡發了民族的、同時又是國際的內戰的所有現代方法。始于 1934 年 11 月的“長征”，跋涉 12000 多公里，損失慘重，從華南直抵蒙古邊界，積累了一系列游擊戰戰績和游擊隊經驗。其結果是，中國共產黨組合成為一個以游擊隊員為核心的農民和士兵政黨。
具有重大意義的巧合是，毛澤東〔關于游擊戰〕最重要的文章是在 1936—1938 年間寫成的，當時，西班牙正通過一場民族解放戰爭抵抗國際共產主義的控制。在這場西班牙內戰中，游擊隊沒有起重大作用。相反，毛澤東取得對其國內敵人——國民黨和蔣介石將軍的勝利，完全仰賴抗擊日本人和國民黨的游擊戰經驗。
毛澤東對我們的論題最具重要性的表述，在 1938 年的一篇文章里，這就是《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不過，為一睹這位新的克勞塞維茨戰爭學說的全貌，必須引用毛澤東的其他文章。 事實上，〔毛澤東的游擊戰論〕連貫而系統地自覺延續了普魯士總參謀部軍官的概念。只不過，拿破侖一世的同時代人克勞塞維茨，還不可能料到今天對共產黨中國人的革命戰爭成為理所當然的那種整體程度(Grad der Totalität)。
毛澤東的典型觀點來自下面的比喻：“在我們的戰爭中，一方面是武裝的人民和游擊隊的游擊戰，一方面是紅軍，這好比一個人的兩條臂膀，或者說得更實際一些——民氣即全民皆兵的士氣。敵人就害怕這個。”
眾所周知，“全民皆兵”也是組織抵抗拿破侖的戰爭的普魯士總參謀部職業軍官們的用語。克勞塞維茨便屬于這些軍官之列。我們看到，當時正規軍接納了某一特定教育階層的強大的民族能量。那時即便最激進的軍事思想家也區別戰爭與和平，將戰爭看成可以與和平清楚區分開來的非常狀態。
克勞塞維茨是一支正規軍的職業軍官，他本來不大可能像列寧和毛澤東一類職業革命家可能做的那樣，如此系統地將游擊戰邏輯貫徹到底。在涉及游擊戰時，毛澤東還有一個具體的因素，使他比列寧更接近事物最深層的內核，獲得最大限度地完成其思想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毛澤東的革命比列寧的革命更植根于本土。
與1917年11月列寧領導的在俄國奪得政權的布爾什維克前輩們相比，中國共產黨人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經歷了20多年戰爭，直到1949年才控制中國。差別不僅表現于〔共產黨人〕內在的群體結構，而且表現在共產黨人與所控制的國土和人民的關系。鑒于受依托鄉土的游擊戰所規定的巨大現實，關于毛澤東宣傳的是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論辯，幾乎是次要問題，正如古代中國哲人是否表達過與毛澤東類似的見解的論辯是次要問題。這是一群具體的、經游擊戰洗禮的“紅色精英”。
費舍爾(R. Fischer)一語中的，他指出，從全國范圍來看，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是少數，“其領導是多由流亡者組合而成的理論家”;至1949年，以規模浩大的游擊戰為基礎，毛澤東及其戰友們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與本國的敵人國民黨戰斗了20年之久。
從出身來看，也許像來自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國布爾什維克一樣，中國共產黨人是城市無產者;但當掌握權力之時，中國共產黨人便帶來經受過沉重挫折的深刻經驗和組織能力及其原則：“轉移到農村環境，在那里以嶄新的、不曾預見的方式發展”。這是蘇俄和中國共產黨人之間“意識形態”差別最深層的起因所在。
不過，毛澤東的環境本身也有一個內在矛盾，這個矛盾將一個無空間限制的全球共同的絕對的世界敵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與一個可劃分地域的、中國和亞洲在抗擊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時的實際敵人結合起來。這是一個世界(One World)，即一個地球、一個人類與一個在其自身和相互間理性地達致平衡的多數大空間(Groβräume)的對立。毛澤東在一首題為《昆侖》的詞里表達了對一個新的大地法(Nomos der Erde)的多元論觀念，其中說(據施奈德[Rolf Schneider]的德譯文) ：
安得倚天抽寶劍，
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
一截贈美，
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
環球同此涼熱。
在毛澤東的具體處境中，各種類型的敵對關系交匯在一起，上升為一種絕對的敵對關系。與白人殖民剝削者的種族性敵對關系、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敵對關系、與同一人種的日本入侵者的敵對關系、在長期的激烈內戰中日益增長的與自己民族弟兄的敵對關系，并沒有相互抵消或者制約，而是在具體情況下得到證實和加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大林成功地將植根于民族鄉土的游擊戰與國際共產主義的階級敵對關系聯系起來。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已領先斯大林許多年。以其理論的自覺性，毛澤東也超越了列寧提出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公式。
毛澤東的游擊隊理論的思想基礎簡潔有力。戰爭的意義就在敵對關系。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所以，政治始終包含著——至少從可能性上看——敵對關系的成分;如果和平本身包含著戰爭的可能性——可惜從經驗看正是如此，那么，便也包含著潛在性敵對關系的因素。
問題只在于，敵對關系是否可能受到限制和規范，即敵對關系是相對的還是絕對的。這只能由戰爭指揮者本人自己冒險作出決斷。對于從游擊隊方面思考問題的毛澤東而言，今天的和平只是一種實際的敵對關系的表現形式。即便在所謂冷戰中，也仍然存在敵對關系。因此，冷戰并非半戰半和，而是實際的敵對關系以不同于公開暴力的另類手段進行的與事態相適應的活動。只有軟骨頭和幻想家才可能對此視而不見。
從實踐上看，由此產生出一個問題：公開戰爭的正規軍行動與并非軍事性的階級斗爭方法處于怎樣的數量關系。毛澤東對此得出一個清楚的數位：革命戰爭有十分之一是公開的軍事戰爭。德國將軍施泰特克(Helmut Städke)由此得出游擊隊的定義：游擊隊員是承擔著一場戰爭的十分之九的戰士，剩余的十分之一留給正規武裝力量。毛澤東絕對沒有忽略這最后的十分之一對戰爭結局的決定性作用。然而，舊傳統的歐洲人在這里必須當心，不要回到戰爭與和平的常規的古典概念，這類概念在說到戰爭與和平時，假定的是19世紀歐洲受到限制的戰爭，因而指的并非絕對的，而只是相對和可限制的敵對關系。
正規紅軍只是在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的形勢趨于成熟時，方才出現。這時，方才公開從軍事上占領國土，其目的自然不是古典國際法意義上的締結和約。自 1945 年以來，通過分裂德國，這一學說的實際意義最深刻地展示在世人面前。1945 年 5 月 8 日，對被打敗的德國的軍事戰爭停止，德國無條件投降。迄今，亦即 1963 年，結盟的戰勝國還沒有與德國達成和約;不過，今天東西方之間的邊界走向仍然嚴格地按照 18 年前美國和蘇聯的正規軍劃定占領區時所遵循的界線。
冷戰與公開軍事戰爭的(9：1 數位比)比例，以及 1945 年以來德國的分裂這一更為深刻的世界政治特征，對我們都僅僅是說明毛澤東政治理論的例證，核心在于，其本質特點為，〔世界政治的特征〕在今天就是實際的敵對關系。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理論認識并承認了游擊隊員。與中國游擊隊具體的依托鄉土的現實相比，列寧對敵人的規定有著某些抽象—理智性的成分。莫斯科與北京之間自1962年以來日益明顯地表露出來的意識形態沖突，最深層的起因便在于真正的游擊戰觀念的這一有具體差異的現實。在這里，游擊隊理論也是認識政治現實的鑰匙。
全文摘自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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