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法治建設面臨如何正確認識、處理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如何正確發揮法律和道德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的問題。最近，習近平在主持政治局第18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從歷史的經驗、教訓、警示中，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吸取有益借鑒，其中特別提到了“德主刑輔”等中國古代治國理政過程中處理法律和道德關系的基本經驗。
為什么“德主刑輔”
“德主刑輔”，是中國幾千年來治國理政基本經驗的總結。“刑”，在中國古代是“法”的代名詞;“德”，則有兩層基本的意思：一是“為政以德”的“德”，指與“法”相對應的國家與社會治理措施，即執政者治國的措施應該得到民眾的認同，符合民眾的利益;二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德”，指一種社會規范，即以社會民眾普遍認同的是非觀、價值觀為基本內容的道德。
因此，“德主刑輔”在依法治國這個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中也同樣有了兩層意思：第一，執政者應該以采取符合民眾利益的政策措施來爭取民眾擁護支持，此為主，以迫不得已采取的法律等強制性措施來強迫服從、實現控制，此為輔;第二，在如何處理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上，執政者應該認識到，道德是一種在治國理政中比法律更為基礎、更為有效、更能反映人民意志、更能反映客觀規律的社會規范，法律必須以維護社會基本道德為根本目的，必須以社會基本道德要求的具體化、規則化、制度化為基本內容，必須以社會基本道德的弘揚為實施的基本保障，在法律的制定、執行、適用過程中，都不應允許與社會基本道德明顯相沖突的情況。
為什么要堅持“德主刑輔”?首先，法律必須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必須以為維護人民利益為根本目的。有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人民，什么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其實只要觀察一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就清楚了。任何人恐怕都不能否認：除極個別例外，任何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得不以社會的基本道德要求作為判斷是非的基本標準，規范自己的日常行為，無論權勢顯貴，還是市井平民，概莫能外。社會基本道德難道不是人民意志最基本的反映和人民利益最起碼的要求嗎?所以，“德主刑輔”理念的最基本要求就是不允許制定明顯違背社會基本道德要求的法律，不允許在法律的執行、適用過程中出現明顯違反社會基本道德的情況。
另外，一個社會的基本道德是該社會的民眾長期社會生活經驗的總結，也是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關于人與人之間應當如何相處的基本規律的反映。明顯違背社會基本道德要求的法律規定，一定是違反社會基本規律的，一定是反科學的。而從保障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要求看，只有利他(以比他人更好的質量、更低價格為社會提供產品、服務)才能真正(可持續地)利己，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這一要求在人腦中的反映形式只能是作為抽象標準的道德，而不可能是以具體行為規范為內容的法律。就這個意義而言，市場經濟應該是道德經濟。
最后，堅持“德主刑輔”建設法治國家，是法治正常運行的基本保證。“徒法無以自行”，任何法律都是人制定的，都必須依賴人來實施。社會基本道德對依法治國的保證作用，體現在法律的制定、執行、適用、遵守的所有環節上。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沒有基本道德的人可能制定出反映普通民眾的意志、維護普通民眾利益的法律;很難想象沒有社會基本道德的人在執法、司法活動中不會想方設法地規避法律，甚至公然違反法律;很難想象那些以社會基本道德要求規范自己日常生活的普通公民，會先了解具體的法律然后再以法律規范自己的行為。因此，不以維護道德為根本目的的法治，在現實中就不可能不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
司法民主方是長久之計
有人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德主刑輔”的基本理念與“依法治國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之間難道就沒有矛盾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德主刑輔”與“把依法治國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兩個基本命題，一個是治國理政時處理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指導性理念，一個是治國理政過程中處理政府、公民行為與法律規定之間的關系的具體方式;一個解決的是法治應該維護什么樣的社會核心價值的問題，一個解決的是應該如何運用法治來保證社會核心價值實現的問題。治國理政的最基本任務是防止和解決社會沖突，在道德與法治兩種基本社會規范中，道德是公民自覺用于約束自己從而防止社會沖突的手段，法治是在公民不愿意用社會基本道德要求約束自己的行為而損害了他人利益的情況下解決社會沖突的手段。在治國理政中，法為護德服務，德為法治筑基，德魂法形，二者互為表里，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看到前面關于市場經濟在根本上是道德經濟的說法，可能也有人會問：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說，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呢?我的回答是，市場經濟比任何經濟類型都更能激發個人利己的動機，更容易激發個人與他人利益的沖突，因而也更需要將反映市場經濟基本規律的道德要求法治化，即更需要將反映市場經濟基本規律的道德要求具體化、規則化、制度化，更需要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律規格作為解決社會沖突的基本手段。
還有人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自2200多年前荀子提出隆禮重法以來，漢武帝以后各代統治者多奉“德主刑輔”為治國的圭皋，但這并沒有避免中國歷史上周而復始的治亂循環，如果“德主刑輔”為依法治國之魂，何來國家的長治久安?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這樣理解：一方面，中國歷史有為的執政者總是要請出“德主刑輔”這張令牌，并得到一段時間的社會相對安定;另一方面，請出“德主刑輔”這張令牌的朝代也不能保證長治久安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的“君主”，即法律的理解和適用控制在類似今天法律人的少數士大夫手里(文官政治)，由于這些士大夫或法律人有“天生的貴族傾向”(托克維爾語)，他們會隨著權勢者日益脫離民眾而將法律變成壓制民眾的工具，使國家政體日益走向民眾的對立面，自然最終難逃被民眾推翻的命運。
要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防止法律被少數掌握法律理解適用之權的“法律人”將法律變成維護權勢者利益的工具的唯一方法，就是民主，特別是那種讓有序參與的普通民眾在職業法律人的主持下理性判案的司法民主。長遠地看，司法民主保證法律為人民所理解、認同，防止法律成為少數人的私產和壓制人民的工具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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