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政治化的政治”作為背景
今天彌漫在整個文藝界的主流觀點認為：50-70年代，甚至五四以來所有左翼的文藝作品和學術都是政治的附庸，并把知識分子和政治沾邊視為其節操的污點。在這種思潮下，中國文化界開始了全面的去政治化運動。我們把左翼的文藝作品和學術一律視為政治的附庸大加撻伐，斥之為“理念先行”、“政治圖解”。并虛構了一個遠離世事的 “純文學”，據此我們剛將魯迅、矛盾等人的作品從神壇拉了下來，卻又把張愛玲、林語堂等重新奉為神明，似乎這才是真正的文學。不僅如此，伴隨著文革傷痛的發酵，以及對文革的道德清算，我們還徹底的否定了階級斗爭思想，認為那是反人性的、罪惡的，是一切災難之源。
但是在這里我們要指出來的是這種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種隱蔽的政治，用汪暉老師的話講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1]而這一切背后的經濟政治語境是這樣的：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制度發生了緩慢質變，階級社會已經來臨，(官方公布的中國基尼系數超越美國在主要大國中位居第一就是明證)剝削又成為中國社會的最大的現實存在。新的社會制度和新的意識形態需要審判和否定原來革命的、反剝削、反壓迫的意識形態，需要將過去的歷史非法化來達成對今天剝削制度合法化的論述，但是因為政府以及執政黨和改革開放前是同一個，革命和建國是它今天執政的合法性來源，今日的合法性又必須是歷史合法性的延伸。所以它又不能公開地徹底地否定過去的革命歷史。這就造成了多方面有趣的矛盾和荒誕。(本段為戴錦華老師講義，正規出處不明特此聲明)
所以自由派文人，表面上抨擊政府，否定革命歷史，大力進行去階級斗爭化，實則和政府正在推行的資本主義市場化進程內在的同構。文化保守主義者(國學和傳統文化的標榜者)和自由派分享同一前提，他們都反對激進革命，將革命時期的中國視為傳統文化的滅絕。他們以反官方的面目參與建構了當下的官方主流意識形態——“革命是災難性的，會導致集權統治，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是合理合法的，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建立一個反對專制的效法西方的民主的、法治的社會是歷史趨勢，在這種制度下才能實現起點公平、精英治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自由化民主化能解決一切問題，一切左翼思想和階級斗爭理論都是意識形態的反人性的法西斯主義的。”
中國學術界打著去意識形態化的大旗，卻基本接受了冷戰中對立一方——西方的意識形態，并用它來審判建國時期的意識形態，還自得于跳出了意識形態之外。主流文人一邊為我們虛構了一個“共產專制”政權，做悲情“控訴”和道德譴責，另一邊在否定革命和將剝削自然化、合理化上，他們和政府卻并沒有太多分歧。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自由派和文化保守主義者們否定革命以后，——革命完全是災難和罪惡，——其思想必然邏輯地導致臣服于現存制度，最多也就是個改良。諷刺的是他們否定了歷史上的共產黨，卻完全順從了現在的“共產”黨和“共產”制度。這大概就是他們和政府一起推行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目的所在。即使是要求中共下臺的極端自由派和政府的矛盾最多也不過是極右和中右的矛盾，在維護剝削制度上，他們和政府依舊沒有什么根本分歧。所以自由派文人和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表演實質是“反官方”的官方化。
這一切表現在文藝作品和學術界的就是對革命和階級斗爭的葬埋。這種完全是冷戰中對立一方的思想脈絡占了統治地位的結果。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審視下，50-70年代的中國大陸當然是“罪惡的”、“極權統治”、“文化滅絕”的。他們根本無視，正是在這個年代，大陸開始了全面的民間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打倒了舊中國占主流的剝削階級的文化，卻弘揚了傳統文化中反叛的、異端的那一支。比如人們高舉了李贄、王充、范縝;在民間文化里找到了劉三姐、七仙女、阿凡提等反抗者的光輝形象;《水滸》也是在延安的革命文化脈絡里被經典化的，借助傳統小說，革命文藝還誕生了新章回小說……任何革命政權都不能憑空建立新文化，它必然要借助傳統文化里的異端的一支、反叛的民間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文化滅絕根本站不住腳。
二.“去政治化的政治”在文藝領域的表現
當今，歷史上的起義領袖、勞動者和反抗者要么處于被道德譴責或審判的境地，要么被徹底遺忘。在這種海峽對岸或及西方“自由”世界的文化脈絡里，洪秀全儼然是最大的邪教主，李自成根本就是強盜、義和團是暴民運動……而建國前的地主和資本家又以一種高尚、光明的形象復歸了。在大陸新出版的所謂“揭露真相”的著作里曾國藩等被重塑為圣人，劉文彩、黃世仁等都得到了 “平反”……與此相對，建國時期的英雄神話和反抗者的敘事都被消解掉了。這些文藝和學術作品都潛在地在做這樣一種言說和表達：既然舊社會精英階層分子是如此光明、完美、他們根本不曾傷害過基層民眾，那么剝削當然有充分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相反，一切反抗都是罪惡。而這些言說雖關于歷史，但如福柯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它們實際是當今形成的新資產階級和官僚統治精英們要通過追溯歷史來為自己當下的剝削建立合法性，而且一定要消解掉反抗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盡量將之妖魔化與污名化：即被剝削者必須心甘情愿、心悅誠服地接受剝削，不能有反抗，不能用階級斗爭作為捍衛自己利益的武器，更不能搞大規模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罪惡、反人性的、人整人的、會導致極權統治的……這就是當下主流文人的邏輯。這些形象的改變，表面上是在所謂中立化，客觀化的旗幟下進行的(它將其對立面的建國時期的文學貶斥為“理念先行”“人物單面”“政治圖解”)。其實質是以另一種意識形態進行遮蔽為前提的。比如關于抗戰。國民黨的確抗戰了，這絲毫沒有問題。但這種把國民黨敘述為抗戰主體是以遮蔽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群眾的抗戰為前提的。 “在上世紀50-70年代的抗戰敘述里，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群眾是抗戰敘述的歷史主體。可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革命者的位置受到了多重放逐和質疑。革命者與人民的疏離感成為80年代的基本命題......這種抵抗主體的去冷戰方式之一，就是把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群眾轉移為曾經作為意識形態對手的國民黨軍隊，在中國人的意義上整合冷戰裂痕…..在民族、國族意義上，曾經作為冷戰敘述對立面的他者變成了自我....經過30年的去冷戰的敘述，《南京，南京》中代表中國人的國軍士兵可以被觀眾無間地想象為自己|中國軍人的代表，而不會認為是曾經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國民黨。這是一個自我他者化的過程”。[2]所以新世紀以后《闖關東》、《松花江上》、《我的團長我的團》等大量影視作品中，都是將過去的“他者”(地主、資本家、國民黨等)都變成了抗戰主體;與之相對，共產黨及其教育下的勞動人民的抗戰則被遮蔽在歷史的陰影里，隱形了。而這些居然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的社會產生的“癥候”，不更是耐人尋味么?這還是源于新意識形態對左翼文學進行清算的結果。右翼主流文人和統治者一起，一方面為剝削制度建構合法化論述，另一方面將底層反抗和動員非法化和罪惡化。左翼文藝整體上都成了反人性的、“理念先行”的、為“極權統治”服務的了，和它相聯系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也被妖魔化為共產主義的政治圖解了。
所以戴錦華老師說：“當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消隱和退場，小資經典的敘述占據了統治地位。比如提到的解放前的上海，在電影里、小說里，馬上就是旗袍美女，舞廳洋行，像電影《風聲》里面的景象。實際上張愛玲的上海完全遮蔽了《都會的早晨》中的上海、《包身工》的上海。更不用提作為中國無產階級和大革命搖籃的上海了。”
總之，這恰好是官方默許的行為，但還不能明目張膽——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現在的執政黨一方面要悄悄地否定革命為當今制度辯護，另一方面卻需要革命歷史的合法性作為今天執政的合法性來源——所以當自由派和文化保守主義者們做地太公開、過分的時候，傷及到執政的歷史合法性了，政府還是會封禁其作品。這種現存制度的合法性與歷史合法性的矛盾和悖謬，決定了革命只能隱蔽地否定和疏遠。所以即使在那些維護革命領袖和軍人的“高大形象”的作品里，如《建國大業》、《亮劍》等，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成功者、一個強者、一個超越了階級和社會地位的英雄，他們都是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版的比爾.蓋茨。原來的革命邏輯、領導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階級斗爭被完全偷換。就是靠這種辦法，今天的中國完成了新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
三.什么才真正的主流意識形態
今天那些仍然被執政黨在政治課或思想課上灌輸的那些文本如“如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大多數人都能以一種逆反和拒絕的心態指出它是意識形態，恰好證明了它今天已經是死亡的意識形態了——它只是政府為了歷史合法性而擺在表面的東西。但是根據阿爾都塞的理論我們知道任何統治階級都不能單純依靠暴力進行統治，它必須建構自己的合法性讓被統治階級某種程度上信服地接受自己的統治，相信其制度是合法合理的，這樣它的統治才會長久;這種合法性建構便是意識形態的使命。意識形態最大的特點是它要隱蔽的起作用，悄悄地達成對現實統治的合法性論述，一旦它自我曝露，它就死亡、無效了。只有那些內化于日常生活，已經被常識化，被認作是理所當然或天經地義的價值和思想及其行為實踐，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意識形態：“使得統治合法化的邏輯要真正有效，它就必須保持隱蔽狀態。人們通常所說的說教或宣傳，無外乎是一種自我暴露了的意識形態，它同時成為一種無效的意識形態。所謂意識形態，并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純粹是某種錯誤意識，或是某種謊言騙局;意識形態的有效性，常常從某一立場和角度看上去，它是‘真實’和‘正確’的。換言之，意識形態的功能常常是某種謊言效果;它的話可能是‘真實’的，但它所達成的社會效果卻是謊言性的，成功地隱蔽了權力集團的真正的社會目的。”[3] 在當今中國文藝中，草民百姓的故事還是有的，但無疑在每個故事里，給他們的都是對現實問題的想象性解決:他們會因為幸運而“發財”，會有美女青睞，只要他們有才干，肯奮斗一定會爬到上流社會，擺脫目前的窘況……..《財富》雜志、以及一些成功學、勵志學都在宣揚這么一種中國版的美國夢。這些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意識形態。《杜拉拉升職記》小說的流行以及改編為電影后的熱映正好反映了大眾是多么深地陷入了意識形態而渾然不覺!現實生活里李嘉誠、霍英東等人也許是白手起家的，每個故事也會有真實性。但是它們達成的效果確是謊言性的:因為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導致結構性的貧困，因為作為一種剝削制度，不可能多數人都成為剝削者，而只能是相反即成為剝削者的永遠都是少數。這是資本運行的條件也是結果——因為如果不是大多數人的貧困，勞動者并不會甘愿讓人剝削。有人會拿美國為例來反駁：美國資本主義不是造成了一個富裕繁榮，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嗎?這有一部分真實性。但大家不要忘記美國的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白領化了的社會的形成，恰好是因為它把體力勞動的大工業轉移到第三世界的結果，也就是它將第三世界廣大人民無產階級化了，藍領化了。(當今中國遍地都是美國的加工廠，便是明證)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國的經濟、科技霸權的基礎之上的。
總之，現在維護這個社會運轉的意識形態早已是我們所說的新意識形態了。右派文人一方面高舉“反官方”“反共”的旗幟，另一方面卻在為政府建構真正起作用地意識形態，二者之間存在共謀，所以右派文人根本不具有反官方的道義優勢。只是在一個已經高度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社會中，變質以后的執政黨卻和前三十年的執政黨是順延和承繼關系，所以右派文人的“反共”表演還能繼續迷惑大眾。(《南方周末》就是這樣一種媒體)
配合這種隱蔽的官方主流意識形態，今天的學者，宣揚只有那些追求超越性的藝術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人們應該關注的是永恒真理和終極關懷等等。伊格爾頓早諷刺性地一針見血的指出：“(對統治者來說)文學應該能夠‘幫助’勞動人民放開眼界，把自己對正當生活條件的要求淡忘在一個宇宙視野之中;它甚至可能使他們在對永恒真理和美的高尚沉思中忘記這些問題……文學應該傳達永恒的真理，從而使群眾不去注意他們眼前的要事，并培養他們容忍與大度的精神，由此就可以保證私有財產的繼續存在。”[4]24-25
五. 政治知識分子的光輝
學者們拿美國文化研究學者詹明信(杰姆遜)教授的話來批評政治知識分子，認為詹明信對他們是否定的。他雖然說了：“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人類學所稱的獨立或自主的文化……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于個人和力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9]521-523然而我們仔細閱讀了詹明信這篇文章的全文，卻發現作為左翼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是真誠地贊美第三世界的政治知識分子，并批評第一世界的文人的：“在第三世界的情況下，知識分子永遠是政治知識分子。在我們(第一世界的文化人)中間，知識分子一詞已經喪失了其意義，似乎它只是一個已經滅絕了的種類名稱……(在第三世界)文化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政治斗士，是既寫詩歌又參加實踐的知識分子……作為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我們把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的意識局限在最狹隘的專業和官僚術語之中，具有一種特殊的臣屬性和負罪感……作為知識分子(第一世界的)我們可能正酣眠在魯迅所說那間不可摧毀的鐵屋子里，快要窒息了。”[5]530-533與之相應，他稱道魯迅的作品，批評了西方文學：“這種寓言化過程的最佳例子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家魯迅的第一部杰作《狂人日記》。西方文化研究忽略了魯迅是件令人遺憾的事，這不是以無知為借口所能彌補的……值得強調，吃人是一個社會歷史夢魘，是歷史本身掌握的對生活的恐懼，這種恐懼的后果遠遠超出了較為局部的西方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對殘酷無情的資本家和市場競爭的描寫……魯迅用吃來戲劇化再現一個社會夢魘的意義——而一個西方作家卻僅僅能從個人執迷、個人的創傷的縱深深度來描寫這種現象。”[5]525-527
其實一切學術、文藝都有政治維度：“現代文學(藝)的歷史乃是我們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歷史的一部分……‘純文學’理論只是一種神話。那些理論在它們企圖全然無視歷史和政治時反倒更清楚地表現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性。文學不應因其政治性而受譴責。應該譴責的反倒是它對自己政治性的掩蓋或無視，這些學說我們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發現其實是聯系著加強著特定時代中特定集團的利益的”[4]170-171我們發現，大多時候站在統治者立場的文人喜歡抹殺這一點，而傾向底層人民的知識分子則力求突出這一點。政治性是知識分子的生命，站在邊緣、站在被壓迫者一邊反對統治者的政治性是知識分子最寶貴的屬性。
最后我們用本雅明的一句話來結束這個討論：“法西斯主義謀求政治審美化就是如此，進步主義則用藝術的政治化對法西斯主義的做法作出了反應。”[6]用藝術政治化來對抗統治階級的政治審美化，是一切真正的批判知識分子不可推卸的責任。
（注：本文首發于烏有之鄉，2010年5月25日，原鏈接為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ichao/2010/12/147739.html）
參考文獻:
[1]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M].北京：三聯出版社，2008
[2] 張慧瑜.后冷戰時代的抗戰書寫與角川視角.[J]北京：電影藝術：2009.4
[3] 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27
[4] 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M].伍曉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5] 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M].張旭東、陳清橋.北京：三聯書店，1997
[6] 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王才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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