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價值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任何一種社會價值都不會脫離經濟基礎獨立存在。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1]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就有一部分人想方設法占有別人的勞動，這是人類社會的普世規律。按照太史公的說法，天下熙熙，皆為利趨;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如果普世規律存在，那么普世價值就不存在。占有和被占有的雙方成為在經濟和政治上對立的雙方。一部分人的收益，就是另一部分人的損失。在政治、經濟領域，只要有存在處在對立地位的雙方，怎么可能有共同的價值呢?
階級社會從來沒有過普世價值。比如，奴隸主認可的是“奴隸是有智力的勞動工具”，奴隸認可的是“today, we fight for freedom!”封建君王認可的是“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農民認可的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地主認可的是“租地交租，天經地義。”農民認可的是“不勞作不得食，地主收租豈有此理。”資本家認可的是交換創造價值，邊際效用價值論，按要素分配產品。工人認可的是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價值論，按勞分配。對立的兩個階級都認可的價值，是從來不存在的。這是第一點需要澄清的。
涉及到民族關系也是一樣。民族之間，侵略與反侵略，殖民與解放殖民地，壓迫與反壓迫的斗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西方殖民者宣揚的是“上帝的選民拯救愚昧民族”、“文明的社會，傳播上帝的福音教化、消滅愚昧的野蠻人”。日本鬼子宣揚的是“大東亞共榮共辱”、“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納粹宣揚的是“日耳曼民族自決”。美國人宣傳的是“人權高于主權”。印第安人信仰的是“神將懲罰一切白皮膚的魔鬼”。中國人信仰的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弱小國家信仰的是“堅決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我們看歷史上被消滅的印第安人、被屠殺的中國人和數以千萬計的其它民族的受害者的話，就知道這些字句的背后是血淋淋的沖突的現實。“侵犯英國商人利益”的另一面，很可能是中國官員為了避免中國人民被毒害而銷毀鴉片。涉及到有民族利益沖突的國家的時，也不會有普世價值。這是第二點需要澄清的。
那么在非經濟、政治的其它領域是否存在普世價值呢?比如，誠實算不算普世價值呢?善良算不算普世價值呢?極端一點，殺死其它人算不算普世罪惡呢?人類社會任何行為都無法脫離社會背景。所以，誠實也好、善良也好、救人也好、殺人也好，都存在階級和民族的前提。或者說，要看對象是誰。對待身邊的人誠實是美德，軍人對待敵人誠實是泄密。捐助災區受災群眾是善良。農夫救蛇是愚蠢。同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要看救的是誰。“殺人償命”，也要看殺的是誰。見義勇為，奮不顧身解救落水兒童是英雄。蔣介石救岡村寧次一命，美軍袒護石井四郎，是作孽。歹徒傷人行兇，罪大惡極。民警擊斃悍匪，戰士消滅敵人，是立功。
安全、進步、快樂、自由、法制、公正、人權、民主，這些美好的詞語，不同的階級和民族有不同的介紹。階級利益、民族利益是照妖鏡。同樣一個美好的辭藻，在階級和民族利益的鏡子前一照，就能顯示出不同的影子。同一件事情，涉及到不同的階級和民族的利益，便有不同的評價。誰的安全?誰的進步?誰的快樂?誰的自由?在存在利益沖突的世界中，一旦具體涉及到“誰”，就會發現這些美好的辭藻是自相矛盾的。這是很明顯的事情。在人類社會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國家、民族分立，實現共產主義和世界大同之前，不會存在普世價值。
那么西方發達國家為什么要輸出“普世價值”呢?西方國家輸出的普世價值其實是資產階級價值觀，輸出這種價值觀，有利于輸出資本主義民主，進而操縱其它國家，以便控制其他國家的政治，建立經濟殖民地。在東歐、在前蘇聯，這種戰術都很成功。
“普世價值”的核心是人權至上，國家有義務捍衛國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如生存的權利、免于恐懼的權利、生育的權利、認知的權利、免于匱乏的權利、表達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一個國家若不能捍衛公民這些權利，就缺乏足夠的合法性。這里隱藏了四個關鍵要害：首先，處于不同階級的公民，彼此之間的利益必然存在沖突，國家應該維護哪部分公民的利益?農民的利益還是地主的利益?楊白勞與黃世仁發生利益沖突，應該維護喜兒的人身自由，還是要維護黃世仁的財產權益?其次，國家是否有效的維護了公民的利益由誰說了算?國家維護了喜兒的人身自由，黃世仁必然不滿意。反之亦然。在一個存在階級對立的國家，必然無法同時照顧所有人的利益。再次，如果國家不介入公民間的利益沖突，那么誰將占上風?毫無疑問，將是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而不是被統治的階級，是地主不是農民，是黃世仁不是楊白勞。所以，普世價值是經濟領域的強者的價值而不是弱者的價值。最后，對國家行為的判斷由誰來決定?當本國對立階級發生沖突的時候，誰來擔任仲裁人?地主還是農民?農民齊聲歡呼的政策難免遭到地主的強烈詆毀，反之亦然。如果考慮到西方國家動輒要對違背“普世價值”的國家動武的話，就知道西方國家通過宣揚“普世價值”理論，自封為仲裁人并竊取了動武的權力。
如果我們細心觀察的話，就會發現西方國家宣揚“普世價值”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推動資產階級憲政民主，或者說是與財產掛鉤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要抽去民主的實質，只保留民主的形式，讓民主淪為一種對財產無害的形式民主。借口防止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實行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暴政，以達到維護富人利益的目的。正是這種政治制度鎖定了美國社會為首的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
有人可能會問，一人一票的西方政治制度，為什么不民主?事實上，資本家是從來不認可普選的。資本家要求的選舉權，是與財產掛鉤的選舉權。不與財產掛鉤的普選權是工人爭取來的，是資本家不得不接受的。資本家迫于工人的壓力，或者口是心非地承認工人擁有普選權，或者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主動讓步給予工人普選權。如果對歷史有了解的話，就會發現是社會底層爭取平等的運動推動了普選，而不是資本家的善心或其他任何因素。今天發達國家資本家向外推銷“普世價值”，卻一直回避自己在對內政治權利公平分配問題上的反動。
西方發達國家的被選舉權，一直是與財產掛鉤的，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如果要參加競選就需要有大量的資金進行宣傳，沒有雄厚的資金注定默默無聞。這樣的選舉權對無產階級的代表是沒有意義的，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跨過競選的門檻。只有大資本家或者他們的代理人，才有資格參加競選成為候選人。對大眾來說，無非是從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之中挑選一個不太差勁的，如同從一筐爛蘋果中挑選一個還能勉強過得去的，類似光緒皇帝從慈禧太后為其安排的眾多“恐龍妃子”中選一個不太恐怖的。
無產階級爭取來的一人一票的選舉，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與財產掛鉤的資本主義憲政的基礎。以這種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政府，注定是資產階級的委員會。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投票率逐年下降。無產階級在爭取到投票權以后，卻放棄了投票權——投票也好，不投票也好，選出來的都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不是不可思議，而是無可奈何。許多人寧可利用投票的假期，放棄投票，舉家旅游。
考慮到西方國家擁有巨大的財力，就不難理解，財產決定政治權利的政治體制，無疑是對西方發達國家及其代理人最有力的政治體制，最有利于它們通過各種基金會使用跨國資金扶植代理人，建立經濟殖民地。
西方發達國家推行“普世價值”的目的是為經濟侵略，文化擴張服務，與當年宣傳“文明戰勝野蠻”一脈相承。“普世價值”不過是“人權高于主權”、“邪惡軸心”等理論的變種，不過新瓶舊酒換個包裝。這些國家嘴上高呼“普世價值”，骨子里面仍然信奉地緣政治、文明沖突那一套。“普世價值”不過是替其侵略行為涂脂抹粉的幌子，敲打其它國家的棍子。
實際上，真那么關心落后國家人民的疾苦，不妨放開簽證，讓“悲慘世界”的人們自由流動，去尋找自己幸福。這顯然不可能，因為對落后國家的公民放開簽證無益于建立經濟殖民地，而且會惡化發達國家的就業情況。
如此也不難理解為什么高呼“普世價值”的西方國家經常支持一些血債累累的恐怖組織和邪教組織。只要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實現經濟、政治侵略擴張的目的，什么樣的組織或個人，都可以支持。在這方面，西方國家是沒有道德下限的。為自己的目的尋找一個幌子，當這個幌子與自己的行為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時就干脆視而不見，這是西方國家一貫在國際事務中實行雙重標準的本質。
在西方國家看來，中國的崛起必將改變到現有世界格局，威脅到他們的既得利益。這些國家必然通過各種手段在各個領域阻撓中國崛起，其中自然包括思想領域的建立話語霸權、實行文化侵略。作為國人，應該對此有所警惕。
[1]《共產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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