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勤德老師的三篇系列文章立意很好,抓住了左翼隊伍思想建設這個關鍵問題,希圖對此有所推進。這種眼光令人欽佩!文中具體的觀點,有的我表示贊同,有的則尚需探討。張老師說得坦蕩:希望看到大家的具體意見——“應增加什么、刪掉什么、改正什么”。如此一來我們每一名戰士都有責任表態,像張老師那樣對左翼思想建設做些力所能及的實在的貢獻。如能換來一個“眾人拾柴”的局面,我想肯定是張老師和我們每一位同志最希望見到的。
啟發。張文給我最大的啟發,在于文中提及的兩件事。1、張全景在談到如何認識前30年的失誤時說:“這30年雖然有失誤、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過程中發生的,并且得到了認真糾正;2、由毛澤民夫人朱旦華口述,馬社香整理的《對毛澤東和文革的不斷認識》一文說:“‘文化大革命’中確實犯了許多嚴重錯誤,包括‘新疆叛徒集團’冤案(朱旦華也因此受到過嚴重沖擊)。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層次的。如果只計較個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難,就很難從戰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張文的這個觀點涉及到了“文革”的失誤,實不多見。失誤能不能提?我感到確是失誤的地方,需要我們大度地正視它。我們的大旗上一直都有“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樣做才能團結民眾的最大多數。空喊口號消除不了具體的疑慮,也就不能服眾。但是這種大度會不會引發我們不愿見到的反彈呢?我想不會。首先,這些年嚴重的腐敗已經從反面證實了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現實必要性和歷史意義,熱度不減的唱紅,持續升溫的紀念,都是明證。在這個層面上毛主席路線已經深入人心,無可動搖。在這種條件下正視失誤掩蓋不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動搖不了毛主席的歷史地位。“文革”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那期間發生的失誤(比如所謂“打擊一大片”)只在針對某些群體(比如政治高層和文化高層)時具有普遍性,時間也相對較短。而近三十年帶給國家民族的問題每一個中國人都感同身受,二者不可同日而語。
對于領導人個人(或群體)的評價。我是堅定支持張老師的觀點。我從不主張過早地給任何人(自然也包括領導人)下定論。任何人都是在斗爭中得到鍛煉,在斗爭中展現自己的。按照我黨的一般規則高層領導人在位要干10年兩屆——新任中央剛剛接手兩年,他們可謂任重而道遠。過早定論,一是不利于我們自己隊伍的團結,容易分裂(目前的結果大家都看得見),二是不利于領導人對全盤的掌控,弱化了他對某些群體的號召力(在中間勢力相當強大的時候這一點很重要)。我當然能理解另一派同志們的用心,那就是在紛繁復雜的斗爭局面中對其給予強有力的支持,起碼要“蓋”過反對的聲音。問題是,在中間勢力相當強大的情況下這種良好用心只能幫倒忙。如果我們將力挺二字放在他的某些具體做法上(比如反腐、強軍備戰等)就會揚其利而避其害。從氣勢上“蓋”過誰不難,難的是幫助他扭轉思想認識。
目前條件下的正確做法是:多談群眾斗爭,少講個人,把大家的關注點轉移到自身的斗爭上來。我們今天政治環境的改善與我們幾年來的斗爭(比如氣勢高昂的保釣游行、遍及全國轟轟烈烈的紀念活動)之間顯然是緊密聯系的因果關系。希望看到理論家能夠從英雄史觀還是群眾史觀這個哲學高度對此加以論述。
新三大法寶。這類思考很有必要,張老師具有這樣的自覺和思維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在這些年的斗爭中感到我們隊伍目前最需要思考和反省的還是“包容”二字。“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暴露的問題很突出!一些人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度幾乎等于零,稍有不同認識,立刻報之以鄙視、敵視和冷嘲熱諷,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見。一些戰友漸漸走上“極左”的道路根子即在于此。總結經驗找問題,這一點需要給予重視。張老師行文的筆觸,可以感受到他對不同意見的那種懇切、耐心和循循善誘,這與他對敵人的那種大無畏戰斗精神形成強烈對照!
鄧評價。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整個社會粗粗地看來也要分為若干派。我們的策略怎樣確定?我主張組織專家給以論證為好。一個必要前提是,這件事的處理要有大局觀,要理性為上,而不應讓感情占據主導(對此我黨歷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例證,1936年處理西安事變和1947年撤離延安,后來的事實都證明了決策的高瞻遠矚)。與此相關,我認為對于“改開”三十多年取得的正面成就也要大膽肯定。成績和問題都擺出來,這才符合馬列主義辯證法。在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讓群眾來評價改革成效”。展示我們實事求是精神,這是一個歷史的機會。實事求是能夠顯示我們的自信和正氣,有利于全民族逐漸統一意志,減少內耗,結成促進民族復興的強大統一戰線。我以為,任何群眾運動最初階段很需要那種“打打殺殺”、慷慨激昂的氣氛,但隨著運動深入,總是要向理性回歸,向理論的思辨靠攏的。停留在慷慨激昂階段,原地踏步不思進取,革命事業就不會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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