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新的世界大戰將更多是階級而非國家之間的斗爭
研究歷史進程的多數專家傾向于考慮一場新的世界大戰，一般將其稱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其形式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相似：大規模部署軍隊以便打敗、破壞或征服敵對的國家。盡管這種災難的場景不能排除，存在著相信很多人提及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是不同的理由：更多是一場階級之間的斗爭而不是國家之間的斗爭。根據這種說法，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在這里;已進行多年并造成了災難：這就是由跨國金融寡頭進行的反對世界大多數公民(全球99%的居民)經濟緊縮的單方面跨越國界的新自由主義的戰爭。
資本的全球化和世界市場的相互依賴已經達到使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規模的武裝沖突可能導致一場對所有國家的金融災難的程度。毫不奇怪的是跨國金融精英們的網絡經常選擇政治家和在幕后領導政府，不會順從一場可能使世界金融市場癱瘓的國際性戰爭。
這就說明為什么最近帝國主義的侵略采用“軟實力”的方式(“有說服力的”干涉必然與外交的壓力及使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手段有關系)：顏色革命，“民主的”政變，制造內戰，經濟制裁等。當然，軍事的選擇隱藏在陰影之中，以便在使用“軟實力”戰略改變政權失敗或表明沒有效力的情況下采用它。但是，甚至是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勢力會盡一切可能去做，以便這種干涉能夠被“控制”或被“操縱”，這是指對地方性的或對國家的干涉。與此同時，“受到控制的”戰爭傾向于保護靠戰爭進行投機的財富，保護從軍費支出中(特別是軍工復合體、安全機構和大銀行)受益的人，這意味著將不使國際金融市場癱瘓。
這也說明為什么世界上的大國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在正常情況下避免過于強有力地回應美國的恐嚇政策。這些國家富裕的寡頭階層與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類似同行有更多的共同點，超過與本國同胞的共同點。陪同富裕的精英們到世界旅行的路透社記者克里斯蒂亞•弗里蘭德指出，“不論他們是在紐約有第一個住所，還是在香港、莫斯科或孟買有豪宅，這些超級富翁本身越來越形成一個國家”。合乎邏輯的是在這個全球超級富翁的“國家”的成員之間存在一個事實上的聯盟，為帝國主義改變政權的計劃提供便利。比如當俄羅斯受到美國和它的歐洲盟國的威脅時，俄羅斯的寡頭們傾向于秘密地與他們在西方的階級同行們合作，削弱俄羅斯對西方大國干涉的反對。
簡單觀察一下，一方面是最近在像伊拉克和利比亞這些國家政權變更的計劃，另一方面是在烏克蘭和伊朗的計劃，可能有助于理解帝國主義大國何時和如何采取直接的軍事行動以便實現政權的變更(比如在伊拉克和利比亞)，何時和如何采取“軟實力”的戰術去實現同樣的目標，如在烏克蘭和伊朗的情況那樣。這是可能確定有關帝國主義選擇這種或那種改變政權的戰術的兩個理由或根本的考慮。
首先它與要改變政權的目標國內部階級差別的程度有關。不論在烏克蘭或是在伊朗由于公共財產的大規模私有化(經常發生丑聞)，在這兩個國家出現了有勢力的金融寡頭階層。這些持有西方貨幣的富豪們一般與外部的干涉力量結盟，支持政權的變更;從本質上說，他們是政權變更的內部代理人，從內部與帝國主義合作。這使人理解(至少是部分理解)為什么在這兩個國家政權變更的計劃從根本上說是以“軟實力”和顏色革命為基礎，而不是進行直接的軍事干涉。
相反，在薩達姆•侯賽因統治的伊拉克和卡扎菲統治的利比亞，這些如此有影響力和在國際上有聯系的富有階級卻失敗了。盡管薩達姆和侯賽因都不是“美德的模范”或“民主的勇士”，兩者都發揮了“有文化的獨裁者”的作用，如同有時稱呼他們的那樣：他們實施了社會福利的國家計劃，在經濟中保持一個強有力的公共部門，反對將公共服務如醫療和教育私有化，保持大量的戰略工業部門，如能源、銀行/金融系統，由國家控制和擁有。這些政策的結合避免了出現金融的精英，如同在伊朗或烏克蘭出現和發展的金融精英那樣。這意味著“軟實力”和/或者顏色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本國的或地方的精英們的支持，所謂“資產階級買辦”在這些國家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就采用“硬實力”，在這兩種情況下進行直接的軍事干涉/占領。
帝國主義的第二個考慮涉及為了改變政權在“軟實力”或“硬實力”之間做出選擇，這將取決于為了實現政權變更將要進行的戰爭能夠受到控制以及在地方的和國家范圍內受到控制，或可能失去控制，變成為地區的或世界的戰爭的事實。比如烏克蘭的情況，一次直接的軍事入侵很可能使俄羅斯介入，很有可能變成為世界的戰爭，帶來經濟和金融的災難性后果，脫離帝國主義大國的控制;在那里選擇使用“軟實力”或“民主的”政變。類似的擔心是一場公開反對伊朗的戰爭可能失去控制，這本身就表明為什么在這個國家改變政權的計劃也主要集中在進行經濟制裁(直到現在)和其他的“軟實力”戰術，包括2009年的“綠色革命”。
相反，為了在伊拉克和利比亞實現政權的變更則使用了“硬實力”或純粹的軍事力量，意識到在這兩個國家的戰爭可能以相當滿意的方式受到控制，避免變成為一次地區的或世界的沖突。
烏克蘭的例子
現在烏克蘭的危機可以用來具體說明國際金融的精英們如何傾向于避免國際的戰爭災難，如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支持可以控制的戰爭，經常是通過經濟制裁和其他類型的“軟實力”戰術進行階級之間的戰爭。
2014年2月22日在基輔發生政變之后，立即罷免了民主選舉的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讓得到美國支持的政變政府掌權，俄羅斯和西方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達到很多觀察家發出“第三次世界大戰迫在眉捷”的警告的程度。盡管仍然存在緊張和發生軍事沖突的危險，從5月初開始當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與西方大國保持的對立中讓步時，這種緊張就大幅度減少了，5月7日普京宣布俄羅斯尊重(烏克蘭)總統選舉的結果，將與當選的任何人一起工作，結果寡頭百萬富翁佩特羅•波羅申科當選烏克蘭總統。
盡管堅持對支持烏克蘭東南部省份自主的活動分子的殘酷鎮壓，以美國、歐洲、烏克蘭和俄羅斯金融精英的代表們進行的外交操縱避免了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軍事對抗。
為了讓最初對俄羅斯的普遍制裁或軍事行動的威脅向現在如此廣泛的緊張和“外交解決”邁出步伐，發生了什么事情?
簡單的回答是，在金融、貿易和國際投資領域強大的經濟利益的博弈(也就是說俄羅斯、烏克蘭和中心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精英們的博弈)不可能冒險走向另一場不可控制的世界戰爭。毫無疑問，大銀行、有影響的軍工復合體及安全機構一般愿意有一個經常的戰爭和國際緊張的環境。但總的來說，它們傾向于在地方或國家一級進行“可操縱的”或“可控制的”戰爭，比如反對伊拉克或利比亞進行的戰爭，而不是大規模的地區或世界范圍的戰爭。
隨著俄羅斯的經濟越來越與西方的經濟交織在一起(主要是由于它們的跨國寡頭的權力和經濟行為)，已經使全球市場的波動更加脆弱和受到經濟制裁的威脅。這已不是秘密。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普京總統為了在外交上解決對烏克蘭危機的敵視表現的和解姿態和適當的政策。
但是我們了解不多的是，西方的經濟對來自俄羅斯方面的制裁也是脆弱的，如果這個國家決定反擊的話。事實上，俄羅斯擁有重要的經濟武器，如果必要的活可以做出回應。對于某些歐洲國家來說因相互制裁造成的經濟創傷可能是非常痛苦的。由于大多數經濟體和金融市場的相互聯系，報復性的制裁可能惡化本身已經脆弱的歐洲經濟，甚至是惡化世界經濟：
“對俄羅斯出口的制裁可能使歐盟處于嚴重的風險。歐洲通過俄羅斯國家天然氣公司(Gazprom)進口它消費的30%的天然氣。此外俄羅斯是歐洲最大的客戶。歐盟是俄羅斯主要的貿易伙伴，它占俄羅斯進出口總額的50%左右。2014年歐盟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總額約3600億歐元，俄羅斯從歐盟的進口約1300億歐元，主要是制成品和食品。歐盟是俄羅斯經濟最大的投資者，占外國在俄羅斯投資總額的75%”。
俄羅斯還可以回答來自西方大國凍結俄羅斯個人和企業的資產的威脅，也凍結西方的企業或投資者的資產：
“在西方經濟制裁的情況下，俄羅斯的議員已經宣布他們可能通過一項法律草案以便凍結歐洲和美國在俄羅斯運營的企業的資產。另一方面，100多個俄羅斯的企業家和政治家的資產可能成為歐盟方面凍結的目標。除了俄羅斯國家天然氣公司的執行總裁阿萊克謝•米萊爾，俄羅斯石油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伊戈爾•塞欽會出現在制裁的名單上。俄羅斯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在全世界包括西方國家擁有伙伴。比如總部設在美國的艾克森•美孚公司與俄羅斯國家石油公司有一項在西北利亞勘探石油的計劃，價值5億美元，它還與這個俄羅斯巨頭在開發黑海的石油儲備方面進行合作”。
俄羅斯掌握著能夠對美國和歐洲的經濟造成損害的補充的經濟武器。比如回答美國方面和它的歐洲盟國凍結它的資產的威脅，2014年2月底和3月初俄羅斯結算了1000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庫劵。凍結“敵視的”政府的資產的威脅升級很可能涉及中國，對美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為中國握有近1.3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庫劵，是第一大外國投資國。
這么高程度的經濟/金融的相互聯系說明為什么由于華盛頓的支持和莫斯科的同意，柏林和布魯塞爾的外交急急忙忙轉移到基輔，安排舉行所謂對話的“圓桌會議”，為5月25日烏克蘭的總統選舉鋪平道路，使政變的變更合法化，避免經濟制裁或軍事行動相互升級。
與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比較
通過“硬實力”(與通過“軟實力”改變政權的模式相比)的軍事干涉在利比亞(2011年)和伊拉克(2003年)的政權變更有助于支持這篇論文的主要論據：帝國主義大國為了改變政權將采取直接的軍事行動，當這種軍事干涉在相關的國家能夠受到控制或限制，在受到影響的國家不存在強有力的地方盟友或有重要意義的盟友，也就是指與國際市場保持聯系的地方的寡頭勢力，因此靠外部的力量去改變政權。
盡管卡扎菲和薩達姆都以鐵腕統治他們的國家，經濟中保持強大的公共部門，服務業和工業廣泛國有化。特別是將戰略性的工業國有化，如能源、運輸、通信和銀行部門，以及重要的社會服務部門如醫療、教育和其他的公共服務。推動他們這樣做的并不是他們的社會主義信念(盡管在某些情況下他們表示是“阿拉伯社會主義”的衛士)，也不是在與過去部落貴族和地主的反對派政權的沖突中去實現的，他們通過國家的官僚管理控制民族經濟，依靠一個強有力的福利國家更有利于實現他們的政府的穩定和連續性，有助于發展一個沒節制的自由市場，在私人部門內出現有實力的工業家和金融家。
不管什么原因，事實是不論是薩達姆還是卡扎菲都不允許與國際市場或西方的大國密切聯系實力強大的金融精英的發展。毫不奇怪的是在這兩個國家為帝國主義變更政權的計劃提供合作的反對派的力量和人物中間不乏帝王和部落時代的殘余，還有被迫過流亡生活與薩達姆和卡扎菲軍方敵對返回祖國非常堅定但是貧困的知識分子。比如與烏克蘭的金融精英們不同，伊拉克和利比亞的反對派力量沒有經濟手段資助變革政權的力量，在各自的國家也沒有一個廣泛的社會支持的基礎。與西方的市場和政治階層也沒有強有力和穩定的政治聯系或金融的聯系。
這使人理解經濟制裁和“軟實力”的其他戰術(如動員、培訓和資助反對派的力量)對改變薩達姆和卡扎菲的政權是不夠的;為什么美國帝國主義和它的盟國不得不使用占領或軍事干涉的“硬實力”以便實現它險惡的目標。此外，如前所述，進行干涉的帝國主義大國認定上述軍事入侵在利比亞或伊拉克的邊界之內可以受到控制是有限的。
伊朗的情況
美國在伊朗改變政權的政策更類似于在烏克蘭所采取的模式，而不是在伊拉克和利比亞采用的模式。這主要是由于它擔心對伊朗的軍事干涉可能超越這個國家的邊界;伊朗有一個具有西方傾向和相對發達的金融寡頭，因此美國和它的盟國可以依靠這個金融寡頭進行改革或從內部改變政權。
這不是說是一項“非白即黑”的政策：或軍事力量或“軟實力”。更多是一個或多或少相信一項或另一項政策的問題，這取決于事情的具體情況。事實上從1979年革命時起，帝國主義在伊朗改變政權的議程包括各種戰術(經常是同時采用這些戰術)。這些戰術從鼓勵和支持薩達姆•侯賽因入侵伊朗(1980年)到訓練和資助反對伊朗制造不穩定的恐怖主義團體，從經常進行戰爭和軍事干涉的威脅到圖謀通過“綠色革命”破壞2009年的伊朗總統選舉，包括系統地加大對伊朗的經濟制裁。
美國從外部改變伊朗政權的不幸計劃到現在已經失敗，最近幾年美國似乎把從內部改變政權(或是政權的改革)放在優先的地位;也就是說通過伊朗權力階層內部具有西方傾向的精英的政治和經濟合作去改變政權。造成這種選擇對美國和它的盟國更有吸引力的事情是在伊朗出現了一個野心勃勃的資本家階級，它的主要優先事情是與他們的西方同事進行交易的可能性。這特別是指伊朗富裕的寡頭，從字面上說他們正在談交易，對他們來說諸如核技術或國家主權這類問題都是次要的。在伊朗經濟的公共部門的陰影下有條不紊地致富(也經常發生丑聞)，或是由于在一些政府機構中曾經保持(或至今仍保持)的政治地位或官僚地位，這些人已經不再想采取激進的經濟措施促進經濟的自給自足，以便對付或抵抗殘暴的經濟制裁的沖擊。取代這一點，他們表明愿意進行交易，與他們在國外的跨國資產階級的盟友達成投資協議。
哈桑•魯哈尼總統和他的政府代表著這個正在伊朗出現的資本家--金融家階級的利益和愿望，這超過了其他任何的社會階層。這個金融寡頭的代表們特別是通過有影響力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貿易、工業、礦業和農業商會行使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力。在哈桑•魯哈尼總統與該商會的企業家們之間在意識形態或哲學上的接近反映在以下事情上：魯哈尼當選以后立即任命該商會的前主席穆罕默德•納哈萬迪安作為總統府的秘書長，這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是在美國接受培訓的，曾是前總統拉夫桑賈尼的顧問。
2013年9月，通過伊朗商會，一個伊朗經濟代表團陪同魯哈尼總統到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目的是與美國的同行談判可能的貿易和投資協議。伊朗商會也組織了一些經濟代表團陪同伊朗外交部長穆罕默德•亞瓦德•薩里夫到歐洲，目的是為了實現同樣的目標。
許多美國和伊朗關系的觀察員傾向于認為，不久前開始的外交會談包括在伊朗核談判的框架內的正常接觸，由于哈•魯哈尼被選舉為總統而啟動。但是，有證據表明在美國金融精英的代表們與伊朗幾屆政府之間的秘密接觸早在哈桑•魯哈尼當選總統之前很久就開始了。比如，最近《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透露：“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官員幾個月以前就開始種下上述交流的種子：舉行了一系列會議和秘密的電話聯系，號召被選擇的阿拉伯君主、伊朗的流亡者和前美國外交官在華盛頓和德黑蘭之間以秘密的方式傳遞信息，據美國官員說中東和歐洲的信息曾被通報”。
該文章在說明“錯綜復雜的通信網絡如何對推動最近美國和伊朗之間新的接近步驟做出貢獻時”，指出談判的人員經常“在歐洲主要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會議”。他們利用國際的外交渠道，如亞洲協會、聯合國協會和外交關系委員會，“美國和伊朗的人員在旅館和報告廳聚會，目的是尋求解決伊朗核計劃危機，避免一場戰爭的方式”。報道還說，亞洲協會和非政府的外交關系委員會9月在聯合國大會會議之外為魯哈尼總統和薩里夫先生組織圓桌會議。雙方利用這些場合向美國的交易商人、前政府官員、學者和記者解釋德黑蘭的計劃。
“今年夏天魯哈尼當選總統之后不久，奧巴馬先生親自與魯哈尼先生接觸。美國總統寫了一封信給伊朗新的領導人，強調華盛頓愿意以和平的方式結束核沖突。魯哈尼先生回信表達了類似的愿望。
與此同時，薩里夫先生再次與指定的美國對外政策官員接觸，在2000年的第一個十年期間伊朗駐美國大使已經認識這些官員。
亞洲協會的米達吉奧夫人講述她在加入魯哈尼政府班子后不久，就在那些與薩里夫先生進行接觸的人們中間。這位老資格的夫人為伊朗官員和美國官員之間的非正式接觸提供便利，過去的十年對如何解決核僵局她與在美國培訓的外交官舉行過多次會議”。
這說明為什么魯哈尼總統(和他的有西方傾向目光向外的顧問)選擇薩里夫先生作為外交部長;也許不夠謹慎，他們將恢復伊朗經濟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自由市場和美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大國沒有限制的投資上。此外，這還使人明白為什么魯哈尼總統核談判的班子不論是否愿意，放棄一種對與5+1集團(由中國、美國、法國、英國、俄羅斯和德國組成)討論不利的立場。
結論與反響
盡管那些從戰爭和軍費支出中受益—大銀行(作為政府主要的貸款者)軍工復合體、安全機構—由于戰爭和國際緊張的熱度而繁榮，他們一般傾向于有限的或“可操縱的”地方性的和國家的戰爭，而不是地區的或世界的對抗，這些對抗可能以災難性的方式使世界市場完全癱瘓。這以某種方式說明為什么為了比如在伊拉克和利比亞實現政權的變更，美國和它的盟國采取直接的行動和軍事占領;而同時在烏克蘭和伊朗的情況下，直到現在避免了直接的軍事干涉，相反傾向于采用“軟實力”的戰術和所謂的“顏色革命”。如前面所指出的，這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首先，存在著在烏克蘭或伊朗的戰爭和軍事干涉不可能受到控制的擔心;其次，因為在這兩個國家有一個親西方的金融精英，可能有足夠的影響去實現改革或從國內改變政權，也就是說，不會冒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風險，戰爭可能帶來破壞跨國資本家和所有其他人財富的災難性后果。
干涉主義的大國幾乎歷來相信利用“分而治之”的舊戰術。在這次討論的背景中相對新奇的是除了利用舊的模式(經常利用分裂的問題如民族、部族、種族、宗教和其他類似的問題)，最近的事件中越來越多地采用階級分裂的戰術。估計似乎如下：如果一個國家如伊朗或烏克蘭可以因階級的分歧被分裂的話，想在那里實現改變政權，可以和那里富有的寡頭建立聯盟，為什么要參與一次可能損害你自己和其他與你的敵人在一起的盟友的利益的軍事打擊呢?當經濟制裁與經濟上實力強大的地方寡頭建立聯盟與合作能夠用來實現“民主的政變”或“顏色革命”(經常通過欺騙性的選舉)，為什么要冒險進行一次帶來不確定的后果和可能是災難性后果的不謹慎的軍事打擊呢?
這表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如何隨著時間演變：從殖民時代“粗野的”軍事占領開始的階段到現在在多個陣線進行干涉的戰術，這更加精明和偷偷地進行。在美國對外政策最近的冒險框架中，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厚顏無恥的侵略的第一種模式反映在喬治•布什總統的軍國主義對外政策中，第二種模式更多地與貝拉克•奧巴馬總統陰險狡詐和居心叵測的干涉政策有關。與此同時，美國領導精英公開的軍國主義派別的衛士們批評奧巴馬先生是一位“被一支鳥槍的響聲驚嚇的”總統，或者說是“軟弱的”總統，事實是他相對謹慎，但是推行井井有條地建設聯盟的奸詐的政策，既同美國傳統的盟國也同資產階級買辦和他想實現變更政權的國家的寡頭建立聯盟，從改變政權來說其結果這比布什—切尼單方面的軍事行動的政策更有效。
所有這一切并非假設，也不是純粹的理論：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不久前在說明奧巴馬政府對烏克蘭和伊朗的政策的背景時講得很清楚。2014年5月30美國公共傳播系統電視臺(PBS)記者格文•艾費爾問他：“據你看來，總統因其軟弱正在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嗎?是因為他擊球簡單，而不是四角擊球嗎?”克里先生回答說：“坦率說我不相信，對總統來說在這個時候因擺在桌上的成績有足夠的功績……我想說的是如果一個人看看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總統領頭采取一項措施使歐洲站在美國一邊，以便將困難的制裁擺到桌上。歐洲對這一想法沒有熱情，但是提供了協助。這就是領導地位。最后總統做到與歐洲人一起在向普京總統提出的選擇施加了影響。
此外，現在伊朗總統參與了。我們正處于一個沖突的軌道上，他們正在發展一個核系統，世界反對。但是美國總統引入了一系列制裁，有能力讓伊朗坐在談判桌前。現在我們正在談判之中。整個世界都同意制裁的制度已經忍受了。武器—核計劃已經凍結，向后退了。現在我們延長了伊朗可以擁有的拆除核計劃的時間。這一切是一項成績。
這樣，我想我們的介入比美國歷史上過去的任何時期都更多，我相信事情可能得到證實和闡明”。
這就是奧巴馬政府面對小布什政府“未成熟的”帝國主義有特點的精明而狡詐的帝國主義的本質。(魏文編譯)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86期，摘譯自2014年6月12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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