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體系的結構性震蕩是發達資本主義克服危機的現實路徑

　　【摘要】：本次危機是資本主義矛盾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不斷累積后的集中爆發，產業資本的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導致全球性生產過剩及金融資本的龐氏虛擬積累。過度積累問題既是本次危機的核心內容，也是發達資本主義克服危機的關鍵。然而，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危機措施絲毫未觸及過度積累模式，全球性生產過剩和龐氏虛擬積累仍是經濟復蘇的主要障礙。在這種背景下，以中心國家向外圍國家輸出危機為主要內容的世界體系的結構性震蕩，就成為消除過剩、克服危機的現實途徑。中心國家輸出危機以消除過剩資本存量的途徑主要包括：發動金融戰造成外圍國家貨幣資本價值的劇烈波動，發動石油戰中斷外圍國家的產業資本循環，發動政治軍事攻勢破壞外圍國家社會總資本運動的社會條件。

　　關鍵詞：危機、過剩資本、世界體系、結構性震蕩

　　2007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已發展成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經濟大危機，這場危機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合理性提出了嚴峻挑戰。危機爆發后資本主義各國推行了一系列反危機的經濟政策和制度改革措施，以期克服危機走向復蘇。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視角看，這些經濟政策和制度改革無法緩和本次危機的直接根源——全球性生產過剩;而以國家間沖突與斗爭為基本內容的世界體系的結構性震蕩，則能夠有力地消除全球過剩的資本存量，推動資本主義擺脫本次危機的陰影，并再次步入新一輪周期性運動。

　　一、遠未結束的資本主義危機

　　8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勞資關系的新變化，從根本上引起了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累積和深化，金融化和債務化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內延緩矛盾激化、推遲其向現實危機轉化的短期手段。但從長期看，這種延緩和推遲沒有消解矛盾累積的程度，反而加劇了利潤與工資、積累與消費等矛盾關系體的失衡程度。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是上述累積性失衡的必然結果和強制性展現，它以極端的方式凸顯了社會經濟按比例平衡發展的的客觀要求。[1]

　　危機引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嚴重經濟衰退，歐美各國政府普遍采取了凱恩斯主義擴張性經濟政策，力圖借助于國家干預的力量克服危機實現復蘇。危機爆發后美國出臺的救市政策，是整個資本主義國家干預政策的一個縮影。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衡量財政政策力度的基本指標，2009-2011年間美國該指標的均值為9.3%，而石油危機后1974-1975年間的均值僅為1.9%。利率水平是衡量貨幣政策力度的基本指標，2009-2011年間美國聯邦基準利率均值為0.15%，遠遠低于石油危機后1974-1975年間8.17%的水平。[2]不僅如此，美聯儲從2008年末開始還相繼推出了四輪量化寬松計劃以擴張流動性規模。

　　然而，全力開動的國家干預機器并未推動資本主義經濟走向真正的復蘇之路。從圖1可以看到，在2008年危機爆發后，美歐日GDP增長率急劇下降，2009年紛紛跌至負值;2010年之后總體緩慢上升，但呈現出來的波動態勢表明經濟增長缺乏動力且高度不穩定。與GDP增長率相比，失業率指標更能反映資本主義經濟復蘇的真實面貌。很多經濟學家指出，2010年以來的經濟復蘇是典型的“失業型復蘇”，高居不下的失業率使得真實的經濟復蘇遠未實現。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失業率數據，2008-2012年間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年均失業率分別為8.3%，9.8%和4.6%。與經濟學界通常認可的4%-5%的合理失業率相比，勞動力市場的復蘇之路顯然還相當漫長。圖2是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繪制的美歐日2000-2011年間失業率變動圖。可以看出，美國和歐元區的勞動力市場受危機沖擊最為明顯，其在2009-2011年間的平均失業率分別為9.3%和9.8%，而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則只有4.6%和7.5%。日本勞動力市場受危機的沖擊相對較小，其在2009-211年間的平均失業率為4.8%，僅僅比2007年提高了0.9個百分點。然而，考慮到日本在危機爆發前已經長期陷入經濟停滯階段，這種失業率的溫和上升也足以對日本經濟復蘇構成嚴重的實際影響。

　　經濟增長的復蘇與高位失業率的并存，使得“失業型復蘇”迅速成為主流經濟學家熱議的話題。[3] 盡管很多經濟學家為此開展了一系列相關分析與測試，但導致“失業型復蘇”的謎底仍未揭曉。[4] 保羅·克魯格曼甚至斷言，美國的“失業型復蘇”絕不是一個短期現象，美國正在步日本的后塵，業已滑入“失去的十年”，其程度可能比90年代的日本更糟。[5]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網站數據庫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網站數據庫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L.UEM.TOTL.ZS/countries?display=default

　　經濟增長的乏力與嚴重而持久的失業，導致普通工薪收入者生活水平下降，低收入階層的貧困程度進一步加劇。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資本集團、尤其是大金融資本集團卻借助于各國政府的龐大救市措施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財富縮水程度。這種冰火兩重天的財富分配狀況在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引發了激烈的政治矛盾和嚴重的社會動蕩，資本主義面臨著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全面危機。

　　2011年9月17日，美國紐約爆發的 “占領華爾街”運動，并迅速蔓延到洛杉磯、波士頓、芝加哥、費城等150座城市。抗議者表達了對金融資本主義的強烈憤慨，要求消除金錢對政客和國家政策的影響，用公民大會制度取代政商合一的政府。這一運動很快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獲得共鳴，英國倫敦、德國法蘭克福、法國的巴黎、日本的東京、意大利羅馬、西班牙馬德里等城市相繼爆發了規模不等的類似的游行示威活動。對此，《金融時報》專欄評論家約翰·普倫德強調，在曼哈頓祖科蒂公園和倫敦圣保羅大教堂臺階上的抗議者不需要施粥場，他們自愿住進帳篷表達抗議，是因為他們對財富分配、政治權利和社會公正的失望和不滿。如今，最顯赫的利益集團由華爾街和倫敦的金融專業人員組成。通過競選資助和政治捐贈，他們為自己買到保護而不必面對應有的社會問責。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推動金融改革以降低投機風險的最大障礙，仍然是這個利益集團的強大阻力，這已成為威脅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系統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關鍵。[6]對于這種不滿，美國前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勞倫斯·薩默斯也不得不承認，雖然美國人一直以來都是資本主義最熱切的擁護者，但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目前有40%的美國人對資本主義持否定看法，這種幻滅感在18至29歲的年輕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年收入3萬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詡的民主黨人士中間表現得尤其明顯。[7]

　　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自我調整的歷史困境

　　為了緩和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歐美各國政府力圖推動一系列制度改革，以緩和資本主義的固有經濟矛盾，重建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信心。概而言之，這些制度改革包括四方面內容：第一，改革金融監管制度，抑制過度膨脹的金融業，降低引發金融動蕩的系統性風險;第二，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善低收入者階層的生活水平，緩和源于貧困引發的社會動蕩和矛盾;第三，改革稅收制度，通過減稅減輕企業成本，并對富人階層溫和增稅以緩和貧富分化問題;第四，調整環境和能源領域的政策和制度，推動新能源、新環境產業發展以實現“再工業化”戰略。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視角看，這些制度改革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調整，即以福利制度改革和稅收制度改革為內容的勞資關系再平衡，和以金融監管改革和“再工業化”戰略為內容的資資(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關系再平衡。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通過變革生產關系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經濟體矛盾運動過程的基本內容。資本主義的歷史演化過程也表明，國家壟斷資本、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以及福特制資本主義等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新發展而進行的自我調整，它們對于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合理性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與歷次經濟危機一樣，本次危機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不斷累積后的強制爆發，其猛烈程度僅次于1929年的“大蕭條”。很多學者將克服危機的希望寄托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調整，期待通過經濟制度改革來實現資本主義的新一輪增長與復興。

　　在這個意義上，福利制度改革、稅收制度改革、金融監管改革和“再工業化”戰略的重要性凸顯出來。前兩項改革被認為與勞資關系再平衡有關，因為它們能夠緩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化程度，有助于緩和消費不足與生產過剩問題。后兩項改革被認為與資資關系再平衡有關，因為它們能夠刺激清潔能源和環保產業工業的崛起，抑制過度金融化和產業空心化問題，維持社會總資本各運動形態的良性循環。但遺憾的是，這種期冀背離了當前生產力發展的狀況，無論是勞資關系平衡還是資資關系平衡，都面臨著嚴峻的歷史困境，它們無法成為克服本次危機的可行方案。

　　其一，社會生產方式的新發展導致二戰后形成的“妥協合作型”勞資關系喪失存在的基礎，“資本強勢型”勞資關系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將是一種普遍趨勢;與雇傭勞動對資本日益嚴重的隸屬程度相比，福利制度改革和稅收制度改革的抵消性作用無異于杯水車薪。首先，全球化進程增強了跨國壟斷資本在勞動力市場的市場勢力，它可以在世界范圍內選擇質優價廉的勞動力，新興市場經濟體成為其安家落戶的新樂園;與此對照，受國籍限制的雇傭勞動力不能跨國流動，這無疑大大弱化了雇傭勞動力的市場勢力。其次，信息化強化了資本對生產全過程的系統控制能力，以固化流程為特征的“大工廠”模式被彈性生產的“分包-總控”模式所取代，這造成了雇傭勞動階層的內部分化，勞工內部的競爭進一步弱化了雇傭勞動力的市場勢力。顯然，資本主義生產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趨勢不會因福利制度改革和稅收制度改革而減緩，造就了“資本強勢型”勞資關系的歷史條件仍然在發揮作用。因此，試圖恢復“妥協合作型”勞資關系的努力注定無法成功。[8]可以預見的是，資本外流的威脅消解了激進式福利改革和稅收改革的可能性;福利制度改革的最大成果將止于貧困階層生活狀況的改善，以此謀求國內社會與政治的穩定;稅收制度改革的最大成果將止于超高收入階層的溫和增稅，以此謀求國內普通選民對政府的支持。

　　其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空心化和過度金融化，是國際壟斷資本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資本結構的必然結果，符合世界分工體系的總體發展趨勢;金融監管改革和“再工業化”戰略無法逆轉這一歷史趨勢，以平衡國內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為內容的資資關系調整將注定是明日黃花。首先，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制造業領域具有成本優勢，而發達國家在金融產業具有比較優勢，這自然推動了全球制造業和全球金融業分別落戶于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達國家。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工業化和歐美發達國家的金融化是世界分工體系發展同一結果的兩個方面，這符合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表現。其次，危機后推出的金融監管改革著力于降低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而不是逆轉金融化進程。而且，考慮到金融資本集團在政治決策中的強大力量，以及實現金融抑制所必需的國際合作，金融監管改革的實際成果將遠遠低于預期，其最大功效很可能會止于事后修補與危機救助。最后，考慮到上述困難，“再工業化”戰略作為配套方案被提上議事日程，新能源和環保產業被列為過剩資本實現積累的新空間。不可否認，發達國家具有強大的技術開發和創新能力，而且主導著國際分工和貿易秩序，這使得其在謀求新產業創新方面具有重大的先發優勢。但從長期來看，主導國際分工格局的決定因素仍然是勞動力，這使得具有勞動力優勢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具有巨大的后發潛力。而且，信息技術革命對新技術和新產業擴散的加速作用，進一步弱化了“再工業化”戰略的成功可能性。

　　以上分析表明，歐美各國推行的制度改革措施難以達到調整生產關系的目標，危機所暴露出來的基本矛盾難以被有效化解。[9]當然，這并不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喪鐘已經敲響，它在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具有歷史合理性。我們看到，資本主義企業仍是目前有效率的生產方式，世界分工與生產體系仍然以資本雇傭勞動為基礎，追逐利潤的動機仍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在驅動力。對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構成挑戰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大多數仍然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為基礎。不僅如此，全球化與信息化增強了資本空間布局和彈性生產的能力，這客觀上造成了全球工人階級的利益分化，工人階級內部不同利益集團間的矛盾與沖突不斷加劇，這嚴重削弱了工人階級以集體行動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可能性。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將繼續存在，那么，資本主義各國克服危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三、世界體系的結構性震蕩是克服危機的現實路徑

　　根據馬克思的邏輯，危機本身就是一種“毀滅性創造”，它通過強制性地銷毀過剩資本存量——即商品資本、生產資本及貨幣資本的貶值損毀——來為新一輪資本積累開辟了空間。一方面，已有資本價值的貶值和毀損緩和了資本積累與社會消費的對抗性矛盾，這為新一輪的資本積累提供了潛在可能性;另一方面，已有資本價值的貶值和毀損加速了固定資本更新過程，隨之而來的技術革新與進步不僅延長了社會再生產的過程，而且也拉長了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運動幅度。因此，危機爆發后過剩資本存量銷毀的程度，是判定資本主義能否復蘇的關鍵指標。然而，本次危機的爆發并未導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過剩資本存量的大規模銷毀，這當然要“歸功于”資本主義各國采取的救市政策。通過國家干預方式人為延緩過剩資本的銷毀，其代價是資本積累與社會消費間對抗性矛盾的懸而未決，這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復蘇的最大阻礙。

　　要想發現資本主義克服危機的真正路徑，就必須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局限性，從銷毀過剩資本存量的視角來尋找答案。事實上，答案并不神秘，它就顯現于資本主義霸權更迭和世界體系演化的近代歷史進程中，這就是以民族國家間沖突和斗爭為基本形式的世界體系的結構性震蕩。通過這種震蕩，某些民族國家的資本存量被強制性銷毀，新一輪資本積累的空間就此被開辟出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也因此擺脫危機開始了新一輪周期性運動。

　　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各國間的沖突與斗爭一直是克服全球性生產過剩問題的最有效手段。列寧指出，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為了應對不斷深化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根據實力的相對變化重新瓜分世界市場和資本輸出地，已經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緩和國內矛盾和危機的基本途徑。[10]20世紀相繼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結構性震蕩的激烈表現形式，由此銷毀的過剩資本存量為資本主義的新增長倒出了必要的空間。約翰·福斯特和羅伯特·麥克切斯尼的研究表明，羅斯福新政并不是克服大蕭條的致勝法寶，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既成權力結構導致國家干預存在一個無法逾越的上限。他們認同加爾布雷思的判斷，即30年代“大蕭條“終結于美國加入二戰后的全民軍備總動員，戰爭是美國經濟走向全面復蘇的真正推動力。[11]

　　從世界體系的現狀看，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霸權體系沒有發生根本性動搖，美、歐、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力量對比未發生重大變化，新興市場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也未發生根本改變。在這種條件下，本次危機不太可能引起旨在重新瓜分勢力范圍和世界市場的世界大戰，世界體系的結構性震蕩將主要采取經濟沖突、政治斗爭和局部軍事戰爭的基本形式。

　　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沖突和斗爭而言，其主要形式將是經濟沖突，這不僅表現為各國在危機后出臺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更表現為它們對國際金融和國際分工主導權的爭奪。危機爆發后美國接連推出的四輪量化寬松計劃，以及2011年歐債危機的爆發，其深層次根源都離不開美歐對國際金融主導權的爭奪;而2009年哥本哈根國際氣候大會的分歧與矛盾，以及歐盟自2012年開始征收國際航空碳排放費的做法，則是美歐對國際分工體系中新樞紐——碳交易與清潔能源——主導權的爭奪。[12]從目前情況看，對國際金融主導權和新能源產業增長點的爭奪，已經成為美歐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主要斗爭內容。顯然，這些經濟斗爭的目標不在于大規模銷毀彼此的過剩資本存量，而在于為新的資本積累提供更有利的前提條件。從消除過剩資本的實際效果看，這種經濟斗爭顯然力有不逮，它不會成為本次危機后世界體系結構性震蕩的主要形式，也決不會是資本主義克服危機的現實途徑。

　　除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沖突和斗爭以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性震蕩還包括這些國家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間的沖突與斗爭。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薩米爾·阿明等學者的研究表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等級結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處于這個等級結構的外圍地帶，它們依附于美、歐、日等處于中心地位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旦危機爆發，中心國家往往能夠借助于國際金融與貿易戰、國際政治斗爭、甚至局部軍事戰爭等手段，將危機所暴露的矛盾轉嫁給外圍國家，并以銷毀外圍國家資本存量的方式緩和中心國家資本過剩的問題。特別是在蘇東解體以后，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間的沖突與斗爭已成為世界體系結構性震蕩的主要形式，通過銷毀外圍國家的資本存量來緩和全球性資本過剩問題已成為克服危機的一般途徑。本次危機后，世界體系結構性震蕩的主要表現形式仍將是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間的沖突和斗爭。憑借其在世界體系中的經濟政治主導權和強大的軍事實力，中心國家有能力對外圍國家的特定區域和產業發動持續的“靈巧戰爭”以銷毀其資本存量，全球性生產過剩問題的程度將因此得到緩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因此走出危機步入復蘇。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發動的“靈巧戰爭”將主要采取三種形式：1、中心國家憑借國際貨幣與金融主導權，對某些外圍國家發動金融戰;2、中心國家憑借對原油定價權和原油主產區控制權，對某些外圍國家發動石油戰;3、中心國家憑借其國際政治和軍事優勢，對某些外圍國家發動政治攻勢和局部軍事戰爭。

　　四、金融戰是中心國家對外輸出危機的首選形式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金融戰已取代貿易戰，成為中心國家銷毀外圍國家資本存量以緩和生產過剩的主要經濟手段。

　　隨著蘇東陣營的解體和經濟自由化浪潮席卷新興工業化國家，中心國家以空前的規模向外圍國家輸出資本，這些國家的跨國壟斷資本往往是新興工業國對外貿易盈余的主要受益者。一旦爆發大規模貿易戰，新興工業國固然因國際市場萎縮而面臨生產和就業的壓力，但跨國壟斷資本集團同樣將蒙受巨大的利潤損失;作為旨在解決國際貿易爭端而成立的世貿組織，其實質是跨國壟斷資本為保證其主導的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而建立的制度保障。伴隨著中心國家產業資本對外輸出的加強，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呈現出產業空心化和金融化的趨勢，這嚴重削弱了其在傳統國際貿易領域的市場競爭力。以美國為例，1960-1985年間金融業利潤和非金融業利潤分別占國內利潤總額的15.7%和74%;而在1986-2007年間前者驟升至25.4%，后者則跌至58%。[1]在這種背景下，貿易戰不僅難以給中心國家帶來實際的好處，而且還可能使國內產業和海外資本遭受雙重損失。因此，避開傳統的貿易戰，轉而采取更具壓倒性優勢的金融戰，自然成為中心國家在經濟領域輸出危機的不二選擇。

　　通過金融戰來輸出危機并最終銷毀過剩資本存量，通常包括前后相繼的三個環節：第一，消除外圍國家在貨幣兌換領域的保護性管制，使之匯率與金融市場的波動從屬于世界貨幣和國際金融市場;第二，中心國家通過市場操作和政府干預等手段實施低利率和低匯率政策，促使外圍國家的貨幣相對升值，其G-W…P…W´-Gˊ的資本運動形式日益被G-G´的投機性金融資本運動形式所取代，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日益轉化并停滯為貨幣資本形態，這最終表現為虛擬經濟泡沫的持續膨脹;第三，當外圍國家的虛擬經濟泡沫面臨足夠大的風險時，中心國家通過提高利率和匯率等方式促使外圍國家的貨幣急劇貶值，其虛擬經濟泡沫因流動性不足而破裂，以貨幣資本形態存在的過剩資本被大規模銷毀，其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價值也因此劇烈貶值和毀損。

　　1982年爆發的拉美債務危機清楚地表明，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決不僅僅是一個價值符號或交易媒介，它更是套在那些擁有大額美元債務負擔的外圍國家脖子上的隱形絞索。美聯儲只需“正常地”調整利率水平，就足以在這些拉美國家造就出一場嚴重危機，隨之出現的資本劇烈貶值實際上就是對已有資本存量的強制性銷毀，這無疑有助于緩和全球性生產與資本過剩的程度。[13]相比而言，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則更像一場精心設計的突襲戰，它向我們展示了更為完整的金融戰的運作機理。首先，泰、新、馬、印等東南亞各國在80年代末相繼進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外匯、信貸、證券等金融市場已完全融入世界金融市場體系，這為跨國金融資本集團發動金融戰開具了通行許可證;其次，在經歷了近20年的快速增長后，東南亞各國的外向型經濟不僅面臨著全球性生產過剩的巨大壓力，而且還遭到來自于中國制造業的強大挑戰，其國內經濟和國際收支狀況均呈下滑態勢，這為跨國金融資本集團發動金融戰提供了必要的戰機;再次，跨國金融資本集團是世界金融市場的主宰，憑借美元霸權及資金、信息、技術等優勢，它們有能力造成泰銖等弱勢貨幣的人為劇烈貶值，在獲得巨額投機回報的同時完成對這些外圍國家資本的價值銷毀。[14]

　　五、石油戰是中心國家對外輸出危機的補充形式

　　除了金融戰以外，中心國家還通過石油戰來對外輸出危機。石油是全球制造業的主要能源和基礎材料，是直接影響一國宏觀經濟穩定與增長的戰略性資源。控制了石油資源，也就意味著擁有了對世界體系生產與貿易的主導權。正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的那樣，“誰在海灣和中東控制著什么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是誰在世界上控制著什么這一問題的關鍵”。[15]從20世界80年代以來，中心國家開始綜合運用金融、政治、軍事等手段，以重建其對全球石油市場的主導權，并由此具備了對外轉嫁危機的能力。概而言之，中心國家依托對國際石油的控制權對外轉嫁危機，主要包括兩個互補過程：第一，利用美元霸權和金融創新工具主導石油定價權，提升某些外圍國家的進口石油價格，削弱其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促使其資本存量因市場萎縮而發生毀損。第二，利用政治和軍事手段控制世界石油主產區和運輸線，輔之以石油禁運等國際制裁措施，削減某些外圍國家的石油進口量，人為制造一場能源危機以銷毀其資本存量。

　　中心國家對石油定價權的主導力量，主要來自于其對石油期貨市場的控制權。2008年危機引發的持續性全球衰退本應促使國際石油價格在低位徘徊，但中心國家金融壟斷集團在石油期貨市場的操作導致國際油價并未顯著下降。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7月31日間WTI、BRENT、OPEC價格均值分別為88美元、88美元和84美元;而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間的對應均值分布為79美元、85美元和82美元。從上述數據幾乎看不到本次全球性衰退對石油價格的壓力。對于外圍國家的經濟復蘇而言，居高不下的國際石油價格所產生的壓力卻是實實在在的沉重負擔。而對于中心國家來說，國際石油價格居高不下所產生的收益甚至要大于其損失：一方面，石油期貨市場的活躍是推動中心國家金融業復蘇的重要支撐;另一方面，中心國家金融化后存留的制造業大多處于產業鏈高端，這些企業有能力對外轉嫁成本壓力。不僅如此，由于國際石油定價采取劃區原則，集中了新興經濟體的亞洲在購買石油時必須支付高額“溢價”成本。以沙特阿拉伯的中質原油出口價格為例，每桶原油亞洲比歐美基本要多支付1 美元，在個別年份甚至多達5 美元。[16]而在北美地區，危機后美國以經濟、政治手段操控 WTI 價格持續低于BRENT價格，這使得以該價格進口石油的美國企業成本全面下調，而外圍國家的成本優勢則因此相應減弱。[17]

　　除了主導全球石油價格體系外，中心國家還加強了對世界各地石油主產區和運輸線的控制，以此來加強其石油戰的功效。這在這方面，美國以強有力的行動展示了其控制國際石油數量的霸權。有學者指出，作為美國石油戰略的核心地區，中東和中亞里海地區一直是美國的戰略重點。美國先后發動了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通過推翻反美政權，扶植親美政權來實現自己的石油利益。[18]以伊拉克為例，據美國劍橋能源研究協會估計,國外大石油公司在2003-2010年間投入的勘探開發資金高達300多億美元，美英石油公司隨后將控制伊拉克大油田70%以上的權益。[19]通過控制世界各地的石油主產區和運輸線，美國不僅強化了其在中心國家集團中的領導權，而且有力抑制了外圍的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能源大國俄羅斯和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中國。

　　六、政治軍事攻勢是中心國家對外輸出危機的終極形式

　　如果金融戰和石油戰仍然無法大規模銷毀某些外圍國家的資本存量，那么，中心國家對外輸出危機的終極武器將會登場亮相，這就是政治和軍事攻勢：一方面，在外圍國家培植反對派勢力，催化政治敵對與分裂，引發其國內政局的動蕩;另一方面，運用國際政治制裁措施遏制某些外圍國家的國際經貿環境，甚至在必要時發動一場可控的局部戰爭。這些攻勢客觀上破壞了外圍國家社會總資本運動的基礎條件，由此引發其國內存量資本價值的嚴重毀損。

　　催生外圍國家的政治分裂與動蕩，一向是中心國家維護世界霸權的基本手段。本次危機暴露的全球性生產和資本過剩問題，使得世界體系的零和博弈特征一覽無遺地表露出來。在這種背景下，中心國家自然會選擇這個駕輕就熟的手段來對外輸出危機，以便在消除過剩資本和生產能力的同時強化其霸權地位。為了催化外圍國家的政治分裂和動蕩，中心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以培養那些認同現有世界體系和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反政府力量，并適時聲援、指導、甚至直接扶持這些反政府力量對現政權發動“和平”政變。從發生在獨聯體和中東北非地區的“顏色革命”看，中心國家所催化的政治分裂和動蕩日益呈現出以下新特征：第一，由中心國家主導的非政府組織日益成為催化外圍國家政治分裂與動蕩的排頭兵，這包括索羅斯基金會(SF)、國家民主基金(NED)及其下屬的國際共和研究所(IRI)、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NDI)、自由之家(FD)、歐亞基金會(EF)等非政府組織。以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爆發的“郁金香革命”為例，國際共和研究所負責人杰弗里私下承認：“要不是我們在吉爾吉斯斯坦所作的一切，阿卡耶夫應該不會下臺。”該組織榮獲美國“2005年自由年度獎”，布什總統在頒獎儀式上坦言，“國際共和研究所在存在的20年時間里，在一百多個國家的民主變革斗爭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這家非政府組織所發揮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變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靜了”。[20]第二，由中心國家主導的互聯網通訊手段已成為催化外圍國家政治分裂與動蕩的重要武器。互聯網是信息技術革命的產物，無論是在硬件設備還是軟件技術上，中心國家對互聯網都擁有絕對優勢的主導權，而大多數外圍國家則缺乏相應的管理手段和能力。基于這種不對稱性，互聯網日益成為中心國家引導外圍國家輿情的首選工具。通過互聯網，代表中心國家核心利益的制度模式和價值觀念被廣泛推廣，而外圍國家的政府行為則被負面放大甚至刻意歪曲，其政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被中心國家把持的Facebook、Twitter等網絡交互平臺已成為外圍國家反對派整合力量展開攻擊的第二戰場。在2009年摩爾多瓦和伊朗的政治動蕩中，這些網絡交互中心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美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公開承認，Twitter等社交媒體網絡是美國“極為重要的戰略資產”，能夠應付那些打壓國內媒體的專制國家，它們已經被奧巴馬政府視為“箭袋中的一支新箭”。[21]第三，維持外圍國家權力體系的碎片化狀態是中心國家的真實目標。有國外學者指出，西方勢力的插手是導致近年來外圍國家政局動蕩的重要因素，其目的是同化這些反對派團體并使之效忠于西方。在這種條件下，“民主化改革”不過是催化政局動蕩的宣傳口號。由于既有的政治體系和經濟系統并未隨之發生重大變革，因此，改變的實質不過是一批新精英取代了當權精英。[22]顯然，這種變革無法解決那些引發普通民眾不滿的經濟政治問題，這就為另一批精英發動新一輪政變提供了可能。在這種狀態下，國家權力長期處于碎片化狀態，已有的經濟政治問題不僅不會得到解決，反而可能因此進一步加劇激化。2004年橙色革命以來烏克蘭的政治經濟狀況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頻繁發生的政權更迭根本無助于國內問題的解決，累積的矛盾最終導致了克里米亞獨立及國家分裂危機。

　　除了在外圍國家制造政治分裂與動蕩外，中心國家還充分利用其國際政治和軍事優勢，通過國際經濟制裁甚至發動局部戰爭來破壞某些外圍國家和平發展的國際條件，以達到對外轉嫁危機的目的。冷戰結束后，很多國際制裁是以聯合國名義發起的多邊制裁，如聯合國對塞黑、利比亞、伊朗、朝鮮等國的制裁。但事實上，所有這些聯合國制裁都是由美歐中心國家發起主導的，多邊制裁的形式恰恰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冷戰后中心國家對世界體系控制力的增強。在國際制裁的各種形式中，經濟制裁是中心國家對外輸出危機最得力的手段。它通常包括以下內容：1、對被制裁國的國外資產實施管制措施;2、對被制裁國停止提供貸款，限制或停止外匯兌換;3、對被制裁國停止經濟援助及經濟合作，中止經貿協定和最惠國待遇，部分或全部禁止其對外貿易甚至封鎖貿易港口。由于國際經濟制裁的目的在于限制或切斷被制裁國的對外經貿交流通道，因此其實際效果與被制裁國經濟的自給自足能力呈反向關系。不僅如此，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崛起弱化了中心國家對國際經貿的控制權，成功的國際經濟制裁日益依賴于這些新興市場國家所采取的協同配合行動，這進一步限制了國際經濟制裁的范圍與效果。在這種條件下，國際經濟制裁的主要功能是輔助配合特定的金融戰和石油戰，或者加速特定外圍國家政局分裂和動蕩的進程，從而間接地促使外圍國家資本存量的銷毀。與國際經濟制裁相比，戰爭向來是大規模銷毀全球過剩資本存量的最直接手段。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新興市場國家是全球資本存量累積最快速的區域，這意味著以克服危機為目的的軍事戰爭極有可能指向這些國家。在這些國家中，中國不僅經濟總量最為龐大，而且其社會制度性質也不同于中心國家，這無疑大大增加了選擇中國作為軍事戰爭對象的可能性。從目前的情況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沒有改變，中心國家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的相對優勢在不斷下降，世界體系的多極化趨勢在不斷增強。在這種背景下，大規模軍事戰爭的結果很可能是兩敗俱傷，而低烈度的局部戰爭對于中心國家而言則是更如意的現實選擇。通過低烈度的局部戰爭，特定的外圍國家將無法維持其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既有位置，這無疑會嚴重影響該國的社會生產和資本積累。不僅如此，在局部戰爭的影響下，該國貨幣在世界金融市場的地位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下滑，該國的國際能源供給也將面臨困難，這就為發動相應的金融戰和石油戰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

　　【注釋】：

　　[1] Maria N. Ivanova，Marx，Minsky and the Great Recession，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3,03

　　[2] 原始數據來源于《美國總統經濟報告》(2013)附表79. [EB/OL]，http://www.gpo.gov/fdsys/search/pagedetails.action?granuleId=ERP-2013-appendixB&packageId=ERP-2013&fromBrowse=true

　　[3]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2/08/americas-jobless-recovery

　　[4] Jim Tankersley, Jobless Recoveries Are Here to Stay, Economists Say, but It’s a Mystery Why, September 19,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jobless-recoveries-are-here-to-stay-economists-say-but-its-a-mystery-why/2013/09/19/6034bcb4-20c7-11e3-966c-9c4293c47ebe_story.html

　　[5] Paul Krugman, We’re Halfway To A Lost Decade.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2/15/paul-krugman-lost-decade_n_2693827.html

　　[6] John Plender，Capitalism in crisis: the code that forms a bar to harmony，Financial Times，January 8，2012. http://www.ft.com/intl/cms/s/fb95b4fe-3863-11e1-9d07-00144feabdc0,Authorised=false.html?_i_location=http%3A%2F%2Fwww.ft.com%2Fcms%2Fs%2F0%2Ffb95b4fe-3863-11e1-9d07-00144feabdc0.html%3Fsiteedition%3Dintl&siteedition=intl&_i_referer=http%3A%2F%2Fwww.baidu.com%2Fs%3Fword%3DThe%2Bcode%2Bthat%2Bforms%2Ba%2Bbar%2Bto%2Bharmony%26tn%3Dsitehao123%26ie%3Dutf-8#axzz34IGeDU8N

　　[7] 勞倫斯·薩默斯，《資本主義哪里出了毛病?》，《金融時報》2012年1月12日

　　[8] 沈尤佳，“福利資本主義的命運與前途”，《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12

　　[9] 張宇：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歷史走向，《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05

　　[10]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2001

　　[11] John B.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A New New Deal under Obama? Monthly Review 2009, volume 60, issue 09. http://monthlyreview.org/2009/02/01/a-new-new-deal-under-obama

　　[12] 王生升，危機與戰爭：金融帝國主義的前景，《政治經濟學評論》2012，02

　　[13] 尤安山，“拉美債務危機：原因及對策”，《拉丁美洲研究》，1986，01;江時學，“拉美經委會論拉美債務危機”，《拉丁美洲研究》，1987，01

　　[14] 陶士貴，“東南亞金融動蕩的成因、危害及啟示”，《經濟學動態》，1997,10;晏智杰，“亞洲金融危機一瞥”，《經濟學家》1998,06;崔向陽，“<資本論>與東南亞金融危機”，《當代經濟研究》，1998,06;何國華，“金融自由化改革與東南亞金融危機”，《經濟學動態》1998,09

　　[15] 尼克松，《真正的戰爭》，新華出版社, 1980年版,第92頁

　　[16] 劉葉等，“現行國際原油定價機制下中東利益保障機制及其啟示”，《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3，01

　　[17] 劉悅，“國際原油價差中的政治因素”，《國際安全研究》，2013,04

　　[18] 倪世雄、潛旭明，霸權之基：美國的國際能源戰略，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2,08

　　[19] 張建新，“美國霸權與國際石油政治“，《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20] 楊玲，“美國民主掀起的‘顏色革命’及其警示”，《求索》，2009,05

　　[21] 遲延年，“警惕!網絡戰正成為一種低風險的顛覆手段”，《國防》，2009,11

　　[22] 大衛·雷恩文，“作為一種政治現象的‘顏色革命’”，《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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