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今天的人們包括知識青年本身認識分歧就較大，甚至是根本對立的。在否定知青歷史的觀點中，人們大多是是從根本否定“文革”的角度出發的。大意是文革是一場“浩劫”，因此文革期間發生的一切事物都是錯誤的。同時文革“動亂”造成幾屆中學生無法升學、就業，于是就把數千萬城市青年驅趕到農村受苦受累。然而，最近《共識網》推出一篇重磅文章：一名著名大學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鄧曉芒所寫的《對知青50周年的歷史與哲學的反思》(以下簡稱鄧文)，后一些網站變通為《上山下鄉不僅是迫害，還是對人權的粗暴踐踏》、《上山下鄉是農民革命蔑視文化的畸形怪胎》等題目轉載。該文與其它否定上山下鄉文章的最大不同點是從哲學的角度反思和評價上山下鄉運動。應該說這一視角和思維方式是正確的。哲學是世界觀、歷史觀、方法論的學問，站在哲學的高度較比單純站在個人利益得失和狹隘的時空范圍內更為容易、深刻認識事物的本質以及事物的本來面目。但哲學有唯物論與唯心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對立。而鄧文究竟是運用唯物論、辯證法、唯物史觀，還是用唯心論、形而上學、唯心史觀認識、評價上山下鄉運動呢?閱讀全文后不難發現，整個鄧文完全是后者。以這種錯誤的世界觀、歷史觀、方法論作為評價的思想武器，不僅做不到對上山下鄉運動深刻、正確的評價，反而給上山下鄉運動重新又罩上一層新的迷霧，更加障礙人們客觀深刻認識上山下鄉運動。同時，該文還把上山下鄉放到革命、農民革命、中國革命及毛澤東思想的大背景中去認識，因此又涉及到對革命、農民革命、中國革命、毛澤東思想等一系列問題的評價。那么鄧文究竟如何運用唯心史觀評價上述問題呢?
一、人類“仇恨”現象是革命制造出來的嗎？
鄧文認為毛澤東號召的上山下鄉運動屬于“文化大革命”一部分，文化大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組織部分，中國革命又是中國歷史上農民革命的延續，而革命就需要“仇恨”，因而“仇恨”是革命制造出來的。他說：“因為農民講平等，不過是要由一個他們所佩服的、為他們說話的領袖帶領他們‘鬧翻身’，把他們上面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奪過鞭子揍敵人’。整個過程都需要仇恨，沒有任何調和的余地，這就是‘革命’這個概念的真正含義。”“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中，有幾個因素是最關鍵的。一個是‘革命’，革命有天經地義的合理性，從小就要干革命，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人生的意義就在于獻身于革命事業。其次是仇恨，就是‘階級仇，民族恨’，因為革命必須有革命的對象，‘誰是我
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凡是‘苦大仇深’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對象。” “它的那些打著道德旗號的宣傳口號由于符合中國傳統底層文化的‘正義’性和仇恨心理，特別是符合《水滸傳》中的那種痞子文化傳統，而具有極大的欺騙作用。”把鄧文這一思想簡單概括就是：人類本沒有“仇恨”現象，因為革命需要“仇恨”，于是就制造“仇恨”，上山下鄉也是制造“仇恨”。所以革命就是人類丑惡現象，是“痞子文化”，十惡不赦，就應該遭到譴責，徹底否定。這完全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
唯物史觀認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前提和基本內容，同時也決定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人類社會最初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由原始公有制發展到私有制，因而產生階級和階級斗爭，并產生相適應的以國家機器為主要特征的政治上層建筑和私有觀念為核心的思想上層建筑。階級斗爭的實質是經濟利益的根本對立，是階級社會中社會基本矛盾的外部表現。有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經濟上的剝削和政治上的壓迫，就一定有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反抗斗爭。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斗爭的客觀事實本身就是相互敵對、仇視的過程。其最終根源是占有生產資料的剝削、壓迫制度造成的，而不是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主觀“需要”。這是歷史的客觀事實。階級斗爭表現為經濟斗爭、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而社會革命是社會形態更替過程中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奪取政權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意義上的階級斗爭，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突出表現。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人民群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夠像在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社會秩序的積極創造者的身分出現。”(《列寧選集》第1卷，1960年版，第601頁)用這種觀點解釋歷史的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與之相反的觀點是歷史唯心主義。鄧文這里竭力掩蓋、否定人類階級社會中客觀存在的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的事實，把階級之間的相互“仇恨”、“仇視”歪曲為被壓迫者的反抗斗爭、革命造成的。因為“整個過程都需要仇恨，沒有任何調和的余地，這就是‘革命’這個概念的真正含義。”這實質就是歷代統治者宣揚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強盜邏輯。這難道不是典型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嗎?同時，唯物史觀對待社會生活中的“愛”與“恨”是具體的、歷史的、辯證的態度。“愛”、“恨”作為一種社會意識歸根結底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人是具體的歷史的處在一定社會關系的人，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從自己的經濟地位和階級關系出發，必然對事物和人產生具體的、歷史的愛憎情感。革命者對統治階級的“仇恨”不是主觀需要、想象和制造出來，而是受剝削、壓迫的經濟政治地位導致的必然的情感和客觀的事實。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談到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憤怒、仇恨情感時說到：“工人只有仇恨資產階級和反抗資產階級，才能獲得自己的人的尊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0頁)“只用靠著對當權的資產階級的烈火般的憎恨，靠著不可熄滅的內心激憤才能保持住人類應有的意識和情感。” (同上，第399—400頁)毛澤東講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因此不能抽象地評價“愛”就是絕對的好，“恨”就是絕對的不好而受到譴責。周恩來談到學習雷鋒精神的內容之一就是“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而在鄧文中，污蔑“革命”需要“仇恨”，顯然給予徹底否定和譴責態度。那么我們完全可以說，鄧文如此仇恨革命者的“仇恨”恰恰證明了作者是站在唯心史觀立場上，站在歷代統治、壓迫階級、強權勢力和一切反革命的反對派的立場上。
二、農民革命“蔑視精神文明和文化教養”嗎？
鄧文認為，上山下鄉是農民革命尚未成功的表現， 而農民革命時代是要“始終保持底層那種‘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視精神文明和文化教養的特殊時代”。這又是在歪曲和丑化農民和農民革命。
首先，人類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目前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在談到人民群眾創造精神財富的觀點時都講到，一是人民群眾是精神財富創造的源泉和動力，二就是相當多的普通人民群眾直接創造精神文明。這里所說的“人民群眾”當然也包括農民和農民革命。這是群眾史觀的最基本原理之一。大量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證明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客觀真理。其次，人猿相揖別之后，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原始人在追求物質成果的同時，就已經自覺不自覺地追求精神成果和精神享受。原始人最初的原始圖騰、繪畫、表達思想的語言、符號、簡單裝飾如項鏈等就是最好證明。馬克思談到這種現象時說，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原始人如此，那比原始人進化了數千年、數萬年的農民和農民革命何嘗不是如此呢?再次，私有制產生、腦體勞動的分離確實導致農民被剝奪受文化教育的權利和缺乏必要的物質條件，其文化水平處于社會的最低層。這種客觀事實不等于說農民不愿意追求或蔑視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中國歷史上關于窮苦人家勤奮刻苦讀書的故事比比皆是，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也都非常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重視精神追求，并提出自己的理論為革命行為提供理論依據。如大家所熟悉的東漢末年黃巾起義軍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口號就是從精神層面直接批判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外還有數次農民起義軍提出的有關“均田免賦”、“均貧富”等革命口號也是農民革命追求精神文明的有力證據之一。
從唯物史觀的角度講，“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也是具體的、歷史的，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精神”和“文化”追求。農民和普通勞動者在追求人類共性的以及本階級的文化、精神成果的同時，也確實蔑視為統治者、壓迫者、剝削者服務的剝削階級文化?！肚f子》一書記載的盜跖痛斥孔子的故事說明窮人確實蔑視所謂“圣人”的孔子，但能夠推論出窮人蔑視文化嗎。象鄧曉芒這樣的大哲學教授、大博導，我相信大多數普通工農群眾絕對瞧不起，但因此能做出結論說，工農蔑視任何“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嗎?
如此污蔑農民和勞動者“蔑視精神文明和文化教養”絕不是鄧文的首創，中外歷史上攻擊和污蔑最基層的勞苦群眾沒有文化教養的現象相當之多。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污蔑勞動者的人物就是所謂的“孔圣人”，他的《論語》中把直接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奴隸、農民等普通勞動者稱之為“下等人”、“小人”的論述比比皆是，指責這些人“困而不學”。19世紀初的許多思想家包括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也指責普通工人缺乏文化教育而“愚昧無知”。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對此進行了系統有力的批駁。所有這些觀點都是歷史觀方面蔑視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英雄史觀的典型表現。而作為與新中國共同成長起來一直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的社會主義高等學府的哲學教授竟然重拾思想史上污蔑、丑化勞動者的牙慧不就證明了其歷史觀是徹頭徹尾的唯心史觀、英雄史觀嗎?
三、中國革命的實質是新的“一次農民起義”嗎？
鄧文同時污蔑中國革命，把中國革命看作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簡單延續，“中國革命的實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次農民起義”，且整個支配革命進程的思想意識不是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而完全是封建社會的“皇權意識”。“每個農民出自本能地想當皇帝，或者是夢想著有一個好皇帝從上面賜給他陽光和雨露。”毛澤東是地地道道的農民革命領袖，他“牢牢抓住了最底層的農民、特別是農村的流氓無產者的心，以中國貧苦農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現”他把自己“與現代世界的民主運動大潮混為一談”，實際推銷的是“從大眾崇拜轉為個人崇拜和英雄崇拜”的民粹主義。他“必須將儒家倫理的‘忠恕之道’重新抬出來，對老百姓施‘仁政’。”他不僅要做中國的農民式的“山大王”，且還要做世界的“山大王”，其 “輸出革命”就是毛“爭當國際霸主(世界革命領袖)的策略。”這種罔顧歷史事實，如此對中國革命性質、特點及毛澤東竭盡歪曲、造謠、攻擊之能事，表明其作者其卑鄙目的和惡毒手段，也是中國當今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表現。
對于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毛澤東曾給予高度評價。但農民不是先進的生產力的代表，也沒有先進的科學理論的指導，其最終只能成為地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其領導者不是農民，而是工人階級，且有科學的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正確的奮斗目標、科學綱領的共產黨組織的領導。因此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有質的區別。但客觀地說，中國革命也確實與農民有天然的聯系，其參加者大多數也是農民，不可避免地把農民的意識帶到革命隊伍中來。特別是革命勝利掌握政權之后，其中某些人不可避免地犯歷史上農民起義領袖的錯誤即驕傲自滿、腐化墮落。所以毛澤東在進北京之前，提出“兩個務必”和“不當李自成”思想。毛澤東晚年的一系列思想實質都是“兩個務必”和“不當李自成”思想的延續、深化和拓展，表明中國共產黨人絕不會重復農民起義的覆轍。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一開始其革命活動，就把批判儒家思想作為其思想戰線的極其重要的任務，從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期間批林批孔。怎么能夠把“抬出儒家思想”扣到毛澤東的頭上呢?怎么能夠用歷史上農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解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最終“消滅私有制”為最高綱領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呢?鄧文這里利用中國革命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聯系及革命進程中暴露的農民參加者自身的局限性等現象，竭力把二者等同起來，抹殺其根本區別。這種置事實于不顧的主觀捏造歷史的唯心主義思維方式能夠最終對上山下鄉運動做出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評價嗎?
四、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民粹主義”嗎？
鄧文為了根本否定上山下鄉運動，于是就徹底否定毛澤東的“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思想。鄧文引用了毛澤東一句話即“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農大眾結合在一塊。”然后評論說：“這些話語在我們當時看來，占據著天經地義的道德至高點。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民粹主義教育，它決不能通往現代民主，而只能通往大眾崇拜和個人崇拜(兩極相通)。我們最崇拜的是那個站在天安門上喊‘人民萬歲’的人。”這也是對毛澤東思想的丑化和歪曲。
我們知道，唯物史觀的極其重要的觀點之一就是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主人和創造者的群眾史觀理論。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人區別于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的最顯著特征就是找到了兩個力量：一個是精神力量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是物質力量即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沒有這兩個力量，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道路和目標。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教育自己的黨員和青年人堅定不移地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是保障共產黨人無產階級性質和根本宗旨的最主要的措施。同時，以往階級社會中存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割裂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關系，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以消滅剝削、消滅階級、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中國共產黨人也就始終把改變上述腦體分離狀況也作為歷史任務之一。所以毛澤東1939年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發表的《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及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都反復深入闡發這一思想。然而，鄧文卻極端仇視之，竟然歪曲為“典型的民粹主義教育”。
這里需要簡要指出“民粹主義”的含義。“民粹主義”最早存在于19世紀中到20世紀初的俄國，主要強調小生產者的平均主義和“農民社會主義”，盡管其包含一定意義上的合理思想，如“平民至上”，但不是科學的理論。這種思潮主要反映小生產者(主要是農民)的革命要求和平均主義幻想。它站在小生產者的立場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思想成果，政治上大多采取個人恐怖活動，反對一切權威。俄國早期的許多革命者大多都是民粹派，包括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但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很快發現“民粹主義”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危害性，就開始批判“民粹主義”，特別是列寧寫了大量文章。但列寧絕不是全盤否定“民粹主義”，特別是其中的“平民至上”思想，而是否定絕對平均主義、“農民社會主義”，個人恐怖活動和不要任何權威等。因此指導列寧一生革命活動的理論基礎不是俄國土生土長的民粹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但20世紀后，西方學者把產生于俄國特定條件下的“民粹主義”概念泛化，賦予這個概念各種各樣的含義，由此造成其內涵極大的混亂。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把俄國“民粹主義”其中的合理思想“平民至上”作為其核心內容而根本否定，實際上不同程度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理論也看作“民粹主義”。特別是對于農民出身的毛澤東的一系列闡發有關工農群眾思想一律污蔑為“民粹主義”。這是近些年國內外反毛思潮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手法，同時還把 “民粹主義”帽子扣到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自覺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人民群眾頭上。他們以批判“民粹主義”為名，實際是變相推銷他們的“精英政治”和英雄史觀。而鄧文這里把毛澤東“與工農相結合”思想又戴上“民粹主義教育”的桂冠，實際是重復一切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者慣用的卑鄙伎倆。
群眾史觀在強調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同時又承認杰出人物的巨大作用。列寧關于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論述，較為全面闡發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因此，在強調人民群眾是主人、向人民群眾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緊密依靠群眾等思想的同時，尊敬、崇拜在群眾斗爭中涌現出來的英雄人物和革命領袖完全是一致的。郁達夫在魯迅去世大會上講，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個有民族英雄而不去尊敬和愛戴的民族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民族。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生前高呼“毛主席萬歲”恰恰是億萬人民群眾對待自己偉大領袖發自內心的敬仰、愛戴和崇拜。這與人民是歷史的真正主人思想完全不矛盾，而毛澤東高呼“人民萬歲”也是他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而鄧文看不到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一方面把領袖對人民的熱愛、同時號召知識分子向人民群眾學習嘲笑為“是大眾崇拜、底層崇拜，或者‘勞工神圣’。”那么我們請問，知識分子不崇拜人民群眾、不高揚“勞工神圣”，難道要崇拜統治者、大人物、知識分子自身，鼓吹“地主、資本家、統治者創造歷史”嗎?鄧文敘述崇拜“勞工神圣”的教育時說：“我們吃著農民種出的糧食，穿著工人生產出的衣服，不為他們服務、不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就是‘對不起衣食父母’，就是‘忘本’。”難道你鄧曉芒不是吃著農民的糧食、穿著工人生產的衣服長大的嗎?你不為這些人服務，而把自己看做高居于工人、農民之上的老爺，實際上就是把自己看做舊社會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壓迫者、統治者。鄧文這里如此仇視“勞工神圣”思想，且污蔑為“民粹主義”不恰恰說明其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觀思想嗎?
五、上山下鄉是對“人權的粗暴踐踏”和“畸形怪胎”嗎？
鄧文中談到人們把上山下鄉看作“受迫害”的觀點時借用農民作家劉震云的話說，如果說知青下鄉是“受迫害”，那么世代農民又算什么呢?鄧文這里實際是說，不能僅僅從“受迫害”的角度，而要站在哲學的高度即從“人權”的高度批判上山下鄉。所以他說：“我們的確由于貫徹‘階級路線’而受到了迫害，但我們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頭，而在于我們完全是被愚弄被強制地驅趕到了一個遠離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讓我們正在繼續的學業受到中斷和荒廢，這是對個人人權的粗暴踐踏。當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時，用‘反迫害’作為旗幟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們應該有更深層次的反思，這不單純是一個知青群體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都還停留在中世紀，不知人權為何物。”鄧文談到另外一種美化上山下鄉、炫耀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的所謂傾向時，惡恨恨地詛咒說：“我簡直覺得這是一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同時，鄧文指責農民革命蔑視精神文明，其目的是說明上山下鄉也是蔑視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而導致的“一個極左意識形態的畸形怪胎”。
大家知道，“人權”理論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反對封建文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武器，有其歷史的進步作用。但資產階級文化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樣，從進步作用逐漸轉化為阻礙作用，根本原因就是這種“人權”理論的哲學基礎是唯心史觀。這種人權理論把“人”看作脫離歷史的、一定經濟政治關系的抽象的人，把人的權利的內容如生存權、發展權、自由權、平等權等也看作抽象的、永恒的、超階級、超歷史的。唯物史觀把“人”看作具體的、歷史的，處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勞動實踐的人，因此人的權利也是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權利。不同階級有不同的權利內容。馬克思說，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資產階級人權理論用這種抽象的理論說明解釋人類不同社會的一切現象，實際是用資產階級自身的具體權利去衡量、評價、批判社會現象。但其批判封建社會宗教文化導致的社會現象時，是歷史的一種進步，但當其批判社會主義社會的現象時，特別是用來橫加指責發生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上山下鄉運動就變成阻礙甚至反動作用了。
唯物史觀認為，社會的發展不僅表現為經濟、政治、文化的外在形態的發展，而且表現為人自身的發展。一個時代倡導的文化內容，實質是那個時代塑造的做人的標準。封建文化塑造的人實質是拜倒在權力面前的奴性人才，資本主義文化實質是塑造拜倒在金錢面前的也是奴性的人。二者的共同點都是塑造自私自利的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文化塑造的是具有是非辨別、批判能力和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社會主人型的人，是為人民服務的人?！豆伯a黨宣言》強調未來社會是“消滅私有制”、“兩個決裂”的同時，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種發展就是從奴才型的人發展為主人型的真正自由、全面發展的人。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如馬克思所說，在經濟、政治、文化、道德等多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舊社會的“痕跡”。這種“痕跡”不僅表現在社會的外在現象上，更重要的表現在人們內在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上，并以這種世界觀反作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對立，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因此，共產黨人如果只是從外在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上改造世界，而不改變人們內心不同程度存在的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剝削階級世界觀，那么這種世界觀在一定條件下逐步擴大并影響經濟和政治制度，最終導致革命成果的喪失和舊制度的復辟。毛澤東的“兩個務必”和“不當李自成”思想始終是強調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戰勝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在塑造人的標準問題上，就要求人們不能象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那樣單純只是從個人的需要特別是從賺錢和成名成家角度選擇自己的職業和工作，而要求把個人職業、理想的追求同社會的發展、國家和人民的需要緊密結合起來，要求人們逐步自覺改造世界觀，樹立普通勞動者思想，樹立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就知識分子與勞動者的關系而言是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而不是脫離工農、脫離勞動、脫離艱苦的人上人式的精英、貴族。就國家而言，不能把社會發展的重點只放在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城市、沿海地區，更要創造一切條件發展較為落后的農村、邊疆、內地等。這是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決定的。那時的口號是號召青年人“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毛澤東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六二六醫療隊等重大措施正是依據社會主義發展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的總的戰略提出的。青年人只有從這一戰略思想出發選擇自己的志愿、理想，才是這個社會塑造的真正的自由的人，是社會主義具體“人權”的表現。近些年來，許許多多的知識青年結合自己的成長經歷，高度贊揚了上山下鄉的意義。包含習近平同志最近的講話。鄧文這里把上山下鄉看作“人權的粗暴踐踏”和極左意識的“畸形怪胎”，且指責贊揚上山下鄉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說明了作者的世界觀、歷史觀就是典型的以唯心史觀為理論基礎的資產階級“人權”理論，其人生觀、價值觀是典型的自私自利，是為恢復剝削、壓迫制度服務的人。如此評價上山下鄉，絕對不能做出科學的結論來。實踐證明，上山下鄉既不是“踐踏人權”，也不是“畸形怪胎”，而是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新事物，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極其重要的戰略舉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鄧文如此惡毒攻擊、否定上山下鄉，才是真正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
附：
對知青50周年的歷史與哲學反思
2014-11-30 09:40
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 作者:鄧曉芒
今年是我們江永知青1964年大批下放的50周年，在此前后也有部分知青下放江永，也和大家一起記念這個日子，一起來反思這場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就我們個人來說，這也是我們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我們在這里轉向了一個我們從來沒有預料到的充滿坎坷的道路，決定了我們一生的命運、世界觀和價值觀。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我們所啟動的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它關系到我們對自己一生的評價。在50年后的今天，與當時相關的諸多恩怨都已經淡化，我們才有條件來對這場運動做一番遠距離的冷靜的審視，這種審視也才能有可能是客觀的、貼近真相的。
(一)
首先我們要進行一種歷史的反思。剛才講了，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為什么史無前例?是由于當時的領導人的突發奇想，更是因為當時的政府是一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全能政府”?，F在一般認為，60年代的大規模上山下鄉主要原因是當時由于大躍進的失敗，工業凋敝，經濟崩潰，城市就業困難，為了社會的穩定，必須將大批待業青年和剛剛畢業的中學生趕到廣闊的農村，讓農業生產消化掉剩余勞動力。這些當然不算錯，有大批文獻和事實作依據，但是非常表面，還應該做進一步深入的思考。
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在歷史上，有哪一個政府解決失業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是采取這樣一種方式的?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或者說，這本質上不是政府的問題，而是老百姓自己的問題。小民百姓從來都不是靠政府“安排工作”，而是自謀生路，各顯神通，魚有魚路，蝦有蝦路，而且一般說來，城里總比鄉下的機會多。讀書人呢，有科舉的路，科舉不第，也還可以當幕僚、教私塾，幫人寫對聯、寫信和寫狀紙，算命看相行醫，做鄉紳和“喊禮”，也可以經商做生意。像“孔乙己”那樣窮困潦倒的畢竟不多。
到了現代社會，城市發達，科學昌明，專業分工明確，開始有了“失業”問題。這或者是由于專業設置不當，或者是由于經濟不景氣，而當局解決這類問題，通常是通過調整專業培訓和發展第三產業、減少稅收、扶持中小企業的辦法，或者是政府投資興辦公共工程的辦法，卻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是通過把有文化的剩余勞動力趕到農村去的辦法，這相當于一個國家的自殺，斷絕了未來發展的前途。
中國當時的情況，是剛從三年饑荒中走出來，百廢待舉，第三產業極端匱乏，人民生活極端不便，各行各業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那個時候在城里，人們的生活水平極端低下，工資極低，只求有口飯吃。有的家庭靠母親在街道工廠糊個紙盒什么的，就能夠供家里幾個孩子念書，雖然非常困難，也能勉強度日。文革后期趕人下鄉的口號是：“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但我從來沒有看見誰在城里吃閑飯，只要賴在城里，總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認為，當年中國城市并不存在真正的勞動力過剩和失業的問題，相反，只要放開讓大家去各自謀生，只會有勞動力不足、特別是有文化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然而，為什么的確又有大批中學畢業生無法安排工作呢?這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放開讓百姓自謀生路，而要把就業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證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壓制街道工廠和市場的自然發展。60年代的街辦工廠和小集體單位自負贏虧，搞物質刺激，被視為如同農村的“三自一包”那樣的非社會主義企業，是絕對不容許其坐大的。這就使得街道企業和小集體吸收勞動力的容量大大受限。
另一方面，由于要貫徹“階級路線”，那些家庭“有問題”的學生的確面臨如何處置的問題，必須把一部分學生打入“另冊”，以制造“階級矛盾”，鞏固和加強紅色政權的合法性。這兩方面都是極左意識形態的實踐效應。文革后期，特別是1968年以后，這一套辦法也成為解決紅衛兵造反派這些社會不安定因素的現成手段。
再加上，政府通過戶口制度，對百姓、特別是有文化的人掌握著絕對的人身控制權，因而能夠對成百萬的知識青年任意驅使，能夠輕而易舉地干成這件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中都幾乎不可能的事情，這是對極左意識形態控制整個社會、為所欲為的制度上的保證。
第二個要考慮的問題是，我們這些極左意識形態的受害者，為什么在當時對這種不合常理的倒行逆施不但沒有清醒的意識，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人真心擁護，自覺自愿地以極大的熱情把自己的青春投入這一“劃時代的”“偉大事業”，還覺得自己特別光榮、特別真誠?即使是那些對于上山下鄉抱有反感、恐懼、無奈和痛恨的知青，也覺得自己沒有正當的理由來抵制這種強加于自己的命運，反倒覺得自己有種想當“逃兵”的不光彩?這就涉及到我們從小所受到的那種格式化的教育和洗腦，是必須徹底反思的。
近年來，已經有不少人反思了49年以來我們所經歷過的那種極左的意識形態，有的追溯到蘇聯模式，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有的追溯到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還有的追溯到了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所有這些當然都是必須清理的，但是我還沒有看到一個人把這種極左思潮追溯到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歷史的慣性。
我歷來認為，中國革命的實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次農民起義，而農民意識里面浸透著的是皇權意識。中國幾千年來都是農民國家，這是中國皇權專制體制的深厚的基礎。每個農民出自本能地想當皇帝，或者是夢想著有一個好皇帝從上面賜給他陽光和雨露。毛澤東作為農民革命的領袖，首先就牢牢抓住了最底層的農民、特別是農村的流氓無產者的心，以中國貧苦農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現，并且很自然地與現代世界的民主運動大潮混為一談。但國際上的民主思潮講的是自由和平等，而東方包括蘇聯和中國等國家的民粹主義則極容易從大眾崇拜轉為個人崇拜和英雄崇拜。因為農民講平等，不過是要由一個他們所佩服的、為他們說話的領袖帶領他們“鬧翻身”，把他們上面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奪過鞭子揍敵人”。整個過程都需要仇恨，沒有任何調和的余地，這就是“革命”這個概念的真正含義。
但傳統的皇權專制一旦坐穩了天下，通常都要從這種農民革命的仇恨激勵轉向社會和諧，所謂“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必須將儒家倫理的“忠恕之道”重新抬出來，對老百姓施“仁政”。而中國革命勝利后，為什么幾十年一直沿用著“馬上治天下”的思路來進行意識形態灌輸呢?這是因為時代不同了，當今的“天下”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而是“世界”。在世界沒有統一以前，毛始終只能是“王”，甚至只能是“山大王”，而不能稱“霸”。為了繼續“反霸權”或者說“爭霸”，還只能以“馬上得天下”來治國。所謂“輸出革命”不過是毛的“合縱連橫”爭當國際霸主(世界革命領袖)的策略。
因此，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中，有幾個因素是最關鍵的。一個是“革命”，革命有天經地義的合理性，從小就要干革命，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人生的意義就在于獻身于革命事業。其次是仇恨，就是“階級仇，民族恨”，因為革命必須有革命的對象，“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凡是“苦大仇深”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對象。第三就是大眾崇拜、底層崇拜，或者“勞工神圣”。我們吃著農民種出的糧食，穿著工人生產出的衣服，不為他們服務、不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就是“對不起衣食父母”，就是“忘本”。
所以，上山下鄉的意義，一個在于這是一樁“革命事業”，是為世界革命作貢獻的壯舉，是反修防修、抵制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有效的措施;再一個就是“返本”，回到工農群眾中去，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農大眾結合在一塊。”這些話語在我們當時看來，占據著天經地義的道德至高點。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民粹主義教育，它決不能通往現代民主，而只能通往大眾崇拜和個人崇拜(兩極相通)。我們最崇拜的是那個站在天安門上喊“人民萬歲”的人。
所以，上山下鄉是在一個由底層農民革命奪取政權之后，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而始終保持底層那種“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視精神文明和文化教養的特殊時代，所誕生出來的一個極左意識形態的畸形怪胎。它的那些打著道德旗號的宣傳口號由于符合中國傳統底層文化的“正義”性和仇恨心理，特別是符合《水滸傳》中的那種痞子文化傳統，而具有極大的欺騙作用。
(二)
因此，我們今天來反思上山下鄉，有一個最好的歷史條件，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歷史已經為這種民粹主義實踐作了定論，證明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這場巨大的社會實驗是一場“浩劫”(不僅僅是文革)，而與此相應的意識形態教育則是一種利用傳統文化慣性所進行的系統的洗腦和欺騙。
作為個人來說，我特別不能同意對待上山下鄉的這樣兩種偏向。一種是把上山下鄉僅僅看作我們知青的“受迫害”，因而停留在對上山下鄉政策的單純控訴和訴苦的態度上，這種態度并沒有超出我們所受的傳統教育，也是經不起傳統意識形態的反駁的。農村出身的作家劉震云曾經質問：你們知青下鄉是“受迫害”，那廣大農民世代在鄉下生活又算什么呢?你們可以回城、算工齡，農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對于這樣的質疑，我們將無言以對。
我們的確由于貫徹“階級路線”而受到了迫害，但我們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頭，而在于我們完全是被愚弄被強制地驅趕到了一個遠離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讓我們正在繼續的學業受到中斷和荒廢，這是對個人人權的粗暴踐踏。當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時，用“反迫害”作為旗幟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們應該有更深層次的反思，這不單純是一個知青群體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都還停留在中世紀，不知人權為何物。
另一種傾向則是把上山下鄉盡量美化，覺得那是我們青春時代的一種美好回憶，甚至渴望回到那種沒有心計、互相坦誠、天真純潔的時光，那是我們的“激情燃燒的年代”。于是在我們這個年紀上，一些人有一種強烈的懷舊情緒，并且將這種情緒毫無反思地表現出來，甚至到舞臺上去公演，唱紅歌，跳紅衛兵舞，都成了炫耀我們那個時代青春激情的一種公開的方式。我簡直覺得這是一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
我不否認，每個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紀念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每個人的青春都值得歷史記住?；蛘哒f，人的青春只有附著于歷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義的。如果我們能夠反思我們當年“由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狀態”(康德語)，我們的回憶就具有人類經驗的價值。否則我們就只好自己私下里紀念一番，自我陶醉于幾個朋友的回憶中，而不足為外人道。而在我們身后，這些美好的回憶都將煙消云散，不留痕跡。我們等于不曾活過。
所以，只有經過這樣的反思，我們所經歷過的一切才會不僅僅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而且對下一代和子孫后代而言，都具有歷史意義。現在有些年輕人對我們這一代十分瞧不起，雖然也唱紅歌，但遠沒有我們當年的虔誠，而是故意用搖滾的、調侃的態度在唱，他們與歌詞的內容保持著一段歷史的距離，表達著一種批判的態度。我們不要慨嘆所謂的“代溝”，這不過是歷史的進步而已。這種看不慣只不過表明我們被遺留在歷史的灘頭，我們擱淺了。
也許有人會說，你老是說歷史歷史，歷史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這樣說的人，我要反問一句：你的兒女和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孫子輩和你有什么相干?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要給后代帶個好樣，要把我們一生的經驗、我們做人的感悟和覺醒留給后代，不要讓人指著后背說：你看，這就是被毀掉的一代。50年前的知青下放經歷，足以讓年輕一代人肅然起敬，只看我們自己如何對待。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走出知青情結》，意思是讓我們走出單純的懷舊和自戀，放眼我們在中國當代歷史中所處的境遇，反思人性從朦朧到覺醒的艱難歷程，這樣來為中國人的國民性提供某種深化的契機。只有這樣，我們所受的苦才不會白受，我們青春的激情才不會虛擲，我們這一代人的痛苦經歷才不會毫無痕跡地煙消云散，而會在中國當代啟蒙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三)
最后，我想在這知青下鄉50周年的紀念活動中，我們每個人都有資格進行一種人生哲學的回顧和反思。我們的生命已經過去了一大半，我們的朋友中有的已經提前離開了我們，他們所面對的死亡不久也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我們對自己的這一生究竟如何評價?在面對死神或上帝的時候，我們能夠問心無愧嗎?我們絕大部分都不是什么“成功人士”，而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但我們的結局都是一樣的，在死亡面前，我們都有一個平等的靈魂。
我知道有的知青朋友們到了這個年齡，已經心灰意冷，再也不想事情，不想自尋煩惱。他們擁有了人生閱歷這份精神財富，卻不知道拿它有什么用。他們開始遺忘，消極地對待人生，相當于等死。但是，我還是希望每個經歷過來的人都始終能夠有一種積極的態度，抓住我們剩下不多的生命來充實自己、提升自己。我們好不容易到人世間來走了一遭，如果草率從事，匆匆忙忙，還沒有來得及看清生活的真相，就撒手而去，那就太花不來了。
我體會人生越到后來，越有嚼頭，當你有了豐富的人生閱歷，你再回過頭來看自己走過的道路，你會看得更透，你對自己就把握得更深。年輕時候我讀哲學，一位朋友的父親對我說，哲學是要到45歲以后才讀的。雖然我并沒有聽他的勸告，但我覺得他說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反過來理解：哲學到了老年以后才會有切身的體會，才知道它的用處何在。
不論對哲學有沒有興趣，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哲學，只是他沒有意識到而已。哪怕你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那也是你的哲學。我們平時忙于生活，無暇顧及思考生活，但其實我們是有機會接觸到哲學的。在我們的人生中，第一個接觸哲學的機會是我們在鄉下感到絕望，前途一片渺茫，時常百無聊賴的時候，那時我們常常想到的是怎么打發這些暗淡無光的日子。我本人就是在那個時候進入到哲學中來尋求光明的，一旦找到，就不離不棄地走到了今天。
第二個機會就是當前了。在我們這個年紀上，生活的重擔已經逐漸卸下，我們的眼光更多地不是展望未來，而且回顧過去，我知道有許多朋友們會感到人生的破碎，一地雞毛，不堪收拾。當然也有得意的，覺得自己混到今天有這樣，也算是不錯了。但畢竟現在有更多獨處的時光，從50年前的那個日子開始，生活像一條紅線一般把自己的記憶一直牽引到了今天。如何將這條紅線理出個頭緒來，而不至于變成一團亂麻，這就是哲學的功用。
幸好，哲學不是某個人的專利，而是人的本性。當你在孤獨的時候，當你在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需要進行一番思想清理的時候，你會知道，只有哲學能夠幫你走出迷惑，將破碎的人生整合成一個完整的人生。你最后的這個完整的形象，就是你一生的形象。
[i] 本文為長沙市2014年11月2日作者在紀念長沙知青下放江永縣50周年論壇上發言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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