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周新城：四中全會與中國經濟新常態
原編者按：12月5日，清華大學學生時政研究會邀請了原人民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周新城老師，在三教2102舉辦了講座“依法治國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理論和歷史等多個角度闡述了當前中國應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以下為講座記錄稿，記錄和整理較為倉促，其中若有細小錯誤，責任由編輯人員承擔，望能體諒~
今天講座的主題是“依法治國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那么，首先就要說一下什么是依法治國，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后介紹為什么我們必須堅持。
依法治國，首先要求我們依憲法治國。憲法第六條明確規定，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確立，是由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國情決定的：第一，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第二，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第三，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我們黨幾代領導集體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的原理，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經過艱苦的探索，幾經波折，才得出的結論。我們應該對這一成果倍加珍惜。
為什么我們必須重視基本經濟制度呢?所有制問題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是基本問題，人們要生活，就必須進行物質生產。物質生產是每一個人乃至整個社會得以存在的前提。而要進行生產，人與人之間必須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這就是生產關系。而在整個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決定性的關系，它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其他經濟關系，決定了生產的目的。私有制社會中，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另一部分人喪失生產資料，人類就劃分為階級，整個物質生產就是為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服務的，喪失生產資料的階級只能忍受剝削和壓迫;如果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整個社會經濟關系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就可以消滅剝削和壓迫，物質生產就可以用來滿足全體勞動人民的需要。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強調所有制問題，那些“主義不能當飯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糧食，講什么堅持公有制是沒有意義的”，“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不要問姓‘公’姓‘私’”等等言論，都是錯誤的，但是曾經一段時間里被當做是思想解放的表現!這在很長時間造成了較嚴重的混亂。
我們既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那就必須堅持公有制，決不能搞私有化，取消公有制、實行私有化，那就挖掉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但是，生產關系是要與生產力相適應的，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所以需要有多種所有制作為補充。只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發生變化，我們就不能改變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既不能搞單一公有制，也不能搞私有化。
接下來需要解釋一下，基本經濟制度的含義。首先是“共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都要發展，根據當前生產力水平的要求，不能只發展某一種所有制經濟而排斥另一種。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公有制經濟太刁難了，發展得好，說它“與民爭利”，經濟效益差，就說效率低;實際上呢，所謂的與民爭利，是與資本家爭利，有什么不應該呢，而所謂的經濟效益差，不過是因為要照顧民生，否則火車漲價就行了!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要明確不同所有制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公有制經濟是主體，而非公有制經濟起輔助作用，絕不能忽視這一問題，絕不能顛倒了其不同地位。第三個方面是，它規定了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我們在實踐中，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支持可能太多了，引導還需要加強，當然“引導”的具體落實中，也有誰來做、怎么做、怎么評價成果等問題，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無法實現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引導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再一次強調了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并且明確規定“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同時“從多個層面提出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的改革措施。”
接下來介紹幾種否定公有制的錯誤言論，對此必須堅決批判。
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如何認識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報刊上、甚至一些中央大報上，一些學者、甚至頭面人物，時不時發表反對以公有制為主體、主張以私營經濟為主體的言論，剛剛講到了，對國有企業無論發展得好壞，都應當取消，也就是說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國有經濟私有化是唯一出路。這種明目張膽地反對公有制為主體的言論，是違反《黨章》《憲法》的。
這些專家造就的輿論氛圍，對于堅持基本經濟制度是不利的，我們有必要對這種種“理論”進行分析。
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對立論。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斷言，公有制是同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要實行市場經濟，必須先推行私有化。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成為了他們主張私有化的依據。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我國改革是要把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而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是同市場經濟不相容的，公有制基礎上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因此，改革必須把公有制經濟實行私有化。由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所以，他們的主張實際上是說，社會主義不能搞市場經濟，也就是說，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搞市場經濟，只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國有企業是壟斷企業論。2006年，《反壟斷法》通過，有人就利用這一機會，把國有經濟稱之為“壟斷行業”，把國有企業稱之為“壟斷企業”，竭盡攻擊、污蔑國有經濟之能事。在反壟斷的旗號下，要求“國退民進”，還“利”于民。一時間輿論紛紛揚揚，造成了一定的聲勢。實際上呢?能不能把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簡單地稱之為“壟斷”，進而加以反對呢?隨著市場競爭的開展，大企業吞并小企業，出現集中乃至壟斷，這是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所以問題不在于有沒有壟斷，而是在于：誰壟斷好，是私人壟斷好還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壟斷好？然后，《反壟斷法》反對的“壟斷”指的是什么，是大企業的控制地位，還是市場上的壟斷行為？順便說一下，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反壟斷”也不是反對大企業在行業中的支配地位，也不是要消滅大企業，而是反對大企業在市場上的壟斷行為。
國有企業“與民爭利”論。這是反對國有經濟、主張“國退民進”的人經常喜歡談論的理由。剛剛已經說過了，這個“民”指的是什么，怎么“爭利”?這是需要加以分析的。在我國歷史上，“與民爭利”一說源自董仲舒。漢武帝時，豪族冶鐵鑄錢，危及國家鑄幣和稅收，成為朝廷之大害。漢武帝堅持由國家鑄幣，反對私人鑄幣，董仲舒就攻擊漢武帝“與民爭利”。董仲舒所謂的“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貴族和富商大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民”也是分為不同階級的，對勞動人民來說，國有企業與“民”之間的利益是一致的，它用不著、也不會“與民爭利”;對于工人農民而言，真正存在“與民爭利”問題的，恰恰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如果“民”是指私營企業主(資本家)的話，那么國有經濟同私營經濟之間確實存在一種“爭利”的關系，但是這有什么不應當呢?貧富分化與所謂“國有企業‘與民爭利’”是沒有關系的，反而是資本家和私有化才是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
照搬西方國家的國有經濟比重論。主張“國退民進”的人，往往提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的數量很少，我國國有經濟也不需要那么多。他們是把資本主義國家里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套到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身上來。社會性質不同，我國國有經濟的比重應該根據保證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保證整個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需要來確定，而不能照搬西方。這個問題不必講太多。
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論。有人借中央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之機，鼓吹國有經濟應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改造成為“民有民營”的企業，這就是他們鼓吹的所謂“改制”的含義，實際上就是要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賣給私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半賣半送”、“明賣實送”)，實行私有化。“全面退出論”的根據是國有經濟不適于競爭，而國有經濟不適于競爭這一論斷的理論依據又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對于這種理論依據的錯誤，以上已經分析過了。這里需要分析的是，“全面退出論”的實踐會導致什么樣的狀況。國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經濟基礎。一旦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僅僅從事不賺錢的、賠本的買賣，國有經濟就不能控制整個國民經濟和提供財政收入，靠著非公有制經濟納稅來養活，國有經濟就成為附庸了，而后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就失去經濟基礎了;甚至，對某些經濟學家來說，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只是第一步，最終目的是要消滅國有經濟。有人說，這些人“雖然拿著中國重點國立大學的職位和錢，卻貫徹了‘華盛頓共識’要求全面私有化的美國‘中央精神’。”可謂一語中的!
國有經濟產權不明晰論、國有經濟是兩極分化的根源論、私營經濟是先進生產力代表論、“經濟人”假設等等，相關的論述和批判也都有不少了。
關于私營經濟的性質和作用，也要有正確的認識和正確的對待方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是符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而其性質又是資本主義的，所以，在我國私營經濟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私營經濟與其他非公有制經濟一起，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在提供就業、繳納稅收、增加產品、滿足人民需要等方面都發揮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對工人存在剝削關系，因而它又是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相矛盾的。
不得不承認，圍繞著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的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都是充滿著斗爭的。這種斗爭過去有，現在也有，將來也會有。這是很好理解的，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里，不同所有制是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他們的命根子。雖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各個階級(敵對勢力除外)的共同利益，但是每個階級的具體利益還是有差別的，每一個階級總是竭力想維護和加強自己利益的經濟基礎，發展和擴大自己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在這種情況下，斗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各種鼓吹私有化的言論盛行，并且在實踐中也有很大的影響，十八屆三中全會非常重視所有制問題，強調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性，當務之急是要把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落到實處，采取切實措施，發展公有制經濟，剎住公有制比重下滑的趨勢，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保證由國有經濟來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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