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江南整理：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讀書會摘要
孔丹：讀書會給我出了個題目叫“一代人的政治交代”，這個題目太大了。什么叫做一代人?我想我們共和國的締造者應該算做第一代，盡管他們中間也有年齡差距，但是那是一代人。他們后面就是我們這一代了。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五代領導核心，其中錦濤、近平同志從年齡上講，應該算和我們是同代人。
我們上一代給我們留下來的政治交代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讓我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繼續走中國道路，不能走別的路。上一代人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才使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統一。他們那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是有個政治交代的，就是走中國道路。我們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從這兒來的。所以，如果講政治交代，這就是他們那一代人的政治交代。
但我們這一代人有資格說政治交代嗎?如果說有，無非是把我們這一代人所承擔的問題提出來，為歷史留下存照，為思考提供素材。這也是我搞口述史的原因。但不能算是政治交待吧?我只能就我個人的一些經歷來談一下我的體會。
原本我沒有要寫這個口述史的意思，該做的事做了就行了，好壞由人評說。但有兩位好朋友特別希望我把我所經歷的一些事情記下來，尤其是事關我在“文革”中的一些經歷。一位是岐山，他多年前就跟我說：關于“文革”中“西糾”這一段還就你最了解，別人講的都不夠權威，還就得你來把這段歷史記下來。我也想了，我父親這輩子只字未留，就這么走了。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把這段歷史留下來的責任?岐山幾年來時有催促我，2013年10月書出來之后我送給他看了，算是交了一個賬。岐山還是很肯定的，說非常好。因為歷史是一個拼圖，你提供的雖然只是一個側面，一個人的歷史角度，但是如果大家都盡了這個責任，就可以形成一個總拼圖，歷史的全貌會清楚些。
還有一位是馬凱。那些歲月是我們共同經歷的。他看到對我們那段歷史的記述和評論有很多是杜撰，甚至是扭曲。他就跟我說：咱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應該有一個基本真實的歷史面貌，不能任人這么渾渾沌沌，信馬由韁地去寫，至少得有個當事人的態度。這是我寫這個口述史的另一個緣起。書出來后馬凱也看了，也挺肯定。用他的話說就是很多事兒說清楚了，恢復了歷史本來面貌，至少為后人的評說留下了根據。
這個口述史是米鶴都先生搞的一個系列，連我這本目前共出了四本。關于“文革”回憶是一個基本點，不過用回憶的方式來記述歷史總免不了有些出入，不能很準確。因為每個人的角度和立場不同，對事實的剪裁也不同。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把自己經歷的事情記錄下來，給歷史的拼圖留點素材。我這本書實際想起個推動的作用，希望大家都來做這個事兒。雖然每個人的角度不同，但能合成一個歷史的拼圖。
我2010年底退職以后，本來想著手做這事兒。但2011年按照中央規定對我做了一個全面審計。口述史里面也說到了，審計署在全國一共有20個特派員辦公室，到中信就來了13個，幾百余人，提出300多條問題，從2011年的春節到2012年的春節，才正式把審計做完。所以我才在我這本書里面有了“論定何須待蓋棺”的感慨。這時恰好米鶴都來找我，說有人講他搞的那個文革紅衛兵口述史里沒有孔丹不夠權威，要我加進來。我同意了，也用了口述的方式。
我覺得口述比較平實，比較自然。通過互動，可以把一些問題帶出來。另外我特別想強調的是能把事情說清楚就行，不要太多議論。所以我這里面議論得不多。我看到很多回憶錄太在意對自己的評價，太在意對自己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所以給自己做了許多渲染，弄得頗有爭功諉過之嫌。我刻意回避了這種現象，把自己犯過的錯誤和做的工作都說了，這是我的一個追求。大家也可以通過這本書來對我的所作所為進行一個考評。
從讀過這部書的人反映看，有人覺得比較平實、可信，能把我這個人的真實情況勾勒出來。但也有些人反映這本書太簡單，該說的沒說到;還有的人說我的立腳點太低了，只講了講自己的故事，講了講過去的事就算了。意見不一樣，見仁見智。我希望今天等我說完了之后能有些互動。就像馮小剛的電影《非誠勿擾2》里面設計的那個生前告別會一樣，沒等人死就弄告別，該吹捧就當面吹捧，有意見就當面提意見，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式挺好，你今天有冤報冤，有仇報仇，這樣你走的時候呢，可以帶著好多想法走。不像現在的遺體告別，冰冷冷的躺在那個地方，也沒法起來跟你說句話。大家如果能給我搞這么一個活動，乘我活著的時候弄個什么告別儀式，我覺得這是一個挺好的事兒。今天我就借這個機會把想要跟大家交流的問題說一說，也是在書里面說到但沒有展開的一些想法。
一個是如何看待“文革”。這是我們這代人無法抹去的人生經歷。我跟好多人交流過，“文革”的發生是不是有必然性?我覺得還是有必然性的。這一點你可以從我們的領導集團自建國后對中國問題的思考軌跡里看出來，應該說一定會有這樣一場運動的。我這么說，既有正面的意義也有負面的遺憾。
正好在我的口述史里面有一段講了這件事。當時中央在做關于“文革”結論的文件，草稿出來后王震同志的小兒子王之看到了，發現這個文件里有一句說到“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好的。他覺得不妥，就建議中央不要用。后來這個話轉到鄧大人那兒，小平同志接受了這個意見，這句話沒有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對“文革”這么重大事情的一個文件，居然沒有對“文革”產生的動機和出發點作一個正面描述，這是比較特別的。現在對“文革”的看法極端對立。有很多學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研究“文革”。“文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戰略考量的合理性?我說這個話是源于我的真實感受。因為“文革”提出的問題其實就是為了解決共產黨會不會變質的問題。就是共產黨有可能變質，有可能改變自己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奮斗、立黨為公這種性質。有一次我跟人聊天說到現在的腐敗問題，有些事確實讓人感到觸目驚心，覺得問題嚴重。但是我覺得腐敗現象的背后，更嚴重的問題是變質?，F在有些黨員，有些干部，有些領導層，他們的行為和思想，還符合共產黨的宗旨嗎?這話不是危言聳聽。當然，我們也看到現在這一代黨的領袖正以極大的決心來處理這些問題。但我們要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復雜性，我看我們很多黨內的干部已經是一種二元式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實際做的完全背離。不僅謀取私利，而且還相互攀比的謀取私利。這是這些年來很突出的一個現象。有些人甚至覺得如果沒有通過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來發達一下都不好意思見人。這是真的，不是聳人聽聞!我相信大家的身邊都不乏有這樣的事例。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剛才說到一代人的政治交代，應該先說我們有沒有忘記上一代人給我們的政治交代?毛澤東主席當年為什么對八級工資制、資產階級法權那么敏感?我們不能否定他還是站在戰略的高度在警惕我們的黨會不會發生變質。他不希望中國共產黨成為當時已經發生變化了的蘇聯共產黨。但是我們今天看到了什么?腐敗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這在我們上一代人的眼里是不可想象的事!他們走的時候是兩袖清風，沒有任何個人的私念，他們希望的是我們能繼續走為全體人民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致富。如果我們的共產黨背離了這個宗旨，口是心非了，那就危險了。現在歷史選擇了這一代領導人，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領導集體，領悟了上一代人的思想，明白了上一代人的政治交代是什么。這就是要把我們這個龐大的八千萬黨員的隊伍搞好，要牢固地樹立我們黨的宗旨!
所以我覺得毛主席是站得很高的，他發動“文革”應該有一個要防止這個黨變質的立腳點。但“文革”畢竟是一場給無數人帶來災難的政治運動，包括我們家，一度家破人亡。為什么會這樣呢?我用了一個詞兒，叫“浪漫主義”。就是政治浪漫主義，經濟浪漫主義。什么叫浪漫主義呢?就是內心有一個積極的想法、好的出發點，但是脫離了實際。一旦脫離了實際，善的初衷也是會導致惡的結果!盡管你有這么一個高的立足點，想用社會主義運動來把中國建成一個世界強國，進而讓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但你嚴重脫離實際了，盡管他們盡了很大的努力，在50年代那樣一個時代環境里，既要鞏固政權還要跟帝國主義斗爭，要想不被別人欺負就要加速發展。有共產主義理念也有客觀形勢的緊迫要求，在多重目標的壓力下，自信轉化成了浪漫主義，不顧客觀實際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設計和想法。大躍進、人民公社那一套我們都親身體驗過了。毛主席后來還有一個脫離實際的嚴重問題，就是不再相信曾和他一起戰斗、一起奪取政權、一起建設國家的這批領導集團了。我用一個詞叫“撕裂”。硬生生地把這批人給趕出去了，不僅讓他們離開了領導崗位，而且還讓他們的身心受到了許多痛苦折磨。取而代之的是一批那個時期的跟風者，所以造成了文革這樣的災難。十年來，整個社會、整個民族、整個人民所經歷的這場災難必須要有批判的認識，是不能用出發點好作為理由就可以原諒的。我覺得“文革”的最大的遺產就是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反思，讓我們回到從實際出發，回到實事求是中去。共產黨一路走來曾犯過很多錯誤，但也正是在不斷地糾正錯誤中讓自己更強大，讓自己更成熟。世界上沒有不犯錯的人，就像沒有不生病的人一樣，關鍵看你是否有糾錯的機制和能力，是一病不起還是浴火重生。我們無須對自己犯過的錯誤羞于啟齒，共產黨的總書記向忠發還叛變了呢，我們隱蔽戰線的領導人顧順章也是一個叛徒，我們黨在江西就因為“左傾”路線的影響錯殺了十幾萬AB團，但是錯誤并沒有影響共產黨最后奪取政權，這恰好說明了共產黨很好地吸取了反面教訓，并在不斷地糾正錯誤中成長壯大了。
說到這兒我給大家念一段我書中第150頁中的一小段話，聽聽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對于“文革”的親歷者，特別是在不同階段比較活躍的人們，回憶“文革”往事的同時更要做出深刻的反思。“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改革開放。”我有一次對鄧樸方說到我對“文革”的反思，他馬上應道：我們老爺子也是這樣說的。我很欣慰鄧小平這樣偉大領袖的心與我這樣一個普通黨員的心是相通的。在一定意義上，歷史的邏輯就是從反面展開的，返還到正面，再生發出來。中國沒有百年來被列強打壓之下的積貧積弱，就沒有民族復興歷史長卷的展開，沒有對其他各種道路的痛苦體驗和幻滅，歷史和人民就不會選擇中國共產黨。沒有“左傾”路線帶來的紅區95%、白區幾乎100%的慘痛損失，就沒有毛澤東正確路線的確立。這一點在金一南《苦難輝煌》那本書里說的非常清楚。你不要老是停留在假使沒有那個路線會怎么樣的想象上，你更要去研究共產黨是如何走過來的。經歷了那么多挫折，教訓，也犯了那么多錯誤，幾乎垮掉。但是最終不僅走出來了，而且成長壯大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但也給全黨全國從高層到群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反思，沒有這種反思就不可能堅定地回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來，就不可能那么快的統一認識，就沒有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有中國的今天，更不會有中國的未來。歷史就是這樣用一場空前的民族災難為一場偉大的民族復興提供了條件，我們不要去假設如果“文化大革命”沒發生會咋樣，假設歷史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發生了就去面對它，把代價充分轉化成營養吸取過來壯大自己。我們是在“文革”中歷經了苦難的一代。正因為這樣才覺得今天的輝煌來之不易。誰都不喜歡受苦，但既然我們已經付出了代價就要珍惜它，就要看到它有積極和有價值的一面，這樣社會才能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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