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云：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后我國改革發展的戰略思考

　　內容提要：目前，我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要規避國際國內各種風險，奪取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在經濟方面，要把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作為未來改革發展的堅定不移的底線，同時，還要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要堅持以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指針，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結構調整為重點，科技創新為支撐，改革開放為動力，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各項比例關系，增強經濟活力，提高競爭水平，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思路。在政治方面，要解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目的、宗旨和方向問題;在黨政機關尤其是企業、事業單位，恢復黨委領導下的首長負責制，堅持“黨委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堅持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樹立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點、群眾觀點、階級觀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全黨開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群眾路線教育，整黨整風，反腐倡廉，純潔黨的組織，嚴格黨的紀律，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效政府。在意識形態方面，要充分認識這一領域斗爭的長期性、曲折性和復雜性以及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要調動各種資源，運用各種手段，認真而踏實地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要理直氣壯地進行有理有據、科學分析、有說服力的批判，決不可一味遷就，任其泛濫。創建一個有利于我國改革和發展的國際環境，制定一個科學的符合當今世情、國情的國際戰略，正確處理國際、國內各方面的關系，堅持科學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和策略原則。

　　關鍵詞：全面深化改革;經濟發展思路;政治發展之問題;意識形態工作;國際戰略策略原則

　　目前，世界經濟雖然逐步走出低谷，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但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消極影響依仍然揮之不去。世界各國普遍實行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我行我素，金融和經濟方面的風險依然存在，且具有隱蔽性、傳染性和突發性。我國雖然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及時采取妥善措施，率先走出危機的低谷，增長勢頭良好，但仍面臨諸多矛盾和問題，經濟下行的風險依然存在，且具有不確定性。同時，國際上各種敵對勢力與國內各種思潮相互聯系、相互配合，從各方面對我國施加影響,并制造了許多麻煩，妄圖改變我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健步伐。在此國際國內環境下，我們的改革開放如何進一步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向何處去，如何規避國際各種風險，消除國內各種風險和隱患，已成為我國上下普遍關注和思考的一個重要而尖銳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在黨的十八大會議精神的指導下，科學規劃改革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藍圖，合理戰略設計和政策安排。本文擬在拙作《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后我國面臨的挑戰》①對我國面臨的上述經濟政治形勢和存在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我國未來改革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設計和政策安排，提出自己的思路和建議。

　　一、經濟改革發展之思路

　　在經濟方面，首先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基本方針。要把堅持公有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作為改革發展的底線。同時，還要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沒有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我們的經濟社會制度就失去了社會主義的標志，就失去了社會主義的性質，廣大人民群眾就失去了主人地位，就無法實現收入分配上的平等，就會出現貧富上的兩極分化，或者出現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從而使我國的改革開放出現顛覆性錯誤，或者導致改革的失敗，直至走到邪路上去。如果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失去了主體地位，我們黨就失去了執政的物質基礎、政治基礎、群眾基礎、階級基礎和執政的依據。國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支柱、導向和穩定器，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龍頭和中堅力量，是我們國家國際競爭力逐步提高和維護國家經濟政治安全的可靠保障。如果國有經濟失去了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我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就無從談起。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關系我們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能否永葆革命之青春的原則性的大問題，含糊不得，動搖不得。

　　其次，我們未來的改革和發展，要堅持以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指針，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結構調整為重點，科技創新為支撐，深化改革為動力，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各項比例關系，增強經濟活力，提高競爭水平，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思路。

　　新型工業化道路是由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就是摒棄傳統工業化模式，以信息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發展道路。黨的十七大立足我國國情，在科學分析我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面臨的新機遇新挑戰的基礎上，對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內涵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即全面認識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更加自覺地走科學發展的道路。黨的十八大，從我國發展全局出發，在科學分析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經濟形勢新變化的基礎上，對這條道路的內涵又作了更進一步的規定，即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摒棄傳統工業化模式，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我黨對我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是我黨根據世界經濟發展新趨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根本要求，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的科學決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我國綜合國力，廣泛參與國際競爭，推動我國經濟進一步更好更快發展的科學指針;也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在我國現有人口、資源、環境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以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指針，應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性設計和政策安排的必然選擇。

　　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關鍵問題，在于摒棄傳統工業發展模式，轉變和創新發展方式。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我國發展的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國際上說，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低速增長時期，新的風險和隱患頻頻出現。發達國家正在逐步改變負債消費和過度消費模式，試圖通過擴大投資出口，重振現實經濟，拉動經濟增長。新興市場國家開始通過擴大內需，提振經濟。資源輸出國也紛紛改變單純依靠資源出口的發展模式，謀求依托資源優勢延伸產業鏈，以產業多元化實現經濟增長。全球經濟原有的需求動力減弱，新的市場需求尚未形成，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新的科技革命即將興起，圍繞新能源、氣候變化、生命科學、空間開發、海洋利用等方面技術創新的密集度正在提高，綠色經濟、低碳技術等新興產業正在全球范圍內展現，搶占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戰略制高點的競爭更趨激烈，國際社會在全球治理、能源環境、氣候變化等方面的斗爭日益尖銳。世界各國在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等方面既相互交織、相互合作又相互爭鋒，形勢異常嚴峻而復雜。從國內來看，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國在發展方式轉變方面雖然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與國際水平相比，重要資源單位產出率仍顯較低，污染排放強度仍顯較高，資源綜合利用率和再生資源回收率仍處較低水平，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明顯高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產能過剩問題積重難返，各種結構性、層次性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顯現，經濟發展仍未擺脫粗放的境地。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對我國的影響，表面上是對我國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則是對我國發展方式提出的巨大挑戰。以上情況說明，我國原有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方式轉變，不僅迫在眉睫，而且刻不容緩。黨的十八大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把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定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線，不僅是依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國內外環境新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而且也是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選擇。我國未來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性設計和政策安排，必須圍繞這一主線來進行。

　　經濟結構是國民經濟及其運行系統的基本框架，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必須對傳統經濟結構進行相應優化和調整，必須把結構調整作為這場戰役的重點。近年來，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在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中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我國在調結構、保增長、促發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由于傳統的粗放發展方式根深蒂固及其慣性的作用，在經濟社會發展的許多方面仍面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在需求結構方面，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經濟增長仍過于依賴投資、出口和外需拉動。在產業結構方面，工業增速過高，服務業發展滯后，經濟增長仍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在要素投入方面，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不足，主要依靠物質資源和簡單勞動投入促進經濟增長的局面仍未從根本上扭轉。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實行非均衡發展戰略，我國區域經濟差距拉大，城鄉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方面，由于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我國的外部需求持續萎縮，外貿摩擦和貿易糾紛日益增多，出口形勢嚴峻，外貿產能過剩的局面在短期內很難從根本改變。這些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結構問題。黨的十八大把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這是對我國轉變發展方式、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所面臨形勢的科學判斷。

　　圍繞發展方式轉變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在對經濟結構的調整中，我們應當通過實施擴大就業戰略，為擴大居民消費奠定堅實的基礎;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改變居民消費預期;優化消費環境，挖掘和釋放消費潛力;增強投資的內在動力，拓展內需空間等措施，構建擴大內需、增強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應面向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把握未來世界科技發展新趨勢，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培育和發展新興戰略性產業，搶占產業競爭制高點，打造國際競爭新優勢，把經濟增長轉移到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力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的軌道上來。要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改造升級傳統制造業，加強基礎產業，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促進三次產業協調發展，把經濟增長轉移到主要依靠三次產業協相互促進、平衡發展的軌道上來。要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促進綠色經濟快速發展;加強資源能源的綜合利用，提高資源能源的利用率;淘汰落后產能，強化節能減排，構建節約使用資源能源的結構模式、經濟發展模式和合理消費模式。要通過市場競爭和企業兼并重組，調整優化產業組織的結構，發展一批技術先進、實力雄厚、競爭力突出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使之成為提高我國產業國際綜合競爭力的主導力量;調整優化市場結構，分產業形成合理的進入壁壘、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規模化水平;發展產業集群，優化企業網絡組織，形成合理的大、中、小企業之間協作關系，提高生產的專業化水平;反對市場壟斷，維護市場秩序，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服務水平。要堅持均衡性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調整優化區域結構，合理區域發展政策，充分發揮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推動區域之間相互協作，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構建區域分工合理、功能清晰、基本公共服務均衡協調發展的新格局。要以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為基點，堅持統籌城鄉發展戰略，調整和優化城鄉結構，合理大、中、小城鎮網絡化布局，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衡化，化解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要調整優化對外經濟結構，構建對外開放與國內發展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協調運轉的新格局。在對外經濟關系發展中，要通過調整優化外貿結構，提高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調整優化利用外資結構，突出區域導向和產業導向，把外資政策與國內產業政策銜接起來，提高外資利用效率和利用水平;合理引導對外投資，優化對外投資結構，選擇一批有潛力的大企業作為試點，借鑒外國成功經驗，培育一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跨國公司成長之路，不斷提高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大國地位和話語權;堅持效益與安全相結合的原則，依據海外資源供求形勢變化，研究制定海外資源供給的保障規劃，運用政治、外交、投資、貿易等多種手段，推動雙邊和多邊合作;堅持互惠、共贏原則，推進自由貿易區談判，合理區域貿易安排，穩定周邊環境，建立穩定的戰略資源和能源供應基地，保障我國的海外資源能源供給，提高抵御國際經濟風險的能力。

　　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戰略性轉變的決定性因素。只有大力提倡并推進科技創新，才能從根本上消解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對我國造成的影響，才能順利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才能有效增強我國經濟自主發展的動力和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才能促進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盡快實現。從世界經濟史來看，經濟危機往往孕育著新的科技革命。新的科技革命和創新及其在關鍵領域中的重大突破，往往給新的經濟增長提供有力的支持，使經濟發展獲得新的動力，從而使經濟社會發展上升到一個新的更高水平。目前，為了盡快化解或消除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各國正圍繞搶占未來科技制高點而進行著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正在把全球經濟推入一個創新密集和產業振興的新時代。我們要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轉變發展方式，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以科技創新為支撐，把科技創新作為發展的戰略方向，把爭奪科技制高點作為戰略轉變的重點;就必須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能力;就必須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動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和協同創新體系;就必須強化基礎研究，加強前沿技術和社會公益技術研究，努力提高科學研究水平;就必須圍繞緩解國民經濟重點領域的技術瓶頸環節，以重大產品為導向，組織實施重大高新技術攻關和成果產業化，全力促進一批關系國家競爭力、保障國家安全、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技術的誕生;就必須圍繞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轉型和升級，組織實施重大高新技術產業化工程，培育高新技術領域的增長點，培育和完善具有地方特色的優勢產業鏈，努力發揮高新技術產業化對地方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推動作用;就必須加快實施重大科技的專項研發工程，爭取在信息、生物、裝備制造、農業等戰略性產業領域重大專項技術和一系列關鍵技術方面，率先獲得突破;就必須實施大企業技術創新工程，加強對重點行業龍頭企業技術創新的政策性支持，鼓勵企業加大研發經費投入，鼓勵科技人員向企業流動，提高企業科技人員的比重，加大政府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支持，實施創新創業工程;還必須把握大量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創業的機遇，設立創業支持基金，進一步完善創新創業環境，催生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銷售收入可觀、具有較好發展前景的創新型企業;還要鼓勵局部地區創新能力率先發展，實施地區科技園創新示范工程，加強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推進創新型城市發展;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人力資源教育培養體制，營造有利于人才良性流動的制度和文化環境，健全人才評價機制，完善用人機制，通過人力資本積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把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科技創新和科技發展上來。

　　改革開放是發展方式轉變、實現經濟戰略性轉型的前提。改革開放的目的，就是依據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通過進一步改革，把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和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生機活力，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戰略性轉型的步伐，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我們必須以改革開放為動力，對已經形成的經濟關系和利益格局進行新的調整，化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形成有利于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經濟戰略性轉型的新的體制、機制和環境。首先，要解決群眾反映強烈也是最挫傷群眾積極性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貧富日益懸殊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從根本上說，就必須堅持和保證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在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同時，運用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和杠桿，不斷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其次，通過財稅體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衡化和主體功能區域建設的公共財政體系，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同時，還要利用政府宏觀調控優勢，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支持老、少、邊、遠地區的發展，建立公共資源收益合理共享機制，使不同地域優勢互補，以解決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過大和發展不平衡問題。第三，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加強宏觀調控目標和政策手段相協調的機制化建設，運用市場機制和杠桿，結合運用政策法規手段，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構建綠色經濟，促進資源能源合理利用，解決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問題，等等。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既有制度、體制方面的問題，又有機制、法規和政策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之間又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共同發揮作用的。我們必須用系統論的觀點，以我國基本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為依據，借鑒而不是全盤照別國經驗和做法，統籌改革開放，抓住核心和根本，兼顧四面八方，做到綱舉目張。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改革的動力，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齊心協力，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宏偉目標。

　　最后，要實現我國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的戰略性轉型，化解和消除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還必須認真對待和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現實經濟的關系問題。虛擬經濟也即金融經濟，是應現實經濟擴大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現實經濟為虛擬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提供必要前提和物質基礎。虛擬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對現實經濟又發揮著巨大的反作用，在促進現實經濟的擴張和繁榮的同時，催生龐大的經濟泡沫，使虛擬經濟與現實經濟相脫離，從而成為產生危機的基本條件和主要原因之一。一部資本主義經濟史，就是虛擬經濟與現實經濟的矛盾不斷深化和發展、引發金融危機乃至全面經濟危機的歷史。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由于實行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而累積起來的龐大經濟泡沫，雖然經過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消解，但依然存在。目前，由于世界各國在危機中普遍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全球范圍的虛擬經濟遠遠大于限實經濟。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猶在，危機的可能性和現實性仍維持較高水平。我國在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后，由于實行了四萬億的救市計劃，依靠投資、出口、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仍未從根本上改變，到目前為止，房地產泡沫猶增無減，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債務依然十分嚴重，外部金融和國內經濟的不穩定因素相互結合，對我國金融產業乃至國民經濟全局造成沖擊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金融是現代國民經濟的中心，金融和國防構成國家安全的兩大支柱。在上述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下，我國必須通過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經濟戰略性轉型來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而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現實經濟的關系，使二者相互促進、平衡發展，實屬迫切而必要。第一，必須破除單純金融生財的思想，樹立虛擬經濟要為現實經濟發展服務的辯證唯物主義觀念。第二，必須拋棄西方經濟人假設前提，破除金融產業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價值取向，結合我國國情，發揮全國一盤棋的傳統優勢，從國家發展全局出發，擺正虛擬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位置，與其他產業分工協作，共同促進現實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第三，借鑒國際上虛擬經濟發展的有益經驗，不斷完善我國的虛擬經濟體系，提高金融產業的素質，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整體競爭力和為現實經濟服務的水平。第四，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僅要以現實經濟為基礎，而且要以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需要為前提。目前，在產業結構方面，要把高新技術產業、朝陽產業、有比較優勢和發展前途的產業作為重點支持對象，同時也要注意支持和扶植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在區域經濟結構方面，要服從縮小差距和平衡發展的需要，促進生產力空間布局合理化和宏觀效益的提高。第五，要正確認識和科學對待虛擬經濟對現實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反對現實經濟過度金融化和金融過度自由化。堅決打擊非法集資、惡意詐騙的不法行為，打擊金融市場的過度投機、內幕交易、惡意炒作、牟取暴利等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違法活動，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使虛擬經濟健康發展，切實起到對現實經濟發展的積極推動作用。第六，通過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現代金融體系,建立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和金融監管的協調機制,防止條塊分割,令出多門,以免執行起來互相矛盾。第七，參照市場經濟成熟國家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抓緊抓好金融立法的系統工程。第八，聯系西方國家虛擬經濟發展史，結合20世紀中后期以來市場經濟國家和我國虛實經濟發展的實際，研究虛實經濟發展的最佳比例關系、風險發作的臨界點、虛實經濟良性運行的合理區間，不斷對我國虛實經濟發展現狀及其風險趨勢做出評估，及時發布風險運行信息和風險警示，提出風險控制的應對策略和政策建議。通過以上改革和政策措施，力求虛擬經濟和現實經濟協調發展，促進國民經濟在良好的環境和狀態下持續、健康、高效運行。

　　二、政治改革、發展之問題

　　上面重點從經濟方面探討和分析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設計和政策思路，現在，我們繼續從上層建筑也即從政治上層建筑方面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地分析和探討。

　　從政治上層建筑方面來說，首先要解決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為什么人的問題。毛澤東說過：“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1]無論是從我們黨的宗旨還是從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來說，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是“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2]“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3]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也應該看到，在改革開放中，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擴大、貧富懸殊、階級階層分化、占人民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的主人翁地位發生動搖甚至變為弱勢群體的問題。這種狀況的出現，使中下層社會群體對改革開放的方向產生了懷疑甚至不滿，由先前改革開放的動力和推動者變為目前改革開放的消極對待者，甚至成為改革開放的阻力。同時，在社會上還出現了一些群體性的突發事件，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對于社會的安定團結構成了極大威脅。因此，如何解決收入差距擴大、貧富懸殊、階級階層分化，改變占人民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等中下層群體的弱勢地位，切實保障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主人地位，切實使他們享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便是我們下一步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性設計和政策安排首先要考慮并要著力解決的問題。目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處于一個關鍵時刻，“為什么人的問題”,已經十分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這是對我們黨和政府執政能力和執政地位的一次嚴峻考驗，也關系到我們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能否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必須及時、認真、切實而有效的加以解決，松懈不得，含糊不得。

　　其次，要解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質、目的和方向問題。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我們進行的改革，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否定，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改革就是改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環節和方面，改革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某些環節和方面。建國以來，為了實踐“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向人民負責”的宗旨和諾言，我們建立了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治制度;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不斷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內容廣泛的人民當家作主行使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等。這些制度，是我們黨對歷史的和現實的、國內的和國外的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治國治政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最突出和最充分地體現了我們黨領導下的國家和政府的人民性、群眾性、廣泛性、階級性和社會主義的性質，最突出和最充分地體現了我國“大多數人”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這幾項制度尤其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治制度，“對于勝利了的人民”，是“如同布帛菽栗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4]我們的改革開放只能是在堅持這些制度的前提下，沿著這條道前進行，決不能改旗易幟、顛覆以至毀滅這些制度。然而近些年來，國內的少數精英，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與西方的一些政客沆瀣一氣，把我國的上述制度說成是“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這種制度使領導者“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些手段，包括專制獨裁、恐怖殺戮”等等，把我們的政府說成是“強勢的政府”或“集權政府”，[5]并提出重啟改革的議程，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修改憲法，“建立民主體制”、“培育公民社會”、實行“憲政民主”，等等。[6]這些觀點和思潮，是唯心主義歷史觀和歷史虛無主義在我國的主要表現之一，直接背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四項基本原則，是以“改革”為名，為在我國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招魂，為在改革開放中生長起來的暴富者階層或新資產階級上臺制造輿論和鳴鑼開道，從而使西方國家對我國和平演變戰略的陰謀得以實現。對于這股思潮，我們黨和政府，在對我們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戰略性設計和政策安排時，務必要旗幟鮮明，絕不可等閑視之。

　　第三，還必須解決一個領導體制問題，也就是我們的黨政機關乃至企事業單位是實行“集體領導”還是實行一個人說了算的“個人獨裁”式領導的問題。我們黨自誕生之日起，黨和黨的各級組織一直實行黨委集體領導的體制。我們黨近百年的歷史證明，凡是黨委集體領導執行得好的時期，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就進行得順利，成績就大，就從勝利走向勝利。凡是實行個人獨斷專行、“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黨委集體領導受到沖擊的時期，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就遇到挫折，或遭致慘痛的失敗。在民主革命時期，幾次左傾錯誤路線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路線給我們黨及其領導的民主革命造成的危害和后果，至今仍記憶猶新。建國以來，總的來說，黨委集體領導的體制運行得比較好，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得比較順利，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某一階段和某一時期，黨委集體領導體制也受到了極大沖擊，致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經歷了曲折，遇到了困難，蒙受了損失。大家知道，建國以后，我們的企業單位尤其是國有企業，開始實行的是前蘇聯實行多年的“一長制”。幾年之后，覺得效果不好，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以后，結合我們的實際，改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20世紀60年代，又加上了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開展科學研究和技術革新等內容，結果，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蒸蒸日上、欣欣向榮。實踐證明，黨委集體領導體制，能夠實現個人智慧和集體智慧相結合，可以做到決策科學，減少失誤，少犯錯誤，尤其能防止分散主義，能防止黨內個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動，保證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從上到下，暢通無阻，切實得到貫徹執行。毛澤東對黨委集體領導體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肯定。他說：“集體領導是我們這一類型的黨組織的最高原則。”[7]“只有靠集體領導的政治經驗和集體的智慧，才能保證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保證黨的隊伍的不可動搖地團結一致。”[8] “必須特別強調和認真執行黨組織的集體領導制度，而絕不可以不適當地去強調個人英雄作用，絕不可以使共產黨員由滿腔熱情地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9] “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10]他還談道集體領導的內涵、原則和應當遵循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說，集體領導包括“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兩個方面，二者“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結合的。”[11]集體領導的原則在于“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多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12]“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13]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14]“真正的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相結合”，既能反對“個人獨裁”，又能避免“分散主義”，“這個制度必須認真執行。”[15]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等思潮在我國的泛濫，再加上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封建專制主義和家長式管理理念的影響;同時也為了提高所謂決策效率和管理效率，在“89動亂”之后，我國在國有企業管理上取消了“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重新恢復了上世紀50年代初中期實行的“一長制”;同時，一些理論界人士，也不分清紅皂白，竭力鼓吹“蔣經國式”、“樸正熙式”的獨裁式管理“出效率”的謬論。結果，使我國企業管理中的“黨委集體領導”體制受到了極大削弱，甚至成為企業“新三會”的對立物，成了裝璜門面的擺設。結果，在企業管理中，廠長經理一個人說了算的“家長式”管理、“個人獨裁式”管理盛行。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不能到位，職工群眾在企業管理乃至在收入分配中淪為弱勢群體。在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的戰略改組中，少些人化公為私，甚至一夜暴富。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許多工人失業，流落街頭，落地謀生……情況慘不忍睹。工商企業的“家長式”、“個人獨裁式”管理，在一些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也起了發散效應，致使黨委集體領導體制受到嚴重沖擊，一把手說了算，個人獨斷專行，一些部門和地區，以GDP為是，管理混亂，任人唯親，決策失誤，以權謀私，貪污挪用，行賄受賄，腐敗現象叢生。這些現象的出現，嚴重干擾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離間了黨和群眾的關系，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同時，這些不正常情況，也引起了活躍于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一些新自由主義者、歷史虛無主義人士的興趣。他們以這些不正常情況為依據，歪曲事情的根源和實質，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的偉大成就，全盤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提出了以“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重啟改革議程、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思路。必須明確，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是優越的，但還存在一些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必須通過不斷改革使之得到不斷完善、充實和發展，但改革的理論基礎、思路、方向和路徑，決不能如一些所謂精英設想的那樣。我們應該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方向，走自己的路。在黨政系統的具體領導機構中，必須堅持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在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中，必須堅持股東大會、董事會(包括監事會)由黨委主持。在企業具體管理機構中，要取消廠長經理一人負責的體制，堅決恢復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實行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與負責的管理體制。

　　第四，還必須解決如何對歷史和如何對待外國的問題。首先，是如何對待歷史。毛澤東說過：“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16]“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要“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17]“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許多好的東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18]我們決不可拒絕和借鑒古人，“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19]同樣的道理，在當代，“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事情，但本質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始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的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20]新中國前30年“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準備、物質基礎”。[21]對新中國前30年輝煌而艱難曲折的歷史及其留下來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作為我們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寶貴經驗、物質的、精神的財富和進一步前進的動力，必須堅定不移地繼承下來并發揚下去。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者，必須尊重而不能割斷這段歷史，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如果像“重啟改革議程”的鼓吹者那樣，不顧歷史事實，把改革開放前30年說的一團漆黑和恐怖之至，就會使我們改革開放后取得偉大成果的歷史，成為空中樓閣，不著天地，進而造成嚴重后果，到頭來，甚至落到自己否定自己的地步。其次，是如何對待外國，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明確提出：“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22]同時，還向全國發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23]強調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24]“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25]毛澤東還談了學習外國的方法和原則。他說：“向外國學習”，必須有一個科學的方法和態度，這就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26]。“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習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出中國的新東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不要全盤西化”。[27]“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了大虧的。”[28]總的來說，無論是對待歷史和古人，還是對待外國，正確的態度和方法就是：“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29]，“古為今用，洋為中用”[30]，“推陳出新”[31]。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和辯證的方法，系統地總結了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繼承和發揚了以往正確而科學的東西，摒棄了以往不符合實際的錯誤觀念和做法，同時也積極地向古人、向外國、尤其是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發展了自己，壯大了自己，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取得了優異的、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我國也出現了“照搬西方，全盤西化”的新教條主義的理論主張和做法，以致在我國經濟社會的一些領域、一些地區、一些部門、一些方面造成了不應有的混亂，給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來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在以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對于這個教訓，我們必須牢牢汲取。

　　從政治方面來說，我們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性設計和政策安排，決不是一個小問題，或者說不是一般性的問題，而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的大問題。其中不僅有一個立場問題，而且還有一個由立場所決定的觀點和方法問題。鑒于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我們的立場只能是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這一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要求我們在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戰略性設計和政策安排時，必須具備一個科學的符合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體現他們意志的觀點，具體來說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點、群眾觀點、階級觀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和觀點，要求我們在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戰略性設計和政策安排時，時時事事處處，都要以“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為根本出發點”。[32]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動員群眾，放手發動群眾，使億萬人民群眾自覺地而不是盲目地、主動地而不是被動地、積極地而不是消極應付地投入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來。充分利用他們的才智，發揮他們的創造性，積極建言，獻計獻策，努力實踐，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使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從勝利走向勝利。也就是說我們的戰略性設計和政策安排，只能走群眾路線，而不能走少數所謂“精英路線”，更不能走西方某些國家及其把持的有關國際組織為我們設計的路線。必須堅持群眾路線的領導和工作方法，采取黨委集體研究、各級人大討論通過的辦法，而不能采取個人和個別部門獨斷專行、說了算數的辦法。這樣，就要求我們的規劃設計部門和決策部門的組織機構，必須具有廣泛性、人民性和群眾性。就要求我們的干部和工作人員，不僅應當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而且還應成為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和群眾路線的實踐家。鑒于目前我們黨和政府的干部隊伍狀況，必須對黨員干部進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和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教育，開展整黨整風，加大反腐力度，純潔黨的組織和干部隊伍，堅決把不合格的、與黨和人民離心離德的、尤其腐敗的份子清理出去。建設清廉親民、為人民服務、順乎民意的高效政府，以增強黨和政府的凝聚力和戰斗力。要加強黨校建設，改革黨員領導干部的培訓制度，改革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整頓黨校系統的干部隊伍和師資隊伍，把那些鼓吹“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公民社會”等西方資產階級理論，否定或歪曲我們黨史、國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乃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滿腦子“新教條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所謂專家學者調離出去。倘能如此，就能更加獲得群眾的信任和擁護;就能更加密切黨群關系、政群關系、干群關系，更加鞏固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就能把廣大人民群眾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增強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拒腐防變能力、應對各種政治風險和突發事件的能力。經濟是基礎，政治屬于上層建筑，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同時也對經濟起著巨大的反作用。我們黨和政府應對政治風險的能力增強了，這必將極大地反作用于經濟，為我們黨和政府應對各種經濟風險乃至金融和經濟危機提供了強大的力量，從而使我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永葆革命之青春，立于不敗之地。

　　三、必須認真做好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其中上層建筑又分為政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這樣兩個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方面。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反作用中，意識形態上層建筑不僅通過政治上層建筑，而且也會利用它自己的各個要素，如哲學、道德、宗教、文學、藝術、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等，直接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生巨大的反作用。因此，為了規避和應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可能遇到的各種風險，如政治風險、社會風險、經濟風險直至政治危機、社會危機、金融和經濟危機等等，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也就顯得十分重要。因此，在對下一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性設計和政策安排中，意識形態問題應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和方面。

　　首先、要充分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長期性、曲折性和復雜性。毛澤東指出，在我國，雖然“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33]他又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34]“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的容易些，寧可看的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35]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不是消失了，而是增多了;不是緩和了，而是更加尖銳了;不是范圍縮小了，而是更加廣泛了;不是形式單純了，而是更加復雜了;樹欲靜而風不止。針對意識形態斗爭的新情況、新特點、新問題，鄧小平尖銳地提出要“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主要內容，作為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國策，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堅持一百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上世紀90年以來，我們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強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問題;都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反對實際工作中“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都強調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統籌發展的問題。黨的十八大，又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連同生態文明建設做了總體布署。這些政策安排和戰略布署，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高度重視。同時，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刻，黨中央又根據近些年來意識形態領域的新形勢、新問題，制定并下發了關于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九號文件，習近平同志又在今2013年“8.19”這一值得警醒和牢記的前蘇聯開始動蕩、解體之日，就目前理論宣傳和文化意識形態工作發表了重要講話，對黨的理論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做了重要布署。中央九號文件和習近平的“8.19講話”，不僅是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指針，而且具有較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我們必須認真學習，堅決貫徹執行。

　　其次，必須充分認識做好意識工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目前，在意識形態領域影響和干擾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思潮，主要有“普世價值”觀、“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還有與這些思潮相聯系的“新教條主義”、“憲政民主”、“公民社會”等主張。前四種思潮，來自國外企圖西化、分化我國的敵對勢力。后三種主張系由上述四種思潮在我國國內所派生、與國外敵對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明里暗里受到國外尤其是西方國家支持、在理論上照搬西方、在實踐上“全盤西化”的一股勢力。一個時期以來，這些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大搞歷史虛無主義，竭盡造謠、污蔑之能事，攻擊我國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我們黨和國家的歷代領導人，打著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幌子，從根本上否定我黨長期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鼓吹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鼓吹政治的多黨制、意識形態的抽象人性化和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以改革為名，制造各種荒誕的理由，竭力主張并推動在我國修改社會主義憲法，實行“憲政民主”、“公民社會”。這些勢力，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反對或者企圖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企圖干擾或者改變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方向，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對這些思潮和勢力的性質及其危害性，如果認識不足，任其泛濫，我們的黨和國家，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就會遭受挫折，就會走彎路，最終可能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批判上述錯誤思潮，贏得這場意識形態斗爭的勝利，不僅是我們黨和國家乃至每一個馬克思理論工作者的神圣職責，而且也是一個非常嚴峻和非常緊迫的任務。

　　就目前情勢來說，要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第一，就要在全黨開展一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學習和宣傳教育活動。要動員和運用各種輿論工具，改革學習方法，改革宣傳教育方式，搞好規劃，扎實推進，講求實效。要結合黨史、國史、世界史、國際共運史和社會主義建設史，擺事實，講道理，講歷史發展趨勢，講未來發展前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使廣大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通過學習和教育，分清真理和謬誤，提高覺悟，堅定信念，樹立信心，自覺履行黨的宗旨，當好人民群眾的帶頭人，為實現黨的最終目標而奮斗。第二，要對廣大干部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進行深入持久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教育，使之掌握并努力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分析和處理問題;堅持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堅持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堅持無神論，反對封建迷信和有神論;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歷史虛無主義;堅持群眾歷史觀，反對脫離群眾甚至把人民群眾當作阿斗、凡事突出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誓做人民群眾的勤務員，不做人民群眾的父母官和主人。第三，要重視培育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目前，在理論界，一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什么“家”，拿著西方基金會的資助，與西方一個腔調，利用自己所在單位的權威和聲譽，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行曲解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之實，招搖撞騙，沽名釣譽，狐假虎威，盛氣凌人，在理論界乃至社會上誤導群眾，給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造成許多不良的后果。對這樣的學術理論騙子，一些地方黨政機構竟然不分良莠、高價邀請他們進行所謂“講學”，任其大放闕詞，豈非咄咄怪事?對這些現象和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第四，對于錯誤的理論和思想觀點，尤其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諸如上述所列的各種反動思潮，必須進行批判，決不能一味遷就，任其泛濫。為了取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勝利，“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他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斗爭，但是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的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說服力。”“我們要同群眾一起來學會謹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來用正確的方法同毒草作斗爭。”[36]第五，開展信息技術研究，開發自己的根服務器和網絡系統，凈化網絡空氣，堅決抵制西方文化的滲透，取締低俗黃色甚至反動的網絡內容，封閉非法網站，把握網絡斗爭的主動權。第六，在文化體制改革中，要區分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堅決反對文化事業過度市場化。要采取穩妥措施，凈化輿論空氣，牢牢占領文化陣地，掌握文化陣地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對黨和政府的喉舌部門，諸如廣播、電視、新聞、報紙、期刊、出版等，除屬下廣告部門外，應在人、才、物和政策等方面全力支持，決不能甩包袱，放任不管，讓其自己靠所謂“創收“搞飯吃。要修改新聞出版法，對那些長期鼓吹“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主張全盤西化的“新教條主義”、“憲政民主”、“公民社會”、“新聞自由”、污蔑和丑化黨和國家領導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新聞出版及其創辦的報刊雜志，要堅決批判，堅決取締，并追究相關負責人尤其是有關黨政領導的責任。須知，對于此類宣傳輿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必然要去占領。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無論歷史還是當代，這樣的事件比比皆是，其教訓不僅是深刻的，而且也是慘痛的。此外，對于經營性文化產業，也要加強領導、規范和監督，決不可搞無政府主義。文化體制改革的泛市場化傾向，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極其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第七，對外文化交往，要以自己為主，學習和借鑒不能變成兼收并蓄，要警惕外來文化的滲透和侵蝕，防止和反對文化上的殖民主義。第八，要做好意識形態工作，還有一個最重要、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加強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尤其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加強和保障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和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經濟決定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如果經濟基礎和社會存在變異了，社會意識形態乃至整個上層建筑領域或遲或早必然也要發生變異。倘若如此，我們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乃至整個上層建筑的工作就會前功盡棄，一敗涂地，黨和國家就要改變顏色了。蘇聯解體、東歐蛻變的慘痛教訓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千萬不要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搞成兩張皮。

　　四、創建和平國際環境之要點

　　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然而，這樣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決不是自然地和平安地產生的，必須靠我們艱苦的、大量的工作去爭取、去創建。因此如何研究制定一個符合當今時代特征、科學而可行的國際戰略，便是我們認真思考和亟待解決的重要議題。在這個方面，我們老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給我們做出了榜樣。建國初期，毛澤東正確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做出了“一邊倒”的戰略選擇，不僅使我們奪取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斗爭的偉大勝利，同時，也順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的任務，為我國工業化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基礎。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惡性膨脹，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解體，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國際格局逐漸形成。毛澤東又審時度勢，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和聯美遏蘇的“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方針，使我國擺脫了蘇美兩面鉗制的被動局面，有效地弱化了蘇聯霸權主義對我國的威脅，緩解了我國周邊安全的壓力。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依據蘇美兩極爭霸和我國安全態勢的新變化，在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同時，鮮明地提出“堅持獨立自主、實行真正不結盟、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國際戰略，為我國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壯大自己，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當前，由于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世界經濟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新興經濟體和第三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正在增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面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積重難返，總體實力下降的趨勢無法扭轉。國際力量的對比正朝著有利于維護和平的方向轉變。但是，世界仍不安寧，霸權主義、新干涉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所上升，地區熱點問題不斷增多且正在發酵，局部地區的動蕩頻頻出現，國際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在增長。面對險象環生的國際環境，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刻，審時度勢，研究和制定符合當今時代特征、科學可行的國際戰略，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具有緊迫性。

　　鑒于目前的國際情勢和時代特點，我國當前國際戰略的設計和選擇，首先要以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為指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毛澤東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1974年2月22日，他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分析了當時國際形勢及其發展的特點，并指出：“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37]他認為，第一世界國家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策源地，第二世界國家是反對美蘇兩霸權可以爭取的力量，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才是國際反帝、反殖、反霸的基本力量，是我們在國際斗爭中應該團結和依靠的對象。從蘇聯解體、兩極冷戰格局結束至今，世界經濟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來推行霸權主義的蘇聯雖然已不復存在，其遺產的繼承者俄羅斯經濟政治實力受到極大削弱，已降為世界三等國家，但整個世界格局并未發生根本改變，所改變的只是原來的兩極爭霸變為美國一超獨霸。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根本依據依然存在，“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對于觀察、分析、認識當今世界局勢及其特點，仍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方法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從黨的十三大到黨的十八大，在分析當代世界局勢及其共同特點時，一直沿用“第三世界”的提法和“三個世界劃分”的基本思路。因此，繼續堅持以“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為指導，增進同第三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相互幫助，聯合第二世界，組成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線，建立一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和平共處、合作包容、共同繁榮的新世界，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其次，統籌看待國際風險和國內風險。當今世界，是一個多極化和全球化并存，各國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在一定深度和廣度上融為一體的世界，國際風險與國內風險，國際危機與國內危機往往相比較而存在、相聯系而發展，并且在一定條件相互轉化。20世紀中后期的金融危機雖始于泰國，但很快擴展到整個東南亞，甚至波及到地處歐洲的俄羅斯等國。我國雖然具有宏觀調控的傳統和優勢，受損較輕，但由于國內結構失衡，內需不足，外貿受到影響，出現了長達六年的停滯時期。這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雖然始于美國，但很快蔓延至整個世界，我國國內又由于結構失衡、需求不足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結果遭受了巨大沖擊。經濟風險和經濟危機是如此，政治風險和政治危機也是如此，近年來，國際風險和國內風險相互轉化的案例也是屢見不鮮。在這一問題上，我們要堅持聯系的和發展的觀點，辦好自己的和國內的事情，注意外面的事情，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統籌看待，統籌解決國際的和國內的矛盾，化解和規避國際、國內各種風險，尤其要防止國際各種風險的多米骨牌效應，傳遞到我們國家來。

　　第三，要正確處理幾個方面的關系。一是應對挑戰和抓住機遇的關系。事物都是辯證的和二重的。挑戰中往往包含著機遇，機遇中往往也包含著挑戰。處理得好，挑戰可以轉化成機遇。處理不好，機遇也可以轉化為挑戰。在處理機遇與挑戰的關系時，我們必須全面而辯證地看問題。在挑戰中看到機遇，在機遇中看到挑戰。既要看到挑戰給我們帶來的困難和問題，也要看到機遇為我們創造的有利條件。既要充分估計問題和困難的嚴重性，不要有僥幸心理，更不要悲觀氣餒，要有同困難作斗爭的勇氣和大無畏的氣概。同時，也要充分認識、把握和利用有利條件，要及時而積極，不要盲目樂觀，更不要虛度和浪費時日。須知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要審慎對待，掌握主動，做到遇事不慌，處變不驚，沉著應對，揚長避短，化害為利。二是立足當前和兼顧長遠的關系。在戰略選擇和政策安排時，要瞻前顧后，不要犯近視毛病。既要注意做好當前工作，解決現實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又要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方向和趨勢，為實現將來目標打好基礎，作好準備。例如，在應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上，既要在綜合國力允許的條件下，立足當前，踏實工作，發展和壯大自己，又要著眼未來，作好未來斗爭的各項準備，既不要在戰爭來臨之時手忙腳亂，也不要在敵對國家舞槍弄棒之際，夸大威脅而反應過度，搞全面軍備競賽，把許多資源耗費在無限的戰備之中，以影響將來的發展和遠期目標的實現。在政策安排上，既要注意事物發展的延續性和無限性，又要認識是事物發展的相對性和階段性;既要有即期性政策安排，也要考慮下階段和遠期政策的選擇;要做好事物發展各個階段的政策安排和其相互銜接，保持政策的連續性。要圍繞根本目標、根本任務考慮問題。當前工作和政策的實施，要作為實現根本目標、完成根本任務的系統性政策安排的有機組成部分，為實現根本目標和根本任務服務。三是嚴肅斗爭與和平共處的關系。對于霸權主義、殖民主義、新干涉主義和強權政治，要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我們不惹事，但決不怕事，要不信邪，不怕鬼，但在事已纏身，鬼蜮來臨之際，也講究斗爭藝術、斗爭手段和斗爭策略，做到來則能戰，戰則能勝。目前，由于我國還處于發展中時期，實力還不夠強大，在斗爭中，要注意斗則有理，斗則有利，斗則有度，斗則有節，避免全面對抗，危及自己發展的大局和延緩自己崛起強盛的時日。要高調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高舉和平發展的大旗，爭取與世界各國包括西方國家，在國際關系上，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四是加強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與獨立自主不結盟的關系。上面說過，第三世界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是國際反霸斗爭的主力軍和基本的依靠對象，加強和他們的團結合作，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與我國有著共同戰略利益的第二世界國家，應是國際反霸斗爭可以爭取的中間力量，加強與這些國家的聯系與溝通，從側翼牽制和遏制單極霸權的擴張，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也是我們必須遵循的策略原則。但是，在處理這些國際關系、聯合反對霸權、反對強權政治時，要獨立自主，不要結盟，要正面積極防御，但不要當頭，以免把矛盾集于自身，給我國發展帶來不必要的壓力。五是“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的關系。“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也是對立統一的關系。“韜光養晦”為“有所作為”積蓄力量、創造條件;“有所作為”又可以為“韜光養晦”提供前提和環境，二者相互聯系、互為條件，相互依存。因此，在當前錯綜復雜、風云變幻的國際關系中，我們不能不顧自己國力不足和正在發展的特點，出頭扛旗，承擔所謂“大國責任”，在全球范圍內與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全面對抗。但是，我們也不能對國際事務中的強權政治和不合理現象充而不聞、不管不問，只埋頭做自己的事情，不去積極推動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如果片面地理解和處理“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二者的關系，或者把二者關系絕對化，則不僅無法“韜光養晦”，而“有所作為”也將失去前提和基礎。正確的做法，應是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即堅持原則，又靈活運籌。在國際關系慣例和準則大體得到遵守和執行，國與國的正常關系、彼此關切和利益大體得到尊重和體現時，我們要利用這一有利時機，辦好自己的事情，加快速度，和平發展，實現崛起;但是，在國際關系慣例和準則遭到踐踏，公平正義受到損害，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惡性膨脹，危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甚至發展到干涉我國內政、危及我國安全和發展的環境時，我們必須當仁不讓，該出手時即出手，聯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應對，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國際上，樹立起堅持原則、伸張正義、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形象，拓展自己的活動空間，增大自己的話語權，提高自己的國際威望和良好聲譽。第四，在處理國際關系和國際事務時，要堅持科學而正確的策略原則。這就是：要堅持斗爭與共處相結合的原則，目標是和平共處，但實現和平共處目標的手段則是斗爭，須知“以斗爭求和平共處，則和平共處存，以退讓求和平共處，則和平共處亡”;要堅持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和打擊頑固勢力的原則;既要有原則的堅定性，又要有策略的靈活性，在斗爭中，要做到有理、有利、有節;等等。

　　五、結論

　　目前，這場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雖已過去，但其陰影仍在世界上空盤旋。危機給世界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并未完全消除，并且仍然在一定的國度發酵并不斷展現。世界各國為了擺脫停滯的困擾，都在依據世情國情，制定和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戰略，利用各種可以利用的資源，實現復蘇，推動發展。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刻，黨的十八大會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回顧和總結了過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六大以來的奮斗歷程以及取得的歷史性成果，提出了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基本要求，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全面的布署，從而為我國在新形勢下規避國際國內各種風險，趨利避害，獨立自主，和平發展，指出了方向。這些布署，既符合國內外發展的實際，又具有科學的進取精神和展現未來理想目標的戰略性遠見。航線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美好前景已經展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團結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實現人類社會的崇高理想，踏實工作，努力奮斗。

　　【作者簡介】：

　　張作云(1945- )，男，安徽蕭縣人，淮北師范大學當代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碩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方向：《資本論》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本論〉與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09BKS035

　　【注釋】：

　　①參見張作云：《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后我國改革發展面臨的挑戰》《管理學刊》2014年第3期第28-43頁。

　　[1]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9頁。

　　[2]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5頁。

　　[3]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28頁。

　　[4]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06-1507頁。

　　[5] 參見吳敬璉、馬國川：《重啟改革議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頁。

　　[6] 參見吳敬璉、馬國川：《重啟改革議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02、308、303頁。

　　[7]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6頁。

　　[8]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6頁。

　　[9]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6頁。

　　[10]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7頁。

　　[11]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9頁。

　　[12]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9頁。

　　[13]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6頁。

　　[14]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14頁。

　　[15]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9-2040頁。

　　[16]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9-1580頁。

　　[17]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0頁。

　　[18]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頁。

　　[19]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頁。

　　[20] 程恩富主編：《馬克思主義文摘》(重要言論專欄)2013年第2期

　　[21] 參見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頁。

　　[22]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頁。

　　[23]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頁。

　　[24]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頁。

　　[25]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7頁。

　　[26]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頁。

　　[27]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頁。

　　[28]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00頁。

　　[29]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00頁。

　　[30] 《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27頁。

　　[31]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8頁。

　　[32]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頁。

　　[33]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頁。

　　[34]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頁。

　　[35] 《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965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507-508頁。

　　[36]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2頁。

　　[37]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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