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王長江的“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

　　按：想貼一篇舊文。近幾天，在“烏有”讀了賀濟中的《評王長江的〈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一文，從而看到了王長江的《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想起了幾年前的這篇文章。找出來看了一下，覺得貼出來或許有益。仿賀例，也把爭論的對象：方、王的原文附在后面，給有興趣的朋友們一點方便。至于王長江的《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一文，我正在仔細研讀，倘有所得，自當與網友們共享。

“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

　　(本文曾于2010.7.1投寄《學習時報》)

　　《學習時報》刊發了方工的《黨沒有自身利益應成為全黨共識》(簡稱“方文”)和王長江的《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簡稱“王文”)兩篇觀點對立的文章，引發了爭論?！赌戏饺請蟆房?簡稱“南文”)說：“由于我國黨建研究專家目前已經普遍采用世界眼光研究黨建問題，因此，黨建理論界一般都能接受王長江的觀點”“事實上，‘黨有自身利益’一說又一次實現了黨建理論的突破。”

　　筆者不認同《南文》的結論，而贊成《學習時報》“這是涉及執政黨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確需經過廣泛深入的討論加以厘清”的主張。因此，坦陳陋見，“參與討論”。不當之處，懇請各方指正。

　　為“厘清”這一問題，筆者想到了以下一些問題：

　　黨有沒有“自身利益”;黨的“自身利益”是什么;該不該明確地強調“黨的自身利益”;為什么現在會發生關于“黨的自身利益”的爭論;可能的結論是什么等等。

黨有沒有“自身利益”？

　　什么是“利益”?辭書解釋說是“好處”。那么，對什么有好處的就是“利益”呢?對生存、對發展有好處的，就是“利益”。

　　沒有利益的個體，不是生命;能夠意識到“自身利益”的人，才是正常的人。

　　人，作為生命的個體，于他的生存、發展有“好處”的，就是他的“利益”。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中國的古人就明白：人們都是在為“利益”而忙碌。因為，他要生存、要生活、想要生活得好，就有很多的需要需要滿足。

　　“君子不言利”。是“不言”，不是不要、不爭取。君子言什么?言“義”。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利益，是有層次的;義，是更高層次、更大的利，是別人的、公眾的利。

　　人，要生存、能活動、有希望、有能力，就不能沒有“自身的利益”，就不能沒有爭取“自身利益”的行為。

　　政黨，是人的團體，由具有共同意志的人組成，它要存在(生存)、要發展、要達到目的(完成使命)，就要產生許多的需要滿足的需要，這，就是它的“自身利益”。

　　中國共產黨是“人”的組織，是由人組成的團體，不能沒有“自身利益”。

　　從接觸到的史料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百六十多年、中國共產黨將近九十年的歷史中，還沒有見到人們對這個問題產生疑問，至少沒有見到如此程度、如此規模的疑議。因此，對于黨有沒有“自身利益”的問題，應該說，不須爭論。

　　方文說：“明確地排除黨的自身利益說，不但對黨沒有任何損失，對黨所代表的人民利益沒有任何損失，反而會強化黨是人民的工具、以人民利益為奮斗目標和生存意義的宗旨意識。”

　　這不可能!沒有利益的團體也沒有存在的依據。存在尚不能夠，“奮斗”就更談不上了。不承認有自身利益的人，是虛偽的人;不承認自身有利益的黨，是不誠實的黨。共產黨，共產黨員，為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利益而奮斗，是由于自身利益就在其中，二者是一致的。

　　方文說：“黨并不存在自身利益，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這是誤解。“黨不存在自身利益”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黨的利益同工人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黨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為利益。

　　方文說：“黨有利益說，在政治意義上難以成立。”

　　恰恰相反，如果黨沒有利益要追求，那還組建共產黨干什么?如果黨自身的利益毫無保證，黨還怎么能夠存在?

　　王文說：“怕說黨的利益，……是對利益的偏見。”

　　共產黨從不否認黨的利益，只是說明和強調黨的利益與工人階級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共產黨嚴厲地懲處叛變分子、貪污腐敗分子，就是不允許他們為害、侵害、危害黨的利益。

　　王文說：“怕說黨的利益……似乎共產黨人都應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一說利益便不先進、不高尚了”。

　　這是歪曲。黨要求黨員的，只是“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服從黨的利益”，并沒有取消黨員個人的利益。黨給黨員提供活動經費，執政以后，給黨的工作者發“薪水”，就是承認黨員的個人利益。

　　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和領袖，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老祖宗”們，誰也沒有否認過黨的利益，沒有否認過“黨的自身利益”。相反地，他們都曾與危害黨的利益的人、危害黨的利益的行為，進行了毫不含糊堅持不懈的斗爭。

　　概而論之，否定黨的自身利益，就是否定黨的存在;取消黨的自身利益，就是取消共產黨。

黨的“自身利益”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黨的利益”，什么是“黨的自身利益”，兩者有什么區別?

　　二者都是由黨的存在決定的。

　　共產黨是由物質的人組成的組織，進行的是物質的活動，就需要有物質資料來維持和保證。比如，黨員需要生活資料，黨的活動需要經費等等。

　　但是，共產黨并不是為了取得這些而組建、而斗爭的。雖然在黨執政以前的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不少優秀黨員為了給黨籌措經費作了許多艱苦的工作，甚至犧牲了生命。

　　共產黨是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為了人民的幸福而組建、而奮斗的，她代表了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就是黨的利益。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有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區別;共產黨不僅代表著他們的眼前的利益，特別的，她更代表著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長遠的利益。這個長遠利益，最終就歸結為消滅剝削、實現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眼前的和長遠的利益、共產主義的實現，就是共產黨的利益，是黨的宗旨，也是她的立黨之本。

　　一般來說，人們所說的“黨的利益”，指的是后者;我猜，方、王二位所特別強調特別指出的“黨的自身利益”，重在指示前者，用以與寓于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利益之中的“黨的利益”相區別。很明顯，前者是包括在后者之中的：后者具有根本的性質，是共產黨的目的和存在的依據;前者是黨存在的物質保證，存在的物質條件。“保證”和“條件”，必不可少，是不言自明的。“目的”和“依據”，是黨的政治生命，是靈魂。政治生命沒有了，或許還會存在一個政黨或團體，但是不再是共產黨了。“目的”和“依據”變了，黨的性質也就改變了。

該不該明確地強調“黨的自身利益”？

　　既然“黨的利益”、“黨的自身利益”都是客觀存在，是否應該明確地強調它們呢?

　　馬克思說：共產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宣言》)

　　毛澤東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為人民服務》)。一個“完全”、一個“徹底”，沒有留下任何余地!

　　革命領袖告誡自己的黨員的，是“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反對自由主義》)，是“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論聯合政府》)，是“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地方黨組織的利益服從全黨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從整體的利益，暫時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利益”，是“一切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論共產黨員修養》)。

　　革命導師們沒有強調過“黨的自身利益”，沒有主張過“黨的自身利益”，從來也沒有要求“理直氣壯地維護”“自身利益”。

　　從前沒有強調，現在可不可以強調，應不應該強調呢?

　　中共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

　　看來，也不應該、也不能。

　　面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利益;面對官僚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以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為利益;面對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以中國勞苦大眾、中國勞動人民的利益為利益。執政以后，中國共產黨無時無刻不在為中華民族中國人民謀利益。她的奮斗，不僅為著人民的眼前的利益，也時時堅持著人民的長遠的利益。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成為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就是因為她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頑強地艱苦奮斗的，就是因為她是代表著人民的利益的，就是因為她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的。

　　而今，面對中國的人民大眾，卻振振有詞地倡言“黨的自身利益”，這就是使黨的利益獨立于人民的利益。而“獨立”，與“對立”還有多遠呢?

　　王文說：“承認黨有利益，不等于承認黨要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

　　“不等于承認”，不是“不承認”;“不承認”不等于“不是”。特別地指出過去沒有指出過的存在，加以明確的承認，就是區別，就是強調，就是要使其“特殊”。承認、強調，就是為了“要維護”，而且本身已經就是“維護”。強調而不維護，就無所謂“強調”。比如王教授說“這是我的車子”，就排除了其他任何人可以隨意開走的可能。

　　王文說：“說共產黨代表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是對的，但并不等于說代表者和被代表者的利益是一回事。就如同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間是代表和被代表關系，并不意味著人民代表連自己的吃喝拉撒睡都沒有了、連自己的工資都不要了一樣。”

　　吃喝拉撒睡，是人的生命活動，那是任何別的人也代替不了的。盡管如此，千千萬萬的共產黨員為了黨的利益、為了人民的解放，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那不是連“吃喝拉撒睡”都捐棄了嗎?還說什么“工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與戰爭年代不同了，但是，黨對黨員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的要求，斷斷含糊不得。事實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少優秀共產黨員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怎么能視而不見呢?用“吃喝拉撒睡”作為論據來說明“黨的自身利益”，它與“人民的利益”就不是代表被代表的關系，而是對立的、競爭的關系。這是一種什么境界!

　　王文說：“如果公開聲稱黨沒有利益，人們就可以對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有正確的理解，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就會變得融洽，黨內由利益引出的種種消極現象就會消失，那么，恕我直言，這種想法確實有點不切實際，把問題看簡單了。”

　　王文認為，方文是說得“過了”。但是，王文這里的邏輯也還是有問題。試問：承認了黨有利益，“人們就可以對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有正確的理解，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就會變得融洽，黨內由利益引出的種種消極現象就會消失”么?“黨內腐敗分子前‘腐’后繼，部門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大旗下獲得巨大發展空間這種令人擔憂的狀況”就會不能存在了么?

　　王文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黨內腐敗分子前‘腐’后繼，部門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大旗下獲得巨大發展空間這種令人擔憂的狀況”，“種種不正當的利益可以以種種高尚辭藻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

　　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這些消極現象，確實需要認真對待，也一定要找到解決的辦法。但是，因其原因并不是黨沒有承認“黨的自身利益”，所以，承認、強調“黨的自身利益” 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并不是一個好路子，反而會使共產黨更不象共產黨。

　　其實《王文》也看到了：“代表得好，二者可能高度一致”。這就說明：即使不去特別地強調“黨的自身利益”，也還有“不發生”“用代表者的利益侵害被代表者利益”的可能性和現實性，那就是，在“代表得好”上動腦筋、用心思、下功夫。

　　看來即使在今天，也沒有明確、強調“黨的自身利益”的必要;強調了，有壞處沒有好處，或者說，是壞處大于好處。因此，也就不應該強調所謂黨的“自身利益”了。

為什么現在會發生關于“黨的自身利益”的爭論

　　既然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說過“黨自身沒有利益”，從來沒有強調過“黨的自身利益”，現在也仍然是“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么，現在為什么會發生關于黨有沒有“自身利益”的爭論呢?

　　原因在于，情況變了，這是我們遇到的“新問題”。

　　世上原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一切事物都在不斷地變化中。不停變化著的萬事萬物，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引出更多、更繁雜、更新的變化。中國歷史的沿革，孕育出了方、王的問題。

　　但是，還有不變。地球是太陽系中的一顆行星，這一點就沒有變化。人，仍然是地球上最高級的生命;人的生存需要物質資料的供應;人有物質的需求也有精神的需求;人有理想，人為理想而奮斗;人類的生活，明天會比今天更美好;人類社會，要向更高級的社會形態發展;人類的幸福，要靠勞動去創造，等等，等等，這些全都沒有變。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也沒有變。

　　方王的問題，是變與不變的矛盾的產物。

　　黨的地位變了，由“打天下”的黨變成了“坐天下”的黨。

　　黨的任務變了，由主要是領導中國人民用革命的武裝斗爭去奪取政權，變為領導全國人民一心一意地從事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由解放生產力變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變了，黨所采取的發展生產力的方式變了。由主要是依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轉到了“改革開放”;由“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

　　黨員成分變了，更加多得多的非無產階級分子加入了共產黨，改革開放以來，更是有一大批并不崇信共產主義的人涌進了黨內。其中有比戰爭年代更多的投機分子、謀取私利的分子混了進來。

　　改革開放，確實需要提倡、鼓勵黨員的勇于創新、大膽改革、大膽試驗的精神，需要有干勁、有闖勁，需要積極性。但是不能否認，一些貪圖私利的冒險者，偽裝面貌，爬上了領導崗位。還有一些意志不堅定者，經不起金錢美女的誘惑、抗不住資產者的利誘和慫恿，跌進了泥坑。

　　中國共產黨是為了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的解放而組建的。但是，卻不能排除，即使在建黨初始，也有心地不純的人混入組織。他們在隨后的活動中，可能也不乏積極的表現。但是最終不能不露出狐貍尾巴來，比如張國燾。

　　許多黨員，不完全具備黨員條件;即使完全符合條件的黨員，也需要在隨后的革命實踐中繼續鍛煉、繼續進步。因此，共產黨的黨員，在黨內也還要繼續學習、繼續進步，掌握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改造世界觀，完成從組織上入黨到“思想上入黨”的轉變。

　　中國共產黨是靠在革命的斗爭實踐中教育黨員、清除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的積極的黨內斗爭來保證黨的革命性、先進性，發展和壯大黨的隊伍的;也是靠這種教育和積極的思想斗爭來保證黨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的。應該說，在新的時期，黨的教育黨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更加艱巨了。實事求是地說，這個思想教育的工作與形勢的要求距離相當不小、顯得很薄弱。

　　在新的歷史時期，黨的宣傳教育工作，重點放在闡明“轉變”的正確性、必要性，放在強調黨員要為黨的最低綱領而努力奮斗，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忽略了對于黨的最高綱領、黨的遠大目標的教育。

　　在新的歷史時期，理論研究集中于“接軌”和“突破”，這也極其必要，但是，一些黨建“專家”、“學者”，黨建“理論家”，漸漸地“迷糊”了。

　　迷糊一：丟掉了根本。一些黨建理論工作者，不是站在黨的立場，用唯物、辯證、歷史的觀點、方法去提出問題和研究問題，而是“努力”“超脫”，用“客觀”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共產黨，來“發現”黨的問題。

　　比如，南文說：“由于我國黨建研究專家目前已經普遍采用世界眼光研究黨建問題，因此，黨建理論界一般都能接受王長江的觀點。”

　　這段話透出了兩個意思，其一，王長江采用的也是“世界眼光”;其二，他們響應了胡錦濤總書記“要樹立世界眼光”的號召。

　　然而，胡錦濤是這樣提出“要樹立世界眼光”的：“必須堅持統籌兼顧。……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國際環境”(《十七大報告》)。是說在看待、研究我們的問題的時候，不能只了解、只局限于國內的情況;而要放眼世界，了解世界局勢，了解世界的發展和變化、看清世界存在的問題，找準我們的位置、找準發展的方向，以利于我們的事業。是說在我們的視野中，要有整個世界，而不能只局限于中國，甚至只局限于某個地區、某個問題上。從“樹立世界眼光”中實在看不出與“承認黨的自身利益”有什么關系。說白了，他們的“世界眼光”其實是“外國”的眼光，是“外國人”的、所謂“外國政治家”的眼光!這是巧借“世界眼光”掩飾著的“國外眼光”，是“全盤西化”思想在黨建問題上的反映。

　　迷糊二：崇奉“市場經濟”，把所謂“市場法則”絕對化、神圣化。

　　毛主席說過：在中國，“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搞社會主義建設，采用什么方式是可以、也應該因時而變的。否則，就無法“自我調整”、“自我完善”。

　　鄧小平說：“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目的是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一些黨建理論工作者，眼里只有“手段”，沒有“目的”;重視“發展市場”，忽略了“社會主義”。把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采用的市場經濟“手段”，混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向往“自由市場經濟”，認為中國采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開了口子”，積極地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看齊”;……把“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則”看作是“天經地義”的規律，要求中國的方方面面適合于、適應于、順從于“市場法則”。市場經濟要求“平等的”“利益主體”，他們就鼓吹國有企業“改制”“拍賣”;市場是利益競爭、利益角逐的所在，“市場經濟本身是一種以利益驅動為重要調節手段的機制”(王文)。他們就主張一切服從市場法則，共產黨就要明確“黨的自身利益”，以使以平等的利益主體的身份，參加博弈。

　　用“市場法則”來規范中國共產黨，要求黨以市場“利益主體”的身份來加入博弈，……“黨的自身利益”不明確、不強調就不行了。

　　中國共產黨是“政黨”，其綱領是政治綱領，活動是政治活動，行為是政治行為;難道要用“市場法則”規范中國共產黨，用經濟、利益為手段來管黨、治黨?共產黨是國家建設的領導者，還是市場經濟的博弈者?真不知道還會鬧出什么“幺蛾子”!

　　迷糊三：要形而上學和機械論，不要辯證法。

　　王文開篇就說：“我們黨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在承認黨也有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民主政治的基本規律和依法治國的根本要求，一方面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不是對利益問題采取回避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面，對這一利益作出嚴格界定，避免黨的利益的空泛化，不給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論的和實踐的空間。這無疑將大大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既是“面臨的”“緊迫任務”，就是要做沒有做過的事情。那么，什么時候黨不“承認黨也有利益”呢?“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黨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了嗎?是誰侵害的?是從哪個方向、在哪個方面侵害的?在這些侵害面前，黨不“理直氣壯”嗎?“空泛化”，查辭書：空泛，內容空洞浮泛，不著邊際。浮泛，表面的，不切實的。“黨的利益”是這樣嗎?“大大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合法性”是什么?“大大增強”的辦法就是“承認黨的自身利益”并且“理直氣壯”的維護之嗎?既得利益的“空間”，是黨給“留下”的嗎?這是哪家的道理?還說是“黨的緊迫任務”呢!

　　如果要做一個使這段話正確的有積極意義的解釋，那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的意識侵害了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利益，而黨在這些侵害面前的確沒有“理直氣壯”起來。然而，這只怕是不符合《王文》的原意。

　　再如王文說：“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在概念上是不能混淆的”。

　　究竟是誰“混淆”了。利益本身就具有獨立性和排他性。利益的歸屬和范圍，由它的定語來說明、來限制。相對于集體的、公眾的利益，個人利益被稱為“私利”;相對于“團體”以外的公眾利益，“團體”的利益就是“私利”。相對于“一般利益”，需要特別強調、特別維護的，就是“特殊利益”。沒有定語來限制，“利益”就無所指事。單純把“利益”與“非利益”對舉，是以“說話者本人”為基點的。“應有的、正當的利益”，既是“正當利益”，就是“應有的”;承認“應有”，就不能否定。問題是在于：“正當”，是評判的結果。由誰來評判，按照什么標準評判，才是應該討論的，才是問題的要害。

　　又比如，王文把“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黨內腐敗分子前‘腐’后繼”，“部門利益、既得利益”“獲得巨大發展空間”，“種種不正當的利益可以以種種高尚辭藻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說成是“過去對黨的利益問題視若禁區，很少研究”，“沒有劃清黨的正當利益和這些特殊利益的邊界”，就缺乏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消極現象，以前并非沒有。處心積慮地謀取私利的人，在其實施卑鄙手段的同時，天然地會“以種種高尚的辭藻”來掩飾其丑惡的心理，這是本能!而且能在任何情況下找到“空間”和機會。這能歸罪于“很少研究”、黨“沒有劃清”嗎?權威的法律明令禁止的行為，還是屢有“冒犯”者以身試法;說“貪腐者”之所以貪腐，是因為“黨沒有劃清”“界限”，簡直是拙劣的開脫!比較前后，也只能說“改革開放以來”的條件，更有利于這些消極丑惡現象的滋生和發展。

　　馬克思指出過：“資本的天性是增殖”，“……50%的利潤會引起積極的大膽;100%會使人不顧一切人的法律;300%就會使人不顧犯罪，甚至不惜冒絞首的危險”(《資本論》)。唯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嚴重地侵蝕了革命的共產黨，使共產黨的“先進性”受到了侵害。

　　王文說：“作為一個組織，政黨由個人組成，每個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說，組合成一個集體后便沒有了利益，就很難說明，這個邏輯過程是怎樣完成的。”

　　王文的“邏輯過程”是較低層次的邏輯過程，看似不合這個邏輯的，正是共產黨的特殊性、先進性：共產黨不是由一群追逐個人利益的分子所組成(盡管共產黨員也不能缺少生活的需要)，而是由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實現黨的綱領，甘愿“犧牲自己一切”的先進分子所組成。不是“組合成一個集體后便沒有了利益”，而是這個集體的利益，并不是各個黨員的個人利益的疊加，不是它們的代數和。

　　在“繞不過去”的問題面前，仍然繞著走，就是當前出現關于“黨的自身利益”的爭論的癥結。

題內的題外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及其基礎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用不著討論。問題只在于合什么法、合誰的法。“我們代表了人民，人民擁護我們”。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政權的歸屬，歸根結底是階級力量對比的結果。李瑞環的一段話，把這個意思講得非常好。他說：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是千百萬人流血犧牲換來的;誰要奪共產黨的權，就得拿血和腦袋來換?？繋拙浯笤?，靠一些歪理邪說就想叫共產黨交出政權，那是癡心妄想。

　　中國共產黨能夠奪得政權，靠的是人民。她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不怕流血犧牲，終于取得了勝利。但是在被人民革命推翻的階級看來，共產黨的執政，是不合法的，雖然他們對自己階級的失敗和滅亡已經無可奈何。時至今日，一些人打著“改革”的旗號，想要共產黨下臺，或者想要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性質，雖然是白日作夢，但也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些“共產黨的什么什么”，在這些狂吠面前卻猶豫起來，直不起腰，急著要“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了。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階級基礎。就是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擁護社會主義的勞動者、愛國者。這個基礎還不夠穩固不夠強大嗎?當然，人們的思想是在變化著。改革開放以來，在人民群眾中出現了一些怨言，其矛頭所指，真也叫人直不起腰、挺不起胸來。要“取信于民”，就要堅守“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要堅持同違背人民的意愿、損害人民的利益的現象、行為作堅決地不懈地斗爭，對觸犯刑律者，繩之以法;就要對已經不再適合于人民利益的政策、法規、法令進行認真修訂。而不是對人民說：共產黨也有“自身利益”。

　　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黨領導制定了法律，黨要求自己的黨員在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依法治國”，并不是因為“法比黨大”，而是由于如果法律的尊嚴受到了侵犯、受到了損害，治國就失去了“尺度”，最終是于執政黨不利的。

　　共產黨的目標，是要利用政權的力量改造社會、發展生產，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如果取消了這個目標，就失去了先進性，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共產黨如果倡言“自身利益”，為“自身利益”而奮斗，也就失去了黨的先進性，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前‘腐’后繼”的根源

　　貪污和腐化，是階級社會的必然現象，在階級消滅之前，不可能徹底的消滅它。

　　恩格斯說：“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于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于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并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狡詐和欺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并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剝削。”(《反杜林論》，粗體字作著重號用，是筆者加的)

　　這段話的最后一句(特別是加了著重號的)，揭示了貪污腐化現象的社會根源。它的個人根源是：無限制地追求物質財富和窮奢極欲的個人貪欲。這種貪欲是在社會中、借助于社會而形成和完成的。貪欲，是腐敗現象的源頭。當推崇“個人利益”，提倡“個人奮斗”，鼓勵“發財致富”成為社會時尚的時候;當承認非勞動收入、非有利于社會的勞動的收入、財產完全合法的時候，這種貪欲就更加容易滋生、發展、膨脹。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大量的“巨貪”，畢竟還是少數;而貪污腐敗的行為、現象，卻呈蔓延之勢。不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再多的“制度”也遏制不了這種勢頭。

　　“比較的方法，是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比較“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的情形，似乎可以說那種被人厭惡的“頻繁的政治運動”，倒是遏制腐敗的比較有效的手段。前三十年的缺失是，輕視了“制度建設”;后三十年的失誤是：放棄了思想斗爭。

　　認識在社會主義時期腐敗現象的不可根除但可有效遏制的性質，可以平息或減輕對于腐敗現象的急躁或無奈的情緒，增強對腐敗現象作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堅決地不懈地嚴肅地懲處腐敗分子，有力地有效地進行防腐倡廉的教育，減輕貪污腐化現象的危害，給人民一個清平的社會，這才是中國共產黨當前的“緊迫任務”!

　　在雨水充沛的時候，莊稼生長茂盛，雜草也生得多、長得快、長得肥大。這時候農民不會期盼荒旱，而會更勤奮地除草。他知道，只有除草，才是可行的、合理的、合乎科學的辦法。

　　似乎成了慣例：有些人一遇問題，就扯上文化大革命，以顯示“徹底否定”的立場。但是卻沒有看到：這些消極現象，正是文化大革命所要反對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應該否定。但是它所要解決的問題，也就是它的方向，是否定不了的，也是否定不得的。事物總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社會歷史越發展，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就越凸現。不承認也沒有用。

關于市場經濟

　　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成為社會的主要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就完成了“從量到質的轉變”，進入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

　　但是，市場經濟卻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是：雇傭勞動。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余勞動形成的剩余價值。然而，只有在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下，資本家才能實現這樣的剝削。因此可以說，是商品經濟產生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必然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這個趨勢，是任誰也否認不了、改變不了的。

　　由于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貪欲，資本家的一個必然的沖動，就是發展生產力。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市場經濟)的(客觀的)革命性和積極性。除此而外，資本主義所具有的，只是罪惡的殘酷性、腐朽性、反動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生產商品的同時，還產生著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擴大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規模。所謂“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就是“資源”向資本集中的必然性。對于“蕓蕓眾生”來說，這其實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對商品經濟加以控制(宏觀調控)，使服務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但是，這是一個實驗，雖然是一個偉大的試驗。如果控制不當、不得法、不得力，社會就會依著市場經濟本來的趨勢發展。

　　不用說，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與誓志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的中國共產黨，是不能共容的。這就是國際資本主義總是挖空心思地瓦解共產黨、溶解共產黨，而國內也時時冒出迎合這種“瓦解”和“溶解”的種種思潮的根本原因。

　　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這種矛盾，無法“長期共存”，必然會達到一個點，引起“質”的變化。因此，在把市場經濟當作經濟建設手段的時候，就不能放松“控制”。而且要在“控制得好”上下功夫，認真地研究、實驗、總結。一句話，什么時候都不可忘了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

可能的結論

　　對于以上所述，筆者是比較自信的。對于這場爭論的結果，筆者卻非常擔心。

　　對比方、王的文章，觀點雖然“針鋒相對”，言語間卻息息相應：二者似乎是先精細切磋，然后分工成文的。

　　李君如說：“在實踐發展到適當時機，把理論權威和組織權威、行政權威相結合，做出一個權威的結論，供大家學習”;《南文》說：“黨建理論界一般都能接受王長江的觀點。‘事實上，黨有自身利益一說又一次實現了黨建理論的突破’”。

　　兩說如果同樣屬實，結論就好像已經“有”了。果真是這樣，就太可悲了：這是一條亡黨之路。

附一：《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 王長江

　　《學習時報》編者按：4月12日本報刊發了《黨沒有自身利益應成為全黨共識》的文章，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并引發不同觀點的爭議。執政黨作為一個政治主體，究竟有沒有自身“利益”？應該如何看待“黨的利益”？這是涉及執政黨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確需經過廣泛深入的討論加以厘清。為此特刊發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王長江教授的商榷文章，供讀者參考，也歡迎廣大讀者參與討論。

　　我們黨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在承認黨也有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民主政治的基本規律和依法治國的根本要求，一方面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不是對利益問題采取回避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面，對這一利益作出嚴格界定，避免黨的利益的空泛化，不給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論的和實踐的空間。這無疑將大大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當改革向縱深發展、最終牽涉到政治體制的核心——執政黨的時候，黨的利益問題就成了一個我們繞不過去且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近年來，無論理論工作者，還是實踐工作者，都時常有關于這個問題的思考。筆者本人早在2004年就寫過《要重視對“黨的利益”問題的研究》一文(《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年第 4期，《新華文摘》2004年第21期全文轉載)，表達了對黨的利益問題的基本看法。最近在《學習時報》上讀到一篇題為“黨沒有自身利益應當成為全黨共識”的文章，也在談這個問題。文章認為，承認黨有利益，不利于廣大黨員正確理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應當讓“黨沒有自身利益”成為全黨共識。整篇文章言之鑿鑿，情之切切，字里行間，體現了一種強烈的憂黨之心筆者深為贊賞。

　　但是，對于文中表達的觀點，筆者卻不敢茍同。我認為，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黨的利益都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這里有幾點看法，提出來大家商榷。

　　黨沒有自身利益的說法，在公眾感受上難以得到認可

　　黨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組織機體，一旦運行起來，自然會消耗一部分資源。眾所周知，資源是稀缺的。參與稀缺資源的分配，就不得不面對利益。舉個例子：黨要活動，就需要有經費。經費多些少些，對黨開展活動的成效影響甚大。如果黨沒有利益，黨的活動經費算什么?我們既不可能說黨的活動不需要經費，也不可以說，黨的經費和人民的財產不分彼此，是一回事。又比如，政黨都有自己的目標。實現目標，第一個條件就是執政。執政才能使政黨目標的實現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執政就是政黨最大利益之所在。再比如，作為一個組織，政黨由個人組成，每個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說，組合成一個集體后便沒有了利益，就很難說明，這個邏輯過程是怎樣完成的。所以，對這些實實在在存在的東西，不能采用“鴕鳥政策”，要么視而不見，要么把它和人民利益混為一談。這樣做沒有任何好處，只會徒添公眾對執政黨的不信任。而且，與不講利益相關，在執政中也必然不講成本。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不計成本地搞政治運動，公款消費數額之大乃至直到現在都令其他許多國家的執政黨咋舌，很大程度上恐怕正和把黨的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混淆在一起有關。

　　從革命領袖的論述看，他們從來沒有說過黨沒有自身利益

　　我們要講清一個道理，仍然離不開到領袖語錄中去找依據的習慣。即便如此，沿著這個思路看問題，說黨沒有利益也是缺乏根據的?！豆伯a黨宣言》中有兩段被認為涉及黨的利益問題的話：“共產黨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在無產者不同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這兩段話經常被引用作為無產階級領袖不承認黨有利益的佐證。其實，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種推斷是立不住的。其一，說共產黨不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相對立，只是表明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立場的一致性，和黨有沒有利益毫無關系。其二，說共產黨代表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是對的，但并不等于說代表者和被代表者的利益是一回事。就如同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間是代表和被代表關系，并不意味著人民代表連自己的吃喝拉撒睡都沒有了、連自己的工資都不要了一樣。代表得好，二者可能高度一致;代表不好，不但可能不一致，還很可能發生用代表者的利益侵害被代表者利益的事情。分析革命領袖的上述論斷，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共產黨的利益不能和人民利益相違背，共產黨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但卻讀不出黨沒有自己利益的內容。

　　承認黨有利益，不等于承認黨要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

　　怕說黨的利益，從觀念上說，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對利益的偏見。從古代以來，中國人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十分倡導“君子不言利”。言利者，俗人也。古人尚且如此，何況共產黨人?由此推論，似乎共產黨人都應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一說利益便不先進、不高尚了。二是搞混了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的區別，把利益、私利、特殊利益都當成貶義詞。前一種情況，說明一些傳統的過時觀念還在人們中間有影響。事實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發展早已將這種觀念打得粉碎，無需再作更多說明。對于后一種情況，倒是真需要作一番辨析。其實，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在概念上是不能混淆的。這一點，我在2004年的文章中分析過，此處不復贅言。簡言之，“私利”強調其中之“私”，是因為這種利益相對其他人乃至被代表者利益而言具有排他性，和它們有對立和沖突，所以才有“謀私”之說;“特殊利益”強調其中的“特殊”，是因為掌握著資源分配權的人把它放在和其他利益不平等的位置，或者說凌駕于其他利益之上，方顯其特殊。不難看出，革命領袖所強調的正是共產黨不能有這種“私利”、“特殊利益”，而并不否定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工具所應有的、正當的利益。

　　承認黨有利益，才能使依法治國有一個科學的前提

　　如果公開聲稱黨沒有利益，人們就可以對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有正確的理解，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就會變得融洽，黨內由利益引出的種種消極現象就會消失，那么，恕我直言，這種想法確實有點不切實際，把問題看簡單了。市場經濟本身是一種以利益驅動為重要調節手段的機制，不管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統統如此。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它，它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客觀存在的東西，不去研究它，只會使我們無法認識和把握它的規律性，以致走彎路，付出沉重代價。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黨內腐敗分子前“腐”后繼，部門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大旗下獲得巨大發展空間這種令人擔憂的狀況。分析起來，原因固然復雜，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去對黨的利益問題視若禁區，很少研究，沒有劃清黨的正當利益和這些特殊利益的邊界，使種種不正當的利益可以以種種高尚辭藻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F實不止一次告訴我們，只有實事求是地承認黨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觀地研究各種利益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黨的利益的關系，把黨的利益擺在恰當的位置上。“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不但不承認黨有利益，而且否定一切利益的虛假“高尚”，已經使我們黨吃了太大的虧，其慘痛代價足以使我們時刻牢記。我們不應當在這個問題上再稀里糊涂地“高尚”下去。

附二：黨沒有自身利益應成為全黨共識 方工

　　長期以來，我們對于“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一切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等說法，已經理直氣壯地講慣了，習以為常地聽熟了，以至還發生過，黨的干部質問記者，“是為黨說話還是為老百姓說話”之類的多起極端事例。筆者認為，所謂黨有利益說，在當前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下，不具備政治上的合理性，也不符合社會實際情況，而且會形成誤導，不利于黨員正確理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亟需正本清源。

　　“利益”就是“好處”，是對某種需要的滿足。在《哲學辭典》中，對“利益”的解釋是：“表示客觀上有意義的，為個人、家庭、集體、階級、民族及整個社會所需要的東西的一個概念”。按照這種概念衡量，黨并不存在自身利益，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于黨的利益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說過：“共產黨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無產者不同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這實際從根本上明確了共產黨沒有任何私利，他們只是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

　　黨有利益說，在政治意義上難以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執政為民是黨一以貫之的根本宗旨。黨以人民的需要為動力，以人民的愿望為目標，除了人民的福祉之外，黨沒有其他可追求的自身好處。只有人民是利益享有者，而黨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實現人民利益服務，不僅不應該，而且也不可能主張自身利益。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黨和人民不是平等的甲方和乙方兩個利益主體的聯合和協作關系，更不能形成兩個利益主體的競爭、博弈關系，而是人民利益決定黨的一切，黨無條件服務于人民利益的關系。正如鄧小平所說：“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

　　在我國社會變革的現實中，黨有利益說不符合社會實際。事實是，黨既沒有追求團體利益、成為利益集團的目的，黨也不允許黨內有人借著執政地位建立利益共同體，形成特殊利益集團，為個人或小團體謀取和擴張利益的行為為黨的紀律所禁止;黨的成員都是實現黨的宗旨為人民服務的一分子，他們沒有特權通過黨組織來追求個人利益，他們合法合理的個人利益只能是作為社會成員，通過社會的發展而實現。也正因為黨毫無私利牽掛，才能獲得人民的衷心擁護，保證黨的組織高度統一，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地投身到為人民服務中去。

　　《南文》《南方日報》

　　廣東省委黨校副巡視員韓銳介紹，由于我國黨建研究專家目前已經普遍采用世界眼光研究黨建問題，因此，黨建理論界一般都能接受王長江的觀點。 “事實上，‘黨有自身利益’一說又一次實現了黨建理論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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